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當心：可能含有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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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大，醫生和家人都想不出原因。
和所有新生兒一樣，剛出生時，這對雙胞胎腸道裡沒有任何微生物。
在被來自母親和周圍環境的微生物定植的過程中，腸道内逐漸形成微生物群落，同卵雙胞胎與異卵雙胞胎或單獨的個體相比，微生物菌落組成更相似，但并非完全相同。
不過剖腹産出生的雙胞胎和順産的相比，腸道菌落組成的差異更大——因為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
比如出生後受到何種對待可能有巨大的影響。
回到胡安和馬可的例子。
剖腹産的過程是無菌的。
但雙胞胎被取出後，分别交給了不同的護士。
表面上看起來，護士也是無菌的，但其實盡管經過了嚴格的洗手消毒并且穿了無菌手術服，護士身上仍充滿微生物，這些微生物通過她們的頭發、皮膚和口唇四處播散。
在給嬰兒稱重、作标記和穿衣服的過程中，護士将這些全新且多樣的微生物帶到了雙胞胎體内。
這些進入雙胞胎口中和腸道的“外來”微生物和從母體内獲得的微生物可不相同，後者才是演化過程意料之中的。
因此在他們重回母親的懷抱前，這些雙胞胎就帶上了獨特的微生物印記，這不僅會影響他們對食物的耐受情況，也會決定他們的一生。
在順産過程中，首先定植于嬰兒腸道的是來自母親産道包括陰道、尿道和腸道的微生物，随後是皮膚表面的微生物。
對嬰兒形成獨特而複雜的腸道環境來說，頭三年至關重要，而這些微生物則為這頭三年提供了良好的開端。
這些微生物群落對于人體發育特别是對免疫系統功能來說非常關鍵，而免疫系統恰是需要實際操練來完善的。
陰道微生物在懷孕期間會發生巨大變化，為生産做準備，一旦組成改變，有可能引起早産。
而剖腹産的嬰兒在未接觸到這些細菌前就被從母親體内取出了。
研究表明出生後24小時，剖腹産和順産的嬰兒，腸道微生物就表現出很大差異。
最明顯的是剖腹産嬰兒腸道内沒有來自母親陰道的有益菌乳酸杆菌，取而代之的是葡萄球菌和棒狀杆菌（corynebacteria）等來自皮膚表面的細菌。
[379]這些細菌并不都來自母親，剖腹産嬰兒體内的細菌來自手術室裡的醫生護士，如果準爸爸沒有吓昏過去的話，也有一部分來自他。
因此在出生後幾個小時，剖腹産嬰兒體内關鍵細菌的種類發生了變化，這一改變會持續至少三年，甚至終身。
即使在開始母乳喂養後，乳酸菌和雙歧杆菌等益生菌也更不容易在剖腹産嬰兒腸道内定植。
[380] 剖腹産嬰兒更容易患過敏症 同樣重要的是，腸道微生物紊亂的剖腹産嬰兒，免疫系統也受影響，他們更容易患腸道病和過敏症，特别是對食物過敏。
[381]幾乎所有的流行病學研究（觀察性研究，而不是臨床試驗）都表明剖腹産嬰兒食物過敏和哮喘的發病率會升高20%。
[382]母親本身患有過敏症的話，嬰兒的風險更高——可能會高達7倍。
研究人員在常規和急診剖腹産的嬰兒身上都發現了同樣的高風險，這減少了其他因素可能引起的偏倚，也使研究結果更為可信。
剖腹産這項了不起的技術——不通過自然方式生産——将1/3嬰兒帶到人間，它與自然的偉力相沖突，而在此之前人們并沒有意識到自然生産的重要意義。
廢除剖腹生産術是不現實的，除此之外有沒有其他可行的辦法？ 美國腸道項目的發起人羅伯·奈特曾經開展了一項觀察剖腹産影響的研究，他給當時正懷孕的妻子提了一個聽起來很奇怪的建議。
如果她隻得接受剖腹産的話，能不能想辦法使得生産過程更接近自然狀态？妻子同意了，在分娩時因為難産她必須接受剖腹。
在麻醉之前，羅伯将一大片衛生棉塞入她體内并擦拭肛門周圍。
當醫生把健康的女嬰從母親體内取出後，他立即用這片衛生棉擦拭嬰兒的面部、口唇和眼睛，并持續了幾秒鐘，盡可能模拟順産的過程。
三年過去了，她女兒一切都好，腸道菌群看起來很健康。
盡管她媽媽有家族過敏史，而女兒長這麼大還沒有對任何東西過敏，也隻因為葡萄球菌喉炎用過一次抗生素。
我聽說一些北歐醫院已經開始私下采用這種方法。
羅伯和瑪麗亞·多明格斯—貝洛（MariaDominguez-Bello）在波多黎各接受擇期剖腹産的産婦中開展了一項“陰道接種”試驗，長期跟蹤随訪這些嬰兒，觀察通過這種方法能否讓嬰兒腸道菌群狀态恢複“正常”并減少過敏的發生。
自然通過精妙的設計，不僅是基因，還有母親的微生物，将營養物質和免疫信号從母親轉移給嬰兒，而母親體内的微生物又受孕期飲食的精細調節。
過去兩代人過敏症發病率顯著升高，可以歸因于嬰兒體内微生物多樣性的降低。
微生物的變化影響了免疫系統的發展，具體機制還不為人知。
嬰兒出生後，很有可能會在3歲内接受抗生素治療：大部分國家的數據顯示孩子在3歲前往往接受過1到3個療程的抗生素治療。
這種情況下，兒童體内正在形成的微生物菌落的微妙平衡會被打破，并且可能永遠無法恢複。
歐美最常見的8種由處方藥引起的副作用當中，5種與抗生素使用有關。
在美國，一名普通兒童成年前會接受17個療程的抗生素治療，和英國的情況一樣，大部分治療都是不必要的，還有一些孩子用得更多。
這不僅會降低他們的免疫力，還會帶來其他副作用。
發展中國家的兒科醫生長期以來就發現慢性感染會阻礙兒童的生長發育，這也能解釋貧窮和身材矮小之間的關聯。
最近，對10項研究長期使用抗生素影響的臨床試驗的綜述表明，使用抗生素後，身高有所增加，每年增加5毫米，但是其對體重的影響更顯著。
[383]對這些非洲和南美兒童來說，抗生素整體上促進了他們的健康，減少了營養不良，消滅了體内的有害細菌，但對西方國家兒童來說卻并非如此。
抗生素和肥胖 馬蒂·布萊澤（MartyBlaser）是生活在紐約的一名微生物學家，他是最早意識到抗生素的潛在長期危害和不計後果消滅一切微生物這一治療思路存在偏差的人之一。
2009年我在紐約長島的一個遺傳學會議上首次聽到他的講座，并真切地感受到存在這樣的危險。
關于抗生素的危害他專門寫了一本書。
[384] 和我們許多人一樣，他也研讀了過去21年美國各州肥胖發生率變化的政府調查報告。
結果以彩色地圖的形式直觀展現，随着時間推移而變化，看起來觸目驚心。
[385]地圖上的顔色由1985年的淺藍（肥胖率不到10%）到深藍、棕色直到鮮紅（肥胖率超過25%）——就像描繪了一幅疫病蔓延的景象。
1989年所有州的肥胖率都在14%以下，到2010年每個州的肥胖率都超過了20%——即使是肥胖率最低
和所有新生兒一樣，剛出生時，這對雙胞胎腸道裡沒有任何微生物。
在被來自母親和周圍環境的微生物定植的過程中，腸道内逐漸形成微生物群落，同卵雙胞胎與異卵雙胞胎或單獨的個體相比，微生物菌落組成更相似，但并非完全相同。
不過剖腹産出生的雙胞胎和順産的相比，腸道菌落組成的差異更大——因為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
比如出生後受到何種對待可能有巨大的影響。
回到胡安和馬可的例子。
剖腹産的過程是無菌的。
但雙胞胎被取出後，分别交給了不同的護士。
表面上看起來，護士也是無菌的，但其實盡管經過了嚴格的洗手消毒并且穿了無菌手術服，護士身上仍充滿微生物，這些微生物通過她們的頭發、皮膚和口唇四處播散。
在給嬰兒稱重、作标記和穿衣服的過程中，護士将這些全新且多樣的微生物帶到了雙胞胎體内。
這些進入雙胞胎口中和腸道的“外來”微生物和從母體内獲得的微生物可不相同，後者才是演化過程意料之中的。
因此在他們重回母親的懷抱前，這些雙胞胎就帶上了獨特的微生物印記，這不僅會影響他們對食物的耐受情況，也會決定他們的一生。
在順産過程中，首先定植于嬰兒腸道的是來自母親産道包括陰道、尿道和腸道的微生物，随後是皮膚表面的微生物。
對嬰兒形成獨特而複雜的腸道環境來說，頭三年至關重要，而這些微生物則為這頭三年提供了良好的開端。
這些微生物群落對于人體發育特别是對免疫系統功能來說非常關鍵，而免疫系統恰是需要實際操練來完善的。
陰道微生物在懷孕期間會發生巨大變化，為生産做準備，一旦組成改變，有可能引起早産。
而剖腹産的嬰兒在未接觸到這些細菌前就被從母親體内取出了。
研究表明出生後24小時，剖腹産和順産的嬰兒，腸道微生物就表現出很大差異。
最明顯的是剖腹産嬰兒腸道内沒有來自母親陰道的有益菌乳酸杆菌，取而代之的是葡萄球菌和棒狀杆菌（corynebacteria）等來自皮膚表面的細菌。
[379]這些細菌并不都來自母親，剖腹産嬰兒體内的細菌來自手術室裡的醫生護士，如果準爸爸沒有吓昏過去的話，也有一部分來自他。
因此在出生後幾個小時，剖腹産嬰兒體内關鍵細菌的種類發生了變化，這一改變會持續至少三年，甚至終身。
即使在開始母乳喂養後，乳酸菌和雙歧杆菌等益生菌也更不容易在剖腹産嬰兒腸道内定植。
[380] 剖腹産嬰兒更容易患過敏症 同樣重要的是，腸道微生物紊亂的剖腹産嬰兒，免疫系統也受影響，他們更容易患腸道病和過敏症，特别是對食物過敏。
[381]幾乎所有的流行病學研究（觀察性研究，而不是臨床試驗）都表明剖腹産嬰兒食物過敏和哮喘的發病率會升高20%。
[382]母親本身患有過敏症的話，嬰兒的風險更高——可能會高達7倍。
研究人員在常規和急診剖腹産的嬰兒身上都發現了同樣的高風險，這減少了其他因素可能引起的偏倚，也使研究結果更為可信。
剖腹産這項了不起的技術——不通過自然方式生産——将1/3嬰兒帶到人間，它與自然的偉力相沖突，而在此之前人們并沒有意識到自然生産的重要意義。
廢除剖腹生産術是不現實的，除此之外有沒有其他可行的辦法？ 美國腸道項目的發起人羅伯·奈特曾經開展了一項觀察剖腹産影響的研究，他給當時正懷孕的妻子提了一個聽起來很奇怪的建議。
如果她隻得接受剖腹産的話，能不能想辦法使得生産過程更接近自然狀态？妻子同意了，在分娩時因為難産她必須接受剖腹。
在麻醉之前，羅伯将一大片衛生棉塞入她體内并擦拭肛門周圍。
當醫生把健康的女嬰從母親體内取出後，他立即用這片衛生棉擦拭嬰兒的面部、口唇和眼睛，并持續了幾秒鐘，盡可能模拟順産的過程。
三年過去了，她女兒一切都好，腸道菌群看起來很健康。
盡管她媽媽有家族過敏史，而女兒長這麼大還沒有對任何東西過敏，也隻因為葡萄球菌喉炎用過一次抗生素。
我聽說一些北歐醫院已經開始私下采用這種方法。
羅伯和瑪麗亞·多明格斯—貝洛（MariaDominguez-Bello）在波多黎各接受擇期剖腹産的産婦中開展了一項“陰道接種”試驗，長期跟蹤随訪這些嬰兒，觀察通過這種方法能否讓嬰兒腸道菌群狀态恢複“正常”并減少過敏的發生。
自然通過精妙的設計，不僅是基因，還有母親的微生物，将營養物質和免疫信号從母親轉移給嬰兒，而母親體内的微生物又受孕期飲食的精細調節。
過去兩代人過敏症發病率顯著升高，可以歸因于嬰兒體内微生物多樣性的降低。
微生物的變化影響了免疫系統的發展，具體機制還不為人知。
嬰兒出生後，很有可能會在3歲内接受抗生素治療：大部分國家的數據顯示孩子在3歲前往往接受過1到3個療程的抗生素治療。
這種情況下，兒童體内正在形成的微生物菌落的微妙平衡會被打破，并且可能永遠無法恢複。
歐美最常見的8種由處方藥引起的副作用當中，5種與抗生素使用有關。
在美國，一名普通兒童成年前會接受17個療程的抗生素治療，和英國的情況一樣，大部分治療都是不必要的，還有一些孩子用得更多。
這不僅會降低他們的免疫力，還會帶來其他副作用。
發展中國家的兒科醫生長期以來就發現慢性感染會阻礙兒童的生長發育，這也能解釋貧窮和身材矮小之間的關聯。
最近，對10項研究長期使用抗生素影響的臨床試驗的綜述表明，使用抗生素後，身高有所增加，每年增加5毫米，但是其對體重的影響更顯著。
[383]對這些非洲和南美兒童來說，抗生素整體上促進了他們的健康，減少了營養不良，消滅了體内的有害細菌，但對西方國家兒童來說卻并非如此。
抗生素和肥胖 馬蒂·布萊澤（MartyBlaser）是生活在紐約的一名微生物學家，他是最早意識到抗生素的潛在長期危害和不計後果消滅一切微生物這一治療思路存在偏差的人之一。
2009年我在紐約長島的一個遺傳學會議上首次聽到他的講座，并真切地感受到存在這樣的危險。
關于抗生素的危害他專門寫了一本書。
[384] 和我們許多人一樣，他也研讀了過去21年美國各州肥胖發生率變化的政府調查報告。
結果以彩色地圖的形式直觀展現，随着時間推移而變化，看起來觸目驚心。
[385]地圖上的顔色由1985年的淺藍（肥胖率不到10%）到深藍、棕色直到鮮紅（肥胖率超過25%）——就像描繪了一幅疫病蔓延的景象。
1989年所有州的肥胖率都在14%以下，到2010年每個州的肥胖率都超過了20%——即使是肥胖率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