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關燈
小
中
大
分龐大并且仍在不斷擴張的制度體系逐漸成了帝國行政體系的主體，這個體系的目标就是利用一切财政、社會和農業政策來滿足帝國的軍事需求。
這一體系造就了一種&ldquo碎片化的所有權&rdquo，國家、西帕希騎兵和農民分别享受并承擔土地帶來的一部分權利和義務。
國家擁有土地；西帕希騎兵得到國家的授權，可以從農民身上獲得一定數額的收入，以此來回饋他和他的手下提供的軍事服務；被稱作&ldquo拉亞&rdquo的農民則負責耕種土地，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在支付了稅金和付出了勞動之後，可以用土地上的物産來養活家人。
在農民去世時，他的土地可以傳給兒子。
就這樣，在穆罕默德蘇丹的統治下，帝國建立起了一個完善、協調而又得到了嚴格監管的封建組織；在這個組織中，勞動階層和軍事階層彼此聯系，相互受益。
這些擁有蒂瑪爾的西帕希騎兵和他們所屬的騎手，使用傳統的中世紀武器，例如弓、劍、盾牌、長矛和釘頭錘。
到穆罕默德統治的末期，他們的總數達到4萬多人，構成了奧斯曼軍隊的主要部分。
他們與蘇丹本人的皇宮衛隊&mdash&mdash宮門西帕希并不是一回事。
像奧斯曼一世的時代一樣，在戰争期間，蘇丹會從民間征召非正規的阿金基騎兵來輔助西帕希騎兵作戰。
阿金基騎兵主要依靠在新征服的土地上進行劫掠為生。
此外，蘇丹還會征召奧爾汗時代引入的民兵部隊&mdash&mdash阿紮布步兵。
不過，奧斯曼軍隊的主力軍仍然是近衛軍。
這些奴隸身份的步兵沒有土地，出身于基督徒家庭，其總數在穆罕默德的時代增加到了1萬人。
他們的待遇獲得了提高，配備的武器也更為現代化。
在當時的東方世界，軍隊的核心往往是騎兵，而奧斯曼軍隊的核心卻别具一格地由近衛軍步兵組成。
在西方，土耳其人也沒有遇到過可以與近衛軍相匹敵的敵人。
在首都，近衛軍隻是普通的守備部隊，由他們的阿迦統率，駐紮在皇宮裡。
在外征戰時，隻有近衛軍會被派去駐防剛剛攻克的城池，除了守城之外還要負責維護城市附近的治安。
近衛軍不受任何地方政府的管轄，直接聽命于蘇丹，蘇丹也親自為他們委派指揮官。
因此，在帝國的版圖上，近衛軍可以為中央政府征服地方上可能的反對勢力。
從奧爾汗蘇丹的時代開始，在強有力的蘇丹在位時，近衛軍就是皇室忠誠的仆人，用來遏制中世紀歐洲常見的獨立封建貴族勢力的增長。
穆罕默德消滅了舊的統治階層，并用他私人的奴隸出任高官取代他們，這樣整個奧斯曼帝國裡決定榮辱的就隻有官階了。
如此一來，人們也獲得了自由晉升的機遇。
在這個充滿彈性的社會中，一個仆人可能會在日後超過他的主人，一個下級也可能超過他的上級；一個匠人可能會成為大維齊爾，而一個大維齊爾也可能會跌落到匠人的地位。
這種地位的下降成了衆人認可的個人風險，不會因此導緻某個階層的損失。
與西方基督教世界不同，在這個伊斯蘭帝國的社會和行政體系中，蘇丹的青睐和個人的才幹成了決定性的因素。
在這個時期的奧斯曼帝國，與生俱來的特權大體上是不存在的。
在法律和其他奧斯曼人的面前，擁有絕對君權的蘇丹之下的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在這個唯賢是舉的國家裡，人們必須憑借自己的本領去換取特權。
國家的收入首先來自被征服的非穆斯林（拉亞）支付的人頭稅。
農民中的大多數和大量的城市人口都是非穆斯林，尤其是在歐洲地區。
身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和皈依了伊斯蘭教的前異教徒無須支付人頭稅，但在其所在地區發生戰争時，他們需要根據财産多寡繳納什一稅。
什一稅涵蓋的财産種類包括牲畜、谷物和蜂巢。
在戰争過程中，在沿海及靠近主要道路或森林的具有戰略性的地區，其居民需要承擔勞役來協助軍隊作戰；作為回報，不論是不是拉亞，他們都可以獲得免稅的待遇。
其他的收入還包括由瓦拉幾亞、摩爾達維亞和拉古薩共和國等國家支付的歲貢。
不過，帝國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各種國家機構和事業收入&mdash&mdash關稅、港務費、過路費、擺渡費、稱重費以及對鹽、肥皂和蠟等商品的壟斷收益。
國家經常會把這些産品和包括銀、銅、鉛礦在内的其他産品及自然資源的銷售權轉讓給特許經營商。
政府和特許經營商雙雙從中獲益，但這種做法有時也會帶來一些社會和财政方面的弊端，并導緻對生産資源的過分壓榨。
當蘇丹需要增加收入以維持其龐大的軍備時（他需要讓軍隊常年保持戰備狀态），他還會鑄造新錢，同時以一定的折舊率回收舊錢，以此來實現周期性的貨币貶值。
這種做法實際上等于對人們手中的銀币征了一次稅，因而引發了人們的不滿。
而且，蘇丹還會派遣一些被稱為&ldquo覓銀者&rdquo的官員去搜查人們的房屋，沒收藏起來的錢币。
不過，從長期來看，穆罕默德還是設法通過促進商業和經濟的發展來持續增加國家收入，并以此來為他的戰事提供資金。
為了終結西歐人在黎凡特地區（Levant）[8]的政治特權，前代的蘇丹取消了從拜占庭帝國晚期開始實行的對西歐人的海關免稅制度，改為向他們征收相當于販運貨物價值10%的關稅。
到了穆罕默德的時代，稅率翻了一倍，因此引發了西歐商人的強烈不滿。
然而，在穆罕默德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後，由于蘇丹治下領土的政治穩定性更強，相隔甚遠的地區之間的交通往來也變得更安全，貿易活動反而有增無減。
越來越緊密和普遍的經濟融合增進了經濟繁榮。
不過，在奧斯曼帝國的版圖内，其他非穆斯林族群，特别是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逐漸取代了意大利商人的地位。
取得快速發展的不僅僅是伊斯坦布爾，諸如布爾薩、阿德裡安堡和加裡波利港等城市也從貿易增長中獲益匪淺。
安納托利亞西部的棉花業、安哥拉附近的山羊毛行業以及伊斯坦布爾和布爾薩的絲綢業蓬勃發展，成了西方市場的出口中心。
特别是位于自波斯而來的大篷車絲綢之路末端的布爾薩，已經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商品集散地，其中包括從印度和阿拉伯經大馬士革運來的香料。
這些貨物有兩種運輸途徑：其一是走以往穿越安納托利亞的陸路，一路經過阿達納（Adana）和科尼亞；其二是走海運，從埃及和叙利亞的港口運往安塔利亞（Adalia）和阿拉尼亞（Alanya），再由那裡将安納托利亞出産的鐵礦石和其他貨物出口到埃及去。
在反方向的商路上，布爾薩同時也成了歐洲羊毛制品出口東方的中心。
精力充沛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一心想要盡可能地開發國家的資源，于是在來自西方的顧問的建議下，他把大量的精力都花在了貿易和财政事務上。
從即位伊始，穆罕默德就專注于行政體系，特别是财政部門的重組。
通過改革，他确立了高效而有序的稅收制度。
在這樣的實際事務方面，穆罕默德要勝過他的父親。
而在知識層面上，他也要感謝他的父親。
雖然起步有一點晚，但是穆罕默德還是接受了第一流的教育。
他熟練地掌握了六種語言&mdash&mdash土耳其語、希臘語、阿拉伯語、拉丁語、波斯語和希伯來語，并且在多名教師的幫助下精通伊斯蘭文學、希臘文學和哲學，還略懂一些科學知識。
像對東方文化一樣，穆罕默德對西方文化也充滿了崇敬之情。
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後，他把數量衆多的意大利人請到了他的宮廷裡，其中包括使用拉丁文的人文主義學者和各知識領域的專家。
誠然，此舉部分是出于政治目的，因為他需要了解他想要征服的世界，懂得西方，特别是亞平甯半島的曆史、地理、政府體系、宗教信仰、内部矛盾、外交伎倆、武裝力量和軍事戰略。
同時，他也要靠這些顧問就貿易和财政政策給出意見。
在學者的幫助下，他為大薩拉基裡奧宮的圖書館收集了一些供其進行研究的古典時代手稿，以
這一體系造就了一種&ldquo碎片化的所有權&rdquo，國家、西帕希騎兵和農民分别享受并承擔土地帶來的一部分權利和義務。
國家擁有土地；西帕希騎兵得到國家的授權，可以從農民身上獲得一定數額的收入，以此來回饋他和他的手下提供的軍事服務；被稱作&ldquo拉亞&rdquo的農民則負責耕種土地，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在支付了稅金和付出了勞動之後，可以用土地上的物産來養活家人。
在農民去世時，他的土地可以傳給兒子。
就這樣，在穆罕默德蘇丹的統治下，帝國建立起了一個完善、協調而又得到了嚴格監管的封建組織；在這個組織中，勞動階層和軍事階層彼此聯系，相互受益。
這些擁有蒂瑪爾的西帕希騎兵和他們所屬的騎手，使用傳統的中世紀武器，例如弓、劍、盾牌、長矛和釘頭錘。
到穆罕默德統治的末期，他們的總數達到4萬多人，構成了奧斯曼軍隊的主要部分。
他們與蘇丹本人的皇宮衛隊&mdash&mdash宮門西帕希并不是一回事。
像奧斯曼一世的時代一樣，在戰争期間，蘇丹會從民間征召非正規的阿金基騎兵來輔助西帕希騎兵作戰。
阿金基騎兵主要依靠在新征服的土地上進行劫掠為生。
此外，蘇丹還會征召奧爾汗時代引入的民兵部隊&mdash&mdash阿紮布步兵。
不過，奧斯曼軍隊的主力軍仍然是近衛軍。
這些奴隸身份的步兵沒有土地，出身于基督徒家庭，其總數在穆罕默德的時代增加到了1萬人。
他們的待遇獲得了提高，配備的武器也更為現代化。
在當時的東方世界，軍隊的核心往往是騎兵，而奧斯曼軍隊的核心卻别具一格地由近衛軍步兵組成。
在西方，土耳其人也沒有遇到過可以與近衛軍相匹敵的敵人。
在首都，近衛軍隻是普通的守備部隊，由他們的阿迦統率，駐紮在皇宮裡。
在外征戰時，隻有近衛軍會被派去駐防剛剛攻克的城池，除了守城之外還要負責維護城市附近的治安。
近衛軍不受任何地方政府的管轄，直接聽命于蘇丹，蘇丹也親自為他們委派指揮官。
因此，在帝國的版圖上，近衛軍可以為中央政府征服地方上可能的反對勢力。
從奧爾汗蘇丹的時代開始，在強有力的蘇丹在位時，近衛軍就是皇室忠誠的仆人，用來遏制中世紀歐洲常見的獨立封建貴族勢力的增長。
穆罕默德消滅了舊的統治階層，并用他私人的奴隸出任高官取代他們，這樣整個奧斯曼帝國裡決定榮辱的就隻有官階了。
如此一來，人們也獲得了自由晉升的機遇。
在這個充滿彈性的社會中，一個仆人可能會在日後超過他的主人，一個下級也可能超過他的上級；一個匠人可能會成為大維齊爾，而一個大維齊爾也可能會跌落到匠人的地位。
這種地位的下降成了衆人認可的個人風險，不會因此導緻某個階層的損失。
與西方基督教世界不同，在這個伊斯蘭帝國的社會和行政體系中，蘇丹的青睐和個人的才幹成了決定性的因素。
在這個時期的奧斯曼帝國，與生俱來的特權大體上是不存在的。
在法律和其他奧斯曼人的面前，擁有絕對君權的蘇丹之下的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在這個唯賢是舉的國家裡，人們必須憑借自己的本領去換取特權。
國家的收入首先來自被征服的非穆斯林（拉亞）支付的人頭稅。
農民中的大多數和大量的城市人口都是非穆斯林，尤其是在歐洲地區。
身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和皈依了伊斯蘭教的前異教徒無須支付人頭稅，但在其所在地區發生戰争時，他們需要根據财産多寡繳納什一稅。
什一稅涵蓋的财産種類包括牲畜、谷物和蜂巢。
在戰争過程中，在沿海及靠近主要道路或森林的具有戰略性的地區，其居民需要承擔勞役來協助軍隊作戰；作為回報，不論是不是拉亞，他們都可以獲得免稅的待遇。
其他的收入還包括由瓦拉幾亞、摩爾達維亞和拉古薩共和國等國家支付的歲貢。
不過，帝國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各種國家機構和事業收入&mdash&mdash關稅、港務費、過路費、擺渡費、稱重費以及對鹽、肥皂和蠟等商品的壟斷收益。
國家經常會把這些産品和包括銀、銅、鉛礦在内的其他産品及自然資源的銷售權轉讓給特許經營商。
政府和特許經營商雙雙從中獲益，但這種做法有時也會帶來一些社會和财政方面的弊端，并導緻對生産資源的過分壓榨。
當蘇丹需要增加收入以維持其龐大的軍備時（他需要讓軍隊常年保持戰備狀态），他還會鑄造新錢，同時以一定的折舊率回收舊錢，以此來實現周期性的貨币貶值。
這種做法實際上等于對人們手中的銀币征了一次稅，因而引發了人們的不滿。
而且，蘇丹還會派遣一些被稱為&ldquo覓銀者&rdquo的官員去搜查人們的房屋，沒收藏起來的錢币。
不過，從長期來看，穆罕默德還是設法通過促進商業和經濟的發展來持續增加國家收入，并以此來為他的戰事提供資金。
為了終結西歐人在黎凡特地區（Levant）[8]的政治特權，前代的蘇丹取消了從拜占庭帝國晚期開始實行的對西歐人的海關免稅制度，改為向他們征收相當于販運貨物價值10%的關稅。
到了穆罕默德的時代，稅率翻了一倍，因此引發了西歐商人的強烈不滿。
然而，在穆罕默德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後，由于蘇丹治下領土的政治穩定性更強，相隔甚遠的地區之間的交通往來也變得更安全，貿易活動反而有增無減。
越來越緊密和普遍的經濟融合增進了經濟繁榮。
不過，在奧斯曼帝國的版圖内，其他非穆斯林族群，特别是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逐漸取代了意大利商人的地位。
取得快速發展的不僅僅是伊斯坦布爾，諸如布爾薩、阿德裡安堡和加裡波利港等城市也從貿易增長中獲益匪淺。
安納托利亞西部的棉花業、安哥拉附近的山羊毛行業以及伊斯坦布爾和布爾薩的絲綢業蓬勃發展，成了西方市場的出口中心。
特别是位于自波斯而來的大篷車絲綢之路末端的布爾薩，已經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商品集散地，其中包括從印度和阿拉伯經大馬士革運來的香料。
這些貨物有兩種運輸途徑：其一是走以往穿越安納托利亞的陸路，一路經過阿達納（Adana）和科尼亞；其二是走海運，從埃及和叙利亞的港口運往安塔利亞（Adalia）和阿拉尼亞（Alanya），再由那裡将安納托利亞出産的鐵礦石和其他貨物出口到埃及去。
在反方向的商路上，布爾薩同時也成了歐洲羊毛制品出口東方的中心。
精力充沛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一心想要盡可能地開發國家的資源，于是在來自西方的顧問的建議下，他把大量的精力都花在了貿易和财政事務上。
從即位伊始，穆罕默德就專注于行政體系，特别是财政部門的重組。
通過改革，他确立了高效而有序的稅收制度。
在這樣的實際事務方面，穆罕默德要勝過他的父親。
而在知識層面上，他也要感謝他的父親。
雖然起步有一點晚，但是穆罕默德還是接受了第一流的教育。
他熟練地掌握了六種語言&mdash&mdash土耳其語、希臘語、阿拉伯語、拉丁語、波斯語和希伯來語，并且在多名教師的幫助下精通伊斯蘭文學、希臘文學和哲學，還略懂一些科學知識。
像對東方文化一樣，穆罕默德對西方文化也充滿了崇敬之情。
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後，他把數量衆多的意大利人請到了他的宮廷裡，其中包括使用拉丁文的人文主義學者和各知識領域的專家。
誠然，此舉部分是出于政治目的，因為他需要了解他想要征服的世界，懂得西方，特别是亞平甯半島的曆史、地理、政府體系、宗教信仰、内部矛盾、外交伎倆、武裝力量和軍事戰略。
同時，他也要靠這些顧問就貿易和财政政策給出意見。
在學者的幫助下，他為大薩拉基裡奧宮的圖書館收集了一些供其進行研究的古典時代手稿，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