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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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其他列強派遣海軍進行武力威懾，還奪取了米蒂利尼（Mytilene）[2]和利姆諾斯島的海關。
于是，蘇丹屈服了，同意由歐洲列強派遣四位财政專家，與薩洛尼卡的俄國和奧地利行政代理人合作。
不過，這個國際委員會并沒有任何執行權。
1908年，英國又提出要求，認為盡管馬其頓總督是土耳其人，但其人選應當獲得列強的認可，且其手下的官員應當由歐洲人組成，并使用馬其頓的财政收入支付他們的薪資。
這個提議獲得了法國和俄國的認可，沙皇和英王愛德華七世（EdwardVII）還在列巴爾（Reval）[3]簽署了相關協議。
米爾茨施泰格方案的條款還在一定限度下發揮着效力，而這個方案的期限也被延長了六年。
不過，除基督徒之外，在馬其頓生活的穆斯林也越發對現狀感到不滿，要求蘇丹拿出辦法，保證他們的生命和财産安全。
蘇丹派到馬其頓的總督察名叫希勒米帕夏（HilmiPasha）。
此人名聲很好，為了滿足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要求，希勒米帕夏也構想了一些基本的改革項目。
但是，阿蔔杜勒·哈米德就像對待列強提出的改革方案一樣固執地無視了希勒米帕夏提出的這些改革項目。
蘇丹在被自己丢掉的克裡特至少還曾經試圖造福那裡的穆斯林群體；而到了馬其頓，他對此地人民的福祉漠不關心，因此不但讓那裡的基督徒與他形同水火，就連穆斯林也與他離心離德。
此時，在曆史上時常動蕩不安的馬其頓，發出了比以往更強烈的要求徹底變革的呼聲。
在這裡，追求進步的力量希望能讓馬其頓像那些鄰邦一樣實現進步，而這也符合奧斯曼帝國的利益。
但是，固執保守的阿蔔杜勒·哈米德消極地抗拒着外國人的影響，對境内臣民的利益也漠不關心，繼續着他的反動統治。
他的統治不僅低效無能，而且目光短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阿蔔杜勒·哈米德十分堅定地不想理睬歐洲的事務，但他實際上恰恰在馬其頓這個歐洲省份裡積攢着穆斯林的怨氣，而這些怨氣終将爆發，并最終導緻他的失敗。
詭異的是，他的失敗恰恰源自他最了不起的成就&mdash&mdash對土耳其教育體系的改革與擴張。
由于有了這項同時影響了公民教育和軍事教育的改革，在上一代人中湧現出了一個規模龐大的新興中間階層。
盡管蘇丹本人實行着專制統治，但在他開辦的現代化學校的學生群體中，政治自由的種子卻開始生根。
1889年，時逢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際，伊斯坦布爾軍事醫學院的四名醫學學生秘密創立了第一個反對派組織。
這個組織像早年的青年奧斯曼人一樣，效仿意大利燒炭黨的組織形式，由一個個小單元組成。
很快，這個組織就在伊斯坦布爾的民政、陸軍、海軍和醫學學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的學生中吸納了大量成員，還與在巴黎流亡的自由派人士最早組建的組織建立了聯系。
自從阿蔔杜勒·哈米德解散了議會之後，這些人就一直住在巴黎。
不久之前，來自布爾薩的一位聲名顯赫的教育主管艾哈邁德·勒紮（AhmedRiza）也加入了他們，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們的政治活動之中。
在流亡者中，有一位曾經的議會成員創辦了一份刊物，命名叫&ldquoLaJeuneTurquie&rdquo（即《青年土耳其人》）。
于是，他的同志們開始使用&ldquo青年土耳其人&rdquo的名稱。
與此同時，勒紮和其他一些流亡者出版了一本名叫《磋商》（Meshveret）的刊物，并通過外國郵局偷運進土耳其去。
這份刊物的副标題是&ldquo秩序和進步&rdquo，後來又加上了&ldquo統一&rdquo，意在團結各個種族、各種信仰的民衆，組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CommitteeofUnionandProgress）[4]。
1896年，一場意在推翻蘇丹的政變密謀敗露，一些反對派成員和另外一些被認為在政治上從事煽動工作的人被放逐到了偏遠的省份。
與此同時，反對派組織在流亡者中也蓬勃發展，遍布巴黎、開羅、日内瓦和倫敦（倫敦的反對派組織發展相對緩慢）。
這些組織通常在意識形态上都不盡相同，也互不隸屬。
事實證明，他們彼此之間并不團結，一些人很願意讨好蘇丹，以求獲準返回伊斯坦布爾，而這種做法很讓其他人灰心喪氣。
但是，在伊斯坦布爾的學生中，反抗的情緒仍然在蔓延，甚至波及加拉塔薩雷的皇家奧斯曼公立中學。
在節日慶典中，在這裡讀書的統治精英子弟們通常會歡呼&ldquo帕迪沙阿萬歲！&rdquo但是，在1906年，他們卻喊出了&ldquo打倒帕迪沙阿！&rdquo在遠離皇宮影響力的外省學校，極端情緒更加顯著。
正因如此，革命就在馬其頓爆發了。
薩洛尼卡的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得到了共濟會、猶太人和東馬派猶太人（改信伊斯蘭教的猶太人）等組織的暗中支持，因此比巴黎的組織更具實際行動能力。
1907年，兩個組織實現了合并。
蘇丹目光短淺，沒有意識到反叛活動會滲透進行伍間的現役軍官之中，而這些軍官正是其權力所依賴的奧斯曼軍隊精英骨幹。
一方面，他們卓有學識，在政治上也已經覺醒；另一方面，作為軍人，他們本身也有許多怨氣，比如軍饷不能及時發放，武器裝備水平低劣。
因此，一旦發生革命運動，他們有可能會在革命中打頭陣。
1908年年初，馬其頓的第三軍團發動了兵變。
那年夏天，沙皇和英王愛德華七世在列巴爾舉行了會面。
在土耳其人看來，這意味着外國即将迫使奧斯曼帝國賦予馬其頓自治權，從外部和内部同時威脅帝國的安全。
以此為導火索，軍隊發動了兵變，反對專制統治，倡導自由與祖國、憲政與國家的政治原則。
無數的探子給阿蔔杜勒·哈米德送去了大量的報告，但是他忽視了這些報告的内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無所作為，最後發現木已成舟。
兩名青年土耳其黨的少校在薩洛尼卡城後的雷斯納山（ResnaHills）樹起了自由的旗幟。
其中一個名叫恩維爾貝伊（EnverBey），他寡言少語，有作戰勇敢的名聲；另一個名叫尼亞齊貝伊（NiyaziBey），是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早期成員，曾經喬裝打扮成多種身份在安納托利亞活動，招募蘇丹統治的反對者，将他們吸納進組織。
跟着尼亞齊上山的，是一支忠誠于使命的隊伍，他們從他所管轄的營裡得到了武器、彈藥和經費。
在這座山上，這兩位軍官宣布舉事。
在薩洛尼卡，他們得到了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支持，委員會公開要求恢複米德哈特帕夏起草的1876年憲法。
阿蔔杜勒·哈米德派了一支軍隊到莫納斯提爾（Monastir）[5]，準備鎮壓叛軍。
結果，這支部隊的指揮官&mdash&mdash将軍舍姆西帕夏（GeneralShemsiPasha）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他手下的一名軍官槍殺，其他反對革命的軍官也遭遇了類似的下場。
與此同時，一直被蘇丹視作自己盟友的阿爾巴尼亞人也站了出來，表示支持駐紮在色雷斯的第二軍團。
1908年7月21日，蘇丹接到了一封以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名義發來的電報。
電報要求他恢複立憲，否則就将推舉他的繼承人為蘇丹，并派遣一支大軍向伊斯坦布爾進軍。
根據穆斯林的傳統，阿蔔杜勒·哈米德向謝赫伊斯蘭申請了一份裁決，讓他判定對挑戰帕迪沙阿權威的叛軍開戰是否合法。
在仔細研究了事實經過之後，大穆夫提表示，這些軍人要求改革、消除不平的做法并不違背神聖法。
接着，阿蔔杜勒·哈米德召開了内閣會議。
會議持續了三天，内閣中的大部分成員都同情軍人的要求，并且認為除非讓步，否則很可能會引發内
于是，蘇丹屈服了，同意由歐洲列強派遣四位财政專家，與薩洛尼卡的俄國和奧地利行政代理人合作。
不過，這個國際委員會并沒有任何執行權。
1908年，英國又提出要求，認為盡管馬其頓總督是土耳其人，但其人選應當獲得列強的認可，且其手下的官員應當由歐洲人組成，并使用馬其頓的财政收入支付他們的薪資。
這個提議獲得了法國和俄國的認可，沙皇和英王愛德華七世（EdwardVII）還在列巴爾（Reval）[3]簽署了相關協議。
米爾茨施泰格方案的條款還在一定限度下發揮着效力，而這個方案的期限也被延長了六年。
不過，除基督徒之外，在馬其頓生活的穆斯林也越發對現狀感到不滿，要求蘇丹拿出辦法，保證他們的生命和财産安全。
蘇丹派到馬其頓的總督察名叫希勒米帕夏（HilmiPasha）。
此人名聲很好，為了滿足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要求，希勒米帕夏也構想了一些基本的改革項目。
但是，阿蔔杜勒·哈米德就像對待列強提出的改革方案一樣固執地無視了希勒米帕夏提出的這些改革項目。
蘇丹在被自己丢掉的克裡特至少還曾經試圖造福那裡的穆斯林群體；而到了馬其頓，他對此地人民的福祉漠不關心，因此不但讓那裡的基督徒與他形同水火，就連穆斯林也與他離心離德。
此時，在曆史上時常動蕩不安的馬其頓，發出了比以往更強烈的要求徹底變革的呼聲。
在這裡，追求進步的力量希望能讓馬其頓像那些鄰邦一樣實現進步，而這也符合奧斯曼帝國的利益。
但是，固執保守的阿蔔杜勒·哈米德消極地抗拒着外國人的影響，對境内臣民的利益也漠不關心，繼續着他的反動統治。
他的統治不僅低效無能，而且目光短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阿蔔杜勒·哈米德十分堅定地不想理睬歐洲的事務，但他實際上恰恰在馬其頓這個歐洲省份裡積攢着穆斯林的怨氣，而這些怨氣終将爆發，并最終導緻他的失敗。
詭異的是，他的失敗恰恰源自他最了不起的成就&mdash&mdash對土耳其教育體系的改革與擴張。
由于有了這項同時影響了公民教育和軍事教育的改革，在上一代人中湧現出了一個規模龐大的新興中間階層。
盡管蘇丹本人實行着專制統治，但在他開辦的現代化學校的學生群體中，政治自由的種子卻開始生根。
1889年，時逢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際，伊斯坦布爾軍事醫學院的四名醫學學生秘密創立了第一個反對派組織。
這個組織像早年的青年奧斯曼人一樣，效仿意大利燒炭黨的組織形式，由一個個小單元組成。
很快，這個組織就在伊斯坦布爾的民政、陸軍、海軍和醫學學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的學生中吸納了大量成員，還與在巴黎流亡的自由派人士最早組建的組織建立了聯系。
自從阿蔔杜勒·哈米德解散了議會之後，這些人就一直住在巴黎。
不久之前，來自布爾薩的一位聲名顯赫的教育主管艾哈邁德·勒紮（AhmedRiza）也加入了他們，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們的政治活動之中。
在流亡者中，有一位曾經的議會成員創辦了一份刊物，命名叫&ldquoLaJeuneTurquie&rdquo（即《青年土耳其人》）。
于是，他的同志們開始使用&ldquo青年土耳其人&rdquo的名稱。
與此同時，勒紮和其他一些流亡者出版了一本名叫《磋商》（Meshveret）的刊物，并通過外國郵局偷運進土耳其去。
這份刊物的副标題是&ldquo秩序和進步&rdquo，後來又加上了&ldquo統一&rdquo，意在團結各個種族、各種信仰的民衆，組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CommitteeofUnionandProgress）[4]。
1896年，一場意在推翻蘇丹的政變密謀敗露，一些反對派成員和另外一些被認為在政治上從事煽動工作的人被放逐到了偏遠的省份。
與此同時，反對派組織在流亡者中也蓬勃發展，遍布巴黎、開羅、日内瓦和倫敦（倫敦的反對派組織發展相對緩慢）。
這些組織通常在意識形态上都不盡相同，也互不隸屬。
事實證明，他們彼此之間并不團結，一些人很願意讨好蘇丹，以求獲準返回伊斯坦布爾，而這種做法很讓其他人灰心喪氣。
但是，在伊斯坦布爾的學生中，反抗的情緒仍然在蔓延，甚至波及加拉塔薩雷的皇家奧斯曼公立中學。
在節日慶典中，在這裡讀書的統治精英子弟們通常會歡呼&ldquo帕迪沙阿萬歲！&rdquo但是，在1906年，他們卻喊出了&ldquo打倒帕迪沙阿！&rdquo在遠離皇宮影響力的外省學校，極端情緒更加顯著。
正因如此，革命就在馬其頓爆發了。
薩洛尼卡的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得到了共濟會、猶太人和東馬派猶太人（改信伊斯蘭教的猶太人）等組織的暗中支持，因此比巴黎的組織更具實際行動能力。
1907年，兩個組織實現了合并。
蘇丹目光短淺，沒有意識到反叛活動會滲透進行伍間的現役軍官之中，而這些軍官正是其權力所依賴的奧斯曼軍隊精英骨幹。
一方面，他們卓有學識，在政治上也已經覺醒；另一方面，作為軍人，他們本身也有許多怨氣，比如軍饷不能及時發放，武器裝備水平低劣。
因此，一旦發生革命運動，他們有可能會在革命中打頭陣。
1908年年初，馬其頓的第三軍團發動了兵變。
那年夏天，沙皇和英王愛德華七世在列巴爾舉行了會面。
在土耳其人看來，這意味着外國即将迫使奧斯曼帝國賦予馬其頓自治權，從外部和内部同時威脅帝國的安全。
以此為導火索，軍隊發動了兵變，反對專制統治，倡導自由與祖國、憲政與國家的政治原則。
無數的探子給阿蔔杜勒·哈米德送去了大量的報告，但是他忽視了這些報告的内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無所作為，最後發現木已成舟。
兩名青年土耳其黨的少校在薩洛尼卡城後的雷斯納山（ResnaHills）樹起了自由的旗幟。
其中一個名叫恩維爾貝伊（EnverBey），他寡言少語，有作戰勇敢的名聲；另一個名叫尼亞齊貝伊（NiyaziBey），是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早期成員，曾經喬裝打扮成多種身份在安納托利亞活動，招募蘇丹統治的反對者，将他們吸納進組織。
跟着尼亞齊上山的，是一支忠誠于使命的隊伍，他們從他所管轄的營裡得到了武器、彈藥和經費。
在這座山上，這兩位軍官宣布舉事。
在薩洛尼卡，他們得到了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支持，委員會公開要求恢複米德哈特帕夏起草的1876年憲法。
阿蔔杜勒·哈米德派了一支軍隊到莫納斯提爾（Monastir）[5]，準備鎮壓叛軍。
結果，這支部隊的指揮官&mdash&mdash将軍舍姆西帕夏（GeneralShemsiPasha）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他手下的一名軍官槍殺，其他反對革命的軍官也遭遇了類似的下場。
與此同時，一直被蘇丹視作自己盟友的阿爾巴尼亞人也站了出來，表示支持駐紮在色雷斯的第二軍團。
1908年7月21日，蘇丹接到了一封以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名義發來的電報。
電報要求他恢複立憲，否則就将推舉他的繼承人為蘇丹，并派遣一支大軍向伊斯坦布爾進軍。
根據穆斯林的傳統，阿蔔杜勒·哈米德向謝赫伊斯蘭申請了一份裁決，讓他判定對挑戰帕迪沙阿權威的叛軍開戰是否合法。
在仔細研究了事實經過之後，大穆夫提表示，這些軍人要求改革、消除不平的做法并不違背神聖法。
接着，阿蔔杜勒·哈米德召開了内閣會議。
會議持續了三天，内閣中的大部分成員都同情軍人的要求，并且認為除非讓步，否則很可能會引發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