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關燈
小
中
大
構改革。
他逐漸消除了那些源于世襲、傳統、慣例或公意的地方勢力，将權力全部歸屬于蘇丹。
為了做到這點，他先着手進行了兩項準備工作。
首先，他在魯米利亞和安納托利亞（除了阿拉伯諸行省）進行了男性人口數量普查；接着，他又進行了一次土地普查，将全部土地所有權情況登記在案。
他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協助新軍征兵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為了建立起一個更加精确有效的稅收體制，以供養新軍。
最後，馬哈茂德徹底廢除了蒂瑪爾制度，在這一制度下分配的封地曾經是西帕希騎兵制度的基石。
從16世紀末開始，随着封地騎兵數量的減少和領軍饷的常備軍數量的增加，蒂瑪爾就變成了皇室土地，随後被出租給包稅人。
不過，在安納托利亞和魯米利亞的部分地區，這個古老的制度依然殘留着。
馬哈茂德在取消了近衛軍的同時，也取消了封建騎兵制度的殘餘。
現在，他又收回了剩餘的蒂瑪爾，并把這些封地也作為皇室土地出租出去。
就這樣，他消除了封建制度的最後一點殘餘，從而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奧斯曼帝國各個行省的控制。
在法律領域，馬哈茂德蘇丹做了重大的革新。
在他的帝國裡，通行的法律包括效力超過人類法令的神權法&ldquo沙裡亞法&rdquo和由身為哈裡發的蘇丹頒布的法令。
兩者都是典型的中世紀法律，為了秩序和穩定規定了每個人的職責。
但是，這兩種法律都不能給予人現代意義上的平等。
馬哈茂德又頒布了第三種法律&ldquo阿達萊特&rdquo（adalet，意為&ldquo公正&rdquo），并因此獲得了&ldquo公正的馬哈茂德&rdquo的稱号。
&ldquo阿達萊特&rdquo是一種獨立于神權法和君權法的法律體系。
馬哈茂德在世俗領域組建了一個委員會，負責制定新的、獨立于沙裡亞法和蘇丹法令之外的公共法。
這些法律規定了法官的職責和對政府官員的管轄權。
他們制定了懲治官員玩忽職守的法律程序，對受賄和其他形式的腐敗行為量以重刑。
他還有史以來第一次引進了這樣一個陌生的理念：官員是公仆，各有法律規定的職責，而不像以前那樣唯君主的意志是從。
這表明，馬哈茂德決心在政府的直接權威之外，為他的行政體系創造一種公共服務的新傳統。
随着新法典的逐步完善，如何量刑将不再像以往那樣完全取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要依照法典仔細衡量。
新的法典特别強調刑事責任，而且越發清晰地區分了刑事與民事、世俗與宗教以及私法與公法。
不過，對于仍然生活在社會和家庭體系框架内的人們來說，他們的個人生活依然完全受伊斯蘭神聖法和習俗的支配。
關于結婚與離婚、财産與繼承、女性與奴隸地位的法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宗教依然是法律的基礎，蘇丹仍然沒有能力觸及這一領域。
在家裡，人們還生活在中世紀。
但是，在更廣闊的領域裡，中世紀的理念已經開始崩塌。
在東方世界堪稱有着超前意識的馬哈茂德為奧斯曼帝國的主權找到了一個新的基石&mdash&mdash人民。
他所創造的新的中央集權官僚體系代行着人民的種種權力，以實現人類的進步為其運轉的目标。
蘇丹告别了傳統的秩序，抛棄了大量的神授權力。
他不再是虔信者的保護者，而變成了公民的啟蒙者。
實行開明專制的馬哈茂德更重視賦予他的臣民權利，改進他們的生活境遇，而不是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力。
要達到這一目标，就需要新的教育。
土耳其人必須通過學習，才能認識到世界上有諸多未知的事情，從而去挑戰号稱萬物皆已知的烏理瑪。
在傳統知識方面，烏理瑪的宗教學校實際上處于壟斷地位，但宗教學校所傳授的知識僅限于神、人對神的義務以及人對其同胞的義務。
而且，這些知識的傳播主要靠口頭傳播，結果留下了大量的文盲。
1824年，馬哈茂德規定初等教育是義務教育，但仍然隻能教授宗教知識。
因為在把神聖法的整個管理體系交給謝赫伊斯蘭的過程中，蘇丹不得不将世俗教育排除在義務教育之外。
在馬哈茂德看來，為了實現進步還要推行更高等的教育，主要是傳授技術技巧的教育。
這種教育與打造新軍、取代近衛軍的軍事體系構建也有着密切的聯系。
在這一階段，更高等的教育主要就是軍事教育。
軍中急需受過教育、富有才幹的軍官，而除了少量的西方歸順者、炮手和工程師之外，軍中此類人才奇缺。
18世紀末創辦的海軍工程學校和陸軍工程學校于近期恢複了使用，現在又得以正式重建。
1827年，蘇丹不顧強烈的反對聲，大膽地仿效穆罕默德·阿裡的做法，派了一小群學生去巴黎學習。
這群學生，再加上散布在歐洲各國首都的陸軍和海軍軍校生，成了接連不斷地派往歐洲學習的土耳其學生中的先行者。
學成回國之後，赴歐學習的這些學生在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盡管馬哈茂德暫時推遲了軍官進修學校的組建，但他遴選出了一批未獲委任的軍官和士兵組成訓練小組，在部隊中從事訓練工作。
在經過訓練之後，他們的學生又可以将自己學到的東西教給其他人。
就這樣，他們為下一代奧斯曼軍隊培養了一支軍官後備力量。
最後，馬哈茂德效仿拿破侖的聖西爾軍校（St.Cyr），創辦了軍事科學學校，打破了與近衛軍傳統的最後一點聯系，也割斷了宗教與軍事體系之間的最後聯系。
盡管這所學校裡的許多教師是法國人和普魯士人，但它展現出了一種新的土耳其軍事傳統&mdash&mdash它既深深根植于土耳其社會之中，又擁有一套内容先進、同時進行學術、社會和政治教育的教育體系。
這種教育體系将造福于後世的土耳其人。
與此同時，馬哈茂德還創辦了一所帝國音樂學校，用來培養軍樂團中的鼓手和号手。
在這所學校裡，有一位教授西方音樂的顧問名叫多尼采蒂帕夏（DonizettiPasha），他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多尼采蒂的弟弟。
[3]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還開辦了一家為新軍培養醫生的國立學校，後來還培養外科醫生。
而對于平民來說，他們仍然隻能在蘇萊曼清真寺受宗教機構贊助的宗教學校裡學習醫術，學習的内容部分源自希臘古典時期，部分來自蓋倫（Galen）[4]和阿維森納（Avicenna）[5]的著述。
馬哈茂德開辦的醫學院是奧斯曼帝國第一所提供初等和中等教育的世俗學校。
1838年，在經過重組之後，這所醫學院遷到了佩拉的加拉塔薩雷（Galatasaray），啟用了以前宮廷侍從學校的校舍。
這所學校有部分歐洲教師，土耳其語和法語都是授課語言。
在學校的落成典禮上，蘇丹本人親自對學生講話。
他對他們說，在醫學領域，阿拉伯語已經成了一門過時的語言，因此，&ldquo你們将用法語學習醫學科學&hellip&hellip我之所以讓你們使用法語學習醫學，目的并不是讓你們學習法語，而是讓你們好好學習醫學科學，然後再一點一滴地用我們自己的語言闡釋醫學科學&rdquo。
在馬哈茂德看來，使用法語進行醫學教學隻是權宜之計。
實際上，到了下一代人的時候，随着土耳其的學者将外國醫學教材和其他著作翻譯成土耳其語，土耳其語逐漸取代了法語，成了主要的教學語言。
這标志着土耳其傳統醫學的終結和現代醫學的崛起。
加拉塔薩雷的這所醫學院違背中世紀的伊斯蘭傳統，開設了解剖和驗屍課程。
在烏理瑪的堅持下，解剖學研究都隻能使用蠟制模型。
而現在，學生們獲準在人類屍體上學習解剖學&mdash&mdash這些屍體通常是死去的努比亞奴隸，獲取價格低廉。
随着時間的推移，這所學校的授課内容又擴大到了更廣泛的科學、文化和學術研究上。
奧斯曼帝國的
他逐漸消除了那些源于世襲、傳統、慣例或公意的地方勢力，将權力全部歸屬于蘇丹。
為了做到這點，他先着手進行了兩項準備工作。
首先，他在魯米利亞和安納托利亞（除了阿拉伯諸行省）進行了男性人口數量普查；接着，他又進行了一次土地普查，将全部土地所有權情況登記在案。
他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協助新軍征兵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為了建立起一個更加精确有效的稅收體制，以供養新軍。
最後，馬哈茂德徹底廢除了蒂瑪爾制度，在這一制度下分配的封地曾經是西帕希騎兵制度的基石。
從16世紀末開始，随着封地騎兵數量的減少和領軍饷的常備軍數量的增加，蒂瑪爾就變成了皇室土地，随後被出租給包稅人。
不過，在安納托利亞和魯米利亞的部分地區，這個古老的制度依然殘留着。
馬哈茂德在取消了近衛軍的同時，也取消了封建騎兵制度的殘餘。
現在，他又收回了剩餘的蒂瑪爾，并把這些封地也作為皇室土地出租出去。
就這樣，他消除了封建制度的最後一點殘餘，從而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奧斯曼帝國各個行省的控制。
在法律領域，馬哈茂德蘇丹做了重大的革新。
在他的帝國裡，通行的法律包括效力超過人類法令的神權法&ldquo沙裡亞法&rdquo和由身為哈裡發的蘇丹頒布的法令。
兩者都是典型的中世紀法律，為了秩序和穩定規定了每個人的職責。
但是，這兩種法律都不能給予人現代意義上的平等。
馬哈茂德又頒布了第三種法律&ldquo阿達萊特&rdquo（adalet，意為&ldquo公正&rdquo），并因此獲得了&ldquo公正的馬哈茂德&rdquo的稱号。
&ldquo阿達萊特&rdquo是一種獨立于神權法和君權法的法律體系。
馬哈茂德在世俗領域組建了一個委員會，負責制定新的、獨立于沙裡亞法和蘇丹法令之外的公共法。
這些法律規定了法官的職責和對政府官員的管轄權。
他們制定了懲治官員玩忽職守的法律程序，對受賄和其他形式的腐敗行為量以重刑。
他還有史以來第一次引進了這樣一個陌生的理念：官員是公仆，各有法律規定的職責，而不像以前那樣唯君主的意志是從。
這表明，馬哈茂德決心在政府的直接權威之外，為他的行政體系創造一種公共服務的新傳統。
随着新法典的逐步完善，如何量刑将不再像以往那樣完全取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要依照法典仔細衡量。
新的法典特别強調刑事責任，而且越發清晰地區分了刑事與民事、世俗與宗教以及私法與公法。
不過，對于仍然生活在社會和家庭體系框架内的人們來說，他們的個人生活依然完全受伊斯蘭神聖法和習俗的支配。
關于結婚與離婚、财産與繼承、女性與奴隸地位的法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宗教依然是法律的基礎，蘇丹仍然沒有能力觸及這一領域。
在家裡，人們還生活在中世紀。
但是，在更廣闊的領域裡，中世紀的理念已經開始崩塌。
在東方世界堪稱有着超前意識的馬哈茂德為奧斯曼帝國的主權找到了一個新的基石&mdash&mdash人民。
他所創造的新的中央集權官僚體系代行着人民的種種權力，以實現人類的進步為其運轉的目标。
蘇丹告别了傳統的秩序，抛棄了大量的神授權力。
他不再是虔信者的保護者，而變成了公民的啟蒙者。
實行開明專制的馬哈茂德更重視賦予他的臣民權利，改進他們的生活境遇，而不是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力。
要達到這一目标，就需要新的教育。
土耳其人必須通過學習，才能認識到世界上有諸多未知的事情，從而去挑戰号稱萬物皆已知的烏理瑪。
在傳統知識方面，烏理瑪的宗教學校實際上處于壟斷地位，但宗教學校所傳授的知識僅限于神、人對神的義務以及人對其同胞的義務。
而且，這些知識的傳播主要靠口頭傳播，結果留下了大量的文盲。
1824年，馬哈茂德規定初等教育是義務教育，但仍然隻能教授宗教知識。
因為在把神聖法的整個管理體系交給謝赫伊斯蘭的過程中，蘇丹不得不将世俗教育排除在義務教育之外。
在馬哈茂德看來，為了實現進步還要推行更高等的教育，主要是傳授技術技巧的教育。
這種教育與打造新軍、取代近衛軍的軍事體系構建也有着密切的聯系。
在這一階段，更高等的教育主要就是軍事教育。
軍中急需受過教育、富有才幹的軍官，而除了少量的西方歸順者、炮手和工程師之外，軍中此類人才奇缺。
18世紀末創辦的海軍工程學校和陸軍工程學校于近期恢複了使用，現在又得以正式重建。
1827年，蘇丹不顧強烈的反對聲，大膽地仿效穆罕默德·阿裡的做法，派了一小群學生去巴黎學習。
這群學生，再加上散布在歐洲各國首都的陸軍和海軍軍校生，成了接連不斷地派往歐洲學習的土耳其學生中的先行者。
學成回國之後，赴歐學習的這些學生在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盡管馬哈茂德暫時推遲了軍官進修學校的組建，但他遴選出了一批未獲委任的軍官和士兵組成訓練小組，在部隊中從事訓練工作。
在經過訓練之後，他們的學生又可以将自己學到的東西教給其他人。
就這樣，他們為下一代奧斯曼軍隊培養了一支軍官後備力量。
最後，馬哈茂德效仿拿破侖的聖西爾軍校（St.Cyr），創辦了軍事科學學校，打破了與近衛軍傳統的最後一點聯系，也割斷了宗教與軍事體系之間的最後聯系。
盡管這所學校裡的許多教師是法國人和普魯士人，但它展現出了一種新的土耳其軍事傳統&mdash&mdash它既深深根植于土耳其社會之中，又擁有一套内容先進、同時進行學術、社會和政治教育的教育體系。
這種教育體系将造福于後世的土耳其人。
與此同時，馬哈茂德還創辦了一所帝國音樂學校，用來培養軍樂團中的鼓手和号手。
在這所學校裡，有一位教授西方音樂的顧問名叫多尼采蒂帕夏（DonizettiPasha），他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多尼采蒂的弟弟。
[3]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還開辦了一家為新軍培養醫生的國立學校，後來還培養外科醫生。
而對于平民來說，他們仍然隻能在蘇萊曼清真寺受宗教機構贊助的宗教學校裡學習醫術，學習的内容部分源自希臘古典時期，部分來自蓋倫（Galen）[4]和阿維森納（Avicenna）[5]的著述。
馬哈茂德開辦的醫學院是奧斯曼帝國第一所提供初等和中等教育的世俗學校。
1838年，在經過重組之後，這所醫學院遷到了佩拉的加拉塔薩雷（Galatasaray），啟用了以前宮廷侍從學校的校舍。
這所學校有部分歐洲教師，土耳其語和法語都是授課語言。
在學校的落成典禮上，蘇丹本人親自對學生講話。
他對他們說，在醫學領域，阿拉伯語已經成了一門過時的語言，因此，&ldquo你們将用法語學習醫學科學&hellip&hellip我之所以讓你們使用法語學習醫學，目的并不是讓你們學習法語，而是讓你們好好學習醫學科學，然後再一點一滴地用我們自己的語言闡釋醫學科學&rdquo。
在馬哈茂德看來，使用法語進行醫學教學隻是權宜之計。
實際上，到了下一代人的時候，随着土耳其的學者将外國醫學教材和其他著作翻譯成土耳其語，土耳其語逐漸取代了法語，成了主要的教學語言。
這标志着土耳其傳統醫學的終結和現代醫學的崛起。
加拉塔薩雷的這所醫學院違背中世紀的伊斯蘭傳統，開設了解剖和驗屍課程。
在烏理瑪的堅持下，解剖學研究都隻能使用蠟制模型。
而現在，學生們獲準在人類屍體上學習解剖學&mdash&mdash這些屍體通常是死去的努比亞奴隸，獲取價格低廉。
随着時間的推移，這所學校的授課内容又擴大到了更廣泛的科學、文化和學術研究上。
奧斯曼帝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