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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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一位獨斷專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專制君主。
從即位之初，他就一直盼望着奧斯曼帝國的覆亡，同時一直對西方國家施加外交壓力，以促成奧斯曼帝國的瓦解。
1844年，他正式訪問倫敦，第一次向英國人抛出了這一話題。
但英國人不置可否，表示不願探讨未必會發生的事情。
到了1853年年初，沙皇在聖彼得堡與英國大使漢密爾頓·西摩爵士（SirHamiltonSeymour）進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但具有曆史意義的談話，又一次提出了這一話題。
沙皇認為，奧斯曼帝國一片混亂，很可能傾覆，因此英國和俄羅斯應當在此問題上達成共識，且雙方均不應該在未知會對方的情況下采取任何決定性的行動。
他這樣總結道：&ldquo我們的手上有一個病人，病得非常厲害的病人。
如果有一天我們把他丢掉了，那就太不幸了，尤其是在我們還沒有做好必要安排的情況下。
&rdquo 西摩回答說，現在需要的不是外科醫生，而是内科醫生；病人應該得到溫和的診治，以幫助他康複。
沙皇的大臣涅謝爾羅疊（Nesselrode）也認為這個病人在苟延殘喘，但他認為應該盡可能長地延續他的性命。
英國首相阿伯丁伯爵（LordAberdeen）也持這種觀點。
幾天之後，沙皇更直白地闡述了他的看法。
他向大使保證，他不再懷着葉卡捷琳娜女皇的&ldquo夢想和方案&rdquo，包括她對&ldquo君士坦丁堡&rdquo的計劃。
因為沙皇的國家已經十分遼闊，他對&ldquo周邊環境也十分滿意&rdquo，并不想謀求更多的領土。
土耳其人現在也不會構成任何威脅。
不過，根據條約，他有義務保護奧斯曼帝國版圖内數以百萬計的基督徒的利益。
如果奧斯曼帝國崩潰，那麼它斷無複蘇的可能，因此英俄兩國應當早做準備，以免奧斯曼帝國的覆滅引發混亂和歐洲的戰争。
&ldquo作為一位友人和一位紳士&rdquo與大使交談的沙皇很直白地表示，他不能把&ldquo君士坦丁堡&rdquo交給英格蘭。
至于他自己，他接着說道：&ldquo我也可以保證，我絕無占有君士坦丁堡的意思。
但我不排除暫時占據這座城市的可能。
&rdquo舉個例子來說，假如法國人對土耳其人發動遠征，那麼俄羅斯軍隊就可能會越過邊界進入奧斯曼帝國。
在後來的一次交談中，沙皇還談到了在他保護之下的獨立的多瑙河河畔國家&mdash&mdash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大公國。
他認為，在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也可以成立類似的被保護國。
至于埃及問題，他不反對英國占領埃及和克裡特島。
對此，西摩表示，英國在埃及問題上的态度隻是要在&ldquo英屬印度和本土之間保證安全可用的交通&rdquo，别無他求。
作為對俄國提議的回應，英國外交大臣約翰·羅素勳爵（LordJohnRussell）回憶起了18世紀早期英國與法國簽署的一系列有關西班牙王位繼承權的條約。
這些條約相當于提前分割了那個其君主&ldquo後繼無人、身心俱疲、時日無多&rdquo的帝國。
但是，另一方面，奧斯曼帝國這個&ldquo病夫&rdquo已經垂死多年，或許還會再活上20年、50年，或者100年。
因此，與西班牙不同，列強不能提前分割奧斯曼帝國的領土。
如果沙皇構想的那種密約被外界知曉，&ldquo将會讓蘇丹驚恐萬分，心生怨恨&hellip&hellip而蘇丹的敵人則會更加肆意妄為，帶來更棘手的沖突&rdquo。
在伊斯坦布爾問題上，約翰·羅素勳爵對任何有關俄羅斯暫時占據這座城市的想法都感到疑慮萬分。
他暗示道，如果俄國人暫時控制了這座城市，他們就可能會嘗試吞并它。
他代表英國做出了正式承諾，本國&ldquo絕無控制君士坦丁堡的動機和意願&rdquo。
[1] 就這樣，英國堅決而有禮地表達了自己對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問題&mdash&mdash這後來被稱作&ldquo東方問題&rdquo&mdash&mdash的态度。
不久之後，克拉倫登勳爵（LordClarendon）接替約翰·羅素勳爵出任了外交大臣一職。
他在發給漢密爾頓·西摩爵士的最終指示中十分樂觀地重複了英國政府此前的觀點：&ldquo土耳其僅僅希望它的盟友能保持克制，不要提出有損蘇丹的尊嚴和獨立性的要求。
換句話說，就像任何一個弱小的國家和個人一樣，土耳其期望從強者身上得到友好的支持。
如此，土耳其不僅可以繼續存續，還可以不再對自己會否消亡而感到擔心。
&rdquo 英國大使看得十分清楚：沙皇聲稱與奧地利有共同的利益，現在又來拉攏英國，無非是想要孤立法國。
法國人顯然是俄羅斯公開的敵人。
兩國都在與奧斯曼帝國進行談判，有關巴勒斯坦聖地保護權和奧斯曼帝國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護權問題的談判，已經到了緊要關頭。
沙皇尼古拉和皇帝拿破侖三世，一個是希臘東正教的保護者，一個是羅馬天主教的保護者，兩者之間的外交沖突既有宗教因素，也有強烈的政治因素。
這兩大強國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戰争已經迫在眉睫。
基督教的《福音書》記載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遺迹及其周圍救世主耶稣走過的土地，那些遺迹曾激發了十字軍的騎士精神，對于基督教世界每個角落的人們來說，這些地方也都是朝聖的中心目标。
而土耳其人現在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作為穆斯林，他們自己也有朝聖的傳統，他們的朝聖聖地是麥加和麥地那。
因此，土耳其人對基督教聖地和為朝聖者提供住宿的修道院懷有尊敬之情。
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朝聖者每年可以為他們帶來不菲的收入。
奧斯曼帝國政府負責在相互敵對的基督教會之間分配朝聖收入和朝聖活動控制權，而這種分配成了長期的矛盾之源。
1740年，通過簽署讓步條約，法國讓蘇丹确認并擴大了天主教會在巴勒斯坦的特權。
不過，随着法國人宗教熱情的日益衰減和俄羅斯帝國霸權的日漸崛起，原本屬于天主教會的特權落入了希臘東正教會的手中。
東正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樂于朝聖，其神職人員也得到了俄國人的持續支持，從而日漸壓倒了法國人。
18世紀末，伯利恒的天主教會僧侶們悲哀地發現，由于奧斯曼帝國政府頒發了一道不利于天主教徒的诏書，救世主的出生地已經被希臘人控制了四五十年之久。
到了19世紀，希臘人的影響力日漸增強。
他們在聖地獲得了大量的産業，興辦了東正教大牧首管理下的慈善機構和學校，而天主教會的勢力則日益衰減。
在俄國的強大壓力下，東正教大牧首的選舉地點從伊斯坦布爾改到了耶路撒冷，一改過去幾個世紀大牧首選舉受控于奧斯曼帝國的局面。
來自俄國政府的經濟援助湧入了巴勒斯坦，一同湧來的還有接連不斷的朝聖者，他們不畏艱難，從俄國在歐洲和亞洲最偏遠的角落遠道而來。
他們帶來的金錢成了聖墓教堂（ChurchoftheHolySepulchre）最重要的财源。
對俄國人來說，聖地及其諸多神聖的遺址&mdash&mdash約旦河水、伯利恒的馬槽[2]和客西馬尼園（GardenofGethsemane）[3]&mdash&mdash成了他們獲得神聖的宗教體驗的源泉。
對俄國統治者而言，聖地已經成了獲取政治影響力的渠道之一。
法國人在俄國還很弱小的時候赢得了在巴勒斯坦的特權，然後又在俄國日漸強大的過程中輕率地将這種特權拱手相送。
一直到19世紀中葉，法國才終于開始認真考慮奪回特權，采取行動改變不幸的現狀。
1850年，時任法國總統、有志加冕稱帝的路易·拿破侖急于尋求天主教黨派的政治支持，于是下命令給他的大使，讓他要求奧斯曼帝國政府嚴格按照1740年的條約給予天主教會應有的特權。
這就意味着奧斯曼帝國政府必須取消給予希臘東正教會特權的承諾，因為二者的内容是相互沖突的。
結果，這在法俄兩國之間引發了一場沖突。
正如英國外交大臣所說的那樣，&ldquo天國的主人在此地宣示了和平與給予人類的福音&rdquo，法俄兩國卻在這裡不惜以武裝幹涉威脅對方。
在現實層面上，兩國之間的争端可以歸結到這樣的幾個問題：天主教會的僧侶是否應當擁有通往伯利恒聖誕教堂主門的鑰匙和通往馬槽的兩扇大門的鑰匙，以便他們穿過聖誕教堂進入其地下室；他們是否可以在法國武裝的保護下，在聖誕教堂的聖所放置一顆銀星（這顆銀星在近期的一次小沖突中被希臘人從馬槽的石座上撬走了）；另外，還有一個不那麼重要的問題：天主教會的僧侶是否應當在客西馬尼園保有&ldquo聖母墓的一隻櫥櫃和一盞燈&rdquo的所有權。
這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現在卻讓歐洲的外交家們焦頭爛額，成了可能決定和
從即位之初，他就一直盼望着奧斯曼帝國的覆亡，同時一直對西方國家施加外交壓力，以促成奧斯曼帝國的瓦解。
1844年，他正式訪問倫敦，第一次向英國人抛出了這一話題。
但英國人不置可否，表示不願探讨未必會發生的事情。
到了1853年年初，沙皇在聖彼得堡與英國大使漢密爾頓·西摩爵士（SirHamiltonSeymour）進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但具有曆史意義的談話，又一次提出了這一話題。
沙皇認為，奧斯曼帝國一片混亂，很可能傾覆，因此英國和俄羅斯應當在此問題上達成共識，且雙方均不應該在未知會對方的情況下采取任何決定性的行動。
他這樣總結道：&ldquo我們的手上有一個病人，病得非常厲害的病人。
如果有一天我們把他丢掉了，那就太不幸了，尤其是在我們還沒有做好必要安排的情況下。
&rdquo 西摩回答說，現在需要的不是外科醫生，而是内科醫生；病人應該得到溫和的診治，以幫助他康複。
沙皇的大臣涅謝爾羅疊（Nesselrode）也認為這個病人在苟延殘喘，但他認為應該盡可能長地延續他的性命。
英國首相阿伯丁伯爵（LordAberdeen）也持這種觀點。
幾天之後，沙皇更直白地闡述了他的看法。
他向大使保證，他不再懷着葉卡捷琳娜女皇的&ldquo夢想和方案&rdquo，包括她對&ldquo君士坦丁堡&rdquo的計劃。
因為沙皇的國家已經十分遼闊，他對&ldquo周邊環境也十分滿意&rdquo，并不想謀求更多的領土。
土耳其人現在也不會構成任何威脅。
不過，根據條約，他有義務保護奧斯曼帝國版圖内數以百萬計的基督徒的利益。
如果奧斯曼帝國崩潰，那麼它斷無複蘇的可能，因此英俄兩國應當早做準備，以免奧斯曼帝國的覆滅引發混亂和歐洲的戰争。
&ldquo作為一位友人和一位紳士&rdquo與大使交談的沙皇很直白地表示，他不能把&ldquo君士坦丁堡&rdquo交給英格蘭。
至于他自己，他接着說道：&ldquo我也可以保證，我絕無占有君士坦丁堡的意思。
但我不排除暫時占據這座城市的可能。
&rdquo舉個例子來說，假如法國人對土耳其人發動遠征，那麼俄羅斯軍隊就可能會越過邊界進入奧斯曼帝國。
在後來的一次交談中，沙皇還談到了在他保護之下的獨立的多瑙河河畔國家&mdash&mdash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大公國。
他認為，在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也可以成立類似的被保護國。
至于埃及問題，他不反對英國占領埃及和克裡特島。
對此，西摩表示，英國在埃及問題上的态度隻是要在&ldquo英屬印度和本土之間保證安全可用的交通&rdquo，别無他求。
作為對俄國提議的回應，英國外交大臣約翰·羅素勳爵（LordJohnRussell）回憶起了18世紀早期英國與法國簽署的一系列有關西班牙王位繼承權的條約。
這些條約相當于提前分割了那個其君主&ldquo後繼無人、身心俱疲、時日無多&rdquo的帝國。
但是，另一方面，奧斯曼帝國這個&ldquo病夫&rdquo已經垂死多年，或許還會再活上20年、50年，或者100年。
因此，與西班牙不同，列強不能提前分割奧斯曼帝國的領土。
如果沙皇構想的那種密約被外界知曉，&ldquo将會讓蘇丹驚恐萬分，心生怨恨&hellip&hellip而蘇丹的敵人則會更加肆意妄為，帶來更棘手的沖突&rdquo。
在伊斯坦布爾問題上，約翰·羅素勳爵對任何有關俄羅斯暫時占據這座城市的想法都感到疑慮萬分。
他暗示道，如果俄國人暫時控制了這座城市，他們就可能會嘗試吞并它。
他代表英國做出了正式承諾，本國&ldquo絕無控制君士坦丁堡的動機和意願&rdquo。
[1] 就這樣，英國堅決而有禮地表達了自己對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問題&mdash&mdash這後來被稱作&ldquo東方問題&rdquo&mdash&mdash的态度。
不久之後，克拉倫登勳爵（LordClarendon）接替約翰·羅素勳爵出任了外交大臣一職。
他在發給漢密爾頓·西摩爵士的最終指示中十分樂觀地重複了英國政府此前的觀點：&ldquo土耳其僅僅希望它的盟友能保持克制，不要提出有損蘇丹的尊嚴和獨立性的要求。
換句話說，就像任何一個弱小的國家和個人一樣，土耳其期望從強者身上得到友好的支持。
如此，土耳其不僅可以繼續存續，還可以不再對自己會否消亡而感到擔心。
&rdquo 英國大使看得十分清楚：沙皇聲稱與奧地利有共同的利益，現在又來拉攏英國，無非是想要孤立法國。
法國人顯然是俄羅斯公開的敵人。
兩國都在與奧斯曼帝國進行談判，有關巴勒斯坦聖地保護權和奧斯曼帝國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護權問題的談判，已經到了緊要關頭。
沙皇尼古拉和皇帝拿破侖三世，一個是希臘東正教的保護者，一個是羅馬天主教的保護者，兩者之間的外交沖突既有宗教因素，也有強烈的政治因素。
這兩大強國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戰争已經迫在眉睫。
基督教的《福音書》記載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遺迹及其周圍救世主耶稣走過的土地，那些遺迹曾激發了十字軍的騎士精神，對于基督教世界每個角落的人們來說，這些地方也都是朝聖的中心目标。
而土耳其人現在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作為穆斯林，他們自己也有朝聖的傳統，他們的朝聖聖地是麥加和麥地那。
因此，土耳其人對基督教聖地和為朝聖者提供住宿的修道院懷有尊敬之情。
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朝聖者每年可以為他們帶來不菲的收入。
奧斯曼帝國政府負責在相互敵對的基督教會之間分配朝聖收入和朝聖活動控制權，而這種分配成了長期的矛盾之源。
1740年，通過簽署讓步條約，法國讓蘇丹确認并擴大了天主教會在巴勒斯坦的特權。
不過，随着法國人宗教熱情的日益衰減和俄羅斯帝國霸權的日漸崛起，原本屬于天主教會的特權落入了希臘東正教會的手中。
東正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樂于朝聖，其神職人員也得到了俄國人的持續支持，從而日漸壓倒了法國人。
18世紀末，伯利恒的天主教會僧侶們悲哀地發現，由于奧斯曼帝國政府頒發了一道不利于天主教徒的诏書，救世主的出生地已經被希臘人控制了四五十年之久。
到了19世紀，希臘人的影響力日漸增強。
他們在聖地獲得了大量的産業，興辦了東正教大牧首管理下的慈善機構和學校，而天主教會的勢力則日益衰減。
在俄國的強大壓力下，東正教大牧首的選舉地點從伊斯坦布爾改到了耶路撒冷，一改過去幾個世紀大牧首選舉受控于奧斯曼帝國的局面。
來自俄國政府的經濟援助湧入了巴勒斯坦，一同湧來的還有接連不斷的朝聖者，他們不畏艱難，從俄國在歐洲和亞洲最偏遠的角落遠道而來。
他們帶來的金錢成了聖墓教堂（ChurchoftheHolySepulchre）最重要的财源。
對俄國人來說，聖地及其諸多神聖的遺址&mdash&mdash約旦河水、伯利恒的馬槽[2]和客西馬尼園（GardenofGethsemane）[3]&mdash&mdash成了他們獲得神聖的宗教體驗的源泉。
對俄國統治者而言，聖地已經成了獲取政治影響力的渠道之一。
法國人在俄國還很弱小的時候赢得了在巴勒斯坦的特權，然後又在俄國日漸強大的過程中輕率地将這種特權拱手相送。
一直到19世紀中葉，法國才終于開始認真考慮奪回特權，采取行動改變不幸的現狀。
1850年，時任法國總統、有志加冕稱帝的路易·拿破侖急于尋求天主教黨派的政治支持，于是下命令給他的大使，讓他要求奧斯曼帝國政府嚴格按照1740年的條約給予天主教會應有的特權。
這就意味着奧斯曼帝國政府必須取消給予希臘東正教會特權的承諾，因為二者的内容是相互沖突的。
結果，這在法俄兩國之間引發了一場沖突。
正如英國外交大臣所說的那樣，&ldquo天國的主人在此地宣示了和平與給予人類的福音&rdquo，法俄兩國卻在這裡不惜以武裝幹涉威脅對方。
在現實層面上，兩國之間的争端可以歸結到這樣的幾個問題：天主教會的僧侶是否應當擁有通往伯利恒聖誕教堂主門的鑰匙和通往馬槽的兩扇大門的鑰匙，以便他們穿過聖誕教堂進入其地下室；他們是否可以在法國武裝的保護下，在聖誕教堂的聖所放置一顆銀星（這顆銀星在近期的一次小沖突中被希臘人從馬槽的石座上撬走了）；另外，還有一個不那麼重要的問題：天主教會的僧侶是否應當在客西馬尼園保有&ldquo聖母墓的一隻櫥櫃和一盞燈&rdquo的所有權。
這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現在卻讓歐洲的外交家們焦頭爛額，成了可能決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