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弑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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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白癡（idiocy）現象和極嚴重的大腦缺陷（cerebraldefects），盡管它們不是臨床上必須的症狀。
但是，這些程度不同的發作，在一些智力健全的人身上也可能發生，甚至也可能發生在有着過度的、經常失去控制的情緒生活的人身上。
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怪人們認為&ldquo癫痫症&rdquo不可能單純是一種臨床上症狀。
在明顯的症狀中，我們發現的類似情況似乎需要做功能上的說明。
似乎可以認為，在人體中有機地存在着一個反常的本能釋放機制，它可以在非常不同的情況下起作用&mdash&mdash既可以作用于由于嚴重的組織解體或中毒所導緻的大腦活動障礙的病例中，也可以作用于對心理機制控制不足和心理能量的活動達到心理臨界點的情況中。
在這種雙向性後面，我們瞥見了本能釋放的（instinctualdischarge）潛在機制。
這種機制不會遠離&ldquo性&rdquo過程，而&ldquo性&rdquo過程是中毒的基本起源：早期的内科醫生們把性交描繪為一種輕度的癫痫，并由此認為在性行為中包含着對釋放刺激的癫痫方式的平息和适應。
[166] &ldquo癫痫反應&rdquo（epilepticreaction），這個普通因素，在神經症中也肯定出現，而神經症病根隻能通過大量軀體的方式來排除，而不能用精神上的辦法來解決。
所以，癫痫發作就變成癔症的一種症狀，并被癔症接受和緩釋，就像它受正常的性釋放過程接受和緩釋一樣。
因此，官能性癫痫和&ldquo情感性&rdquo癫痫是完全應該加以區别的。
這樣做的實際意義在于：患第一種癫痫症的人大腦患病，患第二種癫痫症的人患神經症。
第一種病人的精神生活受到來自外部的不能相容的侵擾，而第二種病人所受的侵擾則來源于他自身的精神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極其可能是屬于第二種。
嚴格地說，這一點也無法證明。
要證明這點，我們必須有能力把他的最初的發作與後來的反複發作，貫穿到他的精神生活中（進行考察）。
而在這方面，我們知之甚少。
有關發作的描述本身并沒告訴我們什麼，我們對癫痫症的發作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經曆之間的關系還缺乏了解，現有的這些殘缺的了解常常又是互相矛盾的。
最有可能的假設是：發作應追溯到他的童年，起初表現為溫和的症狀，直到他18歲那年經曆了一起駭人的事件&mdash&mdash父親的被殺[167]，他才表現出癫痫症症狀。
如果可以确認在他被放逐西伯利亞期間，他的癫痫完全停止了發作，那麼這種假設就切中要害了。
但是另外一些說法卻與此相矛盾。
[168]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父親被殺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的命運之間毋庸置疑的聯系，震動了不止一個為他立傳的作家，并緻使這些傳記家請教了&ldquo某一現代心理學流派&rdquo。
從精神分析（因為目的就是要進行精神分析）的觀點出發，我們禁不住想了解他父親被殺對他的嚴重損傷，并把他對這件事的反應當作他神經症的轉折點。
但如果我着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去證實這一點，那麼我将有可能為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論和術語的讀者所不理解。
我們有一确定的起點：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的時候，在&ldquo癫痫症&rdquo發作之前的最初幾次發作的意義。
這些發作具有死亡意義：發作之前受害者曾有對死亡的恐懼，表現為昏睡、嗜眠。
該病首次發作時，他還是個孩子，那是種突如其來、毫無緣由的憂傷，正如他後來告訴他的朋友索羅維耶夫的那樣，那種感覺似乎他當場就有可能死去。
實際上随之而來的确是一種與死亡極其相似的狀态。
他的兄弟安德烈告訴我們：還在費奧多很小的時候，他就常在睡覺前留下字條，寫着他害怕在夜裡會陷入像死亡一樣的睡眠，因此他乞求他的葬禮一定要推遲5天再舉行（參見費樓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IX）。
我們知道這種像死亡一樣的病症發作的意義和目的。
[169]它們意味着病者與死亡者的認同，要麼與一個真正死了的人認同，要麼與一個還活着、而病者卻希望死去的人認同。
後一種情況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由此可見，這個發作具有懲罰的價值。
一個人希望另一個人死，現在這個人就是那另一個人了，他自己也死了。
關于這一點，精神分析理論認為對某個男孩子來講，那另一個人通常是他的父親。
因此，這種發作（被稱為癔症發作）是對希望他可恨的父親死去所做的自我懲罰（self-punishment）。
用一個很普遍的觀點來看，弑父（parricide）是人類，也是個人的原始的基本的罪惡傾向（見我的《圖騰與禁忌》，1912～1913）。
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是犯罪感的主要根源，盡管我們不知道它是否是唯一的根源。
我們的研究還不能确立罪疚感和贖罪欲的心理根源。
但根源不一定隻是一個。
心理情境是複雜的，是需要闡明的，正如我們所說，男孩子和他父親間的關系是一種&ldquo既愛又恨&rdquo的矛盾關系。
除了想把父親當作競争對手除掉的仇恨以外，對父親的一定程度的溫情一般也是存在的。
這兩種心态的結合便産生了與父親認同的心理：因為他欽佩父親，所以想要處于父親的地位上，因為想要像父親一樣，所以他想要父親離開這個位置。
這時，他的整個心理發展過程遇上了一個強大的障礙。
到了一定的時候，孩子會開始懂得，他想将父親作為對手取而代之的企圖，會受到來自父親用閹割手段所實施的懲罰。
這樣，由于對閹割的恐懼&mdash&mdash為了保持他男性的權利&mdash&mdash他就放棄了占有母親除掉父親的願望。
而這種願望卻仍留在潛意識中，并構成了罪惡感的基礎。
我們相信，我們在這兒描述的是正常過程，即所謂&ldquo俄狄浦斯情結&rdquo的正常命運，不過，對此還需做深入詳述。
當兩性同體（bisexluality）的體質因子（constitutionalfactor）在男孩身上比較強地發展起來時，就出現了又一個複雜情況。
因為那樣一來，男孩子在閹割的威脅下，他的傾向開始強烈地偏向女性一方，讓自己替代母親的位置，接替母親的角色，作為父親愛戀對象。
但對閹割的恐懼也使他的這種辦法成為不可能。
男孩子曉得，假如他要想讓他的父親把其當成女人來愛戀，他一定要屈服于閹割。
于是，恨與愛父親的兩種沖動都遇到壓抑。
在這事件中有一個心理上的區别： 由于對外部的危險（閹割）的恐懼而放棄了對父親的仇恨，同時，愛戀父親又被當作一種内部的本能性的威脅來對待。
盡管從根本上說，它們仍要追溯于同一個外部危險。
對父親的仇恨難于被男孩子采納是由于其對父親的恐懼，閹割是可怕的&mdash&mdash不管是作為懲罰還是作為愛的籌碼。
在壓抑對父親的恨的兩個因素中，第一個，即對懲罰和閹割的直接恐懼，可以叫作正常因素，它似乎隻随着第二個因素&mdash&mdash對女性态度的恐懼&mdash&mdash的增加而增加的。
因此，一種強而有力的天生的兩性同體的氣質便成為神經症的先決條件或成為增強神經症的原因之一。
這樣的氣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肯定是存在的，它以一種可行的形式（如同潛伏的同性戀）表現出來：在他的生活中男性友誼起着重要作用，他對情敵持令人不解的溫和态度；還有，正如他小說中所舉的許多例子那樣，他對隻能用受壓抑的同性戀才能說明的情況具有
但是，這些程度不同的發作，在一些智力健全的人身上也可能發生，甚至也可能發生在有着過度的、經常失去控制的情緒生活的人身上。
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怪人們認為&ldquo癫痫症&rdquo不可能單純是一種臨床上症狀。
在明顯的症狀中，我們發現的類似情況似乎需要做功能上的說明。
似乎可以認為，在人體中有機地存在着一個反常的本能釋放機制，它可以在非常不同的情況下起作用&mdash&mdash既可以作用于由于嚴重的組織解體或中毒所導緻的大腦活動障礙的病例中，也可以作用于對心理機制控制不足和心理能量的活動達到心理臨界點的情況中。
在這種雙向性後面，我們瞥見了本能釋放的（instinctualdischarge）潛在機制。
這種機制不會遠離&ldquo性&rdquo過程，而&ldquo性&rdquo過程是中毒的基本起源：早期的内科醫生們把性交描繪為一種輕度的癫痫，并由此認為在性行為中包含着對釋放刺激的癫痫方式的平息和适應。
[166] &ldquo癫痫反應&rdquo（epilepticreaction），這個普通因素，在神經症中也肯定出現，而神經症病根隻能通過大量軀體的方式來排除，而不能用精神上的辦法來解決。
所以，癫痫發作就變成癔症的一種症狀，并被癔症接受和緩釋，就像它受正常的性釋放過程接受和緩釋一樣。
因此，官能性癫痫和&ldquo情感性&rdquo癫痫是完全應該加以區别的。
這樣做的實際意義在于：患第一種癫痫症的人大腦患病，患第二種癫痫症的人患神經症。
第一種病人的精神生活受到來自外部的不能相容的侵擾，而第二種病人所受的侵擾則來源于他自身的精神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極其可能是屬于第二種。
嚴格地說，這一點也無法證明。
要證明這點，我們必須有能力把他的最初的發作與後來的反複發作，貫穿到他的精神生活中（進行考察）。
而在這方面，我們知之甚少。
有關發作的描述本身并沒告訴我們什麼，我們對癫痫症的發作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經曆之間的關系還缺乏了解，現有的這些殘缺的了解常常又是互相矛盾的。
最有可能的假設是：發作應追溯到他的童年，起初表現為溫和的症狀，直到他18歲那年經曆了一起駭人的事件&mdash&mdash父親的被殺[167]，他才表現出癫痫症症狀。
如果可以确認在他被放逐西伯利亞期間，他的癫痫完全停止了發作，那麼這種假設就切中要害了。
但是另外一些說法卻與此相矛盾。
[168]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父親被殺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的命運之間毋庸置疑的聯系，震動了不止一個為他立傳的作家，并緻使這些傳記家請教了&ldquo某一現代心理學流派&rdquo。
從精神分析（因為目的就是要進行精神分析）的觀點出發，我們禁不住想了解他父親被殺對他的嚴重損傷，并把他對這件事的反應當作他神經症的轉折點。
但如果我着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去證實這一點，那麼我将有可能為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論和術語的讀者所不理解。
我們有一确定的起點：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的時候，在&ldquo癫痫症&rdquo發作之前的最初幾次發作的意義。
這些發作具有死亡意義：發作之前受害者曾有對死亡的恐懼，表現為昏睡、嗜眠。
該病首次發作時，他還是個孩子，那是種突如其來、毫無緣由的憂傷，正如他後來告訴他的朋友索羅維耶夫的那樣，那種感覺似乎他當場就有可能死去。
實際上随之而來的确是一種與死亡極其相似的狀态。
他的兄弟安德烈告訴我們：還在費奧多很小的時候，他就常在睡覺前留下字條，寫着他害怕在夜裡會陷入像死亡一樣的睡眠，因此他乞求他的葬禮一定要推遲5天再舉行（參見費樓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IX）。
我們知道這種像死亡一樣的病症發作的意義和目的。
[169]它們意味着病者與死亡者的認同，要麼與一個真正死了的人認同，要麼與一個還活着、而病者卻希望死去的人認同。
後一種情況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由此可見，這個發作具有懲罰的價值。
一個人希望另一個人死，現在這個人就是那另一個人了，他自己也死了。
關于這一點，精神分析理論認為對某個男孩子來講，那另一個人通常是他的父親。
因此，這種發作（被稱為癔症發作）是對希望他可恨的父親死去所做的自我懲罰（self-punishment）。
用一個很普遍的觀點來看，弑父（parricide）是人類，也是個人的原始的基本的罪惡傾向（見我的《圖騰與禁忌》，1912～1913）。
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是犯罪感的主要根源，盡管我們不知道它是否是唯一的根源。
我們的研究還不能确立罪疚感和贖罪欲的心理根源。
但根源不一定隻是一個。
心理情境是複雜的，是需要闡明的，正如我們所說，男孩子和他父親間的關系是一種&ldquo既愛又恨&rdquo的矛盾關系。
除了想把父親當作競争對手除掉的仇恨以外，對父親的一定程度的溫情一般也是存在的。
這兩種心态的結合便産生了與父親認同的心理：因為他欽佩父親，所以想要處于父親的地位上，因為想要像父親一樣，所以他想要父親離開這個位置。
這時，他的整個心理發展過程遇上了一個強大的障礙。
到了一定的時候，孩子會開始懂得，他想将父親作為對手取而代之的企圖，會受到來自父親用閹割手段所實施的懲罰。
這樣，由于對閹割的恐懼&mdash&mdash為了保持他男性的權利&mdash&mdash他就放棄了占有母親除掉父親的願望。
而這種願望卻仍留在潛意識中，并構成了罪惡感的基礎。
我們相信，我們在這兒描述的是正常過程，即所謂&ldquo俄狄浦斯情結&rdquo的正常命運，不過，對此還需做深入詳述。
當兩性同體（bisexluality）的體質因子（constitutionalfactor）在男孩身上比較強地發展起來時，就出現了又一個複雜情況。
因為那樣一來，男孩子在閹割的威脅下，他的傾向開始強烈地偏向女性一方，讓自己替代母親的位置，接替母親的角色，作為父親愛戀對象。
但對閹割的恐懼也使他的這種辦法成為不可能。
男孩子曉得，假如他要想讓他的父親把其當成女人來愛戀，他一定要屈服于閹割。
于是，恨與愛父親的兩種沖動都遇到壓抑。
在這事件中有一個心理上的區别： 由于對外部的危險（閹割）的恐懼而放棄了對父親的仇恨，同時，愛戀父親又被當作一種内部的本能性的威脅來對待。
盡管從根本上說，它們仍要追溯于同一個外部危險。
對父親的仇恨難于被男孩子采納是由于其對父親的恐懼，閹割是可怕的&mdash&mdash不管是作為懲罰還是作為愛的籌碼。
在壓抑對父親的恨的兩個因素中，第一個，即對懲罰和閹割的直接恐懼，可以叫作正常因素，它似乎隻随着第二個因素&mdash&mdash對女性态度的恐懼&mdash&mdash的增加而增加的。
因此，一種強而有力的天生的兩性同體的氣質便成為神經症的先決條件或成為增強神經症的原因之一。
這樣的氣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肯定是存在的，它以一種可行的形式（如同潛伏的同性戀）表現出來：在他的生活中男性友誼起着重要作用，他對情敵持令人不解的溫和态度；還有，正如他小說中所舉的許多例子那樣，他對隻能用受壓抑的同性戀才能說明的情況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