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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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馬哈茂德二世，已經是奧斯曼帝國的最後一位健在的男性後嗣。
他将統治一代人的時間，并且證明自己是一位矢志改革的蘇丹。
身處這個局勢更為動蕩的時代，他堪稱征服者穆罕默德和立法者蘇萊曼的合格繼承人。
作為一位在國内推動改革的君主，馬哈茂德喜歡把自己視作奧斯曼帝國的彼得大帝。
他的母親可能是法國人，但他并不懂任何歐洲語言，他接受的也是傳統的伊斯蘭教育，因此并沒有直接接觸過西方思想。
但是，他在年輕時深受他的堂兄和密友塞利姆三世的影響。
特别是在塞利姆下台和自己的兄長穆斯塔法下台之間的這段短暫的時間，馬哈茂德和塞利姆曾經共同身處&ldquo牢籠&rdquo之中。
不過，雖然他繼承了塞利姆的衣缽，他也清醒地認識到他必須耐心地等待時機，因為當下軍隊和宗教勢力團結一緻反對變革，自己無力撼動他們。
盡管他認為帝國要想存續非要改革不可，但他一直等待了将近20年，才終于取得了足夠推行改革政策的君上權威。
在此期間，他的精力都花在了奧斯曼帝國與俄羅斯的争鬥上。
拿破侖認為奧斯曼帝國即将傾覆，于是抛棄了他的奧斯曼盟友，轉而與俄羅斯沙皇亞曆山大結盟。
法俄兩國于1807年締結了盟約，意欲由法俄兩國攜手支配歐洲，矛頭直指沙皇的英國盟友。
這兩位權傾一時的君主一面要求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終止彼此之間的敵對行為，一面制訂了瓜分奧斯曼帝國的秘密方案：奧斯曼帝國隻能保留亞洲的領土，巴爾幹東部的大部分地區歸俄羅斯，西部則作為補償劃歸奧地利；法國将占有阿爾巴尼亞、希臘、克裡特島以及其他的愛琴海島嶼，以便未來繼續向東擴張。
如果奧斯曼帝國拒絕法國的調停，那麼法國就将與俄羅斯聯起手來，将歐洲&ldquo從土耳其人的奴役和折磨中&rdquo解救出來。
于是，在法國的主持下，奧斯曼帝國與俄羅斯達成了為期兩年的停戰協議。
由于兩國沒有就和約條款達成任何協議，于是在停戰協議到期後，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敵對行動就又恢複了。
此時，穆斯塔法四世被殺，登基的馬哈茂德二世尚無子女。
因此，沙皇亞曆山大開始考慮奧斯曼皇室後繼無人的可能性。
一旦這種情況出現，俄羅斯就可以很容易地侵吞奧斯曼帝國。
因此，亞曆山大試圖加速對奧斯曼帝國的瓜分。
不過，他現在對伊斯坦布爾和達達尼爾海峽有所企圖，而在法俄兩國的秘密條約裡，上述地區并不屬于法俄任何一方。
拿破侖無論如何也不同意在此問題上做出讓步，他在聖彼得堡的大使也拼盡全力想要亞曆山大意識到這一點。
在沙皇看來，未來的&ldquo君士坦丁堡&rdquo隻不過是一座地方重鎮，是通往他&ldquo私宅&rdquo的大門，因此他必須掌握這座大門的鑰匙。
對他的這種設想，拿破侖也很不高興。
法國大使提出，伊斯坦布爾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仍然應當是自由通行的區域。
然而，俄方的談判代表卻要求得到伊斯坦布爾，因為這座城市是希臘東正教的核心城市，理所應當屬于東方的帝國，在曆史上也一直如此。
法國大使則堅持認為，如果俄羅斯要占領伊斯坦布爾，那麼法國就應該獲得達達尼爾海峽及其兩岸的控制權，因為這裡是十字軍進入叙利亞的經典路徑。
但是，俄國人堅決不肯讓法國取得黑海和地中海之間的自由通航權。
這一僵局打破了拿破侖建立法俄兩霸的格局、分割奧斯曼帝國的迷夢。
為了回避這一問題，拿破侖提出擱置争端，因為他擔心奧斯曼帝國身上最重要的戰利品&mdash&mdash埃及&mdash&mdash可能會落入英國的手中。
1808年，他在埃爾福特（Erfurt）[1]重新審視了與俄羅斯共同反對奧斯曼帝國的盟約。
盟約中提到，如果俄羅斯與英國分道揚镳，作為補償，法國将承認俄羅斯對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的占領。
此時，俄軍正暫時控制着這兩個地區。
拿破侖等待着英國對此的反應。
法國承認俄羅斯對多瑙河流域的這兩個公國的占領，這讓奧地利帝國大為不安。
奧地利出面調停，想讓英國和奧斯曼帝國達成諒解，以抗衡法俄聯盟。
盡管遭到了法國的阻撓，奧地利人的目标還是随着1809年《達達尼爾條約》的簽訂而達成了。
于是，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之間又一次爆發了戰争。
面對組織混亂、實力遭到削弱的奧斯曼軍隊，俄軍從瓦拉幾亞出發渡過多瑙河，奪取了包括錫利斯特拉在内的多瑙河右岸的多座要塞。
不過，大維齊爾從堅固的大本營舒姆拉率軍迎敵，頑強抵抗俄軍，使得俄軍未能穿過難以逾越的巴爾幹山脈。
在占領魯什楚克之前，俄軍還遭到了一支波斯尼亞軍隊的頑強抵抗。
1811年，俄羅斯與拿破侖之間的聯盟關系破裂。
在等待拿破侖從西方入侵的同時，俄羅斯人在多瑙河前線轉而采取了守勢。
他們現在需要與奧斯曼帝國議和。
1812年夏天，就在拿破侖的大軍向莫斯科進軍前幾個星期，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在布加勒斯特簽署了和約。
根據和約，普魯特河成了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之間的國界。
沙皇保留了比薩拉比亞地區，擁有了多瑙河出海口，但是向蘇丹歸還了摩爾達維亞的剩餘部分和整個瓦拉幾亞。
出于自己的利益，拿破侖此時試圖恢複與土耳其人之間的友誼，要求蘇丹在多瑙河前線傾盡全力向俄羅斯發動進攻。
作為回報，他承諾将保障奧斯曼帝國在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利益，還要讓克裡米亞回歸奧斯曼帝國。
但是，拿破侖的努力為時已晚。
在英國的壓力下，土耳其人決定維持與俄羅斯的和平。
而且，他們也不信任拿破侖，因為他們現在完全知曉了拿破侖此前瓜分奧斯曼帝國的計劃。
《布加勒斯特和約》的最大受害者是塞爾維亞人。
俄羅斯曾經承諾保護他們。
實際上，奧斯曼帝國的确宣布赦免了他們的反叛之罪，還含糊地準許他們自行管理内部事務。
但是，貝爾格萊德和其他一些要塞回到了蘇丹手中，由奧斯曼軍隊駐防；土耳其人還拆除了塞爾維亞人之前自行興建的一些要塞。
這樣一來，奧斯曼帝國給塞爾維亞人的承諾就毫無意義了。
第二年，在拿破侖戰敗之後，土耳其人進一步把塞爾維亞變成了自己的附庸國。
拿破侖和亞曆山大曾經過早地想要瓜分的這個帝國，又在他們二人離世之後存續了一個世紀之久。
不過，就面積而言，奧斯曼帝國在馬哈茂德的時代繼續縮水。
這個衰敗的國家保住了核心的器官，但在混亂中失去了外圍的肢體。
在所有失去的肢體之中，首當其沖的就是希臘。
希臘的民族主義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
一開始，希臘民族主義運動是以一種文化複興的模糊面目出現的。
希臘人受到法國大革命期間的自由主義哲學思想的啟迪，開始了一場複興古典時期傳統的希臘文藝複興運動。
與此同時，從塞利姆三世的統治時期開始，就像土耳其人中的開明分子一樣，希臘人中間也興起了廣泛傳播知識的熱潮。
在富人對學校的資助下，希臘人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同時學校也恢複了對希臘曆史的學習。
此外，海外出版的希臘文書籍也在希臘廣為傳播。
在這場希臘文藝複興運動中，埋藏着希臘人争取最終解放和希臘民族精神重生的種子。
移居海外的希臘僑民、在帝國内部為政府服務的芬内爾希臘人，以及伊斯坦布爾、薩洛尼卡、士麥那和希臘群島的各個島嶼上的富足的希臘商人都發揮了各自的作用。
有一些地方的希臘商人群體實際上實現了自治。
比如，在希俄斯島，除了維護當地的官員和軍人的權威之外，土耳其人保留了先前熱那亞特許公司那種開明的管理體系；在伊茲拉（Hydra）、斯佩察（Spetsai）、普薩拉（Psara）這三座&ldquo航海島嶼&rdquo上，水手們擁有船隻和貨物的股份，當地的航海業社群實際上實現了對島嶼的自治，并将在日後成為希臘艦隊的&ldquo搖籃&rdquo。
就這樣，在希臘的沿海地區，許多希臘人與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聯系。
而在希臘的内陸地區，土耳其人的統治則相對缺乏彈性。
奧斯曼帝國政府對當地人保持高壓統治，不在乎他們的福祉和安全，隻顧多征稅款，壓榨所得往往進了腐敗的帕夏們的腰包。
然而，奧斯曼帝國的官員直接征收的稅款，恐怕還是當地人身上種種負擔中最不起眼的一種。
同樣身為希臘人的官員階層也讓他們不堪重負。
這些人要麼是為了保住家産、權勢而皈依了伊斯蘭教的地主，要麼是依附于政府體系的地方政要&mdash&mdash各個村鎮裡的長老、頭人、宗教首領和科紮巴希（koja-bashis，即頭目）。
作為奧斯曼帝國的官員的代理人，他們的任務是評估所
他将統治一代人的時間，并且證明自己是一位矢志改革的蘇丹。
身處這個局勢更為動蕩的時代，他堪稱征服者穆罕默德和立法者蘇萊曼的合格繼承人。
作為一位在國内推動改革的君主，馬哈茂德喜歡把自己視作奧斯曼帝國的彼得大帝。
他的母親可能是法國人，但他并不懂任何歐洲語言，他接受的也是傳統的伊斯蘭教育，因此并沒有直接接觸過西方思想。
但是，他在年輕時深受他的堂兄和密友塞利姆三世的影響。
特别是在塞利姆下台和自己的兄長穆斯塔法下台之間的這段短暫的時間，馬哈茂德和塞利姆曾經共同身處&ldquo牢籠&rdquo之中。
不過，雖然他繼承了塞利姆的衣缽，他也清醒地認識到他必須耐心地等待時機，因為當下軍隊和宗教勢力團結一緻反對變革，自己無力撼動他們。
盡管他認為帝國要想存續非要改革不可，但他一直等待了将近20年，才終于取得了足夠推行改革政策的君上權威。
在此期間，他的精力都花在了奧斯曼帝國與俄羅斯的争鬥上。
拿破侖認為奧斯曼帝國即将傾覆，于是抛棄了他的奧斯曼盟友，轉而與俄羅斯沙皇亞曆山大結盟。
法俄兩國于1807年締結了盟約，意欲由法俄兩國攜手支配歐洲，矛頭直指沙皇的英國盟友。
這兩位權傾一時的君主一面要求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終止彼此之間的敵對行為，一面制訂了瓜分奧斯曼帝國的秘密方案：奧斯曼帝國隻能保留亞洲的領土，巴爾幹東部的大部分地區歸俄羅斯，西部則作為補償劃歸奧地利；法國将占有阿爾巴尼亞、希臘、克裡特島以及其他的愛琴海島嶼，以便未來繼續向東擴張。
如果奧斯曼帝國拒絕法國的調停，那麼法國就将與俄羅斯聯起手來，将歐洲&ldquo從土耳其人的奴役和折磨中&rdquo解救出來。
于是，在法國的主持下，奧斯曼帝國與俄羅斯達成了為期兩年的停戰協議。
由于兩國沒有就和約條款達成任何協議，于是在停戰協議到期後，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敵對行動就又恢複了。
此時，穆斯塔法四世被殺，登基的馬哈茂德二世尚無子女。
因此，沙皇亞曆山大開始考慮奧斯曼皇室後繼無人的可能性。
一旦這種情況出現，俄羅斯就可以很容易地侵吞奧斯曼帝國。
因此，亞曆山大試圖加速對奧斯曼帝國的瓜分。
不過，他現在對伊斯坦布爾和達達尼爾海峽有所企圖，而在法俄兩國的秘密條約裡，上述地區并不屬于法俄任何一方。
拿破侖無論如何也不同意在此問題上做出讓步，他在聖彼得堡的大使也拼盡全力想要亞曆山大意識到這一點。
在沙皇看來，未來的&ldquo君士坦丁堡&rdquo隻不過是一座地方重鎮，是通往他&ldquo私宅&rdquo的大門，因此他必須掌握這座大門的鑰匙。
對他的這種設想，拿破侖也很不高興。
法國大使提出，伊斯坦布爾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仍然應當是自由通行的區域。
然而，俄方的談判代表卻要求得到伊斯坦布爾，因為這座城市是希臘東正教的核心城市，理所應當屬于東方的帝國，在曆史上也一直如此。
法國大使則堅持認為，如果俄羅斯要占領伊斯坦布爾，那麼法國就應該獲得達達尼爾海峽及其兩岸的控制權，因為這裡是十字軍進入叙利亞的經典路徑。
但是，俄國人堅決不肯讓法國取得黑海和地中海之間的自由通航權。
這一僵局打破了拿破侖建立法俄兩霸的格局、分割奧斯曼帝國的迷夢。
為了回避這一問題，拿破侖提出擱置争端，因為他擔心奧斯曼帝國身上最重要的戰利品&mdash&mdash埃及&mdash&mdash可能會落入英國的手中。
1808年，他在埃爾福特（Erfurt）[1]重新審視了與俄羅斯共同反對奧斯曼帝國的盟約。
盟約中提到，如果俄羅斯與英國分道揚镳，作為補償，法國将承認俄羅斯對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的占領。
此時，俄軍正暫時控制着這兩個地區。
拿破侖等待着英國對此的反應。
法國承認俄羅斯對多瑙河流域的這兩個公國的占領，這讓奧地利帝國大為不安。
奧地利出面調停，想讓英國和奧斯曼帝國達成諒解，以抗衡法俄聯盟。
盡管遭到了法國的阻撓，奧地利人的目标還是随着1809年《達達尼爾條約》的簽訂而達成了。
于是，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之間又一次爆發了戰争。
面對組織混亂、實力遭到削弱的奧斯曼軍隊，俄軍從瓦拉幾亞出發渡過多瑙河，奪取了包括錫利斯特拉在内的多瑙河右岸的多座要塞。
不過，大維齊爾從堅固的大本營舒姆拉率軍迎敵，頑強抵抗俄軍，使得俄軍未能穿過難以逾越的巴爾幹山脈。
在占領魯什楚克之前，俄軍還遭到了一支波斯尼亞軍隊的頑強抵抗。
1811年，俄羅斯與拿破侖之間的聯盟關系破裂。
在等待拿破侖從西方入侵的同時，俄羅斯人在多瑙河前線轉而采取了守勢。
他們現在需要與奧斯曼帝國議和。
1812年夏天，就在拿破侖的大軍向莫斯科進軍前幾個星期，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在布加勒斯特簽署了和約。
根據和約，普魯特河成了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之間的國界。
沙皇保留了比薩拉比亞地區，擁有了多瑙河出海口，但是向蘇丹歸還了摩爾達維亞的剩餘部分和整個瓦拉幾亞。
出于自己的利益，拿破侖此時試圖恢複與土耳其人之間的友誼，要求蘇丹在多瑙河前線傾盡全力向俄羅斯發動進攻。
作為回報，他承諾将保障奧斯曼帝國在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利益，還要讓克裡米亞回歸奧斯曼帝國。
但是，拿破侖的努力為時已晚。
在英國的壓力下，土耳其人決定維持與俄羅斯的和平。
而且，他們也不信任拿破侖，因為他們現在完全知曉了拿破侖此前瓜分奧斯曼帝國的計劃。
《布加勒斯特和約》的最大受害者是塞爾維亞人。
俄羅斯曾經承諾保護他們。
實際上，奧斯曼帝國的确宣布赦免了他們的反叛之罪，還含糊地準許他們自行管理内部事務。
但是，貝爾格萊德和其他一些要塞回到了蘇丹手中，由奧斯曼軍隊駐防；土耳其人還拆除了塞爾維亞人之前自行興建的一些要塞。
這樣一來，奧斯曼帝國給塞爾維亞人的承諾就毫無意義了。
第二年，在拿破侖戰敗之後，土耳其人進一步把塞爾維亞變成了自己的附庸國。
拿破侖和亞曆山大曾經過早地想要瓜分的這個帝國，又在他們二人離世之後存續了一個世紀之久。
不過，就面積而言，奧斯曼帝國在馬哈茂德的時代繼續縮水。
這個衰敗的國家保住了核心的器官，但在混亂中失去了外圍的肢體。
在所有失去的肢體之中，首當其沖的就是希臘。
希臘的民族主義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
一開始，希臘民族主義運動是以一種文化複興的模糊面目出現的。
希臘人受到法國大革命期間的自由主義哲學思想的啟迪，開始了一場複興古典時期傳統的希臘文藝複興運動。
與此同時，從塞利姆三世的統治時期開始，就像土耳其人中的開明分子一樣，希臘人中間也興起了廣泛傳播知識的熱潮。
在富人對學校的資助下，希臘人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同時學校也恢複了對希臘曆史的學習。
此外，海外出版的希臘文書籍也在希臘廣為傳播。
在這場希臘文藝複興運動中，埋藏着希臘人争取最終解放和希臘民族精神重生的種子。
移居海外的希臘僑民、在帝國内部為政府服務的芬内爾希臘人，以及伊斯坦布爾、薩洛尼卡、士麥那和希臘群島的各個島嶼上的富足的希臘商人都發揮了各自的作用。
有一些地方的希臘商人群體實際上實現了自治。
比如，在希俄斯島，除了維護當地的官員和軍人的權威之外，土耳其人保留了先前熱那亞特許公司那種開明的管理體系；在伊茲拉（Hydra）、斯佩察（Spetsai）、普薩拉（Psara）這三座&ldquo航海島嶼&rdquo上，水手們擁有船隻和貨物的股份，當地的航海業社群實際上實現了對島嶼的自治，并将在日後成為希臘艦隊的&ldquo搖籃&rdquo。
就這樣，在希臘的沿海地區，許多希臘人與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聯系。
而在希臘的内陸地區，土耳其人的統治則相對缺乏彈性。
奧斯曼帝國政府對當地人保持高壓統治，不在乎他們的福祉和安全，隻顧多征稅款，壓榨所得往往進了腐敗的帕夏們的腰包。
然而，奧斯曼帝國的官員直接征收的稅款，恐怕還是當地人身上種種負擔中最不起眼的一種。
同樣身為希臘人的官員階層也讓他們不堪重負。
這些人要麼是為了保住家産、權勢而皈依了伊斯蘭教的地主，要麼是依附于政府體系的地方政要&mdash&mdash各個村鎮裡的長老、頭人、宗教首領和科紮巴希（koja-bashis，即頭目）。
作為奧斯曼帝國的官員的代理人，他們的任務是評估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