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病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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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情景似乎與疼痛的第一次出現有很大的關系，因為她記得當她散步回來時，她十分疲勞，受劇痛的折磨；然而，她說她不肯定是否在這之前她已經注意到疼痛。
我向她指出如果她有任何厲害的疼痛，她就不可能忍受這麼長的行走。
我問她在行走時，什麼情況能産生疼痛，她給我某些含糊的回答，即她自己的孤單和她生病姐姐婚姻快樂（她姐夫的行為舉止一直出現在她眼前）之間的對比使她感到痛苦。
另一個情景在時間上與第一個很相近，在聯結她疼痛與坐着方面發揮着作用。
這是在幾天後，她的姐姐和姐夫已離開此地。
她發現自己處于一種煩躁不安和懷念的心境中。
她早晨起得較早，爬上小山的一處。
這裡是她們曾經經常在一起的一個景點，可看到可愛的景色。
她坐在那兒的一個石凳上，引發了各種想法。
再一次地想到她的孤單和她家庭的命運；這次她公開剖露自己燃起了像她姐姐一樣幸福的希望。
她從這天早晨又開始沉思，同時出現了劇烈的疼痛；同日傍晚洗了澡，洗完澡後疼痛便一直存在着。
毫無疑問，這又進一步顯示了她通常走路和站立的疼痛在躺下時減輕。
疼痛與躺下無聯系，直至她聽到姐姐疾病的消息後，她從伽斯汀旅行回家，在晚上因擔憂姐姐而受到痛苦的折磨，這時她躺在車廂裡疼痛劇烈。
在這以後的相當長的時間裡，她躺下實際上比走路和站立更感疼痛。
首先，她以這種方式使疼痛區延伸到鄰近增加的區域即每一個新的有病理作用的主題向兩腿一個新的區域傳導；其次，每一個對她有強烈印象的生活場面留下了一種痕迹，導緻兩腿産生各種功能長久和不斷累積的宣洩作用，這些功能與她的疼痛感建立了聯系。
而在她形成站立不能、步行不能中還包含了第三個機制。
病人在結束她全部系列情節的描述時，她抱怨它們使她&ldquo獨自站立&rdquo非常痛苦。
在另外一系列情節中，即包括她不成功地嘗試建立自己家庭的新生活，她不厭其煩地重複着那些痛苦的、使她感覺無助的情緒，這種情緒使她不能&ldquo朝前邁一步&rdquo。
由此，我不得不想象在造成她不能步行的影響中，她自己的想法起了部分的作用。
我不禁想到病人必須做的莫過于尋找她痛苦想法的象征性表示，并且在加劇她的疼痛中發現了這樣的表示。
事實是癔症的軀體症狀可能通過這類象征化而産生，這在我們的《緒言》中已做了肯定。
在讨論現在的這個病例中，我将提出二至三個這方面的結論性實例。
這種象征化的心理機制在伊麗莎白·馮·R小姐身上沒有起明顯的作用，它并沒有造成她的步行不能。
但是每件事都表明已經存在的步行不能在這種方式下受到相當的強化。
因此，我偶然遇到的病人正處在發展階段的步行，不僅不能與以心理聯想為基礎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而且也與以象征化為基礎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
在我繼續闡明這個病例前，我将在這治療的第二階段就病人的行為方面補充幾句。
在分析當中，我自始至終地利用壓在病人頭上的方式使其腦中的圖像和觀念清楚地呈現出來，這個方法沒有病人充分的合作和注意的配合是不可能産生作用的。
事實上，有時她的行為完成了我的最高期望，在這種時候，令人驚奇的是不同的生活場面與特定的主題嚴格地以年代順序迅速地展現出來。
好似她正在看一本長篇的畫冊，在她眼前翻過一頁又一頁；在另一些時候，她的性格似乎存在障礙，對此，我毫無懷疑。
當我壓在她的頭部時，她會堅持說什麼也沒發生。
我會又重複我的壓力，并告訴她等着，但仍沒發生什麼。
開始幾次出現這樣的抵抗時，我中斷治療，說這是個不适宜的日子；我們在另外的時間再嘗試。
但是有兩個觀察結果使我決定改變态度：第一，我注意到隻有在伊麗莎白處于快活狀态，不感覺疼痛、情緒總是很好的情形下用這種方法失敗；第二，她經常斷言她什麼也看不到，然而過了一段長的間隔時間後，她的緊張和面部出神的表情卻違背了事實，她發生了一種心理過程。
因此，我決定采用催眠術，該程序從未失敗過：每次在我手的壓力下，伊麗莎白都産生一些觀念或在眼前出現一些畫面，但她總是不準備和我交流這些内容，試圖再次壓抑憑幻想産生的這些内容。
我設想這種隐藏有兩個動機：要麼她對這些觀念采取批評的态度，而她沒有道理這樣做，而且這些内容并不太重要；要麼她猶豫不決怕告訴人是因為發現這些事太讨厭而不願說。
于是我繼續進行下去，我好像完全确信自己技術的可靠性。
我不再接受她所說的什麼也沒發生，而是深信她必然發生了什麼。
我還說，或許她沒有足夠的注意。
在這種情況下，我喜歡重複我的壓力。
或許這可能使她認為自己的觀點是不正确的。
我告訴她，這不關她的事；她應當有責任保持完全的客觀，說出在她頭腦中無論是适當的或不适當的事。
最後我宣布我非常清楚她已經出現了某些事，而且她正對我隐瞞着這些事；隻要她隐瞞着，她的疼痛就不會消失。
因此，通過我的堅持，從那以後，我轉變了情況，我壓在她頭部後，從未失去其效果。
我不得不得出結論認為我對這種情況形成了一個正确的觀點。
從這個分析中，我對自己的技術獲得了确實絕對的信心。
常常是我要壓在她頭部三次後，她就會産生一種信息；而她本人事後評論道：&ldquo我本該第一次就對你說的。
&rdquo&ldquo那為什麼你不這樣做呢？&rdquo&ldquo我想那不是你需要的。
&rdquo或&ldquo我想我可以避免的，但每次又出現了。
&rdquo在這艱難的工作過程中，我開始觸及到病人再現記憶中呈現出抵抗這更深一層的意義，并仔細地收集特别明顯的标記。
[228] 至此，我到達治療的第三個階段。
病人情況較好，她的心理痛苦減輕，這時她能成功地去努力，但她的疼痛沒有明顯的消除，并不時發生，其疼痛的嚴重程度和過去一樣。
這個不完全的治療結果是與分析的不完整有關。
我仍不能精确地知道疼痛是在什麼時刻和由什麼機制所造成的。
在治療的第二階段中，大量的各種生活情景再現的同時，我觀察到病人拒絕告訴我這些再現的内容，我便産生過一種特殊的猜疑。
然而我沒有冒險把它作為我進一步行動的根據來采納。
但一個偶然發生的事決定了我的去向。
一天當我為病人治療時，我聽到鄰屋的一個男人的腳步聲和似乎問某個問題的悅耳聲音。
我的病人随即站了起來，要求我們今天停止工作，說她聽到她姐夫來了，要見她。
這時，她的疼痛不見了，但她的要求遭到我的阻止後，她面部表情和步态又突然出現了嚴重的疼痛。
通過這件事，加重了我的猜疑，我決定加速決定性的解釋的發生。
于是我問她關于第一次出現疼痛的原因和情境。
在回答中，她的思想轉到夏天去伽斯汀旅行之前曾去參觀了療養院，有許多生活情景再次浮現出來，以前我未曾很全面地對待它。
她回憶起那時她的情緒狀态：擔憂母親視力以及母親手術，她護理後的精疲力竭、她在生活中不能享受快樂或獲得成就、自己是一個孤單的女孩，這些使她感到最終絕望。
直到那時，她一直認為自己不要男人的幫助就能勝任任何事，這種想法被現在認為自己是個弱女子而壓倒，她渴望着愛，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冰凍的本性開始融化。
在這種心境下，她為第二個姐姐的幸福婚姻而深深地動情，她看到姐夫體貼入微地照顧姐姐，乍一看就知道他們之間是如此相互理解和信任。
無疑懊悔的是在第一次懷孕後這麼快地又接着第二次的懷孕，她姐姐知道這是她疾病的原因；但她如此甘願地随着，因為這是他引起的。
在一次與伊麗莎白疼痛密切相關的散步中，開始她姐夫不願和她一起去散步，要和生病的妻子待在一起。
然而妻子用眼光說服他一起去，因為她想這樣會使伊麗莎白快樂。
伊麗莎白一直在他的陪伴下走着。
他們讨論着各種各樣的話題，其中有一些最親近的話題。
她發現自己完全贊同他說的每一件事，心目中強烈希望有一個像他這樣的丈夫。
幾天後，在與她姐姐和姐夫辭别後的一個早晨，當她走向以前他們散步時喜歡去的地方時，出現了這樣的情景：她坐在那裡，再次夢想着要享受像姐姐一樣的幸福，夢想要找一個能赢得她的心，像她姐夫那樣的一個丈夫。
當她站起來時，她感到疼痛，但又再一次地消失。
直至下午，當她洗熱水澡時，又再次感覺疼痛起來。
從此，疼痛不再消失。
我試圖發現當她洗澡的同時，她頭腦中占有什麼樣的思想，但我隻知道澡室使她回憶起已離開的家庭成員，因為這澡室是他們都在時建的。
這不可避免地使我清楚了長期以來發生的全部情形；但是病人仍然沉浸在她又苦又甜的回憶中，似乎未注意到她正走向毀滅，并繼續再現着她的回憶。
接着她去了伽斯汀，焦慮地盼望着每一封信，在長長的等待中，直至一天傍晚，結果是由于她姐姐的壞消息使他們離開了伽斯汀，然後經曆着痛苦的不肯定姐姐的結果和無眠的旅行，所有這些伴随着她疼痛的加劇。
我問她在旅行中是否想到後來發生的令人悲痛的可能結果。
她答道她曾謹慎地回避這種想法，但她相信她母親從一開始就預料到最壞的結局。
這時她的回憶繼續着，他們到達維也納，在那裡遇見的親戚們給他們的印象。
然後從維也納到鄰近她姐姐住的夏季療養院的短途旅行，他們在傍晚到達那裡後，急匆匆地穿過花園到一個小花園式的房門口，門口是靜寂的、難以忍受的黑暗，她姐夫怎麼不在那裡接他們，他們怎麼站在姐姐的床前看着已去世的她。
在那害怕的片刻，她心愛的姐姐沒有向她們告别并在最後的日子裡沒有她的照顧而死去，也就在這片刻，過去另一種想法曾經掠過伊麗莎白的心中，此時不可抵制地又強行出現了，像是黑暗中的閃光：&ldquo現在他再次自由了，我可以成為他的妻子了。
&rdquo 現在事情明白了，分析者的努力有了豐厚的回報。
一種不相容的想法&ldquo擋開&rdquo的概念，心理興奮通過轉換成為某些軀體的癔症症狀的概念、通過擋開的意志行為形成的一個獨立的心理症群，所有這些在當時都以具體的形式展現在我眼前。
因此，這個病例的情況以這種方式完全清楚了。
這女孩感覺到的在意識中所采取的對姐夫的溫柔遭到她全部道德方面的抵抗。
她使自己痛苦地承認她愛姐夫是一種罪過，而代之以引起她的軀體疼痛；也就在那些時刻，這種罪過的想法強制性地作用于她時（即在她與姐夫散步時，她早晨的幻想期間，在洗澡時，在姐姐的床邊）。
多虧成功的轉換，她才出現了疼痛。
當我開始對她治療時，許多有關她愛情的想法已從她的認識中分離出來。
否則的話，我想她決不會同意開始治療的。
她反複的抵抗是因為起創傷性作用的以往生活情景的再現，這些再現事實上是以這種能量把不相容的觀念從她的聯想中驅趕出去。
然而，這個階段後接着是醫生的一個艱巨階段。
這種被壓抑的觀念的恢複對這個可憐的女孩有摧殘的作用。
當我冷冰冰地在她面前說這句話&ldquo因此，你長時間愛上你的姐夫&rdquo時，她就大哭起來。
在這時她訴說有最劇烈的疼痛，并做最後絕望的努力拒絕這種解釋：這不是真的，我已經說過此事，這是不可能的，她不能這麼邪惡，她決不會為此而原諒自己。
她本人告訴我的事很容易證實她别無其他解釋。
但是這麼長時間我才得到兩件可以告慰的事情&mdash&mdash即一件是我們不應對自己的感覺負責；另一件是她的行為是她道德性的充分體現，是她在這些情形下患病的。
在我從她身上獲得這兩個安慰之前，花費了這麼長時間。
為了減輕病人的痛苦，這時我必須用多種方法對她進行治療。
首先我要給她機會消除長時間積聚的興奮，我用的是心理宣洩。
我們窺探到她與姐夫關系中第一印象在她身上起作用，對他情感的開始保存在她的潛意識之中。
我們發現在她的回溯中能得到這麼多的所有小的前驅症狀和逐漸增強的激情的直觀。
在她姐夫第一次到她家時，他誤把她當作了與他成親的姑娘，當着姐姐的面問候她，而對不太好看的姐姐卻并不在意。
一天傍晚，他們在一起進行了一次很快活的交談，似乎相處得非常好，以緻他的未婚妻以半帶嚴肅的神情打斷他們的談話，說道：&ldquo事實是你們兩人非常相投。
&rdquo另一次，在一個聚會上，人們不知道他的訂婚，在說到這個年輕的男人時，一位女士批評他的身材有缺陷，猜測他兒童時代有骨骼的疾病。
他未婚妻靜靜地聽着不吱聲，而伊麗莎白卻怒氣發作，熱情地辯護她未來姐夫的身材是勻稱的，對此行為，她本人也難以理解。
當我們通過這些回憶後，逐漸清楚了伊麗莎白對姐夫的溫柔感已潛伏了很長時間，甚至可能從她認識姐夫開始起，并且始終隐藏在她僅僅是他妹妹這個情感的假面具背後，而她強烈要求成家的情感本來可以使她自然地接受這個事實。
這個心理宣洩的過程肯定使她好多了。
但是我通過對她目前境況的友好關注能使她減輕更多的痛苦，以這種想法為目的，我安排了一次與馮·R夫人（她母親）的約見。
我發現她是個善于理解人和敏感的女士，盡管她許多精力因最近的不幸而減退。
我從她那裡經過更仔細的詢問後知道大姐夫反對鳏夫小姐夫的無情敲詐，對他提出起訴，這使伊麗莎白感到非常痛苦，不得不為此而退縮。
其實對這個年輕男人的性格來說沒留下污點，由于不同的價值觀，這是個誤解，正像我們所見到的，錢能吸引一個商人，對商人來說，錢是他購物中的一個工具，一個公務員。
這隻是一個留下的痛苦插曲。
從那時起我請求她母親告訴伊麗莎白每一件她需要知道的事，将來給她機會卸掉我們已習慣了的她所具有的思想負擔。
當然，我也焦慮地想要知道這個女孩的願望有着什麼樣的可能性，這個願望現在在她的意識中，她希冀着能兌現。
但前景不太理想。
她母親告訴我，她很早就猜到伊麗莎自愛上這個年輕的男人，盡管她本人未意識到在她姐姐活着時就已有那種感情。
沒有人預見到他倆會結合在一起，盡管事實上現在是不太可能的事，因為會懷疑她的焦慮是讨好于他。
但是她母親告訴我她本人和家庭顧問都特别不同意他倆的婚姻。
因為這個年輕男人的健康狀況不好，他在心愛的妻子去世中受到一次強烈的挫折。
完全可以肯定他的精神狀态尚未完全恢複到使他能締結新的婚姻。
這大概就是她為什麼采取如此保守的行為的原因；而作為他來說，也可能是因為他不能肯定是否自己再被接納，希望避免可能因此而産生的議論。
從雙方的保守來看，不可能獲得伊麗莎白渴望的解決方法。
我告訴這個女孩我從她母親處聽到的事，并對她受益于對錢的事務的解釋感到滿意。
另一方面，我鼓勵她冷靜地面對撲朔迷離的将來，而未來不可能是很清楚的。
但這時已接近夏季，這促使我們的分析接近尾聲。
她的情況再次得到改善。
自從我們研究了其發病原因後，她不再訴說疼痛。
我們雙方都感到已面臨結束，盡管我告訴自己她長時間保持的愛沒有很充分的得到發洩。
但我認為她已治愈，向她指出現在能依靠自己解決困難，因為道路已經打開了。
對此，她沒有争辯，她和母親離開維也納，去見她大姐，和她的家人一起在那裡過夏天。
我還有幾句話要補充說明伊麗莎白·馮·R小姐的病史過程。
在我們分别後的數周，我收到她母親寄來的一封絕望的信。
她告訴我她主要是讨論女兒對待她的鬧心事，這女孩劇烈地反對她，從那以後又患上嚴重的疼痛。
因為我洩露了她的秘密，她對我表示憤慨。
她變得完全不可接近，治療完全失敗了。
她問我現在該做些什麼？伊麗莎白和我已經沒有什麼關系了。
我沒有回這封信，其理由是伊麗莎白離開我的治療後再次試圖拒絕她母親的幹預，再次用孤獨回避。
但我确信，一切都會變好的，我的辛苦治療不會是徒勞的。
兩個月後，她們回到維也納，那位向我介紹這個病例的同事告訴我有關伊麗莎白的消息，說她感覺十分好，她的行為表現好像根本沒生過病一樣；但她偶然仍有較微的疼痛。
自此以後，她幾次給我相似的信息，每次都答應來看我。
而這是從治療這種病中産生的個人關系，但至今她從未這樣做過。
正如我的同事讓我放心的那樣，别人認為她痊愈了。
她姐夫與這個家庭的關系仍保持不變。
在1894年春，我聽說她準備參加一個私人舞會，而我能得到這個舞會的邀請，我不讓這個機會失去，我見到了我以前的病人在活躍的跳舞中卷走了她的過去。
從那以後，根據她自己的愛好，她與一個我不認識的人結了婚。
讨論&mdash&mdash我始終都不是一個心理治療者，像其他神經病理學者一樣，我受訓于應用局部的診斷和電療預後。
使我本人也感到奇怪的是，我所寫的這些份病史讀起來像個短篇小說。
也許有人會說，他們缺乏科學的嚴肅特性。
經過思考，我必須安慰自己的是病人的性格顯然應為此負責，而不是我自己的任何偏愛。
實際上局部的診斷和電反應在癔症研究中是找不到的，而心理過程的詳細描述，就像我們慣于在一個想象力豐富的作家的著作中發現的那樣，使我能應用少數的心理治療程序來達到至少對那種情感過程的某種洞察。
這種病例往往易被診斷為像精神病一樣的疾病，然而前者有某一點優于後者，也就是說病人遭受痛苦的情景和她疾病的症狀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系，這種聯系我們仍在其他精神病的記述中徒勞地搜尋。
在報告伊麗莎白·馮·R小姐的病史中，我盡力編排我能夠給予的解釋，把這放在我對她恢複過程的描述裡。
再次提一下那些重點恐怕會是值得的。
我已描述了病人的性格，人們也會經常在癔症病人中碰到這樣的特征，這個特征不應作為借口被視為衰退的結果：她的才能，她的抱負，她道德上的敏感性，她對愛的過度要求，首先從她家庭中得到滿足。
她本性的獨立性已超出女性的理想，并且在相當固執、好鬥和保守中得到表現。
因此，我的同事告訴我沒有明顯的遺傳影響可以追究到她家庭中的任何一方。
确實，她母親多年來患神經症性抑郁症，過去一直未予調查；但她母親的兄弟姐妹和她的父親、父親的家庭成員都是神智健全的人，沒有神經質方面的問題。
在她較近的親戚中也沒有發生嚴重的神經精神病。
這就是病人的性格，它始于她照顧長期生病的心愛的父親後逐漸消耗自己的精力，受到痛苦的情緒折磨而緻病的。
有足夠的理由說明這樣的事實，護理病人在癔症病例的發病前起明顯的作用。
顯然還有許多因素在這方面起作用，如因擾亂睡眠引起一個人健康方面的障礙、對某個人的疏忽、一直擔憂一個人營養功能所産生的影響。
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應從其他方面去尋找。
任何一個人的頭腦中可有無數的想法，但是在數周或數月來隻有一個任務即護理病人，而這個任務接二連三卻無休止，這一方面會使他采取壓抑自己每一種情緒表現的習慣；另一方面又會很快地把他的注意從對自己的印象中分散開來。
因為他既無時間，又無力量去判斷他們，因此他積聚了大量帶有情感的印象，又難以充分地察覺，在任何情況下，又未被宣洩而削弱。
于是他産生了&ldquo保持癔症&rdquo的素材。
如果病人康複了，當然所有這些印象便失去了它們的意義。
但如果他死了，出現了悲哀期，在這時期唯一有價值的似乎是那些與死者有關的事，而這些印象未被處理，也成為頭腦中的形象；在精疲力竭的一個短期間隔後，在護理病人期間播種下的癔症種子便開始爆發出來了。
我們偶爾也發現在護理病人期間所積累的這同一類創傷是在以後進行處理的，我們沒有由此獲得患病的一般印象，但癔症的機制卻已存在于其中。
因此，我了解到一個很有天賦、患有輕度神經質疾病的女士，她的全部性格具有癔症的證據，但是從未尋找醫學的幫助，或不能擔負起她的責任。
她已經護理了三四個她所愛的人，每次她都到了完全衰竭的狀态；但她沒有在這些悲劇的努力後病倒。
然而，在她的病人死後不久，她開始在眼前浮現過去疾病和死亡的情景。
每天在眼前再次展現一下每個印象，為此悲傷，并安慰自己。
人們可能會說她在空閑時是這樣的。
處理她的印象這一過程與她每天要做的工作是相呼應的，兩種活動并不互相幹擾。
全部事情都以年代順序掠過她的心頭。
我不能說是否這樣的回憶是與過去日複一日的事情相一緻。
我隻是猜想這取決于她通常完成了家庭事務後，允許她有多少的空閑時間。
[229] 除了她遺留下的悲哀的爆發和疾病緻命的死亡之外，這個女士在每年追悼亡靈的節日裡追憶着她遭受的各種災難，在這些情景中，她生動的視覺再現和情緒的表達使她能回憶起過去精确的日期。
例如，有一次我發現她在落淚，便同情地問她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她半帶發怒地漠視我的問題，說道：&ldquo哦，不，今天隻是有個專家來這裡告訴我們沒有希望了，那時我沒時間号哭。
&rdquo她提到了丈夫最後的疾病。
他死于3年前，我很感興趣地想知道每年她追悼亡靈的日子裡是否總是有同樣的過去生動的生活場面，或每次宣洩中是否呈現不同的細節，作為對我自己的理論觀點提出的疑問。
[230]但是我不能肯定這一點。
這個性格上的力量不如智力的女士羞于回憶中所産生的強烈作用。
我必須再次強調：這位女士沒病，她延遲的宣洩不是一個癔症的過程，然而又與癔症過程何其相似。
我們可能問為什麼護理病人後接着就出現了癔症而不是别的。
這不能不說是個人易感性的問題。
我認為這個女士的易感性達到相當的程度。
現在我必須回到伊麗莎白·馮·R小姐上來。
當她護理父親的同時，正如我們所見，她第一次發展了一個癔症症狀&mdash&mdash她右大腿的一個特定區的疼痛。
通過分析方法可能發現對症狀機制的一個恰當解釋。
這時有一大群觀念萦繞着她，她認為有責任照顧生病的父親，而這種觀念和那時她感覺到的性欲的欲望發生了沖突。
在鮮明的自責的壓力下，她決定傾向于前者，這樣的做法産生了她的癔症性疼痛。
根據癔症轉換理論的觀點，其發生可做如下描述：她在意識中壓抑了性欲的觀念，将情感量轉換成軀體的疼痛感。
我不清楚是否她出現的第一次沖突僅僅是在一個情景下或在幾種情景下産生的；很可能是後者。
一個十分相似的沖突&mdash&mdash盡管具有較高倫理學的意義，經過分析後卻更清楚了，它在數年後進一步發展，并導緻同樣的疼痛增強，且延伸開來，超越了原來的定位。
這再一次是一大群性欲類的觀念與她的全部道德觀念的沖突。
因為在她姐姐生前和死後，她傾向于以姐夫為中心，她認為自己被這個男人如此吸引住的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分析提供了這種沖突的詳細信息，這構成了病史的焦點。
病人對她姐夫的情感起源可能存在已久；其情感的發展是由于長時期的病人護理導緻體力上的衰竭和多年長期的失望導緻精神上的衰竭。
她開始産生性格上的淡漠，并承認她需要男人的愛。
她在姐夫的陪伴下，她們在療養勝地待了數周，期間她的性欲情感和疼痛達到最高程度。
再者，分析提供的證據是病人在同樣的時期中，她處于特殊的心理狀态，這種狀态與她的性欲感覺和疼痛聯系起來，可理解為是根據轉換理論所發生的現象。
我想靠得住地說，在那時，病人并不清楚地意識到她對姐夫的情感，盡管這些想法很強烈，除少數例外，而且隻是瞬間出現的。
如果不是這樣，她也不可避免地會意識到這些情感和她道德觀念之間的沖突，就可能經曆心理痛苦，好似經過我們分析後，我見到她那種情況一樣。
她沒有任何這些痛苦的回憶，她逃避着這些痛苦。
要注意的是她并不清楚她這些情感的本質。
在那時和在分析期間，她愛姐夫就像異物一樣存在于意識中，但沒有與其他觀念形成活動、發生關系。
在考慮這些情感時，她是處于一種奇特的、既認識到卻又同時沒有心理症群被中止的情境。
這無非就是我們所說的她對這些情感不清楚的意思。
我們不是指他們的意識性較低或意識程度較低，而是指他們阻斷了思維和心靈中其他觀念性内容的自由聯想性關系。
但是一個伴有如此情緒化的觀念群怎麼能單獨地隔離開來？總而言之，一種觀念在聯系中所起的作用伴随着其情感量而成比例增加。
如果我們考慮兩個無疑可以用來說明的事實，則我們就能回答這個問題：（1）在形成這種單獨心理症群的同時，病人的癔症性疼痛有了發展；（2）病人呈現強烈的抵抗，抵抗試圖産生單獨心理症群和她意識中的其他内容之間的一種聯系。
盡管如此，當這種聯系完成後，她感到很厲害的心理性疼痛。
我們關于癔症的觀點是肯定第二個事實表示這種意識分裂的動機，而第一個事實則表明其機制，借此把這兩個事實與她的意識分裂聯系起來。
動機是防禦性的，即拒絕代表全部的自我屈服于這種觀念性症群。
機制是轉換的機制，即代之以她所逃避的心理痛苦，軀體疼痛便出現了。
以這種方式進行的轉換有其益處，即病人逃避了不能忍受的心理狀況問題。
然而，事實是這是以心理異常為代價的&mdash&mdash産生意識分裂和軀體疾病&mdash&mdash她的疼痛，并由此而産生步行不能。
我必須承認我不能提供任何有關這種轉換是如何産生的線索。
它顯然不是以同樣一種有意的和自主的行為方式表現出來的。
它的産生有一個過程，是在某個人防禦動機的壓力下發生的。
這個人的組織，或是其暫時的改變，具有傾向于那個方向的傾向。
[231] 這個理論引起更周密的調查。
我們可能問：是什麼促使其轉向軀體疼痛？一個謹慎的回答可能是：某些可能成為或必然成為心理痛苦的事情。
倘若我們稍稍大膽和試圖用代數方法的圖像來描繪這類觀念的作用機制，我們可能把一定量的情感歸因于存在于潛意識中的這些性欲感覺的觀念性情緒。
我們說正是這種情感量被轉換了。
直接從這個理論的說法會得出，潛意識的愛&ldquo可能通過這種轉換而在強度上減少了許多，可能還原為一種較弱的觀念&rdquo。
這種力量的還原是可能使這些潛意識的情感作為單獨的心理症群而存在的唯一東西。
然而，這個病例不是很符合對這一微妙事情的清晰描繪。
因為該病人可能隻存在部分的轉換，而在其他病人中可能會顯示完全的轉換。
在那種情況下，不相容的觀念事實上被&ldquo壓抑&rdquo僅成為強度很微弱的觀念。
在與不相容的觀念建立聯想性聯系後，病人往往聲稱他們的思想與此無關，這是因為癔症的症狀出現了。
我斷定在某些情形下，雖然僅僅是瞬間的，但病人意識中認識到她愛着她的姐夫。
有這樣一個例子，我們可能回想起當她站在姐姐床邊的那會兒，她頭腦中閃出一種想法：&ldquo現在他自由了，你可以做他的妻子了。
&rdquo我必須考慮到這些瞬間在我們對所有神經症觀點上所産生的意義。
對我來說，似乎&ldquo防禦性癔症&rdquo這個概念的本身即意味着至少發生了一次這樣的瞬間。
當不相容的觀念即将突然發生時，很清楚，意識是不能預先知道的。
以後不相容的觀念及其伴随觀念一起被排斥，形成單獨的心理症群，追根究源還是與思想的主流有關。
否則這種導緻排斥的沖突就不會發生[232]。
因此，正是這些瞬間被描述為&ldquo創傷性的&rdquo，也正是在這些瞬間發生了轉換，其結果是意識的分裂和癔症的症狀。
在伊麗莎白·馮·R小姐的病史中，一切都指向幾個這樣的瞬間&mdash&mdash散步的情景、早晨的夢幻、洗澡及在她姐姐的床邊。
甚至可能在治療中也發生同樣性質的新的瞬間。
一種類似于最初引入的不相容觀念的經曆對分離出去的心理症群增加了新的興奮，因此暫時成功地阻止了轉換，這就是可能造成幾次這樣的創傷性瞬間。
而自我參與這突然閃現的觀念中，經過進一步的轉換後恢複原來的狀态。
伊麗莎白小姐多次受到姐夫的陪伴，必然特别容易發生新的創傷。
就我目前表明的觀點來說，我倒甯可說這個病例的創傷史存在于過去的全部之中。
現在我應當轉到我所描述的對該病例理解的困難部分。
根據分析的證據，我假設為當病人照顧她父親時發生第一次轉換，那時她的責任像一個護士，出現護理與她性欲望的沖突，然後發生典型的事情是在阿爾卑斯山療養院的意外事件，這導緻了疾病的爆發。
但從病人的叙述來看，在她護理父親時和以後，即我描述為&ldquo第一階段&rdquo，她沒有任何疼痛，也無局部的不适，實際上她曾在父親生病期間因腿疼而卧床過幾天，但是否這次發作已屬于癔症仍是個問題。
在分析中，無法追溯這些最初的疼痛和心理印象之間的因果聯系。
有可能，實際上可能就是那時她患的是普通的風濕性肌肉疼痛。
而即使我們偏向于認為疼痛的第一次發作是當時她因否定性欲思想的結果而導緻癔症轉換的發生，但事實是疼痛僅僅持續數天後就消失了，所以病人的行為舉止在現實中與分析中所表現的似乎不同。
她在我稱為第一階段的回憶期間，伴随着她的全部故事是關于父親的疾病和死亡，關于她與第一個姐夫相處的印象等，并出現疼痛的特征，而在實際體驗這些印象時沒有什麼感覺。
這不就是個矛盾，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對這種分析的解釋價值可信度嗎？ 我相信我能這樣解決這個矛盾：我們假設疼痛&mdash&mdash這個轉換的産物&mdash&mdash在病人體驗第一階段的印象中沒有發生，而隻是在意外事件後，即在第二階段，她的思想中再現了那些印象。
也就是說，當她的印象是新的時，則轉換不與之發生聯系，而是與她記憶中的印象發生聯系。
我甚至相信這樣一個意外事件的過程在産生癔症症狀中，沒什麼不尋常的，實際上起着其通常的作用。
但由于像這樣一個斷言是不能自我證實的，所以我願意提出其他一些病例，使之更顯得有理。
我曾經在分析治療的實際過程中在一位病人身上遇到新發展起來的一種癔症症狀，這樣我能夠在症狀出現後的當天即着手消除它。
對此，我将插進來這個病例的主要特征。
該病例相當簡單，但不乏興趣。
羅莎莉·H小姐，23歲，一個受訓練數年的歌唱家。
她有副好嗓子，但她抱怨音域中的某些部分不能控制，她有聲音哽住和喉嚨的阻塞感，所以她的嗓子發音很緊。
因此，她的教師至今不準許她在公衆場合作為歌唱家亮相，雖然這個缺點僅僅影響了她的中音域，但它不是器官本身的缺陷。
這種失調有時完全消失，這時她的教師表示相當滿意；但另一些時候，如果她處于稍微的不安甯中，甚至有時沒有任何明顯的原因，這種阻塞感會再次出現，于是她的發音受到損害。
不難理解這類相當令人厭煩的感覺是癔症的轉換。
我沒有采取步驟去發現事實上是否有聲帶肌内的某些攣縮。
[233]我對這個女孩實施催眠分析的過程中知道其病史的如下情況及以後才知道的病因。
她早年失去雙親，被有許多孩子的舅母扶養。
結果使她逐漸卷入了這個很不快樂的家庭生活中。
她的舅父是一個明顯病态的人，蠻橫無理地對待妻子和孩子。
他傷害他們感情的較特别表現是：公開對家中的仆人們和保姆顯示性欲的偏愛，而且孩子愈長大，他愈是表現得令人作嘔。
她舅母死後，孩子們成了沒有母親的孤兒，受到父親的壓制，此時羅莎莉成了衆多孩子的保護人。
她認真地擔負起了她的責任，她的地位使她要平息所有的沖突，但這需要很大的努力來壓抑她對舅父的厭惡和蔑視。
[234]在這個時候，她開始出現了喉嚨的阻塞感。
每次當她不得不克制自己的頂嘴或強使自己在面對某種蠻橫的詛咒時保持沉默，她感到喉嚨裡有一種抓搔、一種阻塞感，失去聲音，所有這些感覺定位于她的咽喉部，因此幹擾着她唱歌。
在這種情況下，她要尋找使自己獨立的機會是不足為奇的，這樣可逃避舅父家每天發生的不安和令人沮喪的經曆。
有一個很有才能的音樂老師無私地支持她，使她相信自己的嗓音正适合選擇歌唱為職業。
這時她開始秘密地聽他上課。
但當她經常因家裡發生粗暴情景後仍留下喉嚨阻塞感時，就匆匆離開家趕去上聲樂課，結果她唱歌和癔症性的感覺異常之間牢固地建立了一種聯系&mdash&mdash通過唱歌而建立的器官感覺的一種聯系。
當她正在唱歌時，這些發音器官本應完全受她的控制，卻轉變成無數被壓抑的情緒刺激的宣洩。
從這以後，她離開了舅父家，遷居至另一城市，這樣做是為了與這個家庭分離。
但并沒有使她擺脫自己的困難。
這個相貌好、智力不一般的女孩并沒有顯示其他的癔症症狀。
我盡力使她擺脫這種&ldquo記憶性癔症&rdquo，使她再現所有不安的以往經曆，并在此後讓她得到心理宣洩。
我讓她責罵舅父、教訓他，告訴他未加任何渲染的實情等，這種治療對她很好。
然而，不幸的是她住在維也納的情況也不好。
她與自己親戚的關系運氣不好。
她受到另一個舅父的款待，這個舅父以友好的方式待她；正因為如此，她的舅母不喜歡她。
懷疑她丈夫對他的外甥女有較大的興趣，因此安排她住在維也納，可以表明對她的讨厭。
舅母本人在年輕時被迫放棄當藝術家的願望，妒忌她能夠受到這一方面才能的培養，盡管這女孩并非是自己的願望，而是她需要獨立而做出的決定。
羅莎莉[235]在這所房子裡感到如此地緊張，不敢大膽地做某些事，例如在她舅母能聽得見的範圍内唱歌或彈琴，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舅父面前唱歌或彈琴（是她母親的哥哥、一位年老的男人），因為舅母可能會出現。
當我試圖掃除這些過去不安甯的痕迹時，又發生了與男女主人關系的新問題，這甚至幹擾着我治療的成功，也帶來持久的不良影響。
一天，這病人有了一個發生不到24小時的新症狀而來就診。
她訴說其手指末端有讨厭的刺痛感，她說從前一天開始，每數小時便出現這樣的感覺，這迫使她的手指做出奇怪的扭曲動作。
我沒能觀察到她的發作；否則我毫無疑問能從她動作的性質猜到引起這症狀的情形。
但我即刻用催眠分析法，試圖進人解釋症狀的軌道（事實上這是一種輕微的癔症發作）。
由于整個事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形成，我希望自己能很快地解釋和去除該症狀。
令我驚奇的是病人産生了全部的情景，沒有遲疑，而且按着年代順序，從她童年早期說起。
[236]這些情景似乎通常對她來說是某些對她的傷害，而她又不能自我防衛，并且可能造成她的手指痙攣。
有這樣一些情景：例如，在學校裡，她的手被拉出來，老師用尺子打。
但這是十分普遍的情況，我準備否認它們在癔症症狀的病因中所起的作用。
但接下來是她少女時期的另外一件事，她那不好的舅父患有風濕病，要她按摩他的背，她不敢拒絕他。
他那時躺在床上，突然脫下睡衣，跳了起來，試圖抓住她，把她按下。
當然，按摩就此中止，其後她逃脫了，把自己鎖在屋裡。
她顯然不願回憶此事，也不願說她在舅父突然脫衣時看到什麼。
她手指的感覺可解釋成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壓抑自己對舅父懲罰的沖動，或簡單地就是她那時為舅父做按摩所造成的。
就在與該情景建立聯系後，她到我這裡來之前一天，她手指的這種感覺和痙攣，作為一種重複記憶的象征出現了。
現與她住在一起的舅舅曾要求為他彈奏，她坐在鋼琴旁邊彈邊唱，以為她舅母已出去，但突然舅母出現在門口。
羅莎莉跳了起來，砰地關上鋼琴，扔掉樂譜。
我們可以猜想出她頭腦中會引起什麼樣的回憶以及在那一瞬間，她要避開什麼樣的一連串思想。
這是一種她受到不公正懷疑後所産生的強烈的憎恨感，而這也本應該促使她離開現在這所房子；但實際上她因為要治療，又别無去處，不得不住在維也納。
當她再現這個情景時，我見她做出的手指動作是要拂掉某件東西的情景，簡直是象征性地要扯掉某件東西&mdash&mdash扔掉一張紙或拒絕一個建議一樣。
她很明确地堅持認為，她以前沒有注意到這個症狀&mdash&mdash她第一次叙述時沒有提到這些情景。
因此，我們隻能這樣認為，前一天所發生的初次的意外事件喚起了較早相似主題的意外事件的記憶，并由此形成一種被應用于全部記憶群中的記憶性的象征。
轉換能量的提供一方面是通過新的體驗的情感，另一方面是通過回憶的情感。
當我們更周密地考慮這個問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過程是癔症症狀發生的慣例，而不是一種例外。
當我調查這些情況的決定因素時，我幾乎總是發現，并非單一的創傷性因素，而是一群相似的因素（病例2，埃米夫人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在某些這樣的病例中，症狀在第一次創傷後的短時間内就已出現，然後停止，直至再發生，并在以後的創傷中固定下來。
然而，在第一次激發因素後出現的暫時症狀與這以後潛伏下來的症狀之間，原則上不存在任何差别。
實際上在大多數病例中，我們發現第一次創傷後沒有留下症狀，而在以後遇到同樣的創傷産生了一個症狀。
若沒有前面一個激發因素的相互作用，後來出現的這個症狀就不會持續存在；而在沒有弄清所有的激發因素的情況下，這個症狀就不會消除。
根據轉換的理論，這種創傷的累積作用及症狀預先潛伏不變的事實告訴我們轉換可同樣來自于新的症狀和記憶症狀。
這種假設完全解釋了我們觀察到的伊麗莎白。
馮·R小姐的疾病與對她所作分析之間的明顯矛盾。
毫無疑問，未予處理的情感在思想意識上持續存在，健康人能做到很大的耐受。
我剛才提出的這個觀點并不是說癔症患者的行為幾近于健康人的行為。
我所考慮的顯然是量的因素一個有機體能耐受多大這樣一種情感緊張的問題。
即便一個癔症患者也能保持一定量的未予治療的情感；由于發生相似的激發因素，倘若其量經過累積作用超過主體能忍受的臨界點，則該量提供了轉換的動力。
因此，當我們說癔症症狀的形成是基于記憶中的情感強度和新的情感強度時，我們将不做任何新的斷言，而隻是陳述幾乎能夠接受的一個假設。
我在這裡讨論了這個癔症患者的動力和機制。
但我仍然在考慮如何正确地确定癔症症狀的問題。
為什麼病人的心理痛苦會以腿部而不是别處的疼痛呈現出來？這些情況表明這種軀體疼痛不是由神經症産生，而隻是被其應用、增加并保持着。
我可以立即補充我已發現的情況，幾乎所有我能洞察的癔症疼痛均有相似情形，即在開始時總是真正的、屬器質性的疼痛。
在癔症中起作用的疼痛似乎最常選擇的是一種最普遍、且最廣泛的人類疼痛：特别是伴随牙病的骨痛和神經痛、因許多不同因素所緻的頭痛、常未予認識的并不少見的風濕性肌痛。
同樣，我把伊麗莎白·馮·R小姐第一次疼痛發作歸因于器質性基礎，其發生追溯到她在護理父親的時候。
當我試圖為此去尋找心理因素時，我沒得到什麼結果，所以我傾向于、我也必須承認在采用謹慎的操作方法後，喚起了患者隐藏着的記憶，由此做出了鑒别診斷。
這種源于風濕性的疼痛[237]以後成為她痛苦的心理興奮的記憶象征。
就我能夠弄清的，疼痛的發生遠不止是一個理由。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最重要的一個理由，即疼痛與興奮同時存在于意識中。
其次，那時她頭腦中存在的許多觀念與疼痛聯系起來，或可能聯系起來。
實際上疼痛可能就是在許久以前，她必須承擔護理病人的責任，在護理時期缺乏運動、飲食減少的結果。
但女孩對此并未清楚地認識到。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她在那有意義的瞬間必須感覺到了疼痛。
例如，當她在冰冷的冬天因她父親的召喚從床上跳下來時。
但是明确地決定性地影響轉換方向的則是另一條聯想性聯系線：事實是在那漫長的日子裡，她疼痛的一條腿與她父親腫脹的腿被換繃帶時聯系起來。
此後，标記這種聯系的她右腿疼痛區仍然是其疼痛的焦點，并由此向四周發散，形成一種人為的癔症發生區，其源處在我們現在這個病例中可清楚地觀察到。
如果人們對軀體疼痛和心理情感之間的聯想性聯系上存在這樣豐富和人為的特征感到驚奇的話，我應當回答它不足為奇，因為事實是擁有最多錢财的人才是富人。
[238]如果沒有這麼衆多的聯系，實際上就不會形成一個癔症症狀，因為轉換将不能發現通路。
在考慮其決定因素方面，我能肯定伊麗莎白·馮·R小姐是一個較簡單的病例，我已解開了最為纏結在一起的線圈，特别是凱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
在這份病史中，我已讨論到病人的這些疼痛發展成步行不能的途徑，它是在打開了轉換的特殊通路後發展起來的。
然而，在那個通道方面，我也表示了我的觀點，即病人通過象征化的方式産生或增加了她的功能障礙，她已經在步行不能中發現，軀體表達說明她缺乏獨立地位和在環境中不能做任何改變，所謂&ldquo不能往前一步&rdquo、&ldquo沒有什麼可倚靠的&rdquo這樣的句子為這種轉換的新行為起着橋梁的作用。
我試圖用其他一些例子來支持這個觀點。
轉換，以同時存在為基礎，也還有一個聯想性聯系的問題。
一方面，轉換似乎對癔症素質的需求最小；另一方面通過象征的實現而發生的轉換似乎喚起更高程度的癔症性改變。
這在伊麗莎白小姐的病例中可觀察到，但這隻是出現在她癔症的後階段中。
象征的實現的最好實例是我在凱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中所觀察到的，這是我所描述的病例中最嚴重的和最有啟發性的病例。
我已解釋過了，遺憾的是不可能對她的疾病做詳細的報告。
凱瑟琳娜夫人在其他症狀中有一種極度強烈的面神經疼痛，一年突然出現2至3次，每次持續5至10天，她拒絕任何治療，然後突然停止。
疼痛區局限在三叉神經的第二和第三分支。
由于明顯存在異常分泌的尿酸鹽，不太能肯定的&ldquo急性風濕病&rdquo在病人的病史中起一定作用，而痛風的神經痛診斷似乎是相當有理由的。
這個診斷是在每次發作時請了不同的醫師會診後所确定的。
通常的治療是這樣的順序：電刷、堿水、清洗，但每次神經痛直到移向另一個症狀之後才去除。
她生活較早時期的神經痛是在15歲，當時怪罪于她的牙齒引起的。
要求拔掉這些牙，在一個晴天，在麻醉下，拔掉了7顆作怪的牙齒。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的牙齒是如此堅固地附着在一起，而大多數牙齒根部不得不留了下來。
這個殘酷的手術未取得暫時的或永久的結果。
在那時，神經痛猖獗了幾個月。
即使在我治療時，每次神經痛發作時，牙醫也被召喚進來。
每次他都診斷為牙根的問題，并開始對此治療；但一般來說，牙醫很快被阻止了。
因為在要求牙齒治療的同時，這種神經痛可能會突然中止。
而在間隔期中，她的牙齒一點也不痛。
一天，當疼痛又一次劇烈起來時，病人要我給她作催眠術治療。
我對她的疼痛進行強烈的抑制，就在那會兒，疼痛止住了。
從那時起，我開始懷疑起神經痛的真實性。
在成功的催眠治療一年後，凱瑟琳娜夫人的疾病有了新的和驚人的轉變。
她突然顯現出新的病變狀态，與前幾年的特征有所不同。
但病人在某些思考後，宣稱以前在她長期患病過程中，她在不同時間具有全部這些症狀。
這已經持續了30年，現在發展為确實令人驚奇的多次癔症發作。
病人能将此歸因到過去相應的事上。
而過了不久也有可能接下來出現的是經常密切涉及的一系列思想，這些思想決定了癔症發作的順序，他們就像帶有解釋性文字的系列圖畫。
皮曲裡斯必定有某種看法，提出他的描述即&ldquo部分記憶缺失的一種形式&rdquo。
[239]我們能很清楚地看到這類癔症狀态屬于過去的再現。
最初是在病人處于最健康時，出現一種帶有特别色彩的病态的心境，她常常對其發生誤解并歸因于幾小時前的某些平常的事件。
然後，伴随着意識色彩的增加，接着出現癔症症狀：幻覺、疼痛、痙攣和長的朗誦式的說話。
最終這些症狀以過去經曆的一種幻覺形式持續出現，而這個過去的經曆可能解釋她最初的心境，并決定了她現在發作的一些症狀。
在最近一次的發作後，她的思想恢複了清晰。
她的症狀魔術般地消失，她又感到很好&mdash&mdash一直維持到下一次、半天後的再發作。
一般來說，我是在她發作高峰時被請來的，引導她進入一種催眠狀态，喚起創傷性經曆的再現，通過人工的方法中止發作。
由于我在這個病種上治療了數百個病人，我在确診癔症症狀方法方面獲得了最有啟發的信息。
事實上，這個值得注意的病例的研究，是我和布洛伊爾一起參加的，也因此直接導緻出版《緒言》一書（1893年，在書中介紹了現在的這一卷）。
在這個階段的工作中，我們終于再現了她的面部神經痛，當神經痛即時發作時，我本人對她做治療。
我也好奇地想尋找是否這也是由心理因素所緻。
當我開始喚起創傷性情景時，病人看到自己回到她對丈夫很大的心理激惹時期。
她叙述了一次她與丈夫的談話，并評論她對這次談話感到好像是一種痛苦的侮辱。
突然她把手放在面頰上，疼痛地哭叫：&ldquo就像掌擊我的臉一樣。
&rdquo從這時起她的疼痛和發作均消失了。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象征的實現。
她感到好像真的被人掌擊了臉。
有人會問怎麼會用三叉神經痛的形式表現出&ldquo掌擊臉&rdquo的感覺呢？為什麼局限在第二和第三分支呢？又為什麼在張嘴和咀嚼時更痛，盡管在說話時不覺得更痛呢？ 次日，神經痛又發作了。
但這次是通過另一個情景的再現而消失，其内容又一次是一種假設的侮辱。
該情況持續了9天。
這似乎是她多年被侮辱的事，其中特别說到的是通過象征化引起面部神經痛的新發作的一件事。
但我們終于能用我們的方法把她帶到神經痛的第一次發作中，這是早在15年以前的事。
那時沒有象征化，卻有同時發生的轉換。
她看到帶有自責表情的痛苦景象，這迫使她回溯另外一系列的思想。
因此這是一種沖突和防禦的情形。
在那瞬間産生的神經痛隻能假設為那時她患輕微的牙痛或面部的疼痛，而這也許是可能的，因為那時她正處于懷孕早期。
因此，這個解釋證明該神經痛是通過慣常的轉換方法表示了一個神奇的心理興奮，但以後，這種神經痛可通過她心理生活中的聯想性反射或象征性轉換而出現。
實際上，我們發現伊麗莎白·馮·R小姐就有這樣的行為表現。
我再給出第二個例子來證實在其他情況下所表現的象征性行為。
在一個特殊的時期，凱瑟琳娜夫人被強烈的右足跟疼痛折磨着，每走一步都有一種刺痛，這使她不能走路。
分析使我們把這一現象與她在國外療養院那段時間聯系起來。
她曾在床上躺了一星期，療養院的醫生第一次準備把她從床上擡下來，讓她到通常的餐廳去用餐。
當她挽着醫生的手臂離開房間的那會兒出現了疼痛；在再現這個情景時，疼痛消失了，這時病人告訴我，因為那時她害怕面對餐廳中的這些陌生人時&ldquo發現自己走步不對&rdquo。
首先，這個例子似乎是明顯的，甚至是喜劇性的，它通過言語表達反映了一種象征化的癔症症狀的産生。
然而，對環境的進一步檢查倒使我們傾向另一種觀點。
在那時，病人患有一般性的腳痛，這可能就是她卧床不起很久的緣故。
當她要下地跨出第一步時，所有能說明象征化的是病人被害怕所壓倒，此時她從所有困擾她的疼痛中選出一個特定的疼痛作為合适的象征，這就是右足跟的疼痛，将其發展為心理疼痛，使之特定地持續存在着。
在這些例子中，象征化的實現機制似乎降到次一級重要的位置，好像這無疑是一般的規則。
但是我所用的這些例子似能證明癔症症狀的産生僅僅是由象征化的實現引起的。
下面是最好的一個例子，并再次與凱瑟琳娜夫人聯系起來。
當這個女孩15歲時，她躺在床上，受到祖母的嚴厲監視。
女孩突然哭叫了起來，她感到兩眼之間的前額有一種刺痛，這種疼痛持續了數周。
在對這種疼痛的分析中，她再現了過去将近30年前的事，她告訴我她的祖母給她看到的樣子是如此&ldquo刺骨寒冷&rdquo，這情景完全進入她的頭腦中（她害怕老婦人那種懷疑的目光）。
當她告訴我這種想法時，她爆發出大笑，疼痛再次消失。
在這個例子中，我不外乎覺察到了象征的實現機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處于自我暗示和轉換的中間。
我對凱瑟琳娜·M夫人的觀察使我得到經常收集這種象征化的一個機會。
通常被看作是由器質性因素決定的全部軀體感覺症狀，在她的情況中，具有心理起因或至少具有心理意義。
她的一系列特殊經曆伴随着心髒區域的刺痛感（意指&ldquo它刺入我的心&rdquo）。
在癔症時的似釘子刺入頭中的疼痛在她的病例中無疑與思想有關（某事人我的腦海中）。
一旦當所涉及的問題被解決，這種疼痛總是立即消失。
在感受到一種侮辱後，相當于癔症先兆的喉嚨中的感覺便出現了，患者認為&ldquo我要吞下這個感覺。
&rdquo她有大量相互平行的感覺和想法。
有時感覺會喚起觀念去解釋它，有時觀念會通過象征化方法産生感覺，而常常留下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這兩個因素中究竟哪一個是原發的？ 我沒有發現其他病人如此廣泛地使用象征化。
确實，凱瑟琳娜·M夫人是一個天賦非同尋常、特别在藝術方面更是如此的女士。
她高度發展的形式感覺在某些很完美的詩中已得到表現。
然而，我認為當一個癔症患者用象征化方法為一種帶有情緒色彩的觀念做出軀體的表達時，這就不太像人們所想象的取決于個性或主觀意志控制的因素。
在把某種略帶評論的話視為真正的意外事件時，病人用文字和言語表示為&ldquo刺入我的心&rdquo或&ldquo掌擊我的臉&rdquo，這不是癔症病人糟蹋詞語，而是生動地再現口頭語言應該為其說理的感覺。
除非病人在遭到蔑視時實際上曾有過适合當時所具有的那種心前區感覺，而那種感覺又是同時發生的，否則怎麼會出現我們說到某人被蔑視時會出現&ldquo刺入我的心&rdquo的感覺呢？當我們說到面對一種侮辱不作反駁時，有什麼比說&ldquo吞下某些事&rdquo更為确切呢？當我們抑制自己說話或阻止自己對侮辱做出反應時，是否真的會引起咽喉部的神經支配感？所有這些感覺和神經支配屬于&ldquo情緒表達&rdquo的範圍，正如達爾文已經教導我們的，這種&ldquo情緒表達&rdquo是由行為組成的，而行為有其原本的意義，并起着一種目的的作用。
而病人用詞語表達的大部分作用卻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對我們來說，這種詞語表達隻是起着一種形象性的畫面作用，而這種描述的全部可能的結果在于文字的表示；癔症病人正是保存了文字的原本意義，即描述其不尋常的強烈神經支配。
實際上，說癔症是通過象征化産生這些感覺，多半是有錯誤的。
有可能它完全不是采用語言學的慣用法來作為其模式的，但是癔症和語言學的慣用法一樣都是從普通的來源中提取他們的素材。
[240]
這情景似乎與疼痛的第一次出現有很大的關系，因為她記得當她散步回來時，她十分疲勞，受劇痛的折磨；然而，她說她不肯定是否在這之前她已經注意到疼痛。
我向她指出如果她有任何厲害的疼痛，她就不可能忍受這麼長的行走。
我問她在行走時，什麼情況能産生疼痛，她給我某些含糊的回答，即她自己的孤單和她生病姐姐婚姻快樂（她姐夫的行為舉止一直出現在她眼前）之間的對比使她感到痛苦。
另一個情景在時間上與第一個很相近，在聯結她疼痛與坐着方面發揮着作用。
這是在幾天後，她的姐姐和姐夫已離開此地。
她發現自己處于一種煩躁不安和懷念的心境中。
她早晨起得較早，爬上小山的一處。
這裡是她們曾經經常在一起的一個景點，可看到可愛的景色。
她坐在那兒的一個石凳上，引發了各種想法。
再一次地想到她的孤單和她家庭的命運；這次她公開剖露自己燃起了像她姐姐一樣幸福的希望。
她從這天早晨又開始沉思，同時出現了劇烈的疼痛；同日傍晚洗了澡，洗完澡後疼痛便一直存在着。
毫無疑問，這又進一步顯示了她通常走路和站立的疼痛在躺下時減輕。
疼痛與躺下無聯系，直至她聽到姐姐疾病的消息後，她從伽斯汀旅行回家，在晚上因擔憂姐姐而受到痛苦的折磨，這時她躺在車廂裡疼痛劇烈。
在這以後的相當長的時間裡，她躺下實際上比走路和站立更感疼痛。
首先，她以這種方式使疼痛區延伸到鄰近增加的區域即每一個新的有病理作用的主題向兩腿一個新的區域傳導；其次，每一個對她有強烈印象的生活場面留下了一種痕迹，導緻兩腿産生各種功能長久和不斷累積的宣洩作用，這些功能與她的疼痛感建立了聯系。
而在她形成站立不能、步行不能中還包含了第三個機制。
病人在結束她全部系列情節的描述時，她抱怨它們使她&ldquo獨自站立&rdquo非常痛苦。
在另外一系列情節中，即包括她不成功地嘗試建立自己家庭的新生活，她不厭其煩地重複着那些痛苦的、使她感覺無助的情緒，這種情緒使她不能&ldquo朝前邁一步&rdquo。
由此，我不得不想象在造成她不能步行的影響中，她自己的想法起了部分的作用。
我不禁想到病人必須做的莫過于尋找她痛苦想法的象征性表示，并且在加劇她的疼痛中發現了這樣的表示。
事實是癔症的軀體症狀可能通過這類象征化而産生，這在我們的《緒言》中已做了肯定。
在讨論現在的這個病例中，我将提出二至三個這方面的結論性實例。
這種象征化的心理機制在伊麗莎白·馮·R小姐身上沒有起明顯的作用，它并沒有造成她的步行不能。
但是每件事都表明已經存在的步行不能在這種方式下受到相當的強化。
因此，我偶然遇到的病人正處在發展階段的步行，不僅不能與以心理聯想為基礎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而且也與以象征化為基礎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
在我繼續闡明這個病例前，我将在這治療的第二階段就病人的行為方面補充幾句。
在分析當中，我自始至終地利用壓在病人頭上的方式使其腦中的圖像和觀念清楚地呈現出來，這個方法沒有病人充分的合作和注意的配合是不可能産生作用的。
事實上，有時她的行為完成了我的最高期望，在這種時候，令人驚奇的是不同的生活場面與特定的主題嚴格地以年代順序迅速地展現出來。
好似她正在看一本長篇的畫冊，在她眼前翻過一頁又一頁；在另一些時候，她的性格似乎存在障礙，對此，我毫無懷疑。
當我壓在她的頭部時，她會堅持說什麼也沒發生。
我會又重複我的壓力，并告訴她等着，但仍沒發生什麼。
開始幾次出現這樣的抵抗時，我中斷治療，說這是個不适宜的日子；我們在另外的時間再嘗試。
但是有兩個觀察結果使我決定改變态度：第一，我注意到隻有在伊麗莎白處于快活狀态，不感覺疼痛、情緒總是很好的情形下用這種方法失敗；第二，她經常斷言她什麼也看不到，然而過了一段長的間隔時間後，她的緊張和面部出神的表情卻違背了事實，她發生了一種心理過程。
因此，我決定采用催眠術，該程序從未失敗過：每次在我手的壓力下，伊麗莎白都産生一些觀念或在眼前出現一些畫面，但她總是不準備和我交流這些内容，試圖再次壓抑憑幻想産生的這些内容。
我設想這種隐藏有兩個動機：要麼她對這些觀念采取批評的态度，而她沒有道理這樣做，而且這些内容并不太重要；要麼她猶豫不決怕告訴人是因為發現這些事太讨厭而不願說。
于是我繼續進行下去，我好像完全确信自己技術的可靠性。
我不再接受她所說的什麼也沒發生，而是深信她必然發生了什麼。
我還說，或許她沒有足夠的注意。
在這種情況下，我喜歡重複我的壓力。
或許這可能使她認為自己的觀點是不正确的。
我告訴她，這不關她的事；她應當有責任保持完全的客觀，說出在她頭腦中無論是适當的或不适當的事。
最後我宣布我非常清楚她已經出現了某些事，而且她正對我隐瞞着這些事；隻要她隐瞞着，她的疼痛就不會消失。
因此，通過我的堅持，從那以後，我轉變了情況，我壓在她頭部後，從未失去其效果。
我不得不得出結論認為我對這種情況形成了一個正确的觀點。
從這個分析中，我對自己的技術獲得了确實絕對的信心。
常常是我要壓在她頭部三次後，她就會産生一種信息；而她本人事後評論道：&ldquo我本該第一次就對你說的。
&rdquo&ldquo那為什麼你不這樣做呢？&rdquo&ldquo我想那不是你需要的。
&rdquo或&ldquo我想我可以避免的，但每次又出現了。
&rdquo在這艱難的工作過程中，我開始觸及到病人再現記憶中呈現出抵抗這更深一層的意義，并仔細地收集特别明顯的标記。
[228] 至此，我到達治療的第三個階段。
病人情況較好，她的心理痛苦減輕，這時她能成功地去努力，但她的疼痛沒有明顯的消除，并不時發生，其疼痛的嚴重程度和過去一樣。
這個不完全的治療結果是與分析的不完整有關。
我仍不能精确地知道疼痛是在什麼時刻和由什麼機制所造成的。
在治療的第二階段中，大量的各種生活情景再現的同時，我觀察到病人拒絕告訴我這些再現的内容，我便産生過一種特殊的猜疑。
然而我沒有冒險把它作為我進一步行動的根據來采納。
但一個偶然發生的事決定了我的去向。
一天當我為病人治療時，我聽到鄰屋的一個男人的腳步聲和似乎問某個問題的悅耳聲音。
我的病人随即站了起來，要求我們今天停止工作，說她聽到她姐夫來了，要見她。
這時，她的疼痛不見了，但她的要求遭到我的阻止後，她面部表情和步态又突然出現了嚴重的疼痛。
通過這件事，加重了我的猜疑，我決定加速決定性的解釋的發生。
于是我問她關于第一次出現疼痛的原因和情境。
在回答中，她的思想轉到夏天去伽斯汀旅行之前曾去參觀了療養院，有許多生活情景再次浮現出來，以前我未曾很全面地對待它。
她回憶起那時她的情緒狀态：擔憂母親視力以及母親手術，她護理後的精疲力竭、她在生活中不能享受快樂或獲得成就、自己是一個孤單的女孩，這些使她感到最終絕望。
直到那時，她一直認為自己不要男人的幫助就能勝任任何事，這種想法被現在認為自己是個弱女子而壓倒，她渴望着愛，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冰凍的本性開始融化。
在這種心境下，她為第二個姐姐的幸福婚姻而深深地動情，她看到姐夫體貼入微地照顧姐姐，乍一看就知道他們之間是如此相互理解和信任。
無疑懊悔的是在第一次懷孕後這麼快地又接着第二次的懷孕，她姐姐知道這是她疾病的原因；但她如此甘願地随着，因為這是他引起的。
在一次與伊麗莎白疼痛密切相關的散步中，開始她姐夫不願和她一起去散步，要和生病的妻子待在一起。
然而妻子用眼光說服他一起去，因為她想這樣會使伊麗莎白快樂。
伊麗莎白一直在他的陪伴下走着。
他們讨論着各種各樣的話題，其中有一些最親近的話題。
她發現自己完全贊同他說的每一件事，心目中強烈希望有一個像他這樣的丈夫。
幾天後，在與她姐姐和姐夫辭别後的一個早晨，當她走向以前他們散步時喜歡去的地方時，出現了這樣的情景：她坐在那裡，再次夢想着要享受像姐姐一樣的幸福，夢想要找一個能赢得她的心，像她姐夫那樣的一個丈夫。
當她站起來時，她感到疼痛，但又再一次地消失。
直至下午，當她洗熱水澡時，又再次感覺疼痛起來。
從此，疼痛不再消失。
我試圖發現當她洗澡的同時，她頭腦中占有什麼樣的思想，但我隻知道澡室使她回憶起已離開的家庭成員，因為這澡室是他們都在時建的。
這不可避免地使我清楚了長期以來發生的全部情形；但是病人仍然沉浸在她又苦又甜的回憶中，似乎未注意到她正走向毀滅，并繼續再現着她的回憶。
接着她去了伽斯汀，焦慮地盼望着每一封信，在長長的等待中，直至一天傍晚，結果是由于她姐姐的壞消息使他們離開了伽斯汀，然後經曆着痛苦的不肯定姐姐的結果和無眠的旅行，所有這些伴随着她疼痛的加劇。
我問她在旅行中是否想到後來發生的令人悲痛的可能結果。
她答道她曾謹慎地回避這種想法，但她相信她母親從一開始就預料到最壞的結局。
這時她的回憶繼續着，他們到達維也納，在那裡遇見的親戚們給他們的印象。
然後從維也納到鄰近她姐姐住的夏季療養院的短途旅行，他們在傍晚到達那裡後，急匆匆地穿過花園到一個小花園式的房門口，門口是靜寂的、難以忍受的黑暗，她姐夫怎麼不在那裡接他們，他們怎麼站在姐姐的床前看着已去世的她。
在那害怕的片刻，她心愛的姐姐沒有向她們告别并在最後的日子裡沒有她的照顧而死去，也就在這片刻，過去另一種想法曾經掠過伊麗莎白的心中，此時不可抵制地又強行出現了，像是黑暗中的閃光：&ldquo現在他再次自由了，我可以成為他的妻子了。
&rdquo 現在事情明白了，分析者的努力有了豐厚的回報。
一種不相容的想法&ldquo擋開&rdquo的概念，心理興奮通過轉換成為某些軀體的癔症症狀的概念、通過擋開的意志行為形成的一個獨立的心理症群，所有這些在當時都以具體的形式展現在我眼前。
因此，這個病例的情況以這種方式完全清楚了。
這女孩感覺到的在意識中所采取的對姐夫的溫柔遭到她全部道德方面的抵抗。
她使自己痛苦地承認她愛姐夫是一種罪過，而代之以引起她的軀體疼痛；也就在那些時刻，這種罪過的想法強制性地作用于她時（即在她與姐夫散步時，她早晨的幻想期間，在洗澡時，在姐姐的床邊）。
多虧成功的轉換，她才出現了疼痛。
當我開始對她治療時，許多有關她愛情的想法已從她的認識中分離出來。
否則的話，我想她決不會同意開始治療的。
她反複的抵抗是因為起創傷性作用的以往生活情景的再現，這些再現事實上是以這種能量把不相容的觀念從她的聯想中驅趕出去。
然而，這個階段後接着是醫生的一個艱巨階段。
這種被壓抑的觀念的恢複對這個可憐的女孩有摧殘的作用。
當我冷冰冰地在她面前說這句話&ldquo因此，你長時間愛上你的姐夫&rdquo時，她就大哭起來。
在這時她訴說有最劇烈的疼痛，并做最後絕望的努力拒絕這種解釋：這不是真的，我已經說過此事，這是不可能的，她不能這麼邪惡，她決不會為此而原諒自己。
她本人告訴我的事很容易證實她别無其他解釋。
但是這麼長時間我才得到兩件可以告慰的事情&mdash&mdash即一件是我們不應對自己的感覺負責；另一件是她的行為是她道德性的充分體現，是她在這些情形下患病的。
在我從她身上獲得這兩個安慰之前，花費了這麼長時間。
為了減輕病人的痛苦，這時我必須用多種方法對她進行治療。
首先我要給她機會消除長時間積聚的興奮，我用的是心理宣洩。
我們窺探到她與姐夫關系中第一印象在她身上起作用，對他情感的開始保存在她的潛意識之中。
我們發現在她的回溯中能得到這麼多的所有小的前驅症狀和逐漸增強的激情的直觀。
在她姐夫第一次到她家時，他誤把她當作了與他成親的姑娘，當着姐姐的面問候她，而對不太好看的姐姐卻并不在意。
一天傍晚，他們在一起進行了一次很快活的交談，似乎相處得非常好，以緻他的未婚妻以半帶嚴肅的神情打斷他們的談話，說道：&ldquo事實是你們兩人非常相投。
&rdquo另一次，在一個聚會上，人們不知道他的訂婚，在說到這個年輕的男人時，一位女士批評他的身材有缺陷，猜測他兒童時代有骨骼的疾病。
他未婚妻靜靜地聽着不吱聲，而伊麗莎白卻怒氣發作，熱情地辯護她未來姐夫的身材是勻稱的，對此行為，她本人也難以理解。
當我們通過這些回憶後，逐漸清楚了伊麗莎白對姐夫的溫柔感已潛伏了很長時間，甚至可能從她認識姐夫開始起，并且始終隐藏在她僅僅是他妹妹這個情感的假面具背後，而她強烈要求成家的情感本來可以使她自然地接受這個事實。
這個心理宣洩的過程肯定使她好多了。
但是我通過對她目前境況的友好關注能使她減輕更多的痛苦，以這種想法為目的，我安排了一次與馮·R夫人（她母親）的約見。
我發現她是個善于理解人和敏感的女士，盡管她許多精力因最近的不幸而減退。
我從她那裡經過更仔細的詢問後知道大姐夫反對鳏夫小姐夫的無情敲詐，對他提出起訴，這使伊麗莎白感到非常痛苦，不得不為此而退縮。
其實對這個年輕男人的性格來說沒留下污點，由于不同的價值觀，這是個誤解，正像我們所見到的，錢能吸引一個商人，對商人來說，錢是他購物中的一個工具，一個公務員。
這隻是一個留下的痛苦插曲。
從那時起我請求她母親告訴伊麗莎白每一件她需要知道的事，将來給她機會卸掉我們已習慣了的她所具有的思想負擔。
當然，我也焦慮地想要知道這個女孩的願望有着什麼樣的可能性，這個願望現在在她的意識中，她希冀着能兌現。
但前景不太理想。
她母親告訴我，她很早就猜到伊麗莎自愛上這個年輕的男人，盡管她本人未意識到在她姐姐活着時就已有那種感情。
沒有人預見到他倆會結合在一起，盡管事實上現在是不太可能的事，因為會懷疑她的焦慮是讨好于他。
但是她母親告訴我她本人和家庭顧問都特别不同意他倆的婚姻。
因為這個年輕男人的健康狀況不好，他在心愛的妻子去世中受到一次強烈的挫折。
完全可以肯定他的精神狀态尚未完全恢複到使他能締結新的婚姻。
這大概就是她為什麼采取如此保守的行為的原因；而作為他來說，也可能是因為他不能肯定是否自己再被接納，希望避免可能因此而産生的議論。
從雙方的保守來看，不可能獲得伊麗莎白渴望的解決方法。
我告訴這個女孩我從她母親處聽到的事，并對她受益于對錢的事務的解釋感到滿意。
另一方面，我鼓勵她冷靜地面對撲朔迷離的将來，而未來不可能是很清楚的。
但這時已接近夏季，這促使我們的分析接近尾聲。
她的情況再次得到改善。
自從我們研究了其發病原因後，她不再訴說疼痛。
我們雙方都感到已面臨結束，盡管我告訴自己她長時間保持的愛沒有很充分的得到發洩。
但我認為她已治愈，向她指出現在能依靠自己解決困難，因為道路已經打開了。
對此，她沒有争辯，她和母親離開維也納，去見她大姐，和她的家人一起在那裡過夏天。
我還有幾句話要補充說明伊麗莎白·馮·R小姐的病史過程。
在我們分别後的數周，我收到她母親寄來的一封絕望的信。
她告訴我她主要是讨論女兒對待她的鬧心事，這女孩劇烈地反對她，從那以後又患上嚴重的疼痛。
因為我洩露了她的秘密，她對我表示憤慨。
她變得完全不可接近，治療完全失敗了。
她問我現在該做些什麼？伊麗莎白和我已經沒有什麼關系了。
我沒有回這封信，其理由是伊麗莎白離開我的治療後再次試圖拒絕她母親的幹預，再次用孤獨回避。
但我确信，一切都會變好的，我的辛苦治療不會是徒勞的。
兩個月後，她們回到維也納，那位向我介紹這個病例的同事告訴我有關伊麗莎白的消息，說她感覺十分好，她的行為表現好像根本沒生過病一樣；但她偶然仍有較微的疼痛。
自此以後，她幾次給我相似的信息，每次都答應來看我。
而這是從治療這種病中産生的個人關系，但至今她從未這樣做過。
正如我的同事讓我放心的那樣，别人認為她痊愈了。
她姐夫與這個家庭的關系仍保持不變。
在1894年春，我聽說她準備參加一個私人舞會，而我能得到這個舞會的邀請，我不讓這個機會失去，我見到了我以前的病人在活躍的跳舞中卷走了她的過去。
從那以後，根據她自己的愛好，她與一個我不認識的人結了婚。
讨論&mdash&mdash我始終都不是一個心理治療者，像其他神經病理學者一樣，我受訓于應用局部的診斷和電療預後。
使我本人也感到奇怪的是，我所寫的這些份病史讀起來像個短篇小說。
也許有人會說，他們缺乏科學的嚴肅特性。
經過思考，我必須安慰自己的是病人的性格顯然應為此負責，而不是我自己的任何偏愛。
實際上局部的診斷和電反應在癔症研究中是找不到的，而心理過程的詳細描述，就像我們慣于在一個想象力豐富的作家的著作中發現的那樣，使我能應用少數的心理治療程序來達到至少對那種情感過程的某種洞察。
這種病例往往易被診斷為像精神病一樣的疾病，然而前者有某一點優于後者，也就是說病人遭受痛苦的情景和她疾病的症狀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系，這種聯系我們仍在其他精神病的記述中徒勞地搜尋。
在報告伊麗莎白·馮·R小姐的病史中，我盡力編排我能夠給予的解釋，把這放在我對她恢複過程的描述裡。
再次提一下那些重點恐怕會是值得的。
我已描述了病人的性格，人們也會經常在癔症病人中碰到這樣的特征，這個特征不應作為借口被視為衰退的結果：她的才能，她的抱負，她道德上的敏感性，她對愛的過度要求，首先從她家庭中得到滿足。
她本性的獨立性已超出女性的理想，并且在相當固執、好鬥和保守中得到表現。
因此，我的同事告訴我沒有明顯的遺傳影響可以追究到她家庭中的任何一方。
确實，她母親多年來患神經症性抑郁症，過去一直未予調查；但她母親的兄弟姐妹和她的父親、父親的家庭成員都是神智健全的人，沒有神經質方面的問題。
在她較近的親戚中也沒有發生嚴重的神經精神病。
這就是病人的性格，它始于她照顧長期生病的心愛的父親後逐漸消耗自己的精力，受到痛苦的情緒折磨而緻病的。
有足夠的理由說明這樣的事實，護理病人在癔症病例的發病前起明顯的作用。
顯然還有許多因素在這方面起作用，如因擾亂睡眠引起一個人健康方面的障礙、對某個人的疏忽、一直擔憂一個人營養功能所産生的影響。
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應從其他方面去尋找。
任何一個人的頭腦中可有無數的想法，但是在數周或數月來隻有一個任務即護理病人，而這個任務接二連三卻無休止，這一方面會使他采取壓抑自己每一種情緒表現的習慣；另一方面又會很快地把他的注意從對自己的印象中分散開來。
因為他既無時間，又無力量去判斷他們，因此他積聚了大量帶有情感的印象，又難以充分地察覺，在任何情況下，又未被宣洩而削弱。
于是他産生了&ldquo保持癔症&rdquo的素材。
如果病人康複了，當然所有這些印象便失去了它們的意義。
但如果他死了，出現了悲哀期，在這時期唯一有價值的似乎是那些與死者有關的事，而這些印象未被處理，也成為頭腦中的形象；在精疲力竭的一個短期間隔後，在護理病人期間播種下的癔症種子便開始爆發出來了。
我們偶爾也發現在護理病人期間所積累的這同一類創傷是在以後進行處理的，我們沒有由此獲得患病的一般印象，但癔症的機制卻已存在于其中。
因此，我了解到一個很有天賦、患有輕度神經質疾病的女士，她的全部性格具有癔症的證據，但是從未尋找醫學的幫助，或不能擔負起她的責任。
她已經護理了三四個她所愛的人，每次她都到了完全衰竭的狀态；但她沒有在這些悲劇的努力後病倒。
然而，在她的病人死後不久，她開始在眼前浮現過去疾病和死亡的情景。
每天在眼前再次展現一下每個印象，為此悲傷，并安慰自己。
人們可能會說她在空閑時是這樣的。
處理她的印象這一過程與她每天要做的工作是相呼應的，兩種活動并不互相幹擾。
全部事情都以年代順序掠過她的心頭。
我不能說是否這樣的回憶是與過去日複一日的事情相一緻。
我隻是猜想這取決于她通常完成了家庭事務後，允許她有多少的空閑時間。
[229] 除了她遺留下的悲哀的爆發和疾病緻命的死亡之外，這個女士在每年追悼亡靈的節日裡追憶着她遭受的各種災難，在這些情景中，她生動的視覺再現和情緒的表達使她能回憶起過去精确的日期。
例如，有一次我發現她在落淚，便同情地問她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她半帶發怒地漠視我的問題，說道：&ldquo哦，不，今天隻是有個專家來這裡告訴我們沒有希望了，那時我沒時間号哭。
&rdquo她提到了丈夫最後的疾病。
他死于3年前，我很感興趣地想知道每年她追悼亡靈的日子裡是否總是有同樣的過去生動的生活場面，或每次宣洩中是否呈現不同的細節，作為對我自己的理論觀點提出的疑問。
[230]但是我不能肯定這一點。
這個性格上的力量不如智力的女士羞于回憶中所産生的強烈作用。
我必須再次強調：這位女士沒病，她延遲的宣洩不是一個癔症的過程，然而又與癔症過程何其相似。
我們可能問為什麼護理病人後接着就出現了癔症而不是别的。
這不能不說是個人易感性的問題。
我認為這個女士的易感性達到相當的程度。
現在我必須回到伊麗莎白·馮·R小姐上來。
當她護理父親的同時，正如我們所見，她第一次發展了一個癔症症狀&mdash&mdash她右大腿的一個特定區的疼痛。
通過分析方法可能發現對症狀機制的一個恰當解釋。
這時有一大群觀念萦繞着她，她認為有責任照顧生病的父親，而這種觀念和那時她感覺到的性欲的欲望發生了沖突。
在鮮明的自責的壓力下，她決定傾向于前者，這樣的做法産生了她的癔症性疼痛。
根據癔症轉換理論的觀點，其發生可做如下描述：她在意識中壓抑了性欲的觀念，将情感量轉換成軀體的疼痛感。
我不清楚是否她出現的第一次沖突僅僅是在一個情景下或在幾種情景下産生的；很可能是後者。
一個十分相似的沖突&mdash&mdash盡管具有較高倫理學的意義，經過分析後卻更清楚了，它在數年後進一步發展，并導緻同樣的疼痛增強，且延伸開來，超越了原來的定位。
這再一次是一大群性欲類的觀念與她的全部道德觀念的沖突。
因為在她姐姐生前和死後，她傾向于以姐夫為中心，她認為自己被這個男人如此吸引住的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分析提供了這種沖突的詳細信息，這構成了病史的焦點。
病人對她姐夫的情感起源可能存在已久；其情感的發展是由于長時期的病人護理導緻體力上的衰竭和多年長期的失望導緻精神上的衰竭。
她開始産生性格上的淡漠，并承認她需要男人的愛。
她在姐夫的陪伴下，她們在療養勝地待了數周，期間她的性欲情感和疼痛達到最高程度。
再者，分析提供的證據是病人在同樣的時期中，她處于特殊的心理狀态，這種狀态與她的性欲感覺和疼痛聯系起來，可理解為是根據轉換理論所發生的現象。
我想靠得住地說，在那時，病人并不清楚地意識到她對姐夫的情感，盡管這些想法很強烈，除少數例外，而且隻是瞬間出現的。
如果不是這樣，她也不可避免地會意識到這些情感和她道德觀念之間的沖突，就可能經曆心理痛苦，好似經過我們分析後，我見到她那種情況一樣。
她沒有任何這些痛苦的回憶，她逃避着這些痛苦。
要注意的是她并不清楚她這些情感的本質。
在那時和在分析期間，她愛姐夫就像異物一樣存在于意識中，但沒有與其他觀念形成活動、發生關系。
在考慮這些情感時，她是處于一種奇特的、既認識到卻又同時沒有心理症群被中止的情境。
這無非就是我們所說的她對這些情感不清楚的意思。
我們不是指他們的意識性較低或意識程度較低，而是指他們阻斷了思維和心靈中其他觀念性内容的自由聯想性關系。
但是一個伴有如此情緒化的觀念群怎麼能單獨地隔離開來？總而言之，一種觀念在聯系中所起的作用伴随着其情感量而成比例增加。
如果我們考慮兩個無疑可以用來說明的事實，則我們就能回答這個問題：（1）在形成這種單獨心理症群的同時，病人的癔症性疼痛有了發展；（2）病人呈現強烈的抵抗，抵抗試圖産生單獨心理症群和她意識中的其他内容之間的一種聯系。
盡管如此，當這種聯系完成後，她感到很厲害的心理性疼痛。
我們關于癔症的觀點是肯定第二個事實表示這種意識分裂的動機，而第一個事實則表明其機制，借此把這兩個事實與她的意識分裂聯系起來。
動機是防禦性的，即拒絕代表全部的自我屈服于這種觀念性症群。
機制是轉換的機制，即代之以她所逃避的心理痛苦，軀體疼痛便出現了。
以這種方式進行的轉換有其益處，即病人逃避了不能忍受的心理狀況問題。
然而，事實是這是以心理異常為代價的&mdash&mdash産生意識分裂和軀體疾病&mdash&mdash她的疼痛，并由此而産生步行不能。
我必須承認我不能提供任何有關這種轉換是如何産生的線索。
它顯然不是以同樣一種有意的和自主的行為方式表現出來的。
它的産生有一個過程，是在某個人防禦動機的壓力下發生的。
這個人的組織，或是其暫時的改變，具有傾向于那個方向的傾向。
[231] 這個理論引起更周密的調查。
我們可能問：是什麼促使其轉向軀體疼痛？一個謹慎的回答可能是：某些可能成為或必然成為心理痛苦的事情。
倘若我們稍稍大膽和試圖用代數方法的圖像來描繪這類觀念的作用機制，我們可能把一定量的情感歸因于存在于潛意識中的這些性欲感覺的觀念性情緒。
我們說正是這種情感量被轉換了。
直接從這個理論的說法會得出，潛意識的愛&ldquo可能通過這種轉換而在強度上減少了許多，可能還原為一種較弱的觀念&rdquo。
這種力量的還原是可能使這些潛意識的情感作為單獨的心理症群而存在的唯一東西。
然而，這個病例不是很符合對這一微妙事情的清晰描繪。
因為該病人可能隻存在部分的轉換，而在其他病人中可能會顯示完全的轉換。
在那種情況下，不相容的觀念事實上被&ldquo壓抑&rdquo僅成為強度很微弱的觀念。
在與不相容的觀念建立聯想性聯系後，病人往往聲稱他們的思想與此無關，這是因為癔症的症狀出現了。
我斷定在某些情形下，雖然僅僅是瞬間的，但病人意識中認識到她愛着她的姐夫。
有這樣一個例子，我們可能回想起當她站在姐姐床邊的那會兒，她頭腦中閃出一種想法：&ldquo現在他自由了，你可以做他的妻子了。
&rdquo我必須考慮到這些瞬間在我們對所有神經症觀點上所産生的意義。
對我來說，似乎&ldquo防禦性癔症&rdquo這個概念的本身即意味着至少發生了一次這樣的瞬間。
當不相容的觀念即将突然發生時，很清楚，意識是不能預先知道的。
以後不相容的觀念及其伴随觀念一起被排斥，形成單獨的心理症群，追根究源還是與思想的主流有關。
否則這種導緻排斥的沖突就不會發生[232]。
因此，正是這些瞬間被描述為&ldquo創傷性的&rdquo，也正是在這些瞬間發生了轉換，其結果是意識的分裂和癔症的症狀。
在伊麗莎白·馮·R小姐的病史中，一切都指向幾個這樣的瞬間&mdash&mdash散步的情景、早晨的夢幻、洗澡及在她姐姐的床邊。
甚至可能在治療中也發生同樣性質的新的瞬間。
一種類似于最初引入的不相容觀念的經曆對分離出去的心理症群增加了新的興奮，因此暫時成功地阻止了轉換，這就是可能造成幾次這樣的創傷性瞬間。
而自我參與這突然閃現的觀念中，經過進一步的轉換後恢複原來的狀态。
伊麗莎白小姐多次受到姐夫的陪伴，必然特别容易發生新的創傷。
就我目前表明的觀點來說，我倒甯可說這個病例的創傷史存在于過去的全部之中。
現在我應當轉到我所描述的對該病例理解的困難部分。
根據分析的證據，我假設為當病人照顧她父親時發生第一次轉換，那時她的責任像一個護士，出現護理與她性欲望的沖突，然後發生典型的事情是在阿爾卑斯山療養院的意外事件，這導緻了疾病的爆發。
但從病人的叙述來看，在她護理父親時和以後，即我描述為&ldquo第一階段&rdquo，她沒有任何疼痛，也無局部的不适，實際上她曾在父親生病期間因腿疼而卧床過幾天，但是否這次發作已屬于癔症仍是個問題。
在分析中，無法追溯這些最初的疼痛和心理印象之間的因果聯系。
有可能，實際上可能就是那時她患的是普通的風濕性肌肉疼痛。
而即使我們偏向于認為疼痛的第一次發作是當時她因否定性欲思想的結果而導緻癔症轉換的發生，但事實是疼痛僅僅持續數天後就消失了，所以病人的行為舉止在現實中與分析中所表現的似乎不同。
她在我稱為第一階段的回憶期間，伴随着她的全部故事是關于父親的疾病和死亡，關于她與第一個姐夫相處的印象等，并出現疼痛的特征，而在實際體驗這些印象時沒有什麼感覺。
這不就是個矛盾，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對這種分析的解釋價值可信度嗎？ 我相信我能這樣解決這個矛盾：我們假設疼痛&mdash&mdash這個轉換的産物&mdash&mdash在病人體驗第一階段的印象中沒有發生，而隻是在意外事件後，即在第二階段，她的思想中再現了那些印象。
也就是說，當她的印象是新的時，則轉換不與之發生聯系，而是與她記憶中的印象發生聯系。
我甚至相信這樣一個意外事件的過程在産生癔症症狀中，沒什麼不尋常的，實際上起着其通常的作用。
但由于像這樣一個斷言是不能自我證實的，所以我願意提出其他一些病例，使之更顯得有理。
我曾經在分析治療的實際過程中在一位病人身上遇到新發展起來的一種癔症症狀，這樣我能夠在症狀出現後的當天即着手消除它。
對此，我将插進來這個病例的主要特征。
該病例相當簡單，但不乏興趣。
羅莎莉·H小姐，23歲，一個受訓練數年的歌唱家。
她有副好嗓子，但她抱怨音域中的某些部分不能控制，她有聲音哽住和喉嚨的阻塞感，所以她的嗓子發音很緊。
因此，她的教師至今不準許她在公衆場合作為歌唱家亮相，雖然這個缺點僅僅影響了她的中音域，但它不是器官本身的缺陷。
這種失調有時完全消失，這時她的教師表示相當滿意；但另一些時候，如果她處于稍微的不安甯中，甚至有時沒有任何明顯的原因，這種阻塞感會再次出現，于是她的發音受到損害。
不難理解這類相當令人厭煩的感覺是癔症的轉換。
我沒有采取步驟去發現事實上是否有聲帶肌内的某些攣縮。
[233]我對這個女孩實施催眠分析的過程中知道其病史的如下情況及以後才知道的病因。
她早年失去雙親，被有許多孩子的舅母扶養。
結果使她逐漸卷入了這個很不快樂的家庭生活中。
她的舅父是一個明顯病态的人，蠻橫無理地對待妻子和孩子。
他傷害他們感情的較特别表現是：公開對家中的仆人們和保姆顯示性欲的偏愛，而且孩子愈長大，他愈是表現得令人作嘔。
她舅母死後，孩子們成了沒有母親的孤兒，受到父親的壓制，此時羅莎莉成了衆多孩子的保護人。
她認真地擔負起了她的責任，她的地位使她要平息所有的沖突，但這需要很大的努力來壓抑她對舅父的厭惡和蔑視。
[234]在這個時候，她開始出現了喉嚨的阻塞感。
每次當她不得不克制自己的頂嘴或強使自己在面對某種蠻橫的詛咒時保持沉默，她感到喉嚨裡有一種抓搔、一種阻塞感，失去聲音，所有這些感覺定位于她的咽喉部，因此幹擾着她唱歌。
在這種情況下，她要尋找使自己獨立的機會是不足為奇的，這樣可逃避舅父家每天發生的不安和令人沮喪的經曆。
有一個很有才能的音樂老師無私地支持她，使她相信自己的嗓音正适合選擇歌唱為職業。
這時她開始秘密地聽他上課。
但當她經常因家裡發生粗暴情景後仍留下喉嚨阻塞感時，就匆匆離開家趕去上聲樂課，結果她唱歌和癔症性的感覺異常之間牢固地建立了一種聯系&mdash&mdash通過唱歌而建立的器官感覺的一種聯系。
當她正在唱歌時，這些發音器官本應完全受她的控制，卻轉變成無數被壓抑的情緒刺激的宣洩。
從這以後，她離開了舅父家，遷居至另一城市，這樣做是為了與這個家庭分離。
但并沒有使她擺脫自己的困難。
這個相貌好、智力不一般的女孩并沒有顯示其他的癔症症狀。
我盡力使她擺脫這種&ldquo記憶性癔症&rdquo，使她再現所有不安的以往經曆，并在此後讓她得到心理宣洩。
我讓她責罵舅父、教訓他，告訴他未加任何渲染的實情等，這種治療對她很好。
然而，不幸的是她住在維也納的情況也不好。
她與自己親戚的關系運氣不好。
她受到另一個舅父的款待，這個舅父以友好的方式待她；正因為如此，她的舅母不喜歡她。
懷疑她丈夫對他的外甥女有較大的興趣，因此安排她住在維也納，可以表明對她的讨厭。
舅母本人在年輕時被迫放棄當藝術家的願望，妒忌她能夠受到這一方面才能的培養，盡管這女孩并非是自己的願望，而是她需要獨立而做出的決定。
羅莎莉[235]在這所房子裡感到如此地緊張，不敢大膽地做某些事，例如在她舅母能聽得見的範圍内唱歌或彈琴，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舅父面前唱歌或彈琴（是她母親的哥哥、一位年老的男人），因為舅母可能會出現。
當我試圖掃除這些過去不安甯的痕迹時，又發生了與男女主人關系的新問題，這甚至幹擾着我治療的成功，也帶來持久的不良影響。
一天，這病人有了一個發生不到24小時的新症狀而來就診。
她訴說其手指末端有讨厭的刺痛感，她說從前一天開始，每數小時便出現這樣的感覺，這迫使她的手指做出奇怪的扭曲動作。
我沒能觀察到她的發作；否則我毫無疑問能從她動作的性質猜到引起這症狀的情形。
但我即刻用催眠分析法，試圖進人解釋症狀的軌道（事實上這是一種輕微的癔症發作）。
由于整個事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形成，我希望自己能很快地解釋和去除該症狀。
令我驚奇的是病人産生了全部的情景，沒有遲疑，而且按着年代順序，從她童年早期說起。
[236]這些情景似乎通常對她來說是某些對她的傷害，而她又不能自我防衛，并且可能造成她的手指痙攣。
有這樣一些情景：例如，在學校裡，她的手被拉出來，老師用尺子打。
但這是十分普遍的情況，我準備否認它們在癔症症狀的病因中所起的作用。
但接下來是她少女時期的另外一件事，她那不好的舅父患有風濕病，要她按摩他的背，她不敢拒絕他。
他那時躺在床上，突然脫下睡衣，跳了起來，試圖抓住她，把她按下。
當然，按摩就此中止，其後她逃脫了，把自己鎖在屋裡。
她顯然不願回憶此事，也不願說她在舅父突然脫衣時看到什麼。
她手指的感覺可解釋成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壓抑自己對舅父懲罰的沖動，或簡單地就是她那時為舅父做按摩所造成的。
就在與該情景建立聯系後，她到我這裡來之前一天，她手指的這種感覺和痙攣，作為一種重複記憶的象征出現了。
現與她住在一起的舅舅曾要求為他彈奏，她坐在鋼琴旁邊彈邊唱，以為她舅母已出去，但突然舅母出現在門口。
羅莎莉跳了起來，砰地關上鋼琴，扔掉樂譜。
我們可以猜想出她頭腦中會引起什麼樣的回憶以及在那一瞬間，她要避開什麼樣的一連串思想。
這是一種她受到不公正懷疑後所産生的強烈的憎恨感，而這也本應該促使她離開現在這所房子；但實際上她因為要治療，又别無去處，不得不住在維也納。
當她再現這個情景時，我見她做出的手指動作是要拂掉某件東西的情景，簡直是象征性地要扯掉某件東西&mdash&mdash扔掉一張紙或拒絕一個建議一樣。
她很明确地堅持認為，她以前沒有注意到這個症狀&mdash&mdash她第一次叙述時沒有提到這些情景。
因此，我們隻能這樣認為，前一天所發生的初次的意外事件喚起了較早相似主題的意外事件的記憶，并由此形成一種被應用于全部記憶群中的記憶性的象征。
轉換能量的提供一方面是通過新的體驗的情感，另一方面是通過回憶的情感。
當我們更周密地考慮這個問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過程是癔症症狀發生的慣例，而不是一種例外。
當我調查這些情況的決定因素時，我幾乎總是發現，并非單一的創傷性因素，而是一群相似的因素（病例2，埃米夫人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在某些這樣的病例中，症狀在第一次創傷後的短時間内就已出現，然後停止，直至再發生，并在以後的創傷中固定下來。
然而，在第一次激發因素後出現的暫時症狀與這以後潛伏下來的症狀之間，原則上不存在任何差别。
實際上在大多數病例中，我們發現第一次創傷後沒有留下症狀，而在以後遇到同樣的創傷産生了一個症狀。
若沒有前面一個激發因素的相互作用，後來出現的這個症狀就不會持續存在；而在沒有弄清所有的激發因素的情況下，這個症狀就不會消除。
根據轉換的理論，這種創傷的累積作用及症狀預先潛伏不變的事實告訴我們轉換可同樣來自于新的症狀和記憶症狀。
這種假設完全解釋了我們觀察到的伊麗莎白。
馮·R小姐的疾病與對她所作分析之間的明顯矛盾。
毫無疑問，未予處理的情感在思想意識上持續存在，健康人能做到很大的耐受。
我剛才提出的這個觀點并不是說癔症患者的行為幾近于健康人的行為。
我所考慮的顯然是量的因素一個有機體能耐受多大這樣一種情感緊張的問題。
即便一個癔症患者也能保持一定量的未予治療的情感；由于發生相似的激發因素，倘若其量經過累積作用超過主體能忍受的臨界點，則該量提供了轉換的動力。
因此，當我們說癔症症狀的形成是基于記憶中的情感強度和新的情感強度時，我們将不做任何新的斷言，而隻是陳述幾乎能夠接受的一個假設。
我在這裡讨論了這個癔症患者的動力和機制。
但我仍然在考慮如何正确地确定癔症症狀的問題。
為什麼病人的心理痛苦會以腿部而不是别處的疼痛呈現出來？這些情況表明這種軀體疼痛不是由神經症産生，而隻是被其應用、增加并保持着。
我可以立即補充我已發現的情況，幾乎所有我能洞察的癔症疼痛均有相似情形，即在開始時總是真正的、屬器質性的疼痛。
在癔症中起作用的疼痛似乎最常選擇的是一種最普遍、且最廣泛的人類疼痛：特别是伴随牙病的骨痛和神經痛、因許多不同因素所緻的頭痛、常未予認識的并不少見的風濕性肌痛。
同樣，我把伊麗莎白·馮·R小姐第一次疼痛發作歸因于器質性基礎，其發生追溯到她在護理父親的時候。
當我試圖為此去尋找心理因素時，我沒得到什麼結果，所以我傾向于、我也必須承認在采用謹慎的操作方法後，喚起了患者隐藏着的記憶，由此做出了鑒别診斷。
這種源于風濕性的疼痛[237]以後成為她痛苦的心理興奮的記憶象征。
就我能夠弄清的，疼痛的發生遠不止是一個理由。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最重要的一個理由，即疼痛與興奮同時存在于意識中。
其次，那時她頭腦中存在的許多觀念與疼痛聯系起來，或可能聯系起來。
實際上疼痛可能就是在許久以前，她必須承擔護理病人的責任，在護理時期缺乏運動、飲食減少的結果。
但女孩對此并未清楚地認識到。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她在那有意義的瞬間必須感覺到了疼痛。
例如，當她在冰冷的冬天因她父親的召喚從床上跳下來時。
但是明确地決定性地影響轉換方向的則是另一條聯想性聯系線：事實是在那漫長的日子裡，她疼痛的一條腿與她父親腫脹的腿被換繃帶時聯系起來。
此後，标記這種聯系的她右腿疼痛區仍然是其疼痛的焦點，并由此向四周發散，形成一種人為的癔症發生區，其源處在我們現在這個病例中可清楚地觀察到。
如果人們對軀體疼痛和心理情感之間的聯想性聯系上存在這樣豐富和人為的特征感到驚奇的話，我應當回答它不足為奇，因為事實是擁有最多錢财的人才是富人。
[238]如果沒有這麼衆多的聯系，實際上就不會形成一個癔症症狀，因為轉換将不能發現通路。
在考慮其決定因素方面，我能肯定伊麗莎白·馮·R小姐是一個較簡單的病例，我已解開了最為纏結在一起的線圈，特别是凱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
在這份病史中，我已讨論到病人的這些疼痛發展成步行不能的途徑，它是在打開了轉換的特殊通路後發展起來的。
然而，在那個通道方面，我也表示了我的觀點，即病人通過象征化的方式産生或增加了她的功能障礙，她已經在步行不能中發現，軀體表達說明她缺乏獨立地位和在環境中不能做任何改變，所謂&ldquo不能往前一步&rdquo、&ldquo沒有什麼可倚靠的&rdquo這樣的句子為這種轉換的新行為起着橋梁的作用。
我試圖用其他一些例子來支持這個觀點。
轉換，以同時存在為基礎，也還有一個聯想性聯系的問題。
一方面，轉換似乎對癔症素質的需求最小；另一方面通過象征的實現而發生的轉換似乎喚起更高程度的癔症性改變。
這在伊麗莎白小姐的病例中可觀察到，但這隻是出現在她癔症的後階段中。
象征的實現的最好實例是我在凱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中所觀察到的，這是我所描述的病例中最嚴重的和最有啟發性的病例。
我已解釋過了，遺憾的是不可能對她的疾病做詳細的報告。
凱瑟琳娜夫人在其他症狀中有一種極度強烈的面神經疼痛，一年突然出現2至3次，每次持續5至10天，她拒絕任何治療，然後突然停止。
疼痛區局限在三叉神經的第二和第三分支。
由于明顯存在異常分泌的尿酸鹽，不太能肯定的&ldquo急性風濕病&rdquo在病人的病史中起一定作用，而痛風的神經痛診斷似乎是相當有理由的。
這個診斷是在每次發作時請了不同的醫師會診後所确定的。
通常的治療是這樣的順序：電刷、堿水、清洗，但每次神經痛直到移向另一個症狀之後才去除。
她生活較早時期的神經痛是在15歲，當時怪罪于她的牙齒引起的。
要求拔掉這些牙，在一個晴天，在麻醉下，拔掉了7顆作怪的牙齒。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的牙齒是如此堅固地附着在一起，而大多數牙齒根部不得不留了下來。
這個殘酷的手術未取得暫時的或永久的結果。
在那時，神經痛猖獗了幾個月。
即使在我治療時，每次神經痛發作時，牙醫也被召喚進來。
每次他都診斷為牙根的問題，并開始對此治療；但一般來說，牙醫很快被阻止了。
因為在要求牙齒治療的同時，這種神經痛可能會突然中止。
而在間隔期中，她的牙齒一點也不痛。
一天，當疼痛又一次劇烈起來時，病人要我給她作催眠術治療。
我對她的疼痛進行強烈的抑制，就在那會兒，疼痛止住了。
從那時起，我開始懷疑起神經痛的真實性。
在成功的催眠治療一年後，凱瑟琳娜夫人的疾病有了新的和驚人的轉變。
她突然顯現出新的病變狀态，與前幾年的特征有所不同。
但病人在某些思考後，宣稱以前在她長期患病過程中，她在不同時間具有全部這些症狀。
這已經持續了30年，現在發展為确實令人驚奇的多次癔症發作。
病人能将此歸因到過去相應的事上。
而過了不久也有可能接下來出現的是經常密切涉及的一系列思想，這些思想決定了癔症發作的順序，他們就像帶有解釋性文字的系列圖畫。
皮曲裡斯必定有某種看法，提出他的描述即&ldquo部分記憶缺失的一種形式&rdquo。
[239]我們能很清楚地看到這類癔症狀态屬于過去的再現。
最初是在病人處于最健康時，出現一種帶有特别色彩的病态的心境，她常常對其發生誤解并歸因于幾小時前的某些平常的事件。
然後，伴随着意識色彩的增加，接着出現癔症症狀：幻覺、疼痛、痙攣和長的朗誦式的說話。
最終這些症狀以過去經曆的一種幻覺形式持續出現，而這個過去的經曆可能解釋她最初的心境，并決定了她現在發作的一些症狀。
在最近一次的發作後，她的思想恢複了清晰。
她的症狀魔術般地消失，她又感到很好&mdash&mdash一直維持到下一次、半天後的再發作。
一般來說，我是在她發作高峰時被請來的，引導她進入一種催眠狀态，喚起創傷性經曆的再現，通過人工的方法中止發作。
由于我在這個病種上治療了數百個病人，我在确診癔症症狀方法方面獲得了最有啟發的信息。
事實上，這個值得注意的病例的研究，是我和布洛伊爾一起參加的，也因此直接導緻出版《緒言》一書（1893年，在書中介紹了現在的這一卷）。
在這個階段的工作中，我們終于再現了她的面部神經痛，當神經痛即時發作時，我本人對她做治療。
我也好奇地想尋找是否這也是由心理因素所緻。
當我開始喚起創傷性情景時，病人看到自己回到她對丈夫很大的心理激惹時期。
她叙述了一次她與丈夫的談話，并評論她對這次談話感到好像是一種痛苦的侮辱。
突然她把手放在面頰上，疼痛地哭叫：&ldquo就像掌擊我的臉一樣。
&rdquo從這時起她的疼痛和發作均消失了。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象征的實現。
她感到好像真的被人掌擊了臉。
有人會問怎麼會用三叉神經痛的形式表現出&ldquo掌擊臉&rdquo的感覺呢？為什麼局限在第二和第三分支呢？又為什麼在張嘴和咀嚼時更痛，盡管在說話時不覺得更痛呢？ 次日，神經痛又發作了。
但這次是通過另一個情景的再現而消失，其内容又一次是一種假設的侮辱。
該情況持續了9天。
這似乎是她多年被侮辱的事，其中特别說到的是通過象征化引起面部神經痛的新發作的一件事。
但我們終于能用我們的方法把她帶到神經痛的第一次發作中，這是早在15年以前的事。
那時沒有象征化，卻有同時發生的轉換。
她看到帶有自責表情的痛苦景象，這迫使她回溯另外一系列的思想。
因此這是一種沖突和防禦的情形。
在那瞬間産生的神經痛隻能假設為那時她患輕微的牙痛或面部的疼痛，而這也許是可能的，因為那時她正處于懷孕早期。
因此，這個解釋證明該神經痛是通過慣常的轉換方法表示了一個神奇的心理興奮，但以後，這種神經痛可通過她心理生活中的聯想性反射或象征性轉換而出現。
實際上，我們發現伊麗莎白·馮·R小姐就有這樣的行為表現。
我再給出第二個例子來證實在其他情況下所表現的象征性行為。
在一個特殊的時期，凱瑟琳娜夫人被強烈的右足跟疼痛折磨着，每走一步都有一種刺痛，這使她不能走路。
分析使我們把這一現象與她在國外療養院那段時間聯系起來。
她曾在床上躺了一星期，療養院的醫生第一次準備把她從床上擡下來，讓她到通常的餐廳去用餐。
當她挽着醫生的手臂離開房間的那會兒出現了疼痛；在再現這個情景時，疼痛消失了，這時病人告訴我，因為那時她害怕面對餐廳中的這些陌生人時&ldquo發現自己走步不對&rdquo。
首先，這個例子似乎是明顯的，甚至是喜劇性的，它通過言語表達反映了一種象征化的癔症症狀的産生。
然而，對環境的進一步檢查倒使我們傾向另一種觀點。
在那時，病人患有一般性的腳痛，這可能就是她卧床不起很久的緣故。
當她要下地跨出第一步時，所有能說明象征化的是病人被害怕所壓倒，此時她從所有困擾她的疼痛中選出一個特定的疼痛作為合适的象征，這就是右足跟的疼痛，将其發展為心理疼痛，使之特定地持續存在着。
在這些例子中，象征化的實現機制似乎降到次一級重要的位置，好像這無疑是一般的規則。
但是我所用的這些例子似能證明癔症症狀的産生僅僅是由象征化的實現引起的。
下面是最好的一個例子，并再次與凱瑟琳娜夫人聯系起來。
當這個女孩15歲時，她躺在床上，受到祖母的嚴厲監視。
女孩突然哭叫了起來，她感到兩眼之間的前額有一種刺痛，這種疼痛持續了數周。
在對這種疼痛的分析中，她再現了過去将近30年前的事，她告訴我她的祖母給她看到的樣子是如此&ldquo刺骨寒冷&rdquo，這情景完全進入她的頭腦中（她害怕老婦人那種懷疑的目光）。
當她告訴我這種想法時，她爆發出大笑，疼痛再次消失。
在這個例子中，我不外乎覺察到了象征的實現機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處于自我暗示和轉換的中間。
我對凱瑟琳娜·M夫人的觀察使我得到經常收集這種象征化的一個機會。
通常被看作是由器質性因素決定的全部軀體感覺症狀，在她的情況中，具有心理起因或至少具有心理意義。
她的一系列特殊經曆伴随着心髒區域的刺痛感（意指&ldquo它刺入我的心&rdquo）。
在癔症時的似釘子刺入頭中的疼痛在她的病例中無疑與思想有關（某事人我的腦海中）。
一旦當所涉及的問題被解決，這種疼痛總是立即消失。
在感受到一種侮辱後，相當于癔症先兆的喉嚨中的感覺便出現了，患者認為&ldquo我要吞下這個感覺。
&rdquo她有大量相互平行的感覺和想法。
有時感覺會喚起觀念去解釋它，有時觀念會通過象征化方法産生感覺，而常常留下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這兩個因素中究竟哪一個是原發的？ 我沒有發現其他病人如此廣泛地使用象征化。
确實，凱瑟琳娜·M夫人是一個天賦非同尋常、特别在藝術方面更是如此的女士。
她高度發展的形式感覺在某些很完美的詩中已得到表現。
然而，我認為當一個癔症患者用象征化方法為一種帶有情緒色彩的觀念做出軀體的表達時，這就不太像人們所想象的取決于個性或主觀意志控制的因素。
在把某種略帶評論的話視為真正的意外事件時，病人用文字和言語表示為&ldquo刺入我的心&rdquo或&ldquo掌擊我的臉&rdquo，這不是癔症病人糟蹋詞語，而是生動地再現口頭語言應該為其說理的感覺。
除非病人在遭到蔑視時實際上曾有過适合當時所具有的那種心前區感覺，而那種感覺又是同時發生的，否則怎麼會出現我們說到某人被蔑視時會出現&ldquo刺入我的心&rdquo的感覺呢？當我們說到面對一種侮辱不作反駁時，有什麼比說&ldquo吞下某些事&rdquo更為确切呢？當我們抑制自己說話或阻止自己對侮辱做出反應時，是否真的會引起咽喉部的神經支配感？所有這些感覺和神經支配屬于&ldquo情緒表達&rdquo的範圍，正如達爾文已經教導我們的，這種&ldquo情緒表達&rdquo是由行為組成的，而行為有其原本的意義，并起着一種目的的作用。
而病人用詞語表達的大部分作用卻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對我們來說，這種詞語表達隻是起着一種形象性的畫面作用，而這種描述的全部可能的結果在于文字的表示；癔症病人正是保存了文字的原本意義，即描述其不尋常的強烈神經支配。
實際上，說癔症是通過象征化産生這些感覺，多半是有錯誤的。
有可能它完全不是采用語言學的慣用法來作為其模式的，但是癔症和語言學的慣用法一樣都是從普通的來源中提取他們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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