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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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這本小冊子（它是日前讨論的起點）的直接誘因源于一起在維也納法庭的對西奧多·賴克博士（TheodorReik）&mdash&mdash一位非醫務人員&mdash&mdash進行了精神分析的訴訟案。
我認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所有的先期訴訟程序進行完之後，接納了衆多專家的意見，這起案件終告結束。
但我認為這并不是本書作用的結果。
隻是這訴訟案論證太不充分，可悲的原告提供的是不值得信賴的證詞，所以取消對賴克博士的起訴，或許并不是維也納法庭對一般的非專業人員從事精神分析問題的深思熟慮後的判決。
當我要在我的小冊子裡描繪出我的對話者&mdash&mdash&ldquo公證人&rdquo的形象時，我想起了一位高級職員。
他是一個态度友好、非常正直的人。
我跟他談起賴克案件，應他的要求，我寫下了關于這個問題的個人觀點。
我知道我沒有使他确信我的觀點，這就是我與&ldquo公證人&rdquo的談話也沒最後達成一緻的原因。
我也不奢望我會成功地促成那些精神分析者在非專業者的分析問題上的态度取得一緻。
在這個讨論中，任何把匈牙利學會與紐約派的觀點相比較的人都可能會得出結論：我的書沒産生什麼效用。
每個人仍堅持自己以前的觀點。
但我也不相信會是這樣。
我想我的許多同事已修正了他們的極端偏見。
他們大多數已接受了我的觀點，那就是非專業者的精神分析問題應按照傳統辦法來處理，但它若起因于新情況，就需求新的判斷。
我對于整個讨論的觀點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認同。
我的主要看法是：重要的問題不是精神分析者是否取得醫學文憑，而是他是否為從事精神分析而進行過必要特殊的訓練。
非常迫切的、須首要讨論的問題是什麼樣的訓練最适于從事精神分析的人。
我現在仍堅持自己的觀點：這不應是醫學院校為未來的醫生制定的那種訓練計劃。
我認為醫學教育對達到專業精神分析是既費力又曲折的辦法。
确實，它提供精神分析者許多所必需的東西，但又使他學了太多對他無用的東西，而這容易轉移他的興趣，并影響他對心理現象的理解與思考。
應制定一個精神分析專家的訓練計劃，它必須包括精神科學、心理學、文明史和社會學以及解剖學、生物學和進化論的知識。
作為一項智力與觀察力的訓練，應教的内容實在太多。
人們有理由相信，有一些課程還是被忽略了，盡管它們對精神分析實踐的影響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
這個訓練計劃也很容易遭到反對的意見，認為這種精神分析院校并不存在，隻是我個人的理想而已。
确實，這是個理想，但卻是個能夠而且必須實現的理想。
在我們的訓練機構裡，盡管有許多方面的不足，但理想已開始變為現實。
讀者們會注意到，對我所假定的公理仍存在很大争議。
我曾假設，即精神分析并非是醫學的特殊分支。
我不清楚怎麼會對此有争議。
精神分析是心理學的一部分，不是舊意義上醫學心理學的一部分，也不是病态心理學的一部分，而隻是心理學的一部分。
當然，它不是心理學的全部，但它是心理學的結構，或許還是整個心理學的基礎。
把它應用于醫學的目的并非不可以，但這不表明它隸屬于醫學。
電擊和輻射也有它們的醫學應用，但它們所隸屬的學科隻是物理學。
這并沒引起曆史性的争議。
整個電擊理論源于對神經肌肉反應過程的觀察，然而今天無人夢想把它說成是心理學的一部分。
人們辯解道：精神分析是内科醫生在努力幫助他的患者過程中發現的，但很明顯事實并非如此。
更進一步說，曆史性的争論要從兩方面進行分析。
我們可回顧一下曆史，從一開始，醫學界就用一種不友好、其實是敵對的态度對待精神分析。
這似乎可以表明，醫學界從不承認今天的精神分析，盡管我不能接受如此暗示。
但從力比多理論的觀點看，我仍有些懷疑醫生們對目前精神分析的追求是基于阿伯拉罕（Abraham）的第一階段還是第二階段[204]&mdash&mdash他們是為了破壞還是為了維護精神分析的目的而希望擁有他們反對的職業。
我願意對這一曆史性的争論再作思考。
既然還有人關注我，那我就為感興趣的人們簡要說一下我個人的經曆。
在我41年的醫學活動之後，我認識到我從沒有成為一個正常意義上的醫生。
我被逼着背離了初衷而成了一名醫生。
然而，我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在于，走過漫長曲折的旅途，我發現自己又踏上了最初的道路。
在我童年早期，我不渴望了解有助于解脫人間痛苦的知識。
我先天的虐待狂傾向并不很強，所以我不必發展它的派生物。
我也從未做過&ldquo假扮醫生的遊戲&rdquo，我選擇了其他途徑滿足了我幼兒時的好奇心。
在我年輕時，我強烈渴望理解我所居住的這個世界的一些謎團，甚至于想為解開謎團奉獻點什麼。
成功地達到此目的的最好辦法似乎就是上醫學院校。
但我對動物學和化學實驗很不在行，直到最後，在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布呂克的影響下，我決定學習生理學。
盡管在那時這門課主要限于組織學，那時我已經通過了所有的醫學考試，但我對醫學卻沒有任何興趣。
直到有一天，一個我深深尊敬的老師警告我說，因為我的一些實質性的課程較差，我也許不能從事理論研究。
于是，我從神經系統組織學轉向了神經症理學。
受新影響的驅使，我開始關注神經症。
然而，我很少想到，由于缺乏真正的醫生素質，我會對我的患者産生很大危害。
假如醫生的治療興趣随情感而變化，那麼對病人不會有多少好處。
隻有他冷靜地行事，盡可能地按規則去做，對病人才最有益處。
毫無疑問，我剛才說過要稍微闡明非專業者的精神分析問題，我個人的觀點是：精神分析具有一定的内在價值，它可獨立應用于醫學。
但是作為一門科學，精神分析恰在屬于醫學還是屬于心理學這一點上遭到異議。
實際上這是個純學術問題，沒有實際意義。
争論的真正要點，據說隻有一個，即能否應用精神分析去治療病人。
精神分析如像它聲稱的那樣屬于醫學的特别分支&mdash&mdash像輻射屬于物理學的分支一樣&mdash&mdash使用它的人都服從在治療方法中所設定的規則，那麼它一定會令人滿意地讓人接受，盡管仍有争議。
我就是這樣認識并接受了精神分析。
我隻想确認治療法不會破壞科學性。
不幸的是，治療與科學還有一段距離，是兩回事。
我們隻要把二者看成是沿不同方向的比較就好了。
精神分析不同于輻射學。
物理學家在研究控制X光線的規律時，并不需要一個病人，但精神分析研究的唯一主題是人的心理過程，而這個過程隻有在人身上才能加以研究。
這道理很容易理解。
神經症患者比正常人能提供更多的、具有指導性的和易理解的材料，阻止希望研究與應用精神分析的人取得這些材料，便使他們獲取良好訓練的可能性減少了一半。
當然，我無意探讨神經症患者的利益應不應該為教學與科學研究的利益而犧牲。
我的這本關于非專業者的精神分析的小冊子的目的是想清楚地表明，如果遵循某些預防措施，二者的利益會很容易地調合起來，并且醫學也不是在這種調和中最後獲益的學科。
我已提出所有的必要遵循的措施，我能肯定對此詳加叙述沒有必要。
我想指出的是，人們經常以一種不能公平地面對事實的态度去強調這一點。
在許多病例中存在着診斷上的困難和不能确定軀體症狀的情況&mdash&mdash在這種情況下醫學知識與幹預是必須的&mdash&mdash确實如此。
然而，也有相當數量的病例容易診斷、且不需要醫生确定軀體症狀。
這些病例或許沒有多大的科學上的意義，但它們對于判斷有能力處理病例的非專業精神分析家的活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久前，我曾對一個同事做過精神分析，他強烈反對本來不是醫生卻被允許從事醫療活動的做法。
我懇切地對他說：&ldquo我們在一起合作也三個多月了，在我們的分析中，在什麼地方我曾使用過我的醫學知識？&rdquo 他承認我沒使用過。
再者，我不很重視這樣的論點&mdash&mdash非專業分析家在患者眼中沒有權威，還不如整骨大夫和按摩師受人尊敬&mdash&mdash因為非專業分析家一定要時時準備向醫生咨詢。
這種類比仍然不十分确切，因為它忽略了一個事實：病人的情感變化決定着他們對權威的認知，擁有醫學院畢業證書不會像醫生想的那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一個非專業精神分析家可以和&ldquo世俗的牧師工作者&rdquo[205]一樣很容易赢得尊重。
确實，用&ldquo世俗牧師工作者&rdquo一詞是對精神分析者的很好概括，它基本描繪了精神分析家&mdash&mdash不管他是專業的還是非專業的&mdash&mdash在處理公衆事務時所執行的功能。
我們的基督教朋友和最近一個時期的天主教的朋友們，經常在日常生活中能夠以加強教區居民的宗教信仰的方法去減輕他們的苦惱。
而這往往首先是通過給他們提供一些關于沖突本質的分析信息實現的。
我們的反對派，阿德勒的&ldquo個體心理學&rdquo家們也在那些變得适應不良及做事效率較低的人身上，通過努力喚起他們對社區的興趣來産生相似結果。
其方法是：先了解他們心理生活的一個方面，然後向他們表明社區對治療他們由自我和無信仰的沖動導緻的疾病所起的作用。
這兩種方式都是源于精神分析，屬于心理療法；我們這些精神分析家的目标是，無論何人，隻要他是我們的患者，我們就要對他進行最徹底、最可能深入的分析。
這并不是通過把他們帶到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或社區來解除他們的痛苦。
我們所追求的隻是挖掘他的潛能，利用他的在自我中儲存的、由于壓抑限制在潛意識中的不易理解的能量和那些被迫浪費在維系這些壓抑的無效任務上的能量，以這種他自己的内在的資源豐富他自己。
這樣的活動似乎是用最有意義的詞彙所描述的牧師的工作。
我們的目标設得太高嗎？患者中的大多數值得我們為他們辛勞嗎？從外部維持他的病症不比從内部重建他的潛能更經濟嗎？我不能做出結論，但我卻了解一些其他情況。
精神分析從它出現那天起，治療與研究就密不可分。
知識使治療成功，沒學習任何新東西而去治療一個患者是不可能的。
沒有體察到有效的治療，要獲得新鮮見解也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分析程序确實存在着這種寶貴的聯系。
隻有執行這種分析牧師的工作，我們才能逐漸加深對人類心靈的理解。
分析工作的科學收益前景是這一工作最令人驕傲、最快樂的特征。
我們要為某種實際的考慮而犧牲這種特征嗎？ 在讨論過程中，我們對一些評論産生了懷疑。
無論如何，我的關于非專業者的精神分析的書在一個方面被人誤解。
有人替醫生辯護來駁斥我，好像是我宣稱醫生們一般都不勝任分析實踐，好像是我發出了一道口令：拒絕醫學援助。
這不是我的意圖。
對我的這種看法或許是由于我根據我的觀察（目前該觀察結果存在争議）曾說過這樣的話：未經訓練的醫學分析家甚至比非專業分析家更有害。
我也許可以用小說《天真的流浪者》[206]中有關如何評價女性的諷刺語的回答來清楚地表達我的觀點。
一位男士正向他人抱怨女性有軟弱和麻煩的品性。
&ldquo都一樣，&rdquo他的同伴回答說，&ldquo女人是我們擁有的最好的東西。
&rdquo我趨向同意這點：隻要我渴望的分析訓練學校還沒誕生，那麼已經有了醫學初等教育的人就是從事我們未來精神分析的最佳人選。
然而，我們有權指出，他們不該誤認為那初等教育是完備的，應該克服接受醫療學校教育所帶來的片面性，并努力研究内分泌學和自主神經系統，在心理學概念的框架下理解心理事實。
我也贊成這樣的看法：隻有醫學分析專家，即隻有研究了所有有關心理現象與心理器官、生理解剖、化學基礎之間關系的問題的人才能夠處理好它們的關系。
然而，我們不能忘記，這并不是精神分析的全部。
就另一方面而言，若沒有那些受過心理科學初級教育的人的合作，我們将一事無成。
實際上，我們習慣于&mdash&mdash确實，順便提及一下，我們的出版物也是如此&mdash&mdash都把醫學的和應用的精神分析區别開來。
但這不是一個合乎邏輯的區分。
真正的分界線在于醫學與非醫學領域中的科學的精神分析與它的應用。
在這些讨論中，我們的美國同行表達了對非專業人員精神分析的最坦率的反對意見。
我認為我給他們的回答是恰當的。
假如我說他們的反對是源于現實的因素，那我就不應該受到為争論而濫用精神分析的譴責。
他們見到的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中，非專業精神分析家們為了邪惡的和非法的目的而使用精神分析，結果不僅害了病人，也玷污了精神分析的好名聲。
因而，他們憤慨地把不審慎的濫用精神分析者的範圍定得太大，以緻極力阻止任何非專業人員的精神分析，這并不奇怪。
而這些事實也降低了美國在精神分析問題上的重要地位。
因為僅僅考慮到某些實際情況，不能判定非專業精神分析家能否實施精神分析，美國當地的狀況也不能對我們的觀點産生唯
我認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所有的先期訴訟程序進行完之後，接納了衆多專家的意見，這起案件終告結束。
但我認為這并不是本書作用的結果。
隻是這訴訟案論證太不充分，可悲的原告提供的是不值得信賴的證詞，所以取消對賴克博士的起訴，或許并不是維也納法庭對一般的非專業人員從事精神分析問題的深思熟慮後的判決。
當我要在我的小冊子裡描繪出我的對話者&mdash&mdash&ldquo公證人&rdquo的形象時，我想起了一位高級職員。
他是一個态度友好、非常正直的人。
我跟他談起賴克案件，應他的要求，我寫下了關于這個問題的個人觀點。
我知道我沒有使他确信我的觀點，這就是我與&ldquo公證人&rdquo的談話也沒最後達成一緻的原因。
我也不奢望我會成功地促成那些精神分析者在非專業者的分析問題上的态度取得一緻。
在這個讨論中，任何把匈牙利學會與紐約派的觀點相比較的人都可能會得出結論：我的書沒産生什麼效用。
每個人仍堅持自己以前的觀點。
但我也不相信會是這樣。
我想我的許多同事已修正了他們的極端偏見。
他們大多數已接受了我的觀點，那就是非專業者的精神分析問題應按照傳統辦法來處理，但它若起因于新情況，就需求新的判斷。
我對于整個讨論的觀點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認同。
我的主要看法是：重要的問題不是精神分析者是否取得醫學文憑，而是他是否為從事精神分析而進行過必要特殊的訓練。
非常迫切的、須首要讨論的問題是什麼樣的訓練最适于從事精神分析的人。
我現在仍堅持自己的觀點：這不應是醫學院校為未來的醫生制定的那種訓練計劃。
我認為醫學教育對達到專業精神分析是既費力又曲折的辦法。
确實，它提供精神分析者許多所必需的東西，但又使他學了太多對他無用的東西，而這容易轉移他的興趣，并影響他對心理現象的理解與思考。
應制定一個精神分析專家的訓練計劃，它必須包括精神科學、心理學、文明史和社會學以及解剖學、生物學和進化論的知識。
作為一項智力與觀察力的訓練，應教的内容實在太多。
人們有理由相信，有一些課程還是被忽略了，盡管它們對精神分析實踐的影響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
這個訓練計劃也很容易遭到反對的意見，認為這種精神分析院校并不存在，隻是我個人的理想而已。
确實，這是個理想，但卻是個能夠而且必須實現的理想。
在我們的訓練機構裡，盡管有許多方面的不足，但理想已開始變為現實。
讀者們會注意到，對我所假定的公理仍存在很大争議。
我曾假設，即精神分析并非是醫學的特殊分支。
我不清楚怎麼會對此有争議。
精神分析是心理學的一部分，不是舊意義上醫學心理學的一部分，也不是病态心理學的一部分，而隻是心理學的一部分。
當然，它不是心理學的全部，但它是心理學的結構，或許還是整個心理學的基礎。
把它應用于醫學的目的并非不可以，但這不表明它隸屬于醫學。
電擊和輻射也有它們的醫學應用，但它們所隸屬的學科隻是物理學。
這并沒引起曆史性的争議。
整個電擊理論源于對神經肌肉反應過程的觀察，然而今天無人夢想把它說成是心理學的一部分。
人們辯解道：精神分析是内科醫生在努力幫助他的患者過程中發現的，但很明顯事實并非如此。
更進一步說，曆史性的争論要從兩方面進行分析。
我們可回顧一下曆史，從一開始，醫學界就用一種不友好、其實是敵對的态度對待精神分析。
這似乎可以表明，醫學界從不承認今天的精神分析，盡管我不能接受如此暗示。
但從力比多理論的觀點看，我仍有些懷疑醫生們對目前精神分析的追求是基于阿伯拉罕（Abraham）的第一階段還是第二階段[204]&mdash&mdash他們是為了破壞還是為了維護精神分析的目的而希望擁有他們反對的職業。
我願意對這一曆史性的争論再作思考。
既然還有人關注我，那我就為感興趣的人們簡要說一下我個人的經曆。
在我41年的醫學活動之後，我認識到我從沒有成為一個正常意義上的醫生。
我被逼着背離了初衷而成了一名醫生。
然而，我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在于，走過漫長曲折的旅途，我發現自己又踏上了最初的道路。
在我童年早期，我不渴望了解有助于解脫人間痛苦的知識。
我先天的虐待狂傾向并不很強，所以我不必發展它的派生物。
我也從未做過&ldquo假扮醫生的遊戲&rdquo，我選擇了其他途徑滿足了我幼兒時的好奇心。
在我年輕時，我強烈渴望理解我所居住的這個世界的一些謎團，甚至于想為解開謎團奉獻點什麼。
成功地達到此目的的最好辦法似乎就是上醫學院校。
但我對動物學和化學實驗很不在行，直到最後，在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布呂克的影響下，我決定學習生理學。
盡管在那時這門課主要限于組織學，那時我已經通過了所有的醫學考試，但我對醫學卻沒有任何興趣。
直到有一天，一個我深深尊敬的老師警告我說，因為我的一些實質性的課程較差，我也許不能從事理論研究。
于是，我從神經系統組織學轉向了神經症理學。
受新影響的驅使，我開始關注神經症。
然而，我很少想到，由于缺乏真正的醫生素質，我會對我的患者産生很大危害。
假如醫生的治療興趣随情感而變化，那麼對病人不會有多少好處。
隻有他冷靜地行事，盡可能地按規則去做，對病人才最有益處。
毫無疑問，我剛才說過要稍微闡明非專業者的精神分析問題，我個人的觀點是：精神分析具有一定的内在價值，它可獨立應用于醫學。
但是作為一門科學，精神分析恰在屬于醫學還是屬于心理學這一點上遭到異議。
實際上這是個純學術問題，沒有實際意義。
争論的真正要點，據說隻有一個，即能否應用精神分析去治療病人。
精神分析如像它聲稱的那樣屬于醫學的特别分支&mdash&mdash像輻射屬于物理學的分支一樣&mdash&mdash使用它的人都服從在治療方法中所設定的規則，那麼它一定會令人滿意地讓人接受，盡管仍有争議。
我就是這樣認識并接受了精神分析。
我隻想确認治療法不會破壞科學性。
不幸的是，治療與科學還有一段距離，是兩回事。
我們隻要把二者看成是沿不同方向的比較就好了。
精神分析不同于輻射學。
物理學家在研究控制X光線的規律時，并不需要一個病人，但精神分析研究的唯一主題是人的心理過程，而這個過程隻有在人身上才能加以研究。
這道理很容易理解。
神經症患者比正常人能提供更多的、具有指導性的和易理解的材料，阻止希望研究與應用精神分析的人取得這些材料，便使他們獲取良好訓練的可能性減少了一半。
當然，我無意探讨神經症患者的利益應不應該為教學與科學研究的利益而犧牲。
我的這本關于非專業者的精神分析的小冊子的目的是想清楚地表明，如果遵循某些預防措施，二者的利益會很容易地調合起來，并且醫學也不是在這種調和中最後獲益的學科。
我已提出所有的必要遵循的措施，我能肯定對此詳加叙述沒有必要。
我想指出的是，人們經常以一種不能公平地面對事實的态度去強調這一點。
在許多病例中存在着診斷上的困難和不能确定軀體症狀的情況&mdash&mdash在這種情況下醫學知識與幹預是必須的&mdash&mdash确實如此。
然而，也有相當數量的病例容易診斷、且不需要醫生确定軀體症狀。
這些病例或許沒有多大的科學上的意義，但它們對于判斷有能力處理病例的非專業精神分析家的活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久前，我曾對一個同事做過精神分析，他強烈反對本來不是醫生卻被允許從事醫療活動的做法。
我懇切地對他說：&ldquo我們在一起合作也三個多月了，在我們的分析中，在什麼地方我曾使用過我的醫學知識？&rdquo 他承認我沒使用過。
再者，我不很重視這樣的論點&mdash&mdash非專業分析家在患者眼中沒有權威，還不如整骨大夫和按摩師受人尊敬&mdash&mdash因為非專業分析家一定要時時準備向醫生咨詢。
這種類比仍然不十分确切，因為它忽略了一個事實：病人的情感變化決定着他們對權威的認知，擁有醫學院畢業證書不會像醫生想的那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一個非專業精神分析家可以和&ldquo世俗的牧師工作者&rdquo[205]一樣很容易赢得尊重。
确實，用&ldquo世俗牧師工作者&rdquo一詞是對精神分析者的很好概括，它基本描繪了精神分析家&mdash&mdash不管他是專業的還是非專業的&mdash&mdash在處理公衆事務時所執行的功能。
我們的基督教朋友和最近一個時期的天主教的朋友們，經常在日常生活中能夠以加強教區居民的宗教信仰的方法去減輕他們的苦惱。
而這往往首先是通過給他們提供一些關于沖突本質的分析信息實現的。
我們的反對派，阿德勒的&ldquo個體心理學&rdquo家們也在那些變得适應不良及做事效率較低的人身上，通過努力喚起他們對社區的興趣來産生相似結果。
其方法是：先了解他們心理生活的一個方面，然後向他們表明社區對治療他們由自我和無信仰的沖動導緻的疾病所起的作用。
這兩種方式都是源于精神分析，屬于心理療法；我們這些精神分析家的目标是，無論何人，隻要他是我們的患者，我們就要對他進行最徹底、最可能深入的分析。
這并不是通過把他們帶到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或社區來解除他們的痛苦。
我們所追求的隻是挖掘他的潛能，利用他的在自我中儲存的、由于壓抑限制在潛意識中的不易理解的能量和那些被迫浪費在維系這些壓抑的無效任務上的能量，以這種他自己的内在的資源豐富他自己。
這樣的活動似乎是用最有意義的詞彙所描述的牧師的工作。
我們的目标設得太高嗎？患者中的大多數值得我們為他們辛勞嗎？從外部維持他的病症不比從内部重建他的潛能更經濟嗎？我不能做出結論，但我卻了解一些其他情況。
精神分析從它出現那天起，治療與研究就密不可分。
知識使治療成功，沒學習任何新東西而去治療一個患者是不可能的。
沒有體察到有效的治療，要獲得新鮮見解也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分析程序确實存在着這種寶貴的聯系。
隻有執行這種分析牧師的工作，我們才能逐漸加深對人類心靈的理解。
分析工作的科學收益前景是這一工作最令人驕傲、最快樂的特征。
我們要為某種實際的考慮而犧牲這種特征嗎？ 在讨論過程中，我們對一些評論産生了懷疑。
無論如何，我的關于非專業者的精神分析的書在一個方面被人誤解。
有人替醫生辯護來駁斥我，好像是我宣稱醫生們一般都不勝任分析實踐，好像是我發出了一道口令：拒絕醫學援助。
這不是我的意圖。
對我的這種看法或許是由于我根據我的觀察（目前該觀察結果存在争議）曾說過這樣的話：未經訓練的醫學分析家甚至比非專業分析家更有害。
我也許可以用小說《天真的流浪者》[206]中有關如何評價女性的諷刺語的回答來清楚地表達我的觀點。
一位男士正向他人抱怨女性有軟弱和麻煩的品性。
&ldquo都一樣，&rdquo他的同伴回答說，&ldquo女人是我們擁有的最好的東西。
&rdquo我趨向同意這點：隻要我渴望的分析訓練學校還沒誕生，那麼已經有了醫學初等教育的人就是從事我們未來精神分析的最佳人選。
然而，我們有權指出，他們不該誤認為那初等教育是完備的，應該克服接受醫療學校教育所帶來的片面性，并努力研究内分泌學和自主神經系統，在心理學概念的框架下理解心理事實。
我也贊成這樣的看法：隻有醫學分析專家，即隻有研究了所有有關心理現象與心理器官、生理解剖、化學基礎之間關系的問題的人才能夠處理好它們的關系。
然而，我們不能忘記，這并不是精神分析的全部。
就另一方面而言，若沒有那些受過心理科學初級教育的人的合作，我們将一事無成。
實際上，我們習慣于&mdash&mdash确實，順便提及一下，我們的出版物也是如此&mdash&mdash都把醫學的和應用的精神分析區别開來。
但這不是一個合乎邏輯的區分。
真正的分界線在于醫學與非醫學領域中的科學的精神分析與它的應用。
在這些讨論中，我們的美國同行表達了對非專業人員精神分析的最坦率的反對意見。
我認為我給他們的回答是恰當的。
假如我說他們的反對是源于現實的因素，那我就不應該受到為争論而濫用精神分析的譴責。
他們見到的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中，非專業精神分析家們為了邪惡的和非法的目的而使用精神分析，結果不僅害了病人，也玷污了精神分析的好名聲。
因而，他們憤慨地把不審慎的濫用精神分析者的範圍定得太大，以緻極力阻止任何非專業人員的精神分析，這并不奇怪。
而這些事實也降低了美國在精神分析問題上的重要地位。
因為僅僅考慮到某些實際情況，不能判定非專業精神分析家能否實施精神分析，美國當地的狀況也不能對我們的觀點産生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