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關燈
小
中
大
是戰争大臣，還要特别負責管理新軍。
他還繼承了阿迦維護公共治安的職責，負責管理伊斯坦布爾的警務。
維護并擴大警察系統成了塞拉斯克的主要職責之一。
根據規定，至少有1.2萬名新軍将駐紮在首都，另外還會為外省征召更多的部隊。
所有軍人都要服役12年。
為了完成他的軍事改革，并将他的新軍打造成一支能征善戰的可靠隊伍，馬哈茂德必須争取十年的和平時間。
俄國人察覺出馬哈茂德與他的前代蘇丹們不同，是一位兼具權威和能量的堅定統治者，他們也十分清楚馬哈茂德此時急需的是什麼。
因此，沙皇之所以挑起那場讓蘇丹蒙受《阿德裡安堡和約》之辱的災難性戰争，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将馬哈茂德的軍事改革扼殺在萌芽狀态，在他的新軍成長為老練的部隊之前将其擊敗。
在簽署了《阿德裡安堡和約》之後，馬哈茂德開始積極地投身于新軍的訓練和武裝之中。
他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因為他十分擔心那位坐擁堪稱新軍模範的現代化軍隊的穆罕默德·阿裡會與他算總賬。
1826年，馬哈茂德曾派人去找他的這位附庸，要求他提供12位專家來指導練兵，但遭到了拒絕。
于是，他隻好把目光投向歐洲。
但是，法國人同情希臘叛亂者，後來還支持穆罕默德·阿裡，因此土耳其人不想向法國人尋求幫助；英國人也有同情希臘的嫌疑，因此蘇丹在1834年拒絕了巴麥尊勳爵（LordPalmerston）[1]派遣軍官幫助他訓練部隊的提議。
不過，一些奧斯曼帝國軍校學生後來去了伍利奇（Woolwich）[2]，三名英國軍官被派到了伊斯坦布爾協助軍隊的重組。
1838年，英國人又派來了一支海軍代表團。
不過，部分出于他們對土耳其人的輕蔑态度的厭惡，他們并沒有太大作為。
最後，蘇丹在普魯士人那裡達到了目的。
年輕的陸軍中尉赫爾穆特·馮·毛奇給蘇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蘇丹聘為奧斯曼帝國國防和陸軍訓練組織方面的顧問。
奧斯曼帝國還同普魯士和奧地利互派了一些軍校學生和軍官進行交換學習。
這就是土耳其武裝部隊德意志化的開端。
盡管過程并非一帆風順，但這種合作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
不過，毛奇本人對馬哈茂德二世卻不太感冒，認為他遠遜色于彼得大帝；而土耳其軍官對外國軍事顧問明顯缺乏尊重，這也讓毛奇感覺受到了冒犯。
他寫道:&ldquo校官們事事讓我們優先，其他軍官的禮貌程度也可以忍受，但那些普通士兵不肯向我們行持槍禮，女人和孩子則時不時跟在我們後面咒罵。
士兵們遵守命令，但從不敬禮。
&rdquo對各個階層的土耳其人來說，要消除對異教徒的偏見絕非易事。
與此同時，塞拉斯克（總司令）手下的部門漸漸壯大成了戰争部。
這個部門頗有權力，對奧斯曼帝國的武裝力量擁有強有力的管控能力，并将這種管控能力一直保持到了下一個世紀。
馬哈茂德接下來要做的是削減烏理瑪的權力。
正如近衛軍曾經是軍事體制的捍衛者，烏理瑪是宗教體制的捍衛者，兩者近年來一直沆瀣一氣。
因此，烏理瑪是對蘇丹至高無上的權力的另一個潛在威脅。
烏理瑪曾經與近衛軍聯手掌控大權，摧毀了塞利姆三世和他的&ldquo新秩序&rdquo改革。
如果馬哈茂德想要創建起新的政府架構，就必須削弱傳統體制的第二根支柱&mdash&mdash烏理瑪，畢竟政教分離是他最基本的改革訴求。
此時，在世俗和宗教領域的各級達官顯貴之上，有兩個人享用着最高權力，他們分别代表着奧斯曼帝國君主的二元身份&mdash&mdash蘇丹和哈裡發&mdash&mdash的一個側面。
這兩個人，一個是大維齊爾，負責在行政和司法領域的實際執行；另一個是謝赫伊斯蘭，或者說大穆夫提，其職責是為君主提供建議，并诠釋君主的行為。
在奧斯曼帝國衰落的年代裡，能夠穩固占據這兩個權傾朝野的職位的人時常會威脅到蘇丹本人的至高權力和威望（這種作用對國家來說時好時壞）。
馬哈茂德現在想要做的就是稀釋他們的權力。
他要建立起一個由各司其職的文官團隊組成的政府體系，而不把獨斷的權力交給其中的任何人。
首先，他将大穆夫提從世俗政府體系中移除，讓其隻作為宗教職務存在。
不過在宗教領域，曾經僅僅擁有建議權和解讀權的大穆夫提，此時獲得了司法方面的權力。
大穆夫提從大維齊爾手中拿走了宗教裁判權，從而獲得了對蘇丹所有的穆斯林臣民的司法權。
與此同時，在世俗領域獨立發展出了新的民事裁判機構。
在此之前，大穆夫提都從他自己的宅邸提供建議，發布裁決（這些裁決經常有政治意味）。
現在，他則負責管理一個政府部門，該部門的辦公地點就位于以前近衛軍阿迦的官邸。
這樣一來，他就失去了自治權，他的收入、雇員和機構建設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獨立于朝廷之外了。
處于政府管轄之下的烏理瑪群體開始整體官僚化，從而削弱了他們的實際權力和阻撓變革的能力。
在喪失财務和行政獨立之後，烏理瑪在君主面前的力量遭到了削弱，而蘇丹還将繼續逐漸削弱他們的地位和權限。
他把學校劃歸教育部管理，把司法權力交給司法部，甚至還把起草費特瓦的權力交給了一個實際上受蘇丹掌控的司法委員會。
現在，作為政府官員，大穆夫提的權勢不再來源于他的傳統權力，而更多地取決于他的個人能力能為他帶來多大的影響力。
最後，馬哈茂德又把古老的伊斯蘭&ldquo瓦合甫&rdquo體系（慈善基金會）也納入了國家的掌控之中。
&ldquo瓦合甫&rdquo體系的基石是出于宗教目的而捐獻的不可剝奪的土地和其他永久性産業，這些産業大多位于城市之中。
以前，這些捐獻的财産和它們帶來的收入都交給烏理瑪的成員負責管理和征收。
大穆夫提、其他的穆夫提和卡迪們曾經控制着形形色色的慈善基金會，這些基金會也構成了宗教體系的主要經濟來源。
在削弱了舊有的軍事和宗教體系之後，馬哈茂德創立了他自己的世俗政府體系。
從表面上看，這一政府體系頗有歐洲政府體系的模樣，因此讓西方人對新土耳其的與時俱進大為贊歎。
首先，他關閉了位于皇宮大門處、在過去接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實際上扮演了奧斯曼帝國政府角色的大維齊爾官邸。
大維齊爾曾經享有的絕對權力，現在被分割交給了兩個部門&mdash&mdash外交部和民政部（後來改為内政部），而傳統的德夫特達（财務官）辦公室被重新命名為财政部。
大維齊爾被更名為首相，在各個部門之上負責統治者和政府之間的溝通。
不過，後來大維齊爾的名稱又得以恢複。
其他一些部門也分别獲得了大維齊爾以前的一些職責和權力，同時各部門的功能又有了新的分工。
首相負責召集各部門召開樞密會議（PrivyCouncil）或内閣會議（CouncilofMinisters）。
各個部門各司其職，負責建言獻策，起草方案和報告，并提交最終決定供蘇丹發布。
在各個部門中，最為重要的當屬軍事會議（CouncilofMilitaryAffairs）和最高司法會議（HighCouncilforJudicialOrdinances）。
教育部、商務部、農業部和工業部統一由一個名為要務委員會（BoardofUsefulAffairs）的咨詢委員會管轄。
不論這套新的官僚體系是否真的有效，它至少打破了舊有的權力結構體系，并且代之以現代形态的新機構。
奧斯曼帝國政府中的舊官僚逐漸被有着與前輩迥然不同的教育、社會和文化背景的新一代公務人員取代，新的機構也随之變得越來越有實效。
依靠新的中央政府，馬哈茂德在地方上也推行了機
他還繼承了阿迦維護公共治安的職責，負責管理伊斯坦布爾的警務。
維護并擴大警察系統成了塞拉斯克的主要職責之一。
根據規定，至少有1.2萬名新軍将駐紮在首都，另外還會為外省征召更多的部隊。
所有軍人都要服役12年。
為了完成他的軍事改革，并将他的新軍打造成一支能征善戰的可靠隊伍，馬哈茂德必須争取十年的和平時間。
俄國人察覺出馬哈茂德與他的前代蘇丹們不同，是一位兼具權威和能量的堅定統治者，他們也十分清楚馬哈茂德此時急需的是什麼。
因此，沙皇之所以挑起那場讓蘇丹蒙受《阿德裡安堡和約》之辱的災難性戰争，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将馬哈茂德的軍事改革扼殺在萌芽狀态，在他的新軍成長為老練的部隊之前将其擊敗。
在簽署了《阿德裡安堡和約》之後，馬哈茂德開始積極地投身于新軍的訓練和武裝之中。
他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因為他十分擔心那位坐擁堪稱新軍模範的現代化軍隊的穆罕默德·阿裡會與他算總賬。
1826年，馬哈茂德曾派人去找他的這位附庸，要求他提供12位專家來指導練兵，但遭到了拒絕。
于是，他隻好把目光投向歐洲。
但是，法國人同情希臘叛亂者，後來還支持穆罕默德·阿裡，因此土耳其人不想向法國人尋求幫助；英國人也有同情希臘的嫌疑，因此蘇丹在1834年拒絕了巴麥尊勳爵（LordPalmerston）[1]派遣軍官幫助他訓練部隊的提議。
不過，一些奧斯曼帝國軍校學生後來去了伍利奇（Woolwich）[2]，三名英國軍官被派到了伊斯坦布爾協助軍隊的重組。
1838年，英國人又派來了一支海軍代表團。
不過，部分出于他們對土耳其人的輕蔑态度的厭惡，他們并沒有太大作為。
最後，蘇丹在普魯士人那裡達到了目的。
年輕的陸軍中尉赫爾穆特·馮·毛奇給蘇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蘇丹聘為奧斯曼帝國國防和陸軍訓練組織方面的顧問。
奧斯曼帝國還同普魯士和奧地利互派了一些軍校學生和軍官進行交換學習。
這就是土耳其武裝部隊德意志化的開端。
盡管過程并非一帆風順，但這種合作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
不過，毛奇本人對馬哈茂德二世卻不太感冒，認為他遠遜色于彼得大帝；而土耳其軍官對外國軍事顧問明顯缺乏尊重，這也讓毛奇感覺受到了冒犯。
他寫道:&ldquo校官們事事讓我們優先，其他軍官的禮貌程度也可以忍受，但那些普通士兵不肯向我們行持槍禮，女人和孩子則時不時跟在我們後面咒罵。
士兵們遵守命令，但從不敬禮。
&rdquo對各個階層的土耳其人來說，要消除對異教徒的偏見絕非易事。
與此同時，塞拉斯克（總司令）手下的部門漸漸壯大成了戰争部。
這個部門頗有權力，對奧斯曼帝國的武裝力量擁有強有力的管控能力，并将這種管控能力一直保持到了下一個世紀。
馬哈茂德接下來要做的是削減烏理瑪的權力。
正如近衛軍曾經是軍事體制的捍衛者，烏理瑪是宗教體制的捍衛者，兩者近年來一直沆瀣一氣。
因此，烏理瑪是對蘇丹至高無上的權力的另一個潛在威脅。
烏理瑪曾經與近衛軍聯手掌控大權，摧毀了塞利姆三世和他的&ldquo新秩序&rdquo改革。
如果馬哈茂德想要創建起新的政府架構，就必須削弱傳統體制的第二根支柱&mdash&mdash烏理瑪，畢竟政教分離是他最基本的改革訴求。
此時，在世俗和宗教領域的各級達官顯貴之上，有兩個人享用着最高權力，他們分别代表着奧斯曼帝國君主的二元身份&mdash&mdash蘇丹和哈裡發&mdash&mdash的一個側面。
這兩個人，一個是大維齊爾，負責在行政和司法領域的實際執行；另一個是謝赫伊斯蘭，或者說大穆夫提，其職責是為君主提供建議，并诠釋君主的行為。
在奧斯曼帝國衰落的年代裡，能夠穩固占據這兩個權傾朝野的職位的人時常會威脅到蘇丹本人的至高權力和威望（這種作用對國家來說時好時壞）。
馬哈茂德現在想要做的就是稀釋他們的權力。
他要建立起一個由各司其職的文官團隊組成的政府體系，而不把獨斷的權力交給其中的任何人。
首先，他将大穆夫提從世俗政府體系中移除，讓其隻作為宗教職務存在。
不過在宗教領域，曾經僅僅擁有建議權和解讀權的大穆夫提，此時獲得了司法方面的權力。
大穆夫提從大維齊爾手中拿走了宗教裁判權，從而獲得了對蘇丹所有的穆斯林臣民的司法權。
與此同時，在世俗領域獨立發展出了新的民事裁判機構。
在此之前，大穆夫提都從他自己的宅邸提供建議，發布裁決（這些裁決經常有政治意味）。
現在，他則負責管理一個政府部門，該部門的辦公地點就位于以前近衛軍阿迦的官邸。
這樣一來，他就失去了自治權，他的收入、雇員和機構建設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獨立于朝廷之外了。
處于政府管轄之下的烏理瑪群體開始整體官僚化，從而削弱了他們的實際權力和阻撓變革的能力。
在喪失财務和行政獨立之後，烏理瑪在君主面前的力量遭到了削弱，而蘇丹還将繼續逐漸削弱他們的地位和權限。
他把學校劃歸教育部管理，把司法權力交給司法部，甚至還把起草費特瓦的權力交給了一個實際上受蘇丹掌控的司法委員會。
現在，作為政府官員，大穆夫提的權勢不再來源于他的傳統權力，而更多地取決于他的個人能力能為他帶來多大的影響力。
最後，馬哈茂德又把古老的伊斯蘭&ldquo瓦合甫&rdquo體系（慈善基金會）也納入了國家的掌控之中。
&ldquo瓦合甫&rdquo體系的基石是出于宗教目的而捐獻的不可剝奪的土地和其他永久性産業，這些産業大多位于城市之中。
以前，這些捐獻的财産和它們帶來的收入都交給烏理瑪的成員負責管理和征收。
大穆夫提、其他的穆夫提和卡迪們曾經控制着形形色色的慈善基金會，這些基金會也構成了宗教體系的主要經濟來源。
在削弱了舊有的軍事和宗教體系之後，馬哈茂德創立了他自己的世俗政府體系。
從表面上看，這一政府體系頗有歐洲政府體系的模樣，因此讓西方人對新土耳其的與時俱進大為贊歎。
首先，他關閉了位于皇宮大門處、在過去接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實際上扮演了奧斯曼帝國政府角色的大維齊爾官邸。
大維齊爾曾經享有的絕對權力，現在被分割交給了兩個部門&mdash&mdash外交部和民政部（後來改為内政部），而傳統的德夫特達（财務官）辦公室被重新命名為财政部。
大維齊爾被更名為首相，在各個部門之上負責統治者和政府之間的溝通。
不過，後來大維齊爾的名稱又得以恢複。
其他一些部門也分别獲得了大維齊爾以前的一些職責和權力，同時各部門的功能又有了新的分工。
首相負責召集各部門召開樞密會議（PrivyCouncil）或内閣會議（CouncilofMinisters）。
各個部門各司其職，負責建言獻策，起草方案和報告，并提交最終決定供蘇丹發布。
在各個部門中，最為重要的當屬軍事會議（CouncilofMilitaryAffairs）和最高司法會議（HighCouncilforJudicialOrdinances）。
教育部、商務部、農業部和工業部統一由一個名為要務委員會（BoardofUsefulAffairs）的咨詢委員會管轄。
不論這套新的官僚體系是否真的有效，它至少打破了舊有的權力結構體系，并且代之以現代形态的新機構。
奧斯曼帝國政府中的舊官僚逐漸被有着與前輩迥然不同的教育、社會和文化背景的新一代公務人員取代，新的機構也随之變得越來越有實效。
依靠新的中央政府，馬哈茂德在地方上也推行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