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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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作為非正規軍為國效命的機會，或是從政府那裡得到别的什麼就業機會。
如果找不到工作機會，他們往往就會掀起騷亂，時常還會從事打家劫舍的勾當。
貨币的貶值還導緻了一系列的問題，諸如物價翻倍，假币泛濫，投機活動猖獗，利率高企，高利貸橫行，這一切都加劇了失業人群的生活困境。
面對财政赤字，帝國政府不得不通過增稅來開源，而這一切負擔歸根結底還是落在了農民身上。
從官方的角度看，農民的負擔來自中央政府和行省政府增加的稅收；但實際上，他們的負擔更多地來自權力的濫用和一些非法的行徑。
通貨膨脹對于依靠固定收入的階層而言沖擊尤為明顯，他們收入的實際價值相當于減少了一半。
因此，不論是負責軍事、民政還是司法的官員，都切身感受到了通貨膨脹的影響，這迫使他們貪污納賄、日漸腐敗，使用各種非法的方式敲詐、騷擾農民。
在16世紀末，這些非法行為大行其道。
1609年，蘇丹艾哈邁德一世在頒布給行省官員的诏書中這樣寫道： 你們在巡視省務時并未恪盡職守，反而四處非法斂财&hellip&hellip在所謂的&ldquo巡視&rdquo中&hellip&hellip你們犯下了如下惡行：倘若有人從樹上摔下來，你們偏要把這說成是一起謀殺，然後到村莊裡住下來尋找所謂的兇手，給村民戴上鐐铐，騷擾百姓。
除了榨取成百上千的金币銀币（所謂&ldquo血稅&rdquo）之外，你們還從村民處搜刮馬匹、騾子、奴隸、大麥、稻草、木材、草料、綿羊、羔羊、小雞、黃油、蜂蜜和其他食品，美其名曰&ldquo征用&rdquo。
你們還把自己的收入拿去放高利貸，由帶着大量騎手的催債人到處讨債。
他們才不會按照法律規定的數額去讨債，而是想要弄多少錢，就去弄多少錢。
法官也像其他官員一樣腐敗。
他們本應負責聽取民怨，搞清楚糾紛的緣由，但他們反而用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去解讀蘇丹的法令，從被起訴的人身上榨取錢财。
負責稅務登記的法官往往誇大應繳稅金的數額，中飽私囊。
法官有權在自己的轄區内任命代理人，于是他們就挑選出價最高的人。
在種種壓榨之下，為了償付稅金和債務，村民不得不去借高利貸，利率往往高達50%。
他們為放貸者勞作而一無所得，實際上成了他們的奴隸。
為了頂替日漸衰微的依托封建制度的西帕希騎兵，政府不得不增加常備軍的力量。
常備軍既包括近衛軍，也包括其他由蘇丹支付軍饷的部隊，比如隸屬于帝國政府的常備西帕希騎兵這樣的&ldquo蘇丹的戰士&rdquo。
增加常備軍意味着需要新的兵源。
以往，常備軍的兵源是戰争中被俘或是出錢購買的基督徒家庭出身的奴隸，但現在這種來源已經不足以補充常備軍的兵力。
像在行政領域一樣，穆斯林以前是不能被編入常備軍的。
但現在，大量的穆斯林臣民也史無前例地被編入了帝國的武裝部隊之中，他們既可以加入近衛軍，也可以加入其他的常備軍（卡皮庫魯，kapi-kulus）[1]。
這樣一來，這些部隊的成色就被沖淡了，新成分的兵源改變了部隊内部的單一性。
這不僅明顯影響到這些部隊的紀律性，也影響到了他們内部的團結，動搖了他們的集體精神。
近衛軍越來越經常地待在兵營裡無所事事，因此獲得了從事手工業工作的許可，以便通過出售手工制品來貼補開銷。
随着他們第一次接觸商業，他們逐漸與伊斯坦布爾和其他駐紮城市的平民手工匠人融為了一體，實際上變成了當地的居民，喪失了紀律性和對戰争的熱情。
除此之外，在蘇萊曼統治期間，近衛軍還獲得了結婚的許可。
這樣一來，就像行政官員和有地階層一樣，近衛軍也不可避免地越來越世襲化。
很快，近衛軍的兒子就可以獲準進入近衛軍。
起初，隻能通過走法律規避程序來做到這一點，畢竟近衛軍是一支奴隸部隊，而把生來就是穆斯林的人化為奴隸是不合法的。
而塞利姆二世在位時，正式為近衛軍的兒子進入近衛軍設置了一定的名額。
最終，在穆拉德四世統治時期[2]，無論是近衛軍還是蘇丹的&ldquo奴隸之家&rdquo的其他崗位，隻接納基督徒奴隸的傳統做法被徹底廢除，從而在法律上确認了已經通行的既定做法。
随着他們的蘇丹主人日漸軟弱，近衛軍從16世紀的最後十年開始，變得越發躁動不安、貪得無厭。
1589年，為了抗議蘇丹發放給他們劣質錢币，他們給穆拉德三世帶來了大麻煩。
有史以來第一次，他們一路攻進了大薩拉基裡奧宮。
當時，迪萬正在召開會議，近衛軍就要求得到那些該為鑄造劣質錢币負責的政府官員的項上人頭。
蘇丹不敢親自面對叛亂的部隊，隻好向他們的武力屈服，批準了他們要求的兩個死刑。
在接下來的三年中，意識到了自身優勢的近衛軍又接連迫使兩任大維齊爾下台。
1593年，又輪到蘇丹的常備西帕希騎兵造反了。
這一次當權者巧妙地利用了近衛軍和常備西帕希騎兵之間的矛盾（後來又不止一次這樣做），讓近衛軍出面對付他們，恢複了秩序。
蘇丹部隊的類似叛亂影響了帝國的多個省份。
在帝國的附庸國摩爾達維亞，近衛軍甚至膽大妄為到收受賄賂、自立總督的地步。
結果，由于沒能交納貢金，這位總督後來又在伊斯坦布爾被近衛軍劫殺。
從1596年開始，安納托利亞出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
非正規軍掀起了&ldquo傑拉裡（Jelalis）叛亂&rdquo，導緻安納托利亞陷入了徹底的無政府狀态。
在安納托利亞，此時已經有大量隸屬于蘇丹的正規軍駐紮。
與他們相對的是規模日漸龐大的&ldquo塞克班&rdquo（sekhans），即配發火槍的非正規步兵和騎兵。
他們受行省總督的指揮，是行省内的主要部隊。
在和平時期，得不到軍饷又對享有種種特權的蘇丹正規軍充滿了妒忌的塞克班就成了不穩定因素，這群沒有土地、四處漂泊的農民時常在鄉間遊蕩，淪為土匪和強盜。
這些失業的塞克班就構成了傑拉裡叛亂的主力，土庫曼人、庫爾德人和其他亞洲部落也加入其中，裡面還有被剝奪了封地的西帕希騎兵。
一大群塞克班和其他非正規軍士兵在歐洲的戰事中做了逃兵。
面對指揮官殘酷的懲罰，他們被迫作為&ldquo菲拉裡斯&rdquo（firaris，即&ldquo逃亡者&rdquo）逃到了安納托利亞，他們之中大部分人的家鄉都在這裡。
行省政府派出一些非正規軍來鎮壓他們，但比起與他們作戰，這些前來鎮壓的部隊往往更願意加入他們。
于是，傑拉裡叛亂的隊伍又壯大了。
為了對付他們，專注于匈牙利戰事的帝國政府接連挑選了兩個人強行征募部隊前去鎮壓。
結果，在征募完部隊之後，這兩個人也擁兵叛亂，并且從百姓身上榨取錢财和給養以資軍用。
這兩位指揮官中，比較有本領的那個名叫卡拉&mdash亞茲吉（Kara-Yaziji）。
他從安納托利亞各類對現實不滿的人群之中，糾集了數萬名傑拉裡叛軍。
他的大軍迫使一座座城鎮向其納貢，在安納托利亞中部控制了若幹個行省。
面對政府軍的攻勢，他們退到了安納托利亞東南部，在烏爾法（Urfa）要塞頑強抵抗。
在卡拉&mdash亞茲吉死後，他的兄弟德利·哈桑（Del
如果找不到工作機會，他們往往就會掀起騷亂，時常還會從事打家劫舍的勾當。
貨币的貶值還導緻了一系列的問題，諸如物價翻倍，假币泛濫，投機活動猖獗，利率高企，高利貸橫行，這一切都加劇了失業人群的生活困境。
面對财政赤字，帝國政府不得不通過增稅來開源，而這一切負擔歸根結底還是落在了農民身上。
從官方的角度看，農民的負擔來自中央政府和行省政府增加的稅收；但實際上，他們的負擔更多地來自權力的濫用和一些非法的行徑。
通貨膨脹對于依靠固定收入的階層而言沖擊尤為明顯，他們收入的實際價值相當于減少了一半。
因此，不論是負責軍事、民政還是司法的官員，都切身感受到了通貨膨脹的影響，這迫使他們貪污納賄、日漸腐敗，使用各種非法的方式敲詐、騷擾農民。
在16世紀末，這些非法行為大行其道。
1609年，蘇丹艾哈邁德一世在頒布給行省官員的诏書中這樣寫道： 你們在巡視省務時并未恪盡職守，反而四處非法斂财&hellip&hellip在所謂的&ldquo巡視&rdquo中&hellip&hellip你們犯下了如下惡行：倘若有人從樹上摔下來，你們偏要把這說成是一起謀殺，然後到村莊裡住下來尋找所謂的兇手，給村民戴上鐐铐，騷擾百姓。
除了榨取成百上千的金币銀币（所謂&ldquo血稅&rdquo）之外，你們還從村民處搜刮馬匹、騾子、奴隸、大麥、稻草、木材、草料、綿羊、羔羊、小雞、黃油、蜂蜜和其他食品，美其名曰&ldquo征用&rdquo。
你們還把自己的收入拿去放高利貸，由帶着大量騎手的催債人到處讨債。
他們才不會按照法律規定的數額去讨債，而是想要弄多少錢，就去弄多少錢。
法官也像其他官員一樣腐敗。
他們本應負責聽取民怨，搞清楚糾紛的緣由，但他們反而用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去解讀蘇丹的法令，從被起訴的人身上榨取錢财。
負責稅務登記的法官往往誇大應繳稅金的數額，中飽私囊。
法官有權在自己的轄區内任命代理人，于是他們就挑選出價最高的人。
在種種壓榨之下，為了償付稅金和債務，村民不得不去借高利貸，利率往往高達50%。
他們為放貸者勞作而一無所得，實際上成了他們的奴隸。
為了頂替日漸衰微的依托封建制度的西帕希騎兵，政府不得不增加常備軍的力量。
常備軍既包括近衛軍，也包括其他由蘇丹支付軍饷的部隊，比如隸屬于帝國政府的常備西帕希騎兵這樣的&ldquo蘇丹的戰士&rdquo。
增加常備軍意味着需要新的兵源。
以往，常備軍的兵源是戰争中被俘或是出錢購買的基督徒家庭出身的奴隸，但現在這種來源已經不足以補充常備軍的兵力。
像在行政領域一樣，穆斯林以前是不能被編入常備軍的。
但現在，大量的穆斯林臣民也史無前例地被編入了帝國的武裝部隊之中，他們既可以加入近衛軍，也可以加入其他的常備軍（卡皮庫魯，kapi-kulus）[1]。
這樣一來，這些部隊的成色就被沖淡了，新成分的兵源改變了部隊内部的單一性。
這不僅明顯影響到這些部隊的紀律性，也影響到了他們内部的團結，動搖了他們的集體精神。
近衛軍越來越經常地待在兵營裡無所事事，因此獲得了從事手工業工作的許可，以便通過出售手工制品來貼補開銷。
随着他們第一次接觸商業，他們逐漸與伊斯坦布爾和其他駐紮城市的平民手工匠人融為了一體，實際上變成了當地的居民，喪失了紀律性和對戰争的熱情。
除此之外，在蘇萊曼統治期間，近衛軍還獲得了結婚的許可。
這樣一來，就像行政官員和有地階層一樣，近衛軍也不可避免地越來越世襲化。
很快，近衛軍的兒子就可以獲準進入近衛軍。
起初，隻能通過走法律規避程序來做到這一點，畢竟近衛軍是一支奴隸部隊，而把生來就是穆斯林的人化為奴隸是不合法的。
而塞利姆二世在位時，正式為近衛軍的兒子進入近衛軍設置了一定的名額。
最終，在穆拉德四世統治時期[2]，無論是近衛軍還是蘇丹的&ldquo奴隸之家&rdquo的其他崗位，隻接納基督徒奴隸的傳統做法被徹底廢除，從而在法律上确認了已經通行的既定做法。
随着他們的蘇丹主人日漸軟弱，近衛軍從16世紀的最後十年開始，變得越發躁動不安、貪得無厭。
1589年，為了抗議蘇丹發放給他們劣質錢币，他們給穆拉德三世帶來了大麻煩。
有史以來第一次，他們一路攻進了大薩拉基裡奧宮。
當時，迪萬正在召開會議，近衛軍就要求得到那些該為鑄造劣質錢币負責的政府官員的項上人頭。
蘇丹不敢親自面對叛亂的部隊，隻好向他們的武力屈服，批準了他們要求的兩個死刑。
在接下來的三年中，意識到了自身優勢的近衛軍又接連迫使兩任大維齊爾下台。
1593年，又輪到蘇丹的常備西帕希騎兵造反了。
這一次當權者巧妙地利用了近衛軍和常備西帕希騎兵之間的矛盾（後來又不止一次這樣做），讓近衛軍出面對付他們，恢複了秩序。
蘇丹部隊的類似叛亂影響了帝國的多個省份。
在帝國的附庸國摩爾達維亞，近衛軍甚至膽大妄為到收受賄賂、自立總督的地步。
結果，由于沒能交納貢金，這位總督後來又在伊斯坦布爾被近衛軍劫殺。
從1596年開始，安納托利亞出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
非正規軍掀起了&ldquo傑拉裡（Jelalis）叛亂&rdquo，導緻安納托利亞陷入了徹底的無政府狀态。
在安納托利亞，此時已經有大量隸屬于蘇丹的正規軍駐紮。
與他們相對的是規模日漸龐大的&ldquo塞克班&rdquo（sekhans），即配發火槍的非正規步兵和騎兵。
他們受行省總督的指揮，是行省内的主要部隊。
在和平時期，得不到軍饷又對享有種種特權的蘇丹正規軍充滿了妒忌的塞克班就成了不穩定因素，這群沒有土地、四處漂泊的農民時常在鄉間遊蕩，淪為土匪和強盜。
這些失業的塞克班就構成了傑拉裡叛亂的主力，土庫曼人、庫爾德人和其他亞洲部落也加入其中，裡面還有被剝奪了封地的西帕希騎兵。
一大群塞克班和其他非正規軍士兵在歐洲的戰事中做了逃兵。
面對指揮官殘酷的懲罰，他們被迫作為&ldquo菲拉裡斯&rdquo（firaris，即&ldquo逃亡者&rdquo）逃到了安納托利亞，他們之中大部分人的家鄉都在這裡。
行省政府派出一些非正規軍來鎮壓他們，但比起與他們作戰，這些前來鎮壓的部隊往往更願意加入他們。
于是，傑拉裡叛亂的隊伍又壯大了。
為了對付他們，專注于匈牙利戰事的帝國政府接連挑選了兩個人強行征募部隊前去鎮壓。
結果，在征募完部隊之後，這兩個人也擁兵叛亂，并且從百姓身上榨取錢财和給養以資軍用。
這兩位指揮官中，比較有本領的那個名叫卡拉&mdash亞茲吉（Kara-Yaziji）。
他從安納托利亞各類對現實不滿的人群之中，糾集了數萬名傑拉裡叛軍。
他的大軍迫使一座座城鎮向其納貢，在安納托利亞中部控制了若幹個行省。
面對政府軍的攻勢，他們退到了安納托利亞東南部，在烏爾法（Urfa）要塞頑強抵抗。
在卡拉&mdash亞茲吉死後，他的兄弟德利·哈桑（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