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關燈
小
中
大
年輕的塞利姆三世于1789年繼承了蘇丹的大位，那一年也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年頭。
在俄土戰争結束後，塞利姆三世以一個積極進取、全心全意的改革者的形象出現在國人面前，決心把半個世紀前的郁金香時期以來淺嘗辄止的改革理念推行到實處。
法國大革命也為傳播這些改革理念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起初，法國大革命僅僅被當作一個隻會影響到歐洲内部的事件。
但是，少數有識之士很快就意識到，法國大革命開啟了一場新的思想運動，它不僅會影響西方，也将波及東方。
與在基督教歐洲推動了種種進步的文藝複興運動不同，法國大革命在本質上是一場與基督教分道揚镳、非宗教的乃至帶有反基督教色彩的社會劇變。
它是一場世俗主義的運動。
因此，西方世界從法國大革命中汲取的養分，同樣可以适用于伊斯蘭世界，而不一定會與伊斯蘭世界本身的宗教信仰和傳統發生抵觸。
塞利姆三世登上寶座的時候，奧斯曼帝國已經處于衰落之中，但是仍然保有它的大部分領土（隻丢掉了匈牙利、特蘭西瓦尼亞、克裡米亞和亞速）。
不過，奧斯曼帝國已經長期陷于停滞之中，而且開始由于内部的分裂而出現崩潰的迹象。
地方上強勢的帕夏們經常藐視蘇丹的中央權威，濫用他們生殺予奪和征稅的權力；事實上，有一定地位的官員大多都會濫用權力。
不僅如此，許多省份都陷入叛亂之中，或有發生叛亂的風險&mdash&mdash從阿拉伯沙漠中強大的瓦哈比派（Wahhabites），到叙利亞和巴勒斯坦山區裡的德魯茲派教徒、伊庇魯斯和希臘北部的蘇利奧人（Suliot）[1]，再到一直藐視奧斯曼帝國政府的埃及馬木留克貝伊們，以及被激起了獨立精神的形形色色的基督徒族群。
在整個奧斯曼帝國内部肆虐的還有另外一些具有破壞性的不穩定因素，這些因素在封建制的基督教歐洲存在已久：在蘇萊曼的時代還不存在、後來不停發展壯大的世襲體系，成為一個重要的不穩定因素，世襲封地的所有者數量也在迅速增長。
這些地方上的小貴族被稱作&ldquo代雷貝伊&rdquo（derebeys），意為&ldquo谷地的領主&rdquo。
他們手握權力和土地，藐視君主，欺壓屬民。
農民和普通居民的生活普遍貧苦，而中央政府也面臨着緊迫而難以化解的财政問題。
為了應對這種困境，塞利姆需要在奧斯曼傳統體制的框架之内，盡可能地實施效法西方的改革，至少要在中央層面推行改革。
至于奧斯曼的傳統體制本身何時會變成改革的阻礙因素，需要得到現代化改造，還有待觀察。
在完成了與俄羅斯的和談之後，塞利姆的改革就開始了。
他的改革方案被統稱為&ldquo新秩序&rdquo（Nizam-i-Jedid）。
這一名稱來自大革命之後法國建立的新秩序。
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在寫給蘇丹的信中提到了這個詞語，引起了蘇丹的興趣。
在籌備改革方案時，塞利姆前所未有地采取了集體磋商的原則。
1791年，正當遠在多瑙河的軍隊剛剛踏上歸途之時，塞利姆就已經向22位政、軍、宗教界的要人（包括兩名基督徒官員）發布指示，要求他們提交類似1789年法國人提交的&ldquo陳情書&rdquo（cahiers）[2]的&ldquo備忘錄&rdquo。
随後，他前所未有地成立了一系列商讨國事的會議和委員會，自由地讨論這些備忘錄的内容。
他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制定了&ldquo新秩序&rdquo的規劃，其涵蓋的範圍超過了以往的所有改革嘗試。
它不僅涉及軍事改革，還涉及民政改革；他還計劃制定一個總體方案，需要經過深思熟慮并取得人們的一緻同意；在這個規劃中，複興經濟是一個高度優先的目标。
但是，最緊迫的需求還是進行軍事改革。
在派人去歐洲搜集政府、社會和政治思想方面的信息的同時，蘇丹還特别派了兩名代表去搜集軍事方面的第一手信息。
1792年，他收到了一份有關歐洲國家，特别是奧地利帝國的軍事體系的詳細報告。
不過，在為新組建的軍隊提供訓練和指導方面，他主要依賴的是法國人。
他把自己需要的軍官和技術人員的職位清單發到了巴黎&mdash&mdash在早期的職位申請者中，還有年輕的拿破侖·波拿巴。
奧斯曼人在一系列問題上征求法國人的意見：火炮（塞利姆對火炮尤為感興趣，在登基之前還寫過有關火炮的論文）、武器裝備，以及改進鑄炮廠和兵工廠的方法。
早年建成的工程學校得到了大規模擴建。
他們還建設了新的軍事學校和海軍學校，研習炮術、工事修築、航海和各種輔助科目。
教官大部分都是法國軍官。
為了方便教學，他們在蘇丹的支持和鼓勵下，興辦了一座大型的圖書館，收藏歐洲書籍。
藏書大部分是法文書，包括狄德羅（Diderot）主編的理性主義著作《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法語也成了所有學生的必修課。
1795年，文化領域的改革更進一步，早年間在伊斯坦布爾創辦的法國印刷廠得以恢複，并由法蘭西國家印刷所的一位主管負責管理，員工也都是來自巴黎的法國印刷工。
因此，在秉承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導師及讀物資料的熏陶下，奧斯曼帝國中出現了一群卓有見地的新一代人才。
伊斯坦布爾和其他地區的法國人社群持續不斷地加強着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
這一方面是出于一種傳教士般的情懷，但主要還是為了确保法國可以在這一關鍵時期得到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支持。
奧斯曼帝國境内一群頗有影響力的法國人支持大革命，身上戴着革命的标志，還召開革命者會議，這些行為惹惱了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外交官。
1793年，兩艘法國船隻在薩拉基裡奧角附近鳴放禮炮，公開慶祝法蘭西共和國國旗的啟用。
除了法國國旗之外，這兩艘船上還飄揚着奧斯曼帝國的旗幟、美利堅合衆國的旗幟，以及&ldquo其他一些沒有在可恥的暴君同盟中玷污自己的國家的旗幟&rdquo。
接着，法國人在奧斯曼帝國的土地上還莊嚴地栽種了一棵&ldquo自由之樹&rdquo[3]。
在法國人的不懈努力下，伊斯坦布爾的社會也出現了變化。
原本，伊斯坦布爾的穆斯林和西歐人之間泾渭分明，現在則出現了彼此關系十分密切的講土耳其語的法國人和講法語的土耳其人。
他們會交流當前的需求和思想，一小部分具有影響力的土耳其人受到了法國大革命熱情的感染，開始向西方尋求建議和啟迪。
有一段時期，奧斯曼帝國裡的基督徒群體，尤其是伊斯坦布爾的希臘裔和亞美尼亞裔精英，一直與西方保持着很親密的關系，并且在政府圈子裡把持着具有影響力的職位，同時又對帝國的經濟事務很有影響力。
随着塞利姆的改革帶來了教育方面的開放，他們可以更多地翻譯西方書籍，教授西方語言，并且為西方教師充當土耳其語翻譯。
但是，他們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應往往是負面的，甚至是充滿敵意的，因為法國的現政權如果崩潰，會給比較富有的希臘人帶來很大的損失。
等到後來，當法國人開始煽動起希臘人和其他基督教少數族群的民族熱情時，他們很積極主動；但是在現階段，他們往往傾向于在貿易和外交兩方面為土耳其人充當緩沖層，避免土耳其人與西方産生過于直接的聯系。
實際上，奧斯曼帝國即将擁有自己面向西方的新的官方通道。
在提交給塞利姆蘇丹的各種各樣的報告中，有一份報告建議他&ldquo派人去歐洲，研究、觀察歐洲人做事的方法&rdquo。
1793年，奧斯曼帝國在五個最重要的歐洲國家建立了常駐的外交使館。
奧斯曼帝國的第一個使館設在倫敦喬治三世的宮廷裡。
大使們得到的指示是學習所在國家的制度。
陪同他們一同上任的，除了常見的希臘人譯員之外，還有年輕的土耳其人秘書。
他們的任務是學習所在國的語言，并且研究歐洲社會&mdash&mdash尤其是法國。
由于法國大革命和随後的拿破侖戰争擾亂了歐洲的外交活動，塞利姆的外交創舉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其實很有限。
而且，在奧斯曼帝國境内，也沒有相應地成立一個制定外交政策的正式的外交部門相配合。
但是，他的這項舉措至少可以讓帝國更多的年輕人産生對西方世俗化風尚的了解和欣賞。
而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比如剛剛進入帝國軍隊的那些年輕人，可以在奧斯曼帝國政府内部晉升到更高的位置，并且在這些位置上利用自己的新知識造福于帝國。
與此同時，也有更多的外國居民來到伊斯坦布爾，讓土耳其人在塞利姆的統治時期對歐洲的生活方式産生了進一步的了解。
按照各種報告和備忘錄提出的建議，&ldquo新秩序&rdquo改革開始着手解決種種社會和經濟問題。
在地方行政層面，&ldquo新秩序&rdquo改革帶來了制約帕夏權力的種種規章，将總督的任期限制在三年，并且将其能否連任與人民對他的滿意程度相挂鈎。
關于地方稅收的新規章也被制定出來，規定由帝國财政部來負責政府的稅收工作，試圖借此廢除包稅制。
在中央政府，大維齊爾的權力也得到了制約，他在做出重大決定之前必須征求迪萬的意見。
還有一些土地改革方面的嘗試，影響到了蒂瑪爾和其他種類的封地。
以前，一旦封地的主人死亡，空出來的封地就會被出售或出租，這種做法導緻一些目無法紀的世
在俄土戰争結束後，塞利姆三世以一個積極進取、全心全意的改革者的形象出現在國人面前，決心把半個世紀前的郁金香時期以來淺嘗辄止的改革理念推行到實處。
法國大革命也為傳播這些改革理念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起初，法國大革命僅僅被當作一個隻會影響到歐洲内部的事件。
但是，少數有識之士很快就意識到，法國大革命開啟了一場新的思想運動，它不僅會影響西方，也将波及東方。
與在基督教歐洲推動了種種進步的文藝複興運動不同，法國大革命在本質上是一場與基督教分道揚镳、非宗教的乃至帶有反基督教色彩的社會劇變。
它是一場世俗主義的運動。
因此，西方世界從法國大革命中汲取的養分，同樣可以适用于伊斯蘭世界，而不一定會與伊斯蘭世界本身的宗教信仰和傳統發生抵觸。
塞利姆三世登上寶座的時候，奧斯曼帝國已經處于衰落之中，但是仍然保有它的大部分領土（隻丢掉了匈牙利、特蘭西瓦尼亞、克裡米亞和亞速）。
不過，奧斯曼帝國已經長期陷于停滞之中，而且開始由于内部的分裂而出現崩潰的迹象。
地方上強勢的帕夏們經常藐視蘇丹的中央權威，濫用他們生殺予奪和征稅的權力；事實上，有一定地位的官員大多都會濫用權力。
不僅如此，許多省份都陷入叛亂之中，或有發生叛亂的風險&mdash&mdash從阿拉伯沙漠中強大的瓦哈比派（Wahhabites），到叙利亞和巴勒斯坦山區裡的德魯茲派教徒、伊庇魯斯和希臘北部的蘇利奧人（Suliot）[1]，再到一直藐視奧斯曼帝國政府的埃及馬木留克貝伊們，以及被激起了獨立精神的形形色色的基督徒族群。
在整個奧斯曼帝國内部肆虐的還有另外一些具有破壞性的不穩定因素，這些因素在封建制的基督教歐洲存在已久：在蘇萊曼的時代還不存在、後來不停發展壯大的世襲體系，成為一個重要的不穩定因素，世襲封地的所有者數量也在迅速增長。
這些地方上的小貴族被稱作&ldquo代雷貝伊&rdquo（derebeys），意為&ldquo谷地的領主&rdquo。
他們手握權力和土地，藐視君主，欺壓屬民。
農民和普通居民的生活普遍貧苦，而中央政府也面臨着緊迫而難以化解的财政問題。
為了應對這種困境，塞利姆需要在奧斯曼傳統體制的框架之内，盡可能地實施效法西方的改革，至少要在中央層面推行改革。
至于奧斯曼的傳統體制本身何時會變成改革的阻礙因素，需要得到現代化改造，還有待觀察。
在完成了與俄羅斯的和談之後，塞利姆的改革就開始了。
他的改革方案被統稱為&ldquo新秩序&rdquo（Nizam-i-Jedid）。
這一名稱來自大革命之後法國建立的新秩序。
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在寫給蘇丹的信中提到了這個詞語，引起了蘇丹的興趣。
在籌備改革方案時，塞利姆前所未有地采取了集體磋商的原則。
1791年，正當遠在多瑙河的軍隊剛剛踏上歸途之時，塞利姆就已經向22位政、軍、宗教界的要人（包括兩名基督徒官員）發布指示，要求他們提交類似1789年法國人提交的&ldquo陳情書&rdquo（cahiers）[2]的&ldquo備忘錄&rdquo。
随後，他前所未有地成立了一系列商讨國事的會議和委員會，自由地讨論這些備忘錄的内容。
他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制定了&ldquo新秩序&rdquo的規劃，其涵蓋的範圍超過了以往的所有改革嘗試。
它不僅涉及軍事改革，還涉及民政改革；他還計劃制定一個總體方案，需要經過深思熟慮并取得人們的一緻同意；在這個規劃中，複興經濟是一個高度優先的目标。
但是，最緊迫的需求還是進行軍事改革。
在派人去歐洲搜集政府、社會和政治思想方面的信息的同時，蘇丹還特别派了兩名代表去搜集軍事方面的第一手信息。
1792年，他收到了一份有關歐洲國家，特别是奧地利帝國的軍事體系的詳細報告。
不過，在為新組建的軍隊提供訓練和指導方面，他主要依賴的是法國人。
他把自己需要的軍官和技術人員的職位清單發到了巴黎&mdash&mdash在早期的職位申請者中，還有年輕的拿破侖·波拿巴。
奧斯曼人在一系列問題上征求法國人的意見：火炮（塞利姆對火炮尤為感興趣，在登基之前還寫過有關火炮的論文）、武器裝備，以及改進鑄炮廠和兵工廠的方法。
早年建成的工程學校得到了大規模擴建。
他們還建設了新的軍事學校和海軍學校，研習炮術、工事修築、航海和各種輔助科目。
教官大部分都是法國軍官。
為了方便教學，他們在蘇丹的支持和鼓勵下，興辦了一座大型的圖書館，收藏歐洲書籍。
藏書大部分是法文書，包括狄德羅（Diderot）主編的理性主義著作《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法語也成了所有學生的必修課。
1795年，文化領域的改革更進一步，早年間在伊斯坦布爾創辦的法國印刷廠得以恢複，并由法蘭西國家印刷所的一位主管負責管理，員工也都是來自巴黎的法國印刷工。
因此，在秉承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導師及讀物資料的熏陶下，奧斯曼帝國中出現了一群卓有見地的新一代人才。
伊斯坦布爾和其他地區的法國人社群持續不斷地加強着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
這一方面是出于一種傳教士般的情懷，但主要還是為了确保法國可以在這一關鍵時期得到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支持。
奧斯曼帝國境内一群頗有影響力的法國人支持大革命，身上戴着革命的标志，還召開革命者會議，這些行為惹惱了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外交官。
1793年，兩艘法國船隻在薩拉基裡奧角附近鳴放禮炮，公開慶祝法蘭西共和國國旗的啟用。
除了法國國旗之外，這兩艘船上還飄揚着奧斯曼帝國的旗幟、美利堅合衆國的旗幟，以及&ldquo其他一些沒有在可恥的暴君同盟中玷污自己的國家的旗幟&rdquo。
接着，法國人在奧斯曼帝國的土地上還莊嚴地栽種了一棵&ldquo自由之樹&rdquo[3]。
在法國人的不懈努力下，伊斯坦布爾的社會也出現了變化。
原本，伊斯坦布爾的穆斯林和西歐人之間泾渭分明，現在則出現了彼此關系十分密切的講土耳其語的法國人和講法語的土耳其人。
他們會交流當前的需求和思想，一小部分具有影響力的土耳其人受到了法國大革命熱情的感染，開始向西方尋求建議和啟迪。
有一段時期，奧斯曼帝國裡的基督徒群體，尤其是伊斯坦布爾的希臘裔和亞美尼亞裔精英，一直與西方保持着很親密的關系，并且在政府圈子裡把持着具有影響力的職位，同時又對帝國的經濟事務很有影響力。
随着塞利姆的改革帶來了教育方面的開放，他們可以更多地翻譯西方書籍，教授西方語言，并且為西方教師充當土耳其語翻譯。
但是，他們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應往往是負面的，甚至是充滿敵意的，因為法國的現政權如果崩潰，會給比較富有的希臘人帶來很大的損失。
等到後來，當法國人開始煽動起希臘人和其他基督教少數族群的民族熱情時，他們很積極主動；但是在現階段，他們往往傾向于在貿易和外交兩方面為土耳其人充當緩沖層，避免土耳其人與西方産生過于直接的聯系。
實際上，奧斯曼帝國即将擁有自己面向西方的新的官方通道。
在提交給塞利姆蘇丹的各種各樣的報告中，有一份報告建議他&ldquo派人去歐洲，研究、觀察歐洲人做事的方法&rdquo。
1793年，奧斯曼帝國在五個最重要的歐洲國家建立了常駐的外交使館。
奧斯曼帝國的第一個使館設在倫敦喬治三世的宮廷裡。
大使們得到的指示是學習所在國家的制度。
陪同他們一同上任的，除了常見的希臘人譯員之外，還有年輕的土耳其人秘書。
他們的任務是學習所在國的語言，并且研究歐洲社會&mdash&mdash尤其是法國。
由于法國大革命和随後的拿破侖戰争擾亂了歐洲的外交活動，塞利姆的外交創舉在政治上取得的成果其實很有限。
而且，在奧斯曼帝國境内，也沒有相應地成立一個制定外交政策的正式的外交部門相配合。
但是，他的這項舉措至少可以讓帝國更多的年輕人産生對西方世俗化風尚的了解和欣賞。
而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比如剛剛進入帝國軍隊的那些年輕人，可以在奧斯曼帝國政府内部晉升到更高的位置，并且在這些位置上利用自己的新知識造福于帝國。
與此同時，也有更多的外國居民來到伊斯坦布爾，讓土耳其人在塞利姆的統治時期對歐洲的生活方式産生了進一步的了解。
按照各種報告和備忘錄提出的建議，&ldquo新秩序&rdquo改革開始着手解決種種社會和經濟問題。
在地方行政層面，&ldquo新秩序&rdquo改革帶來了制約帕夏權力的種種規章，将總督的任期限制在三年，并且将其能否連任與人民對他的滿意程度相挂鈎。
關于地方稅收的新規章也被制定出來，規定由帝國财政部來負責政府的稅收工作，試圖借此廢除包稅制。
在中央政府，大維齊爾的權力也得到了制約，他在做出重大決定之前必須征求迪萬的意見。
還有一些土地改革方面的嘗試，影響到了蒂瑪爾和其他種類的封地。
以前，一旦封地的主人死亡，空出來的封地就會被出售或出租，這種做法導緻一些目無法紀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