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弑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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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28~1927
孫慶民廖鳳林譯
索宇環校
邵迎生修訂
按語
本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觀點和方法闡釋俄國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文藝創作的一篇心理美學的論文。
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馬拉佐夫兄弟》是俄狄浦斯情結（或稱&ldquo戀母情結&rdquo）的弑父動機與贖罪欲在文學上的再現，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和神經症發作在藝術上的投射。
進而他指出，西方文學史上的三部&ldquo傑作&rdquo（《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馬拉佐夫兄弟》）均以弑父者為其同一主題，其弑父行為動機都是與情敵去争奪一個女人。
弗洛伊德堅持，潛意識的情殺動機與嚴重罪疚感的癫痫症和神經症，既是創作文藝作品的重要起因，又是理解西方文藝&ldquo傑作&rdquo的一把鑰匙。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豐富的人格中，可分出四個方面：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家、神經症者、道德家和罪人。
對于這樣一種令人迷惑的複雜人格應如何去認識？ 有創造性的藝術家這一點是最無争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并不低于莎士比亞。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迄今為止最優秀的小說，其中關于宗教法庭庭長的那段描寫，達到了世界文學的巅峰，再溢美的評價似乎也不過分。
所以，在創造性藝術家這一點上，精神分析就顯得不必要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家（moralist）這一特征，最易受到攻擊。
如果我們借口唯有經曆了深重的罪惡的人才能達到道德的頂峰，而試圖将他放在道德家的高度的話，那麼我們就忽視了由此将引起的一個疑惑：有道德的是指，一個人一旦感受到誘惑便能予以抵制，而不屈服于誘惑。
如果一個人先是犯罪，然後又悔過，悔過後樹立起高尚的道德标準，這樣他便會受到外界的責難，因為他把事情變得太容易了，他尚未掌握道德的實質：自我克制（renunciation）。
實際上，生活中的道德行為是人的一種實踐性的功利活動。
他使人想起大遷徙中的野蠻人，他們殺人而又以苦行來贖罪，直到苦行成為使殺戮能夠進行的實用手段。
可怕的伊凡就是這樣做的。
看來，這種對道德的妥協的确是俄羅斯人的典型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追求的努力，最終沒有産生十分光彩的結果。
在經曆了個人本能要求與社會呼籲之間相妥協的最激烈鬥争之後，他倒退到既臣服俗權又臣服神權，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上帝以及狹隘的俄羅斯民族主義（nationalism）&mdash&mdash這種倒退是一個人不費力不用腦子就能夠達到的。
這是他偉大人格中的弱點。
陀思妥耶夫斯基放棄了成為人類的導師和救星的機會，而成了人類的監獄看守的同夥。
人類文明的未來對他沒有什麼可感激的。
而他似乎是因為神經症招緻這種失敗的。
他的睿智和他對人類的強烈的愛或許能為他打開另外一條使徒式的生活道路。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視作一個罪人（sinner）或罪犯，會激起強烈反對，這種反對不必建立在對罪犯的世俗評價之上，其真實動機（motive）很快就會昭然若揭。
罪犯有兩個本質特征：極端的利己主義和強烈的破壞欲。
這兩個特點的共同之處以及它們得以表現的一個必要條件在于缺乏愛，缺乏對（人類）對象的情感上的認同。
人們立刻會回憶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現出的與此相反的一面&mdash&mdash他對愛有強烈的渴望，而且也有巨大的愛的能力。
這表現在他那誇張的友善中，使他在有權利恨和報複的時候卻熱忱地去愛，積極地去幫助。
正如他在與第一個妻子和其情人的關系中體現出來的那樣。
如此一來，人們一定會問，為什麼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罪犯呢？答案是這種評價的理由來自他對寫作素材的選擇。
他總是挑選那些暴虐的、行兇的和利己的人物，這讓人聯想到他的内心是否有着某些類似的傾向。
他也從他個人生活中挑選素材，如他喜歡賭博，而且承認對一個年輕的姑娘有過性攻擊。
[165]陀思妥耶夫斯基強烈的破壞本能很容易使他成為一名罪犯。
在實際生活中，這種本能主要指向他本人（向内部發洩而不是向外部），這導緻他既有受虐狂傾向又有犯罪感。
認清這一點就容易理解他那自相矛盾的生活了。
此外，他的人格中還保留着大量的施虐狂特質，這表現在他十分易怒，喜歡折磨人，即使對他所愛的人也難以寬容，甚至也表現在作為作者的他對待他的讀者的方式中。
也就是說，在小事情上，他對别人是個施虐狂；在大事情上，他是個指向自己的施虐狂，實際上他是一個自我受虐狂&mdash&mdash即是說，他是一個最溫和、最富有同情心和最樂于助人的人。
我們已經從陀思妥耶夫斯基複雜的人格中挑選出三個因素：一個是數量的，另兩個是質量的： 感情生活的極其強烈性，天生異常的本能素質（該素質使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施虐&mdash&mdash受虐狂，或是一個罪犯）和他那難以剖析的文藝天賦。
這三種因素交織着，在他不犯神經症的情況下可完好地共存。
有些未患神經症的人單純是受虐狂。
而從陀思妥耶夫基的本能需求與對這些需求的抑制力（加上有效的升華方式）之間的力的平衡方面看，仍會使他被劃為所謂的&ldquo本能性格&rdquo一類人物。
但這一情形又由于神經症的出現而變得模糊起來，這種神經症正如我們所說，在某些情況下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它發作的次數越多，須由自我控制的人格就越複雜。
因為畢竟神經症隻是自我無力進行調控的一種表現，自我在企圖進行控制的時候，已經喪失了自我的統一性。
嚴格地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經症是怎樣表現的呢？他稱自己是個癫痫症者，别人也這麼認為。
他的病情發作時極為嚴重，伴有意識喪失、肌肉痙攣，其後就産生抑郁狀态。
這個所謂的癫痫症很可能就是他的神經症的一個症狀，因此必須把它歸之為癔症性癫痫症，也就是說，是一種極其嚴重的癔症。
關于這一點，由于兩個方面的原因，我們還不能完全予以确定：其一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稱的癫痫症的病曆資料不足以及不夠可靠；其二是因為我們對癫痫症發作的病理狀态的了解也不完善。
先談第二點。
再次重複癫痫症的全部病理是沒必要的。
因為它對澄清這個問題不起決定性的作用。
但是也可以談一談。
這個古老的神奇的疾病仍可在臨床診斷中見到。
這種奇怪的疾病發作時伴随着難以預測的、沒有先兆便出現的痙攣發作，患者變得易怒、富有進攻性、所有的心理官能逐漸降低。
但這種大緻的描繪并不十分精确。
這病發作時兇猛而突然，伴随着咬舌頭，小便失禁，最終導緻嚴重自我傷害（self-injuries）的危險的癫痫狀态（statusepilepticus）。
不過，也可能病人有短時間的意識喪失，或突發暈眩，或在短時間裡行徑背離性格，好像病人是處于無意識的控制之下。
這些症狀的發作，雖一般來說是由于我們還不能理解的純粹的肉體原因（purelyphysicalcauses）引起的，但其首次發作很可能出于某種純粹的精神原因（例如，一次驚恐），或可能是其他心理刺激的結果。
不管智力損傷在絕大多數的病例中多麼典型，至少有一個病例我們都知道（赫爾姆霍茨的病例），它沒能妨礙患者在智力方面取得高度成就（另外一些與此相同的病例，要麼是有争議的，要麼是令人懷疑的，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例）。
那些癫痫症患者給人以遲鈍、發育不良的印象，往往伴有極
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馬拉佐夫兄弟》是俄狄浦斯情結（或稱&ldquo戀母情結&rdquo）的弑父動機與贖罪欲在文學上的再現，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和神經症發作在藝術上的投射。
進而他指出，西方文學史上的三部&ldquo傑作&rdquo（《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馬拉佐夫兄弟》）均以弑父者為其同一主題，其弑父行為動機都是與情敵去争奪一個女人。
弗洛伊德堅持，潛意識的情殺動機與嚴重罪疚感的癫痫症和神經症，既是創作文藝作品的重要起因，又是理解西方文藝&ldquo傑作&rdquo的一把鑰匙。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豐富的人格中，可分出四個方面：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家、神經症者、道德家和罪人。
對于這樣一種令人迷惑的複雜人格應如何去認識？ 有創造性的藝術家這一點是最無争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并不低于莎士比亞。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迄今為止最優秀的小說，其中關于宗教法庭庭長的那段描寫，達到了世界文學的巅峰，再溢美的評價似乎也不過分。
所以，在創造性藝術家這一點上，精神分析就顯得不必要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家（moralist）這一特征，最易受到攻擊。
如果我們借口唯有經曆了深重的罪惡的人才能達到道德的頂峰，而試圖将他放在道德家的高度的話，那麼我們就忽視了由此将引起的一個疑惑：有道德的是指，一個人一旦感受到誘惑便能予以抵制，而不屈服于誘惑。
如果一個人先是犯罪，然後又悔過，悔過後樹立起高尚的道德标準，這樣他便會受到外界的責難，因為他把事情變得太容易了，他尚未掌握道德的實質：自我克制（renunciation）。
實際上，生活中的道德行為是人的一種實踐性的功利活動。
他使人想起大遷徙中的野蠻人，他們殺人而又以苦行來贖罪，直到苦行成為使殺戮能夠進行的實用手段。
可怕的伊凡就是這樣做的。
看來，這種對道德的妥協的确是俄羅斯人的典型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追求的努力，最終沒有産生十分光彩的結果。
在經曆了個人本能要求與社會呼籲之間相妥協的最激烈鬥争之後，他倒退到既臣服俗權又臣服神權，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上帝以及狹隘的俄羅斯民族主義（nationalism）&mdash&mdash這種倒退是一個人不費力不用腦子就能夠達到的。
這是他偉大人格中的弱點。
陀思妥耶夫斯基放棄了成為人類的導師和救星的機會，而成了人類的監獄看守的同夥。
人類文明的未來對他沒有什麼可感激的。
而他似乎是因為神經症招緻這種失敗的。
他的睿智和他對人類的強烈的愛或許能為他打開另外一條使徒式的生活道路。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視作一個罪人（sinner）或罪犯，會激起強烈反對，這種反對不必建立在對罪犯的世俗評價之上，其真實動機（motive）很快就會昭然若揭。
罪犯有兩個本質特征：極端的利己主義和強烈的破壞欲。
這兩個特點的共同之處以及它們得以表現的一個必要條件在于缺乏愛，缺乏對（人類）對象的情感上的認同。
人們立刻會回憶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現出的與此相反的一面&mdash&mdash他對愛有強烈的渴望，而且也有巨大的愛的能力。
這表現在他那誇張的友善中，使他在有權利恨和報複的時候卻熱忱地去愛，積極地去幫助。
正如他在與第一個妻子和其情人的關系中體現出來的那樣。
如此一來，人們一定會問，為什麼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罪犯呢？答案是這種評價的理由來自他對寫作素材的選擇。
他總是挑選那些暴虐的、行兇的和利己的人物，這讓人聯想到他的内心是否有着某些類似的傾向。
他也從他個人生活中挑選素材，如他喜歡賭博，而且承認對一個年輕的姑娘有過性攻擊。
[165]陀思妥耶夫斯基強烈的破壞本能很容易使他成為一名罪犯。
在實際生活中，這種本能主要指向他本人（向内部發洩而不是向外部），這導緻他既有受虐狂傾向又有犯罪感。
認清這一點就容易理解他那自相矛盾的生活了。
此外，他的人格中還保留着大量的施虐狂特質，這表現在他十分易怒，喜歡折磨人，即使對他所愛的人也難以寬容，甚至也表現在作為作者的他對待他的讀者的方式中。
也就是說，在小事情上，他對别人是個施虐狂；在大事情上，他是個指向自己的施虐狂，實際上他是一個自我受虐狂&mdash&mdash即是說，他是一個最溫和、最富有同情心和最樂于助人的人。
我們已經從陀思妥耶夫斯基複雜的人格中挑選出三個因素：一個是數量的，另兩個是質量的： 感情生活的極其強烈性，天生異常的本能素質（該素質使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施虐&mdash&mdash受虐狂，或是一個罪犯）和他那難以剖析的文藝天賦。
這三種因素交織着，在他不犯神經症的情況下可完好地共存。
有些未患神經症的人單純是受虐狂。
而從陀思妥耶夫基的本能需求與對這些需求的抑制力（加上有效的升華方式）之間的力的平衡方面看，仍會使他被劃為所謂的&ldquo本能性格&rdquo一類人物。
但這一情形又由于神經症的出現而變得模糊起來，這種神經症正如我們所說，在某些情況下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它發作的次數越多，須由自我控制的人格就越複雜。
因為畢竟神經症隻是自我無力進行調控的一種表現，自我在企圖進行控制的時候，已經喪失了自我的統一性。
嚴格地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經症是怎樣表現的呢？他稱自己是個癫痫症者，别人也這麼認為。
他的病情發作時極為嚴重，伴有意識喪失、肌肉痙攣，其後就産生抑郁狀态。
這個所謂的癫痫症很可能就是他的神經症的一個症狀，因此必須把它歸之為癔症性癫痫症，也就是說，是一種極其嚴重的癔症。
關于這一點，由于兩個方面的原因，我們還不能完全予以确定：其一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稱的癫痫症的病曆資料不足以及不夠可靠；其二是因為我們對癫痫症發作的病理狀态的了解也不完善。
先談第二點。
再次重複癫痫症的全部病理是沒必要的。
因為它對澄清這個問題不起決定性的作用。
但是也可以談一談。
這個古老的神奇的疾病仍可在臨床診斷中見到。
這種奇怪的疾病發作時伴随着難以預測的、沒有先兆便出現的痙攣發作，患者變得易怒、富有進攻性、所有的心理官能逐漸降低。
但這種大緻的描繪并不十分精确。
這病發作時兇猛而突然，伴随着咬舌頭，小便失禁，最終導緻嚴重自我傷害（self-injuries）的危險的癫痫狀态（statusepilepticus）。
不過，也可能病人有短時間的意識喪失，或突發暈眩，或在短時間裡行徑背離性格，好像病人是處于無意識的控制之下。
這些症狀的發作，雖一般來說是由于我們還不能理解的純粹的肉體原因（purelyphysicalcauses）引起的，但其首次發作很可能出于某種純粹的精神原因（例如，一次驚恐），或可能是其他心理刺激的結果。
不管智力損傷在絕大多數的病例中多麼典型，至少有一個病例我們都知道（赫爾姆霍茨的病例），它沒能妨礙患者在智力方面取得高度成就（另外一些與此相同的病例，要麼是有争議的，要麼是令人懷疑的，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例）。
那些癫痫症患者給人以遲鈍、發育不良的印象，往往伴有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