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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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暗示了英國在埃及的特殊地位，它遭到了法國的強烈反對。
法國駐奧斯曼帝國大使别有用心地與俄國大使聯合起來向蘇丹施壓，要求他拒絕批準這一協議。
面對他們的要挾，阿蔔杜勒·哈米德又一次在最後關頭做了決定&mdash&mdash他代表奧斯曼帝國方面拒絕了英土協議的簽署。
亨利·德拉蒙德&mdash沃爾夫爵士兩手空空地回到了英國；英軍繼續占據着埃及，不再考慮提前撤軍的計劃。
起初，阿蔔杜勒·哈米德似乎還為自己在外交上壓倒了英國人而沾沾自喜。
很快，他就意識到自己實際上犯了個大錯誤。
于是，他派人找到索爾斯伯裡侯爵，要求重啟談判。
英國首相客氣而又堅決地拒絕了他的要求。
在接下來的五年中，奧斯曼帝國、法國和俄羅斯都試圖讓英國從埃及撤軍，但都沒有收到任何成效。
而且，英埃聯合行政機構的一些内在問題，也使得英國不再考慮從埃及撤軍。
此時，掌控埃及并在亞曆山大港擁有一個海軍基地，對于西方列強來說已經變得越來越有必要性，因為東方問題的重心已經轉移。
各國争奪的中心已經從土耳其移到了埃及，從博斯普魯斯海峽移到了蘇伊士運河，從近東移到了遠東。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俄國一直試圖滲透進巴爾幹地區，或經過海峽進入地中海，從而對奧斯曼帝國構成了直接威脅。
但是，随着俄國人的擴張野心向東轉向了亞洲，這種威脅逐漸減弱了。
這樣一來，英俄沖突的風險點就轉移到了印度邊境。
因此，經過埃及的海路就變得越發重要。
現在，埃及落入了英國的實際控制之中。
在過去的370年裡，它一直都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
但現在，阿蔔杜勒·哈米德蘇丹放棄了奧斯曼帝國對埃及最後一點表面上的宗主權。
過着孤家寡人式的與世隔絕生活的蘇丹，一直身陷于自己比外國人更聰明的迷夢之中，拒不接受任何睿智、可靠的建議。
他既不真誠，外交手腕又十分拙劣，結果在處理外交事務時錯失了一個又一個機會。
在這方面，埃及可謂是最好的例子。
盡管英國人一直對他抱有善意，并且鼓勵他有所作為，但他頑固地拒絕用實際行動來捍衛他本人和帝國的利益。
如果說他消極地放棄在保加利亞的所有權利、抛棄帝國在巴爾幹地區殘餘領土的行為，還可以解釋為是他務實地看到奧斯曼帝國在西方已經沒有未來，最終的失敗隻是時間問題，那麼他在埃及的所作所為就隻能說是毫無理由、極不明智的了。
在世俗層面上，阿蔔杜勒·哈米德對埃及僅有名義上和象征意義上的主權。
但是，在宗教層面上，埃及對他的政策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
在帝國丢掉了在基督教歐洲的殘餘領土之後，阿蔔杜勒·哈米德希望可以在亞洲複興他的伊斯蘭帝國，至少也要讓這個帝國存活下去。
在亞洲，帝國廣闊的版圖依然大體完整。
因此，他把他的重心向東移向了伊斯蘭世界。
亞洲不僅是奧斯曼民族和奧斯曼帝國的搖籃，更是伊斯蘭教和它大部分子民的故鄉。
對這些人民來說，他們的蘇丹不僅是土地和生命的守護者，更是他們的信仰的捍衛者。
因此，埃及有着至關重要的地位。
在超過一千年的時間裡，開羅一直是伊斯蘭世界一處重要的宗教中心，早在土耳其人奪走哈裡發寶座之前幾個世紀就已經如此。
1517年，奧斯曼帝國的征服者塞利姆一世進入開羅，阿拔斯王朝末代哈裡發的後嗣正式承認了塞利姆的哈裡發地位。
随後，塞利姆又接受了麥加的謝裡夫的效忠，成了伊斯蘭聖地的守護者。
這意味着奧斯曼家族成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精神領袖，伊斯坦布爾也成了普遍認可（但不無争議）的哈裡發的居所和伊斯蘭之城（&ldquo伊斯蘭布爾&rdquo，Islambol）。
從那以後，每一位奧斯曼帝國蘇丹都身兼世俗和宗教上的職責，自稱蘇丹&mdash哈裡發。
盡管不接受他們的這一主張的伊斯蘭國家不在少數，但阿蔔杜勒·哈米德還是試圖借助哈裡發的頭銜來重振奧斯曼家族的權勢和威望。
而且，他的野心并不局限于奧斯曼帝國的亞洲版圖，而是要影響整個伊斯蘭世界。
因此，他在這個時候輕易地放棄了在埃及的世俗權力，可謂是不智之舉，畢竟他的哈裡發稱号在宗教上的權威的源頭就來自埃及。
從北非到中亞再到印度，西歐和俄羅斯帝國主義在伊斯蘭世界占據了越來越多的土地，這激起了伊斯蘭世界對它們的普遍反感，而阿蔔杜勒·哈米德的政策轉向正體現了這種态度。
飽受帝國主義之害的穆斯林将奧斯曼帝國選為集結點，他們推崇阿蔔杜勒·哈米德，認為他将成為一位掙脫西方束縛的統治者。
用阿諾德·湯因比的話說，在他們看來，阿蔔杜勒·哈米德的帝國&ldquo無疑是現存的最強大、最高效、最開明的伊斯蘭國家&rdquo。
坦志麥特改革者未能解決政教二元體系的内在矛盾，而阿蔔杜勒·哈米德幹脆用自己的專制統治破除了這種矛盾。
憑借現代科學技術提供的統治工具，他擺出一副&ldquo立憲專制&rdquo的樣子，推行那些他想要推行的改革。
像坦志麥特改革時期一樣，改革主要在中央層面進行，并且有利于越發官僚化的精英階層。
在大部分臣民看來，阿蔔杜勒·哈米德重新确立了強有力的傳統伊斯蘭體制，不受外國的幹涉和影響。
在他們看來，這是他們能夠理解和欣賞的東西。
在這位蘇丹&mdash哈裡發的身上，這些深受嚴格自律思想影響的穆斯林看到了他們引以為傲的個人品質&mdash&mdash樸素、持重、虔誠。
除此之外，忠誠擁護他的不僅有他的大臣和政府機構人員，還有政府機構之外的烏理瑪。
另一部分忠誠于他的人是一個日益擴大的宗教人士階層，這些人等級有别，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或是其他人等，在伊斯蘭世界統一的觀念下受人尊敬。
另外，學者和來自非正統教派及托缽僧團體的神秘主義者也忠實于他，這些團體在他的帝國版圖内也十分受歡迎。
在首都離群索居的阿蔔杜勒·哈米德把西方看作一個遙遠而陌生的世界，對其不屑一顧。
在他審查之下的媒體，對他在政治觀點、制度和行為上的謬誤完全聽之任之。
知識分子腦袋裡灌輸的全都是中世紀的伊斯蘭文明有多麼優越。
盡管青年奧斯曼人也把他們的改革和現代化方案與伊斯蘭制度相聯系，但他們承認這些方案來自西方。
阿蔔杜勒·哈米德絕不承認這種事。
在阿蔔杜勒·哈米德看來，阿拉伯文明是歐洲文明的源頭，西方文明不僅學習了伊斯蘭文明的政治體系，還學習了阿拉伯世界的科學和技術（代數、化學和物理）、近代發明（指南針和火藥）以及文學和史學。
一言以蔽之，西方受人推崇的一切，都學習自阿拉伯文明。
因此，除了一些歐洲人從穆斯林那裡學來又進行了改良的發明之外，穆斯林又能從歐洲得到什麼呢？一本闡釋上述觀點的書是這樣開篇的：&ldquo當代文明的基石不是别的，正是穆罕默德的行動和傳統。
&rdquo 這種想法當時對整個伊斯蘭世界都很有吸引力，後來演變成了昙花一現的泛伊斯蘭主義。
此時的奧斯曼帝國在亞洲依舊擁有完整的版圖，因此成了穆斯林尋求慰藉、靈感和領導的中心。
阿蔔杜勒·哈米德從統治初年起，就一直希望他自己和他的帝國能夠扮演這樣的角色。
當初，土耳其人從安納托利亞的心髒地帶進入了歐洲；現在，他們又退回了這裡，與遼闊的版圖内部和外部形形色色的伊斯蘭群體産生了更廣泛的聯系。
于是，阿蔔杜勒·哈米德更加努力，希望可以實現他的願景。
阿蔔杜勒·哈米德的伊斯蘭政策，最早體現在他的大維齊爾人選上。
以往，大維齊爾的人選通常都是土耳其人，或是直接為蘇丹效命的臣子。
而他選擇的卻是一位切爾克斯政治家&mdash&mdash海雷丁将軍（GeneralKhair-ed-Din），此人最初是作為突尼斯貝伊的首席輔政得以發迹的。
蘇丹在宣布這一任命的敕令中大膽地宣稱，他之所以抛棄以前的傳統，是因為伊斯蘭世界裡所有的遜尼派穆斯林都有義務為哈裡發服務。
他在為政府和宮廷職位選擇人選時，更願意使用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不僅如此，他還要優先使用帝國裡其他民族的穆斯林，而不是土耳其穆斯林。
來自遙遠的阿拉伯地區的謝赫們在大薩拉基裡奧宮裡甚至有了屬于他們自己的居所。
基督教國家咄咄逼人地侵犯他的帝國，給阿拉伯人、庫爾德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其他穆斯林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為了争取穆斯林對他的忠誠，他不僅要在國内處理這些問題，還要在國外關注遙遠國度裡的穆斯林社群的利益。
在收縮回伊斯蘭世界之後，曾經的歐洲病夫現在想要做亞洲硬漢。
但是，這樣做隻會加劇他和歐洲&mdash西方世界之間的沖突，因為在伊斯蘭世界内部，還有一支人數衆多的
法國駐奧斯曼帝國大使别有用心地與俄國大使聯合起來向蘇丹施壓，要求他拒絕批準這一協議。
面對他們的要挾，阿蔔杜勒·哈米德又一次在最後關頭做了決定&mdash&mdash他代表奧斯曼帝國方面拒絕了英土協議的簽署。
亨利·德拉蒙德&mdash沃爾夫爵士兩手空空地回到了英國；英軍繼續占據着埃及，不再考慮提前撤軍的計劃。
起初，阿蔔杜勒·哈米德似乎還為自己在外交上壓倒了英國人而沾沾自喜。
很快，他就意識到自己實際上犯了個大錯誤。
于是，他派人找到索爾斯伯裡侯爵，要求重啟談判。
英國首相客氣而又堅決地拒絕了他的要求。
在接下來的五年中，奧斯曼帝國、法國和俄羅斯都試圖讓英國從埃及撤軍，但都沒有收到任何成效。
而且，英埃聯合行政機構的一些内在問題，也使得英國不再考慮從埃及撤軍。
此時，掌控埃及并在亞曆山大港擁有一個海軍基地，對于西方列強來說已經變得越來越有必要性，因為東方問題的重心已經轉移。
各國争奪的中心已經從土耳其移到了埃及，從博斯普魯斯海峽移到了蘇伊士運河，從近東移到了遠東。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俄國一直試圖滲透進巴爾幹地區，或經過海峽進入地中海，從而對奧斯曼帝國構成了直接威脅。
但是，随着俄國人的擴張野心向東轉向了亞洲，這種威脅逐漸減弱了。
這樣一來，英俄沖突的風險點就轉移到了印度邊境。
因此，經過埃及的海路就變得越發重要。
現在，埃及落入了英國的實際控制之中。
在過去的370年裡，它一直都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
但現在，阿蔔杜勒·哈米德蘇丹放棄了奧斯曼帝國對埃及最後一點表面上的宗主權。
過着孤家寡人式的與世隔絕生活的蘇丹，一直身陷于自己比外國人更聰明的迷夢之中，拒不接受任何睿智、可靠的建議。
他既不真誠，外交手腕又十分拙劣，結果在處理外交事務時錯失了一個又一個機會。
在這方面，埃及可謂是最好的例子。
盡管英國人一直對他抱有善意，并且鼓勵他有所作為，但他頑固地拒絕用實際行動來捍衛他本人和帝國的利益。
如果說他消極地放棄在保加利亞的所有權利、抛棄帝國在巴爾幹地區殘餘領土的行為，還可以解釋為是他務實地看到奧斯曼帝國在西方已經沒有未來，最終的失敗隻是時間問題，那麼他在埃及的所作所為就隻能說是毫無理由、極不明智的了。
在世俗層面上，阿蔔杜勒·哈米德對埃及僅有名義上和象征意義上的主權。
但是，在宗教層面上，埃及對他的政策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
在帝國丢掉了在基督教歐洲的殘餘領土之後，阿蔔杜勒·哈米德希望可以在亞洲複興他的伊斯蘭帝國，至少也要讓這個帝國存活下去。
在亞洲，帝國廣闊的版圖依然大體完整。
因此，他把他的重心向東移向了伊斯蘭世界。
亞洲不僅是奧斯曼民族和奧斯曼帝國的搖籃，更是伊斯蘭教和它大部分子民的故鄉。
對這些人民來說，他們的蘇丹不僅是土地和生命的守護者，更是他們的信仰的捍衛者。
因此，埃及有着至關重要的地位。
在超過一千年的時間裡，開羅一直是伊斯蘭世界一處重要的宗教中心，早在土耳其人奪走哈裡發寶座之前幾個世紀就已經如此。
1517年，奧斯曼帝國的征服者塞利姆一世進入開羅，阿拔斯王朝末代哈裡發的後嗣正式承認了塞利姆的哈裡發地位。
随後，塞利姆又接受了麥加的謝裡夫的效忠，成了伊斯蘭聖地的守護者。
這意味着奧斯曼家族成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精神領袖，伊斯坦布爾也成了普遍認可（但不無争議）的哈裡發的居所和伊斯蘭之城（&ldquo伊斯蘭布爾&rdquo，Islambol）。
從那以後，每一位奧斯曼帝國蘇丹都身兼世俗和宗教上的職責，自稱蘇丹&mdash哈裡發。
盡管不接受他們的這一主張的伊斯蘭國家不在少數，但阿蔔杜勒·哈米德還是試圖借助哈裡發的頭銜來重振奧斯曼家族的權勢和威望。
而且，他的野心并不局限于奧斯曼帝國的亞洲版圖，而是要影響整個伊斯蘭世界。
因此，他在這個時候輕易地放棄了在埃及的世俗權力，可謂是不智之舉，畢竟他的哈裡發稱号在宗教上的權威的源頭就來自埃及。
從北非到中亞再到印度，西歐和俄羅斯帝國主義在伊斯蘭世界占據了越來越多的土地，這激起了伊斯蘭世界對它們的普遍反感，而阿蔔杜勒·哈米德的政策轉向正體現了這種态度。
飽受帝國主義之害的穆斯林将奧斯曼帝國選為集結點，他們推崇阿蔔杜勒·哈米德，認為他将成為一位掙脫西方束縛的統治者。
用阿諾德·湯因比的話說，在他們看來，阿蔔杜勒·哈米德的帝國&ldquo無疑是現存的最強大、最高效、最開明的伊斯蘭國家&rdquo。
坦志麥特改革者未能解決政教二元體系的内在矛盾，而阿蔔杜勒·哈米德幹脆用自己的專制統治破除了這種矛盾。
憑借現代科學技術提供的統治工具，他擺出一副&ldquo立憲專制&rdquo的樣子，推行那些他想要推行的改革。
像坦志麥特改革時期一樣，改革主要在中央層面進行，并且有利于越發官僚化的精英階層。
在大部分臣民看來，阿蔔杜勒·哈米德重新确立了強有力的傳統伊斯蘭體制，不受外國的幹涉和影響。
在他們看來，這是他們能夠理解和欣賞的東西。
在這位蘇丹&mdash哈裡發的身上，這些深受嚴格自律思想影響的穆斯林看到了他們引以為傲的個人品質&mdash&mdash樸素、持重、虔誠。
除此之外，忠誠擁護他的不僅有他的大臣和政府機構人員，還有政府機構之外的烏理瑪。
另一部分忠誠于他的人是一個日益擴大的宗教人士階層，這些人等級有别，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或是其他人等，在伊斯蘭世界統一的觀念下受人尊敬。
另外，學者和來自非正統教派及托缽僧團體的神秘主義者也忠實于他，這些團體在他的帝國版圖内也十分受歡迎。
在首都離群索居的阿蔔杜勒·哈米德把西方看作一個遙遠而陌生的世界，對其不屑一顧。
在他審查之下的媒體，對他在政治觀點、制度和行為上的謬誤完全聽之任之。
知識分子腦袋裡灌輸的全都是中世紀的伊斯蘭文明有多麼優越。
盡管青年奧斯曼人也把他們的改革和現代化方案與伊斯蘭制度相聯系，但他們承認這些方案來自西方。
阿蔔杜勒·哈米德絕不承認這種事。
在阿蔔杜勒·哈米德看來，阿拉伯文明是歐洲文明的源頭，西方文明不僅學習了伊斯蘭文明的政治體系，還學習了阿拉伯世界的科學和技術（代數、化學和物理）、近代發明（指南針和火藥）以及文學和史學。
一言以蔽之，西方受人推崇的一切，都學習自阿拉伯文明。
因此，除了一些歐洲人從穆斯林那裡學來又進行了改良的發明之外，穆斯林又能從歐洲得到什麼呢？一本闡釋上述觀點的書是這樣開篇的：&ldquo當代文明的基石不是别的，正是穆罕默德的行動和傳統。
&rdquo 這種想法當時對整個伊斯蘭世界都很有吸引力，後來演變成了昙花一現的泛伊斯蘭主義。
此時的奧斯曼帝國在亞洲依舊擁有完整的版圖，因此成了穆斯林尋求慰藉、靈感和領導的中心。
阿蔔杜勒·哈米德從統治初年起，就一直希望他自己和他的帝國能夠扮演這樣的角色。
當初，土耳其人從安納托利亞的心髒地帶進入了歐洲；現在，他們又退回了這裡，與遼闊的版圖内部和外部形形色色的伊斯蘭群體産生了更廣泛的聯系。
于是，阿蔔杜勒·哈米德更加努力，希望可以實現他的願景。
阿蔔杜勒·哈米德的伊斯蘭政策，最早體現在他的大維齊爾人選上。
以往，大維齊爾的人選通常都是土耳其人，或是直接為蘇丹效命的臣子。
而他選擇的卻是一位切爾克斯政治家&mdash&mdash海雷丁将軍（GeneralKhair-ed-Din），此人最初是作為突尼斯貝伊的首席輔政得以發迹的。
蘇丹在宣布這一任命的敕令中大膽地宣稱，他之所以抛棄以前的傳統，是因為伊斯蘭世界裡所有的遜尼派穆斯林都有義務為哈裡發服務。
他在為政府和宮廷職位選擇人選時，更願意使用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不僅如此，他還要優先使用帝國裡其他民族的穆斯林，而不是土耳其穆斯林。
來自遙遠的阿拉伯地區的謝赫們在大薩拉基裡奧宮裡甚至有了屬于他們自己的居所。
基督教國家咄咄逼人地侵犯他的帝國，給阿拉伯人、庫爾德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其他穆斯林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為了争取穆斯林對他的忠誠，他不僅要在國内處理這些問題，還要在國外關注遙遠國度裡的穆斯林社群的利益。
在收縮回伊斯蘭世界之後，曾經的歐洲病夫現在想要做亞洲硬漢。
但是，這樣做隻會加劇他和歐洲&mdash西方世界之間的沖突，因為在伊斯蘭世界内部，還有一支人數衆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