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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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成了帝國的主人。
在背後支持它的，是軍隊的指揮官塞夫凱特帕夏。
他宣布全國進入戒嚴狀态，實行軍事管制。
在戒嚴狀态下的兩年多時間裡，他實際上成了一位軍事獨裁者。
他的權威超越了戰争部和内閣，可以指揮所有的武裝力量，甚至還涉足了财政和經濟領域。
不過，他并沒有濫用這些權力。
塞夫凱特充滿愛國熱忱，相信憲政理想，與民政部門裡的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成員密切合作。
在帝國進入了新的階段之後，統一與進步委員會開始為帝國制定新的法律。
首先，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成員在1876年憲法裡添加、修改了一些條款，确認了近來發生的一些政治上的變化。
他們确認了衆議院至高無上的權力，從而終結了蘇丹傳統上的權力和特權。
蘇丹必須在議會面前宣誓尊重神聖法和憲法，忠誠于國家和民族，如有違犯，他的主權将遭剝奪。
蘇丹不再享有任免部長級官員的權力，在提名其他高級官員人選的時候也要遵守特定的法律規定。
提名大維齊爾和謝赫伊斯蘭的權力仍然握在蘇丹手中，但内閣人選完全由大維齊爾本人任命，蘇丹隻做象征性的批準。
與此相類似，衆議院的議長和副議長由議員們選出，也隻需要蘇丹象征性的批準。
蘇丹原本有權締結條約，現在則必須經過議會批準方才有效。
最後，蘇丹将他人放逐的權力也逐漸被廢除&mdash&mdash此前，阿蔔杜勒·哈米德曾經以保障國家安全為名，濫用這項權力，放逐了包括米德哈特帕夏在内的難以計數的人。
就這樣，蘇丹在政府中的作用大為削弱，隻負責批準議會的決議。
作為立憲君主，蘇丹依舊君臨天下，但已經不再執掌國家。
現在，政府的權力也受到了限制，各部大臣要對衆議院負責，如果衆議院對他們的工作不滿，可以迫使内閣成員下台。
因此，最後的決策權就落在了議員們的手中。
不論結果好壞，至少在紙面上，這些憲政改革削弱了行政機構的權力，而增強了立法機構的權力。
與此同時，衆議院還通過了其他一些法律，以增強自身的地位。
此前，在個人行為和公衆抗議集會方面，奧斯曼人享有許多自由，最終導緻了反革命事件的發生。
而現在，衆議院要通過這些立法來限制過度的自由，壓制反對派。
例如，雖然還沒有到新聞審查的程度，但新聞自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約束。
為了保證國家的統一和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衆議院還頒布了一項新法律，禁止以種族或民族劃分的分離主義團體的活動。
于是，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其他巴爾幹地區少數族裔的俱樂部和社團就立刻被關閉了。
此外，軍隊還抽調出力量組成了&ldquo掃蕩部隊&rdquo，專門用來對付巴爾幹地區的強盜之類的武裝團夥。
最後，以實現民族和宗教平等的名義，奧斯曼帝國第一次開始征召非穆斯林入伍。
不過，民族主義的理念已經進入了成熟期。
縱然恩維爾頗有遣詞造句的才能，現在也很難再将打造多民族、多宗教的奧斯曼帝國的夢想付諸實施、體現在憲法層面上了。
在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領袖中，塔拉特（Talaat）最肯直面現實，他在與委員會在薩洛尼卡的委員的一次秘密會議中坦承，奧斯曼主義已經是&ldquo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hellip&hellip試圖将異端改造成忠實的奧斯曼人的努力都失敗了。
隻要巴爾幹半島上那些小小的獨立國家還繼續向馬其頓的居民宣揚分離主義的思想，我們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rdquo。
因此，奧斯曼化就換了一種新的形式。
時任英國大使在寫給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SirEdwardGrey）的信中說道：&ldquo在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看來，&lsquo奧斯曼&rsquo的含義終将演變為&lsquo土耳其&rsquo，而他們現行的&lsquo奧斯曼化&rsquo政策，實際上就是要将非土耳其人的族群改造成土耳其人。
&rdquo奧斯曼化實際上變成了土耳其化，迫使阿拉伯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其他非土耳其族裔的穆斯林學習土耳其語。
在這個奧斯曼帝國日漸衰敗、泛伊斯蘭主義也日趨衰落的時代，崛起了一種與歐洲的民族主義情緒相類似的新情緒&mdash&mdash既激進又植根民粹的土耳其民族主義。
土耳其民族主義逐漸在政治和文化運動中體現為泛突厥主義。
19世紀，改革派主要依賴的是少數統治精英的支持。
這些統治精英在西方式的教育中獲得了啟蒙，同時對歐洲文明充滿了崇敬之情。
他們追求的開明政治來自上層，源自更廣闊的、世界性的精神。
但現在，政治的重心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運動源自本土，成員自視為土耳其人而非奧斯曼人，其主張源自民族主義而非世界主義，主張平民主義而非精英主義，其力量有廣闊的社會基礎，得到多個階層的支持。
他們不依靠個别的精英進行統治，而是在表面上依靠議會和規模龐大的專業公務員來進行統治。
這些新興的、日漸成長的專業公務員系統是阿蔔杜勒·哈米德時期推行的改革的産物。
盡管統一與進步委員會依靠軍事對政治的介入獲得了權力，但在軍事和民政之間取得了良好的平衡。
青年土耳其人在國内獲得的支持很大程度上來自新興的中産階級，這個階層同樣在阿蔔杜勒·哈米德統治時期得到了發展。
此外，土耳其大衆也支持他們，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在他們之中播撒了參與政治的種子。
就像宗教界以前做的那樣，這個世俗政府也十分重視普通人的力量，時常動員城市居民舉行大規模集會和有組織的遊行，以支持其頒布的政策。
但是，這并不意味着民衆本身就能得到直接的利益。
青年土耳其人的革命者們在擁有了憲法這個神奇的法寶之後，就不再設想構建什麼新的社會秩序、推翻什麼舊的體制了，他們更願意維護、改造舊有的體系，将其變成自身的政
在背後支持它的，是軍隊的指揮官塞夫凱特帕夏。
他宣布全國進入戒嚴狀态，實行軍事管制。
在戒嚴狀态下的兩年多時間裡，他實際上成了一位軍事獨裁者。
他的權威超越了戰争部和内閣，可以指揮所有的武裝力量，甚至還涉足了财政和經濟領域。
不過，他并沒有濫用這些權力。
塞夫凱特充滿愛國熱忱，相信憲政理想，與民政部門裡的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成員密切合作。
在帝國進入了新的階段之後，統一與進步委員會開始為帝國制定新的法律。
首先，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成員在1876年憲法裡添加、修改了一些條款，确認了近來發生的一些政治上的變化。
他們确認了衆議院至高無上的權力，從而終結了蘇丹傳統上的權力和特權。
蘇丹必須在議會面前宣誓尊重神聖法和憲法，忠誠于國家和民族，如有違犯，他的主權将遭剝奪。
蘇丹不再享有任免部長級官員的權力，在提名其他高級官員人選的時候也要遵守特定的法律規定。
提名大維齊爾和謝赫伊斯蘭的權力仍然握在蘇丹手中，但内閣人選完全由大維齊爾本人任命，蘇丹隻做象征性的批準。
與此相類似，衆議院的議長和副議長由議員們選出，也隻需要蘇丹象征性的批準。
蘇丹原本有權締結條約，現在則必須經過議會批準方才有效。
最後，蘇丹将他人放逐的權力也逐漸被廢除&mdash&mdash此前，阿蔔杜勒·哈米德曾經以保障國家安全為名，濫用這項權力，放逐了包括米德哈特帕夏在内的難以計數的人。
就這樣，蘇丹在政府中的作用大為削弱，隻負責批準議會的決議。
作為立憲君主，蘇丹依舊君臨天下，但已經不再執掌國家。
現在，政府的權力也受到了限制，各部大臣要對衆議院負責，如果衆議院對他們的工作不滿，可以迫使内閣成員下台。
因此，最後的決策權就落在了議員們的手中。
不論結果好壞，至少在紙面上，這些憲政改革削弱了行政機構的權力，而增強了立法機構的權力。
與此同時，衆議院還通過了其他一些法律，以增強自身的地位。
此前，在個人行為和公衆抗議集會方面，奧斯曼人享有許多自由，最終導緻了反革命事件的發生。
而現在，衆議院要通過這些立法來限制過度的自由，壓制反對派。
例如，雖然還沒有到新聞審查的程度，但新聞自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約束。
為了保證國家的統一和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衆議院還頒布了一項新法律，禁止以種族或民族劃分的分離主義團體的活動。
于是，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其他巴爾幹地區少數族裔的俱樂部和社團就立刻被關閉了。
此外，軍隊還抽調出力量組成了&ldquo掃蕩部隊&rdquo，專門用來對付巴爾幹地區的強盜之類的武裝團夥。
最後，以實現民族和宗教平等的名義，奧斯曼帝國第一次開始征召非穆斯林入伍。
不過，民族主義的理念已經進入了成熟期。
縱然恩維爾頗有遣詞造句的才能，現在也很難再将打造多民族、多宗教的奧斯曼帝國的夢想付諸實施、體現在憲法層面上了。
在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領袖中，塔拉特（Talaat）最肯直面現實，他在與委員會在薩洛尼卡的委員的一次秘密會議中坦承，奧斯曼主義已經是&ldquo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hellip&hellip試圖将異端改造成忠實的奧斯曼人的努力都失敗了。
隻要巴爾幹半島上那些小小的獨立國家還繼續向馬其頓的居民宣揚分離主義的思想，我們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rdquo。
因此，奧斯曼化就換了一種新的形式。
時任英國大使在寫給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SirEdwardGrey）的信中說道：&ldquo在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看來，&lsquo奧斯曼&rsquo的含義終将演變為&lsquo土耳其&rsquo，而他們現行的&lsquo奧斯曼化&rsquo政策，實際上就是要将非土耳其人的族群改造成土耳其人。
&rdquo奧斯曼化實際上變成了土耳其化，迫使阿拉伯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其他非土耳其族裔的穆斯林學習土耳其語。
在這個奧斯曼帝國日漸衰敗、泛伊斯蘭主義也日趨衰落的時代，崛起了一種與歐洲的民族主義情緒相類似的新情緒&mdash&mdash既激進又植根民粹的土耳其民族主義。
土耳其民族主義逐漸在政治和文化運動中體現為泛突厥主義。
19世紀，改革派主要依賴的是少數統治精英的支持。
這些統治精英在西方式的教育中獲得了啟蒙，同時對歐洲文明充滿了崇敬之情。
他們追求的開明政治來自上層，源自更廣闊的、世界性的精神。
但現在，政治的重心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運動源自本土，成員自視為土耳其人而非奧斯曼人，其主張源自民族主義而非世界主義，主張平民主義而非精英主義，其力量有廣闊的社會基礎，得到多個階層的支持。
他們不依靠個别的精英進行統治，而是在表面上依靠議會和規模龐大的專業公務員來進行統治。
這些新興的、日漸成長的專業公務員系統是阿蔔杜勒·哈米德時期推行的改革的産物。
盡管統一與進步委員會依靠軍事對政治的介入獲得了權力，但在軍事和民政之間取得了良好的平衡。
青年土耳其人在國内獲得的支持很大程度上來自新興的中産階級，這個階層同樣在阿蔔杜勒·哈米德統治時期得到了發展。
此外，土耳其大衆也支持他們，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在他們之中播撒了參與政治的種子。
就像宗教界以前做的那樣，這個世俗政府也十分重視普通人的力量，時常動員城市居民舉行大規模集會和有組織的遊行，以支持其頒布的政策。
但是，這并不意味着民衆本身就能得到直接的利益。
青年土耳其人的革命者們在擁有了憲法這個神奇的法寶之後，就不再設想構建什麼新的社會秩序、推翻什麼舊的體制了，他們更願意維護、改造舊有的體系，将其變成自身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