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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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奧斯曼帝國很快進入了漫長的衰落期。
這種衰落直接體現在蘇丹權威的下降和政府機構的弱化上。
蘇丹個人權威的下降要歸咎于他個人對國事缺乏關注；而政府機構的弱化，則緣于對政府責任的忽視和分解，以及對制度原則的漠視。
長期以來，奧斯曼帝國的運轉一直依靠君主對個人絕對權威的有力使用。
他通過掌控精明強幹的&ldquo奴隸之家&rdquo的成員，有效地控制着帝國的政府機構。
而現在，蘇丹權威的下降和政府機構的弱化很快引發了崩解、混亂和大範圍的無序狀态。
從奧斯曼帝國崛起之初，在歐洲進行領土擴張就一直是這個國家運轉的主要動力。
而現在，奧斯曼帝國已經既沒有足夠的土地資源，也沒有足夠的生産能力去支撐進一步的領土征服了，而這也是導緻其衰落的部分原因。
多少個世紀以來，戰争都為奧斯曼人提供了一個共同的目标，并且給他們帶來了财富&mdash&mdash不僅是戰利品，還有可以用來移民的土地。
而現在，他們缺乏塑造共同目标的機遇，也缺少獲得新的财富的機會。
既然沒有了可供劫掠的敵人，那麼他們就隻好相互傾軋；既然沒有了新的土地，他們就隻好蜂擁擠進城市裡面，或是在鄉間散播混亂。
蘇萊曼推行的土地改革中的瑕疵現在變得越發明顯。
以前，分配封地的權力分散在各個行省的政府手中，而蘇萊曼将這種權力集中到了首都的中央政府手中。
這項改革的動機是好的，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其産生的效果并不好。
很快，一個人是否有正當的權利訴求就不再是決定他能否獲得封地的關鍵，更重要的因素變成了宮廷内部的暗箱交易和個人關系。
結果就出現了與蘇萊曼的動機背道而馳的現象：占有大量土地的莊園越來越多，土地世襲也逐漸變成了通行的原則。
這種現象的發生與奧斯曼土耳其對外擴張的逐漸停歇是同步的。
以往，國家的對外擴張可以給土地持有人帶來好處。
而現在，他們隻能加緊對農民的壓榨，并且想方設法把更多的土地劃到自己的名下。
不僅如此，在此之前一直是奧斯曼帝國軍隊中流砥柱的西帕希騎兵也不再具有軍事價值了。
這些持有封地的西帕希騎兵依靠封地上的收入和封地所屬的農民的勞作取得生活來源。
他們習慣于以往的奧斯曼傳統，隻能适應短期作戰，而不适應現代戰争的需求。
現代戰争需要更多受過火器使用訓練的步兵和在其他方面有一技之長的專業化部隊。
在歐洲戰場上，西帕希騎兵被證明無法抵擋火力更猛的德意志燧發槍兵。
因此，作為一個階層，西帕希騎兵正在衰落，至少是在發生變化&mdash&mdash實際上，他們變得越來越容易違抗命令，并産生破壞性的作用。
現在，面對充滿艱難和危險但又不像以往那樣有物質獎勵的戰鬥任務，西帕希騎兵往往拒絕參戰。
即便到了戰場上，他們也會挑選對自己有利的時機逃離戰場，就像他們在1596年于匈牙利的邁澤凱賴斯泰什（Mezo-Keresztes）戰役中所做的那樣。
在這場戰役之後，有3萬名西帕希騎兵被剝奪了封地。
這清晰地表明，這套體系已經不适應時代的需要了。
如果他們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那麼除非他們可以出錢來替代服役，否則他們的封地就會被褫奪。
這樣一來，由于失去土地而心懷不滿的人就越來越多。
他們的土地會落到其他人的手中，而轉移土地所有權的過程有時候會按照法定程序進行，有時候負責裁決的法官則會把土地轉交給行賄者。
就這樣，一個新的地主階層崛起了。
他們中有很多人是宮廷裡的官員、侍從和仆人，也有不少人來自宮廷之外，但他們往往居住在城市裡，而不居住在他們的封地上。
如果有的西帕希騎兵能保住自己的封地，他們現在也會想方設法地把自己的封地傳給自己的兒子，實現土地的世襲。
他們的子孫不服兵役，而且通常會放棄艱苦的馬上生活，轉而像那些購買封地的人一樣選擇悠閑的城市生活。
就這樣，帝國内部形成了外居地主世襲的土地制度，這些外居地主往往不負任何責任，承擔所有重擔的都是農民。
無論在原則上還是在實踐上，這一體系都與曆任前代蘇丹精心設計的國家制度背道而馳，并且在農民和城市人口之間造成了日漸擴大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上的鴻溝。
而在首都内部，政府官員的任命機制也發生了類似的急劇轉變。
在此之前，負責管理國家的蘇丹的&ldquo奴隸之家&rdquo的成員全都是身為奴隸的前基督徒。
他們基本上都來自農民家庭，從小在鄉村長大，因此都保留着對農民的親近感，也熟悉農村的事務。
但是，在蘇萊曼統治的末期，這套體系出現了松動。
到了16世紀末，身為自由人、成長于城鎮之中的穆斯林子民也可以進入蘇丹的&ldquo奴隸之家&rdquo了。
他們進入&ldquo奴隸之家&rdquo，憑借的往往是家族的影響力，或者靠出錢買官。
他們現在還可以将官職傳給自己的兒子。
于是，在政府機構裡也建立起了普遍的世襲體系，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任人唯親的現象。
從此以後，兼具野心、背景、資财、好勝心和敏銳的政治直覺的年輕穆斯林，就可以從一個權錢雙收的職務爬到另一個權錢雙收的職務，扶搖直上，盡收私利。
不過，要想爬到權力的頂端，依然像以前一樣需要過人的精力和智慧。
但是，奧斯曼帝國政府内曾經全都是訓練有素、憑借個人品行和能力獲得君主青睐的精英，這樣的盛景已然不再。
奧斯曼帝國種種衰落表象的背後，是社會和經濟基礎的紊亂。
首先，奧斯曼帝國的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耕地增長的速度。
其次，在大量的金銀從新世界的西屬美洲注入之後，帝國内部出現了物價暴漲。
大量的金銀注入導緻奧斯曼帝國的銀币貶值，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這種現象在當時的歐洲地中海沿岸地區也十分常見。
面對由此引發的經濟危機，奧斯曼帝國政府不得不在1584年效法波斯，操控币值。
金币貶值了50%，而通常用于支付軍饷的标準銀币阿斯皮爾則被融掉，再摻進更多的銅鑄成更薄的錢币。
用一位當時的土耳其史家的話說，這種錢币&ldquo像杏樹葉一樣輕薄，像露珠一樣毫無價值&rdquo。
貨币貶值一直在持續，西班牙駐威尼斯大使甚至這樣對腓力二世彙報道：&ldquo奧斯曼帝國十分貧窮，資源也已經耗竭，唯一還在流通的貨币是完全用鐵制成的阿斯皮爾。
&rdquo在16和17世紀之交，奧斯曼帝國遭遇了接連不斷的經濟危機，經濟實力十分衰弱。
奧斯曼帝國即便還沒有到破産的境地，但至少也到了經常發不出軍饷的地步。
國内的不滿情緒越發高漲，中央政府的權威則日益衰減，已經無法控制國内的示威活動、叛亂和騷亂。
16世紀，帝國的人口總數翻了一倍。
在人口壓力之下，帝國發動了對歐洲的征服活動，但是收效甚微。
因此，帝國已經沒有足夠的土地來安置過剩的人口了。
由于人多地少，村莊裡的年輕人不得不離開家鄉，到其他地方去尋求生計。
除了從土地上獲得資源，奧斯曼帝國政府和它中世紀式的傳統行會體系也沒有辦法開發出新的經濟資源。
隻有對塞浦路斯的征服帶來了一些移民定居的機會，而在其他地方都已經沒有了類似的機遇。
尤其是在安納托利亞，到處都是沒有土地、四處漂泊的農民，他們滿心希望能找
這種衰落直接體現在蘇丹權威的下降和政府機構的弱化上。
蘇丹個人權威的下降要歸咎于他個人對國事缺乏關注；而政府機構的弱化，則緣于對政府責任的忽視和分解，以及對制度原則的漠視。
長期以來，奧斯曼帝國的運轉一直依靠君主對個人絕對權威的有力使用。
他通過掌控精明強幹的&ldquo奴隸之家&rdquo的成員，有效地控制着帝國的政府機構。
而現在，蘇丹權威的下降和政府機構的弱化很快引發了崩解、混亂和大範圍的無序狀态。
從奧斯曼帝國崛起之初，在歐洲進行領土擴張就一直是這個國家運轉的主要動力。
而現在，奧斯曼帝國已經既沒有足夠的土地資源，也沒有足夠的生産能力去支撐進一步的領土征服了，而這也是導緻其衰落的部分原因。
多少個世紀以來，戰争都為奧斯曼人提供了一個共同的目标，并且給他們帶來了财富&mdash&mdash不僅是戰利品，還有可以用來移民的土地。
而現在，他們缺乏塑造共同目标的機遇，也缺少獲得新的财富的機會。
既然沒有了可供劫掠的敵人，那麼他們就隻好相互傾軋；既然沒有了新的土地，他們就隻好蜂擁擠進城市裡面，或是在鄉間散播混亂。
蘇萊曼推行的土地改革中的瑕疵現在變得越發明顯。
以前，分配封地的權力分散在各個行省的政府手中，而蘇萊曼将這種權力集中到了首都的中央政府手中。
這項改革的動機是好的，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其産生的效果并不好。
很快，一個人是否有正當的權利訴求就不再是決定他能否獲得封地的關鍵，更重要的因素變成了宮廷内部的暗箱交易和個人關系。
結果就出現了與蘇萊曼的動機背道而馳的現象：占有大量土地的莊園越來越多，土地世襲也逐漸變成了通行的原則。
這種現象的發生與奧斯曼土耳其對外擴張的逐漸停歇是同步的。
以往，國家的對外擴張可以給土地持有人帶來好處。
而現在，他們隻能加緊對農民的壓榨，并且想方設法把更多的土地劃到自己的名下。
不僅如此，在此之前一直是奧斯曼帝國軍隊中流砥柱的西帕希騎兵也不再具有軍事價值了。
這些持有封地的西帕希騎兵依靠封地上的收入和封地所屬的農民的勞作取得生活來源。
他們習慣于以往的奧斯曼傳統，隻能适應短期作戰，而不适應現代戰争的需求。
現代戰争需要更多受過火器使用訓練的步兵和在其他方面有一技之長的專業化部隊。
在歐洲戰場上，西帕希騎兵被證明無法抵擋火力更猛的德意志燧發槍兵。
因此，作為一個階層，西帕希騎兵正在衰落，至少是在發生變化&mdash&mdash實際上，他們變得越來越容易違抗命令，并産生破壞性的作用。
現在，面對充滿艱難和危險但又不像以往那樣有物質獎勵的戰鬥任務，西帕希騎兵往往拒絕參戰。
即便到了戰場上，他們也會挑選對自己有利的時機逃離戰場，就像他們在1596年于匈牙利的邁澤凱賴斯泰什（Mezo-Keresztes）戰役中所做的那樣。
在這場戰役之後，有3萬名西帕希騎兵被剝奪了封地。
這清晰地表明，這套體系已經不适應時代的需要了。
如果他們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那麼除非他們可以出錢來替代服役，否則他們的封地就會被褫奪。
這樣一來，由于失去土地而心懷不滿的人就越來越多。
他們的土地會落到其他人的手中，而轉移土地所有權的過程有時候會按照法定程序進行，有時候負責裁決的法官則會把土地轉交給行賄者。
就這樣，一個新的地主階層崛起了。
他們中有很多人是宮廷裡的官員、侍從和仆人，也有不少人來自宮廷之外，但他們往往居住在城市裡，而不居住在他們的封地上。
如果有的西帕希騎兵能保住自己的封地，他們現在也會想方設法地把自己的封地傳給自己的兒子，實現土地的世襲。
他們的子孫不服兵役，而且通常會放棄艱苦的馬上生活，轉而像那些購買封地的人一樣選擇悠閑的城市生活。
就這樣，帝國内部形成了外居地主世襲的土地制度，這些外居地主往往不負任何責任，承擔所有重擔的都是農民。
無論在原則上還是在實踐上，這一體系都與曆任前代蘇丹精心設計的國家制度背道而馳，并且在農民和城市人口之間造成了日漸擴大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上的鴻溝。
而在首都内部，政府官員的任命機制也發生了類似的急劇轉變。
在此之前，負責管理國家的蘇丹的&ldquo奴隸之家&rdquo的成員全都是身為奴隸的前基督徒。
他們基本上都來自農民家庭，從小在鄉村長大，因此都保留着對農民的親近感，也熟悉農村的事務。
但是，在蘇萊曼統治的末期，這套體系出現了松動。
到了16世紀末，身為自由人、成長于城鎮之中的穆斯林子民也可以進入蘇丹的&ldquo奴隸之家&rdquo了。
他們進入&ldquo奴隸之家&rdquo，憑借的往往是家族的影響力，或者靠出錢買官。
他們現在還可以将官職傳給自己的兒子。
于是，在政府機構裡也建立起了普遍的世襲體系，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任人唯親的現象。
從此以後，兼具野心、背景、資财、好勝心和敏銳的政治直覺的年輕穆斯林，就可以從一個權錢雙收的職務爬到另一個權錢雙收的職務，扶搖直上，盡收私利。
不過，要想爬到權力的頂端，依然像以前一樣需要過人的精力和智慧。
但是，奧斯曼帝國政府内曾經全都是訓練有素、憑借個人品行和能力獲得君主青睐的精英，這樣的盛景已然不再。
奧斯曼帝國種種衰落表象的背後，是社會和經濟基礎的紊亂。
首先，奧斯曼帝國的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耕地增長的速度。
其次，在大量的金銀從新世界的西屬美洲注入之後，帝國内部出現了物價暴漲。
大量的金銀注入導緻奧斯曼帝國的銀币貶值，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這種現象在當時的歐洲地中海沿岸地區也十分常見。
面對由此引發的經濟危機，奧斯曼帝國政府不得不在1584年效法波斯，操控币值。
金币貶值了50%，而通常用于支付軍饷的标準銀币阿斯皮爾則被融掉，再摻進更多的銅鑄成更薄的錢币。
用一位當時的土耳其史家的話說，這種錢币&ldquo像杏樹葉一樣輕薄，像露珠一樣毫無價值&rdquo。
貨币貶值一直在持續，西班牙駐威尼斯大使甚至這樣對腓力二世彙報道：&ldquo奧斯曼帝國十分貧窮，資源也已經耗竭，唯一還在流通的貨币是完全用鐵制成的阿斯皮爾。
&rdquo在16和17世紀之交，奧斯曼帝國遭遇了接連不斷的經濟危機，經濟實力十分衰弱。
奧斯曼帝國即便還沒有到破産的境地，但至少也到了經常發不出軍饷的地步。
國内的不滿情緒越發高漲，中央政府的權威則日益衰減，已經無法控制國内的示威活動、叛亂和騷亂。
16世紀，帝國的人口總數翻了一倍。
在人口壓力之下，帝國發動了對歐洲的征服活動，但是收效甚微。
因此，帝國已經沒有足夠的土地來安置過剩的人口了。
由于人多地少，村莊裡的年輕人不得不離開家鄉，到其他地方去尋求生計。
除了從土地上獲得資源，奧斯曼帝國政府和它中世紀式的傳統行會體系也沒有辦法開發出新的經濟資源。
隻有對塞浦路斯的征服帶來了一些移民定居的機會，而在其他地方都已經沒有了類似的機遇。
尤其是在安納托利亞，到處都是沒有土地、四處漂泊的農民，他們滿心希望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