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當心：可能含有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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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抗生素——複方新諾明（Bactrim）糖漿（兩種抗生素的混合制劑），并讓他按方案連續治療10天。
服藥後阿倫的腿很快開始好轉，可是他出現了嚴重的腹瀉。
媽媽沒太擔心，她知道這是抗生素的一種常見副作用。
可腹瀉很嚴重，一直持續，接下來她發現大便中帶血。
她帶阿倫去醫院，進行了大便化驗後，被告知檢查結果表明難辨梭狀芽孢杆菌（C.diff）陽性，阿倫得了僞膜性腸炎（pseudo-membranouscolitis）。
這是一種嚴重的結腸炎。
醫生又給他開了另一種抗生素甲硝唑——治療由難辨梭狀芽孢杆菌引起的僞膜性腸炎的一線藥物。
開始治療後頭幾天，他的腸炎很快好轉了。
可療程的最後一天，腹瀉又出現了。
醫生又開了同樣的藥，而同樣的情況又一次出現。
“醫生建議我們去看一位兒童消化科專家，”阿倫的母親說，“可是要等漫長的一星期才能排上号。
我整個人都吓壞了，趕緊給醫生打電話。
阿倫的情況那麼糟糕，我無法想象要等那麼長的時間。
他的體重快速下降，整個人看起來病恹恹的。
在為了弄清楚他的病情查詢資料的過程中，我了解到有一種罕見的嚴重并發症會導緻結腸破裂，而且往往緻命。
醫生說他也無計可施，并且建議我要是實在太擔心就帶阿倫去兒童醫院住院。
我擔心得幾乎發狂，整整兩夜沒睡。
後來，他奇迹般地開始好轉——我永遠無法知道是什麼原因——但他也可能就那樣死去。
人們應該要了解抗生素會造成這些嚴重的副作用。
” 有一些孩子就沒有這樣幸運了。
罹患這種腸炎的兒童中有半數喪失生命，因為抗生素造成的破壞太嚴重，免疫系統和腸道屏障都徹底失去了功能。
這種情況常見于抗生素的使用使結腸微生物的數量大大減少的情況中：微生物多樣性降低，保護性細菌的作用減弱，一種緻病性的難辨梭狀芽孢杆菌大量繁殖，在腸道占據了主導地位。
這是一種可怕但罕見的副作用，發生率約為十萬分之一。
用奶粉喂養的嬰兒患病風險較高，因為他們缺少從富含益生元的母乳中獲取的多種多樣且有益健康的細菌例如雙歧杆菌。
這些細菌能增加他們抗感染的能力，而且能減少過敏的發生。
[374] 我們每年應用幾百萬例抗生素，這些廣譜抗生素在殺滅緻病菌的同時也給其他細菌帶去了滅頂之災，随之而來，難辨梭狀芽孢杆菌感染以及抗生素的耐藥越來越多。
這警示了我們抗生素濫用、毫無必要的應用，有着可怕而隐蔽性的後果。
無菌分娩可能帶來的問題 3歲以前是形成能維護健康的核心菌群的關鍵時期。
遺憾的是，人們絲毫不考慮對微生物的影響，在圍産期大量使用藥物。
給輕微尿路感染的孕母開抗生素的情況很普遍，而過去三十年來，給剖腹産前的産婦靜脈滴注強效廣譜抗生素頭孢菌素，預防發病率為1%～3%的産後感染更成為了常規。
這種藥物可以透過胎盤影響胎兒，并且進入乳汁中，可能還有其他更嚴重的副作用。
[375] 我支持在某些情況下施行剖腹産。
我母親懷孕後期出現了胎盤供血不足，緊急剖腹産挽救了我的生命。
當時的我是一個孕30周的早産兒，體重4磅，是個小不點，要是我早出生幾年，可能沒有存活的希望。
25年後，我在科爾切斯特附近的一家小型醫院為胎兒接生，驚奇地發現我正是給幾十年前在淩晨3點從家中趕到醫院為我接生的醫生做助手，我以這樣一種奇特的方式表達了我對他的感激之情。
我曾經在我的出生證明上看到過他的名字——奇怪的是，他好像沒有認出我來。
能挽救生命的緊急剖腹産是必要的，可選擇性的剖腹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歐洲不同國家的剖腹産率差異很大。
2010年意大利毫無意外地以38%的剖腹産率高居榜首，而希臘等國家剖腹産率更有可能超過50%。
自2000年以來，各個國家的剖腹産出生率都增加了，從北歐到南歐剖腹産率大緻呈梯度上升，英國以23%的剖腹産率居中。
歐洲剖腹産率最低的——同時可能也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些國家的情況幾乎沒變——是一些“貧瘠”的國家，其中荷蘭剖腹産率隻有14%，緊随其後的是北歐國家。
這一數字可能代表着較合理的剖腹産率，其他國家可以此為參照。
1968年美國剖腹産出生率隻有4%，現在接近1/3，每年有130萬台剖腹産手術。
[376]不同地區間這一數據可相差10倍，從一些小鎮的7%，到紐約的50%，再到波多黎各的60%。
[377]那些妊娠風險最低和無力承擔手術費用的較貧窮國家，例如巴西（45%）和墨西哥（37%），剖腹産開展得反而最多。
執行獨生子女政策的中國也受到這一風潮的影響。
在中國剖腹産成了主要的分娩方式。
[378]外觀、經濟和文化原因可能都與這些地區差異有關，但最重要的可能還是醫生的選擇，有了剖腹産手術，醫生再也不用淩晨2點醒來，還有時間精進自己的高爾夫球技術。
雙倍麻煩 30歲的瑪麗亞是一個孩子的媽媽，她正期待着一對雙胞胎的出生。
她在醫院工作，所以對整個流程很清楚。
醫生們讨論決定她應該在懷孕37周時接受剖腹産手術。
預定的日子終于到了。
之前她禁食了幾天，服用了一些灌腸劑來排空腸道。
手術室裡擠滿了工作人員，她的丈夫身穿手術服，戴着口罩，緊張不安地站在她身邊。
另一端，一道布簾将醫生團隊與他們隔開。
醫生對她施行了輕度麻醉和硬膜外阻滞麻醉（epiduralinjection）。
當醫生告訴她生下了兩個健康的男嬰時她終于放下心來，在孩子被抱走之前匆匆看了孩子一眼。
30分鐘後縫合完畢，她才第一次将兩個小小的包裹抱在懷裡。
他們比正常嬰兒輕，但沒有任何危險——體重都在2千克以上。
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從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開始母乳喂養後，兩個嬰兒都慢慢地增加了體重。
一個星期後，情況發生了變化。
胡安體重長得沒有馬可多，也更愛哭。
2個月後，被母乳喂養所累的瑪麗亞決定添加奶粉，兩個孩子都接受了奶粉。
不過胡安長得還是慢一些，夜裡更不愛睡，會一陣陣哭鬧（colic）。
2歲的時候，馬可是一個胖乎乎的快活小男孩兒，胡安則瘦小一些，心事重重的模樣。
瑪麗亞帶胡安去看醫生，醫生讓她不用擔心。
後來醫生建議給馬可喝豆奶，懷疑他可能有乳糖不耐受。
改喝豆奶後，他的體重起初有所增加，随後就出現了一些奇怪的過敏症狀。
他們倆的個頭差得越來越明顯。
瑪麗亞帶他們去做了DNA測試。
測試結果表明他們的确是同卵雙胞胎。
他們的遺傳物質完全相同，以同樣的方式撫養長大，為什麼體重差異那
服藥後阿倫的腿很快開始好轉，可是他出現了嚴重的腹瀉。
媽媽沒太擔心，她知道這是抗生素的一種常見副作用。
可腹瀉很嚴重，一直持續，接下來她發現大便中帶血。
她帶阿倫去醫院，進行了大便化驗後，被告知檢查結果表明難辨梭狀芽孢杆菌（C.diff）陽性，阿倫得了僞膜性腸炎（pseudo-membranouscolitis）。
這是一種嚴重的結腸炎。
醫生又給他開了另一種抗生素甲硝唑——治療由難辨梭狀芽孢杆菌引起的僞膜性腸炎的一線藥物。
開始治療後頭幾天，他的腸炎很快好轉了。
可療程的最後一天，腹瀉又出現了。
醫生又開了同樣的藥，而同樣的情況又一次出現。
“醫生建議我們去看一位兒童消化科專家，”阿倫的母親說，“可是要等漫長的一星期才能排上号。
我整個人都吓壞了，趕緊給醫生打電話。
阿倫的情況那麼糟糕，我無法想象要等那麼長的時間。
他的體重快速下降，整個人看起來病恹恹的。
在為了弄清楚他的病情查詢資料的過程中，我了解到有一種罕見的嚴重并發症會導緻結腸破裂，而且往往緻命。
醫生說他也無計可施，并且建議我要是實在太擔心就帶阿倫去兒童醫院住院。
我擔心得幾乎發狂，整整兩夜沒睡。
後來，他奇迹般地開始好轉——我永遠無法知道是什麼原因——但他也可能就那樣死去。
人們應該要了解抗生素會造成這些嚴重的副作用。
” 有一些孩子就沒有這樣幸運了。
罹患這種腸炎的兒童中有半數喪失生命，因為抗生素造成的破壞太嚴重，免疫系統和腸道屏障都徹底失去了功能。
這種情況常見于抗生素的使用使結腸微生物的數量大大減少的情況中：微生物多樣性降低，保護性細菌的作用減弱，一種緻病性的難辨梭狀芽孢杆菌大量繁殖，在腸道占據了主導地位。
這是一種可怕但罕見的副作用，發生率約為十萬分之一。
用奶粉喂養的嬰兒患病風險較高，因為他們缺少從富含益生元的母乳中獲取的多種多樣且有益健康的細菌例如雙歧杆菌。
這些細菌能增加他們抗感染的能力，而且能減少過敏的發生。
[374] 我們每年應用幾百萬例抗生素，這些廣譜抗生素在殺滅緻病菌的同時也給其他細菌帶去了滅頂之災，随之而來，難辨梭狀芽孢杆菌感染以及抗生素的耐藥越來越多。
這警示了我們抗生素濫用、毫無必要的應用，有着可怕而隐蔽性的後果。
無菌分娩可能帶來的問題 3歲以前是形成能維護健康的核心菌群的關鍵時期。
遺憾的是，人們絲毫不考慮對微生物的影響，在圍産期大量使用藥物。
給輕微尿路感染的孕母開抗生素的情況很普遍，而過去三十年來，給剖腹産前的産婦靜脈滴注強效廣譜抗生素頭孢菌素，預防發病率為1%～3%的産後感染更成為了常規。
這種藥物可以透過胎盤影響胎兒，并且進入乳汁中，可能還有其他更嚴重的副作用。
[375] 我支持在某些情況下施行剖腹産。
我母親懷孕後期出現了胎盤供血不足，緊急剖腹産挽救了我的生命。
當時的我是一個孕30周的早産兒，體重4磅，是個小不點，要是我早出生幾年，可能沒有存活的希望。
25年後，我在科爾切斯特附近的一家小型醫院為胎兒接生，驚奇地發現我正是給幾十年前在淩晨3點從家中趕到醫院為我接生的醫生做助手，我以這樣一種奇特的方式表達了我對他的感激之情。
我曾經在我的出生證明上看到過他的名字——奇怪的是，他好像沒有認出我來。
能挽救生命的緊急剖腹産是必要的，可選擇性的剖腹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歐洲不同國家的剖腹産率差異很大。
2010年意大利毫無意外地以38%的剖腹産率高居榜首，而希臘等國家剖腹産率更有可能超過50%。
自2000年以來，各個國家的剖腹産出生率都增加了，從北歐到南歐剖腹産率大緻呈梯度上升，英國以23%的剖腹産率居中。
歐洲剖腹産率最低的——同時可能也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些國家的情況幾乎沒變——是一些“貧瘠”的國家，其中荷蘭剖腹産率隻有14%，緊随其後的是北歐國家。
這一數字可能代表着較合理的剖腹産率，其他國家可以此為參照。
1968年美國剖腹産出生率隻有4%，現在接近1/3，每年有130萬台剖腹産手術。
[376]不同地區間這一數據可相差10倍，從一些小鎮的7%，到紐約的50%，再到波多黎各的60%。
[377]那些妊娠風險最低和無力承擔手術費用的較貧窮國家，例如巴西（45%）和墨西哥（37%），剖腹産開展得反而最多。
執行獨生子女政策的中國也受到這一風潮的影響。
在中國剖腹産成了主要的分娩方式。
[378]外觀、經濟和文化原因可能都與這些地區差異有關，但最重要的可能還是醫生的選擇，有了剖腹産手術，醫生再也不用淩晨2點醒來，還有時間精進自己的高爾夫球技術。
雙倍麻煩 30歲的瑪麗亞是一個孩子的媽媽，她正期待着一對雙胞胎的出生。
她在醫院工作，所以對整個流程很清楚。
醫生們讨論決定她應該在懷孕37周時接受剖腹産手術。
預定的日子終于到了。
之前她禁食了幾天，服用了一些灌腸劑來排空腸道。
手術室裡擠滿了工作人員，她的丈夫身穿手術服，戴着口罩，緊張不安地站在她身邊。
另一端，一道布簾将醫生團隊與他們隔開。
醫生對她施行了輕度麻醉和硬膜外阻滞麻醉（epiduralinjection）。
當醫生告訴她生下了兩個健康的男嬰時她終于放下心來，在孩子被抱走之前匆匆看了孩子一眼。
30分鐘後縫合完畢，她才第一次将兩個小小的包裹抱在懷裡。
他們比正常嬰兒輕，但沒有任何危險——體重都在2千克以上。
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從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開始母乳喂養後，兩個嬰兒都慢慢地增加了體重。
一個星期後，情況發生了變化。
胡安體重長得沒有馬可多，也更愛哭。
2個月後，被母乳喂養所累的瑪麗亞決定添加奶粉，兩個孩子都接受了奶粉。
不過胡安長得還是慢一些，夜裡更不愛睡，會一陣陣哭鬧（colic）。
2歲的時候，馬可是一個胖乎乎的快活小男孩兒，胡安則瘦小一些，心事重重的模樣。
瑪麗亞帶胡安去看醫生，醫生讓她不用擔心。
後來醫生建議給馬可喝豆奶，懷疑他可能有乳糖不耐受。
改喝豆奶後，他的體重起初有所增加，随後就出現了一些奇怪的過敏症狀。
他們倆的個頭差得越來越明顯。
瑪麗亞帶他們去做了DNA測試。
測試結果表明他們的确是同卵雙胞胎。
他們的遺傳物質完全相同，以同樣的方式撫養長大，為什麼體重差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