第十七章 當心：可能含有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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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羅拉多州也是如此。
南部的肥胖率最高而西部最低。
目前有1/3（34%）的美國人肥胖。
這其中的原因一言難盡。
不過一些指标反映了某些趨勢。
2010年，各州抗生素使用情況也得以發布。
結果再次表明各州存在巨大差異，并且無法用患病率的差異和人口組成加以解釋。
奇怪的是，反映抗生素使用情況和肥胖率的顔色出現了重疊。
抗生素使用率最高的南部各州也是肥胖率最高的。
加州和俄勒岡州的抗生素使用率最低（平均比其他州少30%），肥胖率也相對較低。
我們知道此類一國的觀察性研究可能極易得出誤導性結論。
比如，你也可能描繪一幅美國地圖，表明肥胖和使用臉書或身體穿洞有關。
因此這兩項研究的發現還不足以作為證據。
抗生素與肥胖相關這一假說仍須驗證。
最先提供有力佐證的數據來自埃文地區父母和子女健康縱向調查（AvonLongitudianlStudyofParentandChildren）團隊，我經常與之合作。
研究人員随訪1.2萬名布裡斯托地區的兒童（從他們出生開始），收集了精确的檢驗結果和完整的病例記錄。
[386]這項研究表明，半歲内使用抗生素會使之後三年内兒童體脂和肥胖風險顯著增加——增加22%。
之後另一項研究表明抗生素的作用沒有如此顯著，其他藥物對體重沒有任何影響。
丹麥的一項出生隊列研究也印證了這一結果，表明半歲内抗生素的使用會影響7歲時的體重。
[387] 最近美國一項納入了6.4萬名兒童的大型研究公布了研究結果。
研究人員比較了不同種類抗生素和準确用藥時間的影響。
[388]賓夕法尼亞州有70%的兒童在2歲前使用過2個療程的抗生素。
他們發現在這個年齡段之前使用抗生素使幼童期肥胖的風險增加11%，而如果使用得更早的話，風險更大。
與之相對，針對特定細菌、抗菌譜較窄的抗生素對體重沒有明顯影響，而常見的感染同樣不影響體重。
這些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雖然能說明抗生素使用和體重有關，但不能作為決定性的證據，因為這種相關性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例如使用抗生素的孩子體質不同或者他們更容易變肥胖。
因此馬蒂·布萊澤和他的研究團隊更進一步，在小鼠身上開展動物試驗，驗證兩者的關系。
為了模拟3歲内幼兒使用抗生素的情況，他們将幼鼠分成兩組，并給其中一組連續5天注射抗生素，劑量與治療嬰兒喉炎或耳朵發炎相當。
接下來給兩組小鼠高脂飲食，喂養5個月後檢測相關指标，并與沒有接受過抗生素治療的小鼠比較。
[389]結果明白無誤：接受過抗生素治療的幼鼠，體重和體脂都顯著增加，而同時喂以高脂飲食的幼鼠增加最明顯。
除非特别幸運，過去六十年中出生的我們在小時候都曾接受過抗生素治療，或被高脂飲食包圍。
和這些小鼠一樣，我們也可能受到同樣的影響。
當我問那些來自全英的1萬對參與研究的雙胞胎，他們中有沒有人從未使用過抗生素，可以做我們的研究對象時，沒有一個人應答。
哪怕你小時候幸運地躲過了抗生素，也很可能無法逃開剖腹産。
校正了其他因素影響的一項荟萃分析表明，剖腹出生也沒有接受“陰道接種”的孩子，肥胖的風險增加20%，在我看來很有可能是由于微生物的改變引起的。
[390] 嗑藥的動物 大部分制售的抗生素都不是用來給人治病的。
歐洲有70%的抗生素用于畜牧業，而且相鄰國家的用量存在巨大差異。
美國有80%的抗生素用于養殖業。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2011年有1300千克，而1950年還隻有50千克。
[391]你可能會以為肯定是養殖的動物經常生病。
實際上另有原因。
戰後到60年代，科學家為了尋找讓動物生長更快的方法，做了大量試驗。
[392]在經曆了一次次失敗後，他們終于發現，往動物飼料中持續添加小劑量抗生素可以明顯促進生長，這樣動物就可以更快上市，肉也會更便宜——他們将其稱為“喂養效率”。
而且，越早添加這些“特殊”飼料，效果就越好。
随着抗生素越來越廉價，這種方法對養殖業來說很合算。
如果這在牛和豬身上取得了明顯效果，那人又怎麼會例外呢？ 美國的農場再也不是我們印象中農場的模樣。
現代化的美式農場以龐大的集中飼養模式（concentratedanimalfeedingoperation，CAFOs）而聞名，每個飼養中心可以容納50萬隻雞或豬，或者多達5萬頭牛。
這些牛被快速喂養長大，從小牛犢到出欄隻需大約14個月，出欄時平均重545千克。
[393]工人很快就不再用幹草和青草這些牛原本的食物來喂養牛犢，而改用大規模種植出來的玉米并添加低劑量抗生素來飼養，讓它們習慣以玉米為食。
這些有政府補貼的玉米價格便宜，來源充足，種植面積相當于整個英國，整個生長期間還噴灑大量殺蟲劑。
因為被人為改變飲食，畜欄過于擁擠，空氣不流通，這些牛很容易爆發大規模的感染，因此抗生素又派上了用場，這實在是很諷刺。
隻有少數幾種抗生素禁止用于大規模的工業化養殖業中。
面對利潤頗豐的市場，美國農業部無意對其施加嚴格的監管。
1998年，在意識到抗生素可能進入人類食物鍊并導緻耐藥性産生後，更有環保意識的歐盟禁止往飼料中添加對人類來說相當重要的幾種抗生素。
2006年他們全面禁止使用包括抗生素在内的任何以促進生長為目的的藥物。
照此說來，歐盟市場上的肉應該是不含抗生素的。
遺憾的是情況并非如此：正如荷蘭的醜聞事件所反映的，非法添加抗生素的情況依然猖獗。
[394]在牲畜出現感染的時候，歐盟的養殖戶仍然可以合法使用抗生素，他們也常常這樣做，并且使用劑量極高。
盡管歐盟試圖規範藥物的使用，但實際收效不大。
如果牛群中有牛出現感染，給500頭牛同時使用抗生素比隔離觀察一頭牛更經濟。
食物鍊及周圍環境中存在的大量抗生素使細菌的耐藥性增加，人們不得不将更強效的抗生素用在動物身上，随後也同樣用于人。
而歐盟之外的養殖戶連如此松散的規定都無法遵守。
歐盟每年從其他國家進口大量肉類，消費者無從得知加工食品中肉的來源，也無法确認它是不是來源于包裝上所标識的産地，就像歐盟的馬肉千層面醜聞所揭露的一樣。
我們食用的魚有1/3是集中養殖的，無論是來自挪威還是智利的三文魚；還有泰國或越南的大虎蝦，養在被砍伐的紅樹林的沼澤中，數以十億計。
魚類養殖所使用的抗生素不斷增多，而主要的供應商無法置于歐盟或美國的監管之下。
魚類養殖的條件越糟糕，投放的抗生素就越
南部的肥胖率最高而西部最低。
目前有1/3（34%）的美國人肥胖。
這其中的原因一言難盡。
不過一些指标反映了某些趨勢。
2010年，各州抗生素使用情況也得以發布。
結果再次表明各州存在巨大差異，并且無法用患病率的差異和人口組成加以解釋。
奇怪的是，反映抗生素使用情況和肥胖率的顔色出現了重疊。
抗生素使用率最高的南部各州也是肥胖率最高的。
加州和俄勒岡州的抗生素使用率最低（平均比其他州少30%），肥胖率也相對較低。
我們知道此類一國的觀察性研究可能極易得出誤導性結論。
比如，你也可能描繪一幅美國地圖，表明肥胖和使用臉書或身體穿洞有關。
因此這兩項研究的發現還不足以作為證據。
抗生素與肥胖相關這一假說仍須驗證。
最先提供有力佐證的數據來自埃文地區父母和子女健康縱向調查（AvonLongitudianlStudyofParentandChildren）團隊，我經常與之合作。
研究人員随訪1.2萬名布裡斯托地區的兒童（從他們出生開始），收集了精确的檢驗結果和完整的病例記錄。
[386]這項研究表明，半歲内使用抗生素會使之後三年内兒童體脂和肥胖風險顯著增加——增加22%。
之後另一項研究表明抗生素的作用沒有如此顯著，其他藥物對體重沒有任何影響。
丹麥的一項出生隊列研究也印證了這一結果，表明半歲内抗生素的使用會影響7歲時的體重。
[387] 最近美國一項納入了6.4萬名兒童的大型研究公布了研究結果。
研究人員比較了不同種類抗生素和準确用藥時間的影響。
[388]賓夕法尼亞州有70%的兒童在2歲前使用過2個療程的抗生素。
他們發現在這個年齡段之前使用抗生素使幼童期肥胖的風險增加11%，而如果使用得更早的話，風險更大。
與之相對，針對特定細菌、抗菌譜較窄的抗生素對體重沒有明顯影響，而常見的感染同樣不影響體重。
這些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雖然能說明抗生素使用和體重有關，但不能作為決定性的證據，因為這種相關性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例如使用抗生素的孩子體質不同或者他們更容易變肥胖。
因此馬蒂·布萊澤和他的研究團隊更進一步，在小鼠身上開展動物試驗，驗證兩者的關系。
為了模拟3歲内幼兒使用抗生素的情況，他們将幼鼠分成兩組，并給其中一組連續5天注射抗生素，劑量與治療嬰兒喉炎或耳朵發炎相當。
接下來給兩組小鼠高脂飲食，喂養5個月後檢測相關指标，并與沒有接受過抗生素治療的小鼠比較。
[389]結果明白無誤：接受過抗生素治療的幼鼠，體重和體脂都顯著增加，而同時喂以高脂飲食的幼鼠增加最明顯。
除非特别幸運，過去六十年中出生的我們在小時候都曾接受過抗生素治療，或被高脂飲食包圍。
和這些小鼠一樣，我們也可能受到同樣的影響。
當我問那些來自全英的1萬對參與研究的雙胞胎，他們中有沒有人從未使用過抗生素，可以做我們的研究對象時，沒有一個人應答。
哪怕你小時候幸運地躲過了抗生素，也很可能無法逃開剖腹産。
校正了其他因素影響的一項荟萃分析表明，剖腹出生也沒有接受“陰道接種”的孩子，肥胖的風險增加20%，在我看來很有可能是由于微生物的改變引起的。
[390] 嗑藥的動物 大部分制售的抗生素都不是用來給人治病的。
歐洲有70%的抗生素用于畜牧業，而且相鄰國家的用量存在巨大差異。
美國有80%的抗生素用于養殖業。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2011年有1300千克，而1950年還隻有50千克。
[391]你可能會以為肯定是養殖的動物經常生病。
實際上另有原因。
戰後到60年代，科學家為了尋找讓動物生長更快的方法，做了大量試驗。
[392]在經曆了一次次失敗後，他們終于發現，往動物飼料中持續添加小劑量抗生素可以明顯促進生長，這樣動物就可以更快上市，肉也會更便宜——他們将其稱為“喂養效率”。
而且，越早添加這些“特殊”飼料，效果就越好。
随着抗生素越來越廉價，這種方法對養殖業來說很合算。
如果這在牛和豬身上取得了明顯效果，那人又怎麼會例外呢？ 美國的農場再也不是我們印象中農場的模樣。
現代化的美式農場以龐大的集中飼養模式（concentratedanimalfeedingoperation，CAFOs）而聞名，每個飼養中心可以容納50萬隻雞或豬，或者多達5萬頭牛。
這些牛被快速喂養長大，從小牛犢到出欄隻需大約14個月，出欄時平均重545千克。
[393]工人很快就不再用幹草和青草這些牛原本的食物來喂養牛犢，而改用大規模種植出來的玉米并添加低劑量抗生素來飼養，讓它們習慣以玉米為食。
這些有政府補貼的玉米價格便宜，來源充足，種植面積相當于整個英國，整個生長期間還噴灑大量殺蟲劑。
因為被人為改變飲食，畜欄過于擁擠，空氣不流通，這些牛很容易爆發大規模的感染，因此抗生素又派上了用場，這實在是很諷刺。
隻有少數幾種抗生素禁止用于大規模的工業化養殖業中。
面對利潤頗豐的市場，美國農業部無意對其施加嚴格的監管。
1998年，在意識到抗生素可能進入人類食物鍊并導緻耐藥性産生後，更有環保意識的歐盟禁止往飼料中添加對人類來說相當重要的幾種抗生素。
2006年他們全面禁止使用包括抗生素在内的任何以促進生長為目的的藥物。
照此說來，歐盟市場上的肉應該是不含抗生素的。
遺憾的是情況并非如此：正如荷蘭的醜聞事件所反映的，非法添加抗生素的情況依然猖獗。
[394]在牲畜出現感染的時候，歐盟的養殖戶仍然可以合法使用抗生素，他們也常常這樣做，并且使用劑量極高。
盡管歐盟試圖規範藥物的使用，但實際收效不大。
如果牛群中有牛出現感染，給500頭牛同時使用抗生素比隔離觀察一頭牛更經濟。
食物鍊及周圍環境中存在的大量抗生素使細菌的耐藥性增加，人們不得不将更強效的抗生素用在動物身上，随後也同樣用于人。
而歐盟之外的養殖戶連如此松散的規定都無法遵守。
歐盟每年從其他國家進口大量肉類，消費者無從得知加工食品中肉的來源，也無法确認它是不是來源于包裝上所标識的産地，就像歐盟的馬肉千層面醜聞所揭露的一樣。
我們食用的魚有1/3是集中養殖的，無論是來自挪威還是智利的三文魚；還有泰國或越南的大虎蝦，養在被砍伐的紅樹林的沼澤中，數以十億計。
魚類養殖所使用的抗生素不斷增多，而主要的供應商無法置于歐盟或美國的監管之下。
魚類養殖的條件越糟糕，投放的抗生素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