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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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到達歐洲的巴爾幹地區。
與其他邊疆戰士不同的是，奧斯曼人善于将軍事征服的成果轉化為有效的政治組織。
奧斯曼本人不僅是一名出色的戰士，也是一位傑出的管理者。
他還任命嶽父艾德巴利為維齊爾（vezir，vizier）[2]，并得到他的襄助。
奧斯曼是一位睿智而具有耐心的統治者。
他的部衆之所以滿懷敬意地效忠于他，既不是因為他的勇武，更不是因為他有着某種半神式的宗教地位，而是因為他的沉着冷靜和不可抗拒的魅力。
奧斯曼的身上有一種天然高人一等的權威感。
他從未試圖通過控制别人來樹立這種權威感。
不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政務上，哪怕是那些能力不亞于他甚至超過他的人，都會對他滿懷敬意，心中隻有忠誠，而不會燃起一絲敵意。
正如赫伯特·亞當斯·吉本（HerbertAdamsGibbons）所描述的那樣，奧斯曼是一個&ldquo能夠駕馭恃才傲物者的偉人&rdquo。
他的追随者們前來服侍他，十分和諧地與他共事，認真地為這個成長中的小國打造足以确保其長治久安的基石，塑造強大的内部凝聚力。
與此同時，他們統率着自己的軍隊進行擴張，并以貝伊（bey）[3]的身份管理新征服的土地。
盡管享有半自治的政治地位，他們總能協調彼此的行動，并且恭順地執行領袖發布的命令。
滿懷宗教熱忱的奧斯曼為他的國家帶來了單一的信仰和早期穆斯林式的狂熱（這種狂熱來自他偉大的先輩、與他本人同名的一位哈裡發[4]）。
較之權力和财富，奧斯曼更珍視公正。
與此同時，奧斯曼和他的繼任者們都憑借不可分割、獨一無二的君權統治國家。
因此，早期的奧斯曼國家就免于像其他的塞爾柱小公國那樣出現内部的紛争。
作為在一個全新的環境白手起家的民族，奧斯曼人具有耐心、意志力和忍耐力。
他們以實際而富有建設性的态度，讓自己逐漸适應統治區域的社會和經濟環境。
奧斯曼人不斷地開發自身擁有的資源，并且在知識、宗教、生産和商業等各個方面利用城鎮化水平更高的鄰國的資源。
漸漸地，來自更遙遠的内陸地區的人，也被吸引到位于邊疆地區的奧斯曼人的領地，以躲避内部的紛争，并在這裡尋求新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奧斯曼人從希臘人身上學到了行政和其他方面的技巧，精明地從垂死的拜占庭帝國最後的亞洲飛地上學習他們的統治方法。
與早期的阿拉伯征服者給外界留下的印象相反，奧斯曼人并不會帶着宗教狂熱與敵人打交道。
奧斯曼人身邊的希臘人要多過土耳其人。
盡管周邊村莊和城堡的主人都是基督徒，但奧斯曼總是能夠友善地對待他們。
在他最親密的夥伴中，就包括兩個希臘家族&mdash&mdash米海爾家族（Michaelo?li）和馬科斯家族（Marcozo?li）。
這兩個家族是米海爾（Michael）和馬科斯（Marcos）的子孫，這兩人曾經是奧斯曼的敵人，後來卻成了他忠實的朋友和支持者。
正是奧斯曼的緣故，他們也皈依了伊斯蘭教。
在奧斯曼人的領土内，并沒有出現基督徒的大規模伊斯蘭化，更談不上強迫他們皈依伊斯蘭教。
不過，出于個人原因和利益驅使，有一些基督徒主動皈依了伊斯蘭教。
由于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權力在逐漸衰竭，一些基督徒感到自己已經被統治者所遺忘。
因此，出于現實的考量，他們甯願選擇在奧斯曼人的統治下過上較為有序而安全的生活；而皈依伊斯蘭教可以讓他們獲得更多的機遇，并且免于承擔沉重的賦稅。
在精神層面上，随着東正教會權威的衰落，這些生活在亞洲的希臘人開始受到新的信仰的感召。
而從社會層面上看，無論是在背景還是在生活習慣上，他們與他們的奧斯曼鄰居也并沒有什麼顯著的差别。
不論是否皈依了伊斯蘭教，他們都很容易适應奧斯曼式的生活。
土耳其人和希臘人之間的通婚變得越來越常見，從而催生出一個日益壯大的血統混雜的群體。
有一個事實變得越發明顯&mdash&mdash奧斯曼土耳其人不再僅僅是一群遊牧民，而是定居者、創造者和建設者。
随着時間的推移，他們在小亞細亞西北角山巒起伏的領地内部，衍生出一種特有的、源于當地各民族文化的邊地文明。
他們的文明混雜了亞洲與歐洲、穆斯林與基督徒、土耳其人與土庫曼人、遊牧民族與定居民族的種種特征，注重實用，而不像東方那些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其他封建國家那樣信守更為正統的文化和社會約束。
有了這樣的社會雛形，奧斯曼土耳其人最終将承擔起繼承和改造拜占庭文明的使命，正如當年的塞爾柱土耳其人的帝國填補了阿拉伯帝國衰亡後留下的空白，甚或是更早的拜占庭文明繼承了羅馬那樣。
奧斯曼本人并不急于為了開疆拓土而與他的鄰居兵戎相見。
他觀察，等待，與鄰國共存，同時又向它們學習，最終緩慢而又志在必得地一點點蠶食拜占庭帝國的領土。
在拜占庭帝國殘存的亞洲領土上，有三座防禦森嚴的城市：位于南方的是布爾薩（Bursa），這座坐落在奧林匹斯山（MountOlympus）[5]山坡上的城市控制着富庶的比提尼亞平原（Bithynianplain）；在中部的是這一地區實際上的首府尼西亞（Nicaea），坐落在一個湖泊[6]的東岸；位于北方的是尼科米底亞港（Nicomedia），從那裡延伸出的狹長海灣控制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路，這座城市還扼守着通往黑海的陸路。
從奧斯曼的都城到這三座城市，都僅有一天的路程。
然而，奧斯曼卻沒有攻擊過它們中的任何一個。
從埃爾圖魯爾統治埃斯基謝希爾的時代算起，時間已經過去了60年，但在這60年中隻在鄉間發生過零星的戰争，奧斯曼人的領土也僅僅向前推進了60英裡（約96千米）&mdash&mdash從&ldquo老城&rdquo埃斯基謝希爾到&ldquo新城&rdquo耶尼謝希爾（Yenishehir）。
奧斯曼人的擴張阻斷了尼西亞和布爾薩之
與其他邊疆戰士不同的是，奧斯曼人善于将軍事征服的成果轉化為有效的政治組織。
奧斯曼本人不僅是一名出色的戰士，也是一位傑出的管理者。
他還任命嶽父艾德巴利為維齊爾（vezir，vizier）[2]，并得到他的襄助。
奧斯曼是一位睿智而具有耐心的統治者。
他的部衆之所以滿懷敬意地效忠于他，既不是因為他的勇武，更不是因為他有着某種半神式的宗教地位，而是因為他的沉着冷靜和不可抗拒的魅力。
奧斯曼的身上有一種天然高人一等的權威感。
他從未試圖通過控制别人來樹立這種權威感。
不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政務上，哪怕是那些能力不亞于他甚至超過他的人，都會對他滿懷敬意，心中隻有忠誠，而不會燃起一絲敵意。
正如赫伯特·亞當斯·吉本（HerbertAdamsGibbons）所描述的那樣，奧斯曼是一個&ldquo能夠駕馭恃才傲物者的偉人&rdquo。
他的追随者們前來服侍他，十分和諧地與他共事，認真地為這個成長中的小國打造足以确保其長治久安的基石，塑造強大的内部凝聚力。
與此同時，他們統率着自己的軍隊進行擴張，并以貝伊（bey）[3]的身份管理新征服的土地。
盡管享有半自治的政治地位，他們總能協調彼此的行動，并且恭順地執行領袖發布的命令。
滿懷宗教熱忱的奧斯曼為他的國家帶來了單一的信仰和早期穆斯林式的狂熱（這種狂熱來自他偉大的先輩、與他本人同名的一位哈裡發[4]）。
較之權力和财富，奧斯曼更珍視公正。
與此同時，奧斯曼和他的繼任者們都憑借不可分割、獨一無二的君權統治國家。
因此，早期的奧斯曼國家就免于像其他的塞爾柱小公國那樣出現内部的紛争。
作為在一個全新的環境白手起家的民族，奧斯曼人具有耐心、意志力和忍耐力。
他們以實際而富有建設性的态度，讓自己逐漸适應統治區域的社會和經濟環境。
奧斯曼人不斷地開發自身擁有的資源，并且在知識、宗教、生産和商業等各個方面利用城鎮化水平更高的鄰國的資源。
漸漸地，來自更遙遠的内陸地區的人，也被吸引到位于邊疆地區的奧斯曼人的領地，以躲避内部的紛争，并在這裡尋求新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奧斯曼人從希臘人身上學到了行政和其他方面的技巧，精明地從垂死的拜占庭帝國最後的亞洲飛地上學習他們的統治方法。
與早期的阿拉伯征服者給外界留下的印象相反，奧斯曼人并不會帶着宗教狂熱與敵人打交道。
奧斯曼人身邊的希臘人要多過土耳其人。
盡管周邊村莊和城堡的主人都是基督徒，但奧斯曼總是能夠友善地對待他們。
在他最親密的夥伴中，就包括兩個希臘家族&mdash&mdash米海爾家族（Michaelo?li）和馬科斯家族（Marcozo?li）。
這兩個家族是米海爾（Michael）和馬科斯（Marcos）的子孫，這兩人曾經是奧斯曼的敵人，後來卻成了他忠實的朋友和支持者。
正是奧斯曼的緣故，他們也皈依了伊斯蘭教。
在奧斯曼人的領土内，并沒有出現基督徒的大規模伊斯蘭化，更談不上強迫他們皈依伊斯蘭教。
不過，出于個人原因和利益驅使，有一些基督徒主動皈依了伊斯蘭教。
由于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權力在逐漸衰竭，一些基督徒感到自己已經被統治者所遺忘。
因此，出于現實的考量，他們甯願選擇在奧斯曼人的統治下過上較為有序而安全的生活；而皈依伊斯蘭教可以讓他們獲得更多的機遇，并且免于承擔沉重的賦稅。
在精神層面上，随着東正教會權威的衰落，這些生活在亞洲的希臘人開始受到新的信仰的感召。
而從社會層面上看，無論是在背景還是在生活習慣上，他們與他們的奧斯曼鄰居也并沒有什麼顯著的差别。
不論是否皈依了伊斯蘭教，他們都很容易适應奧斯曼式的生活。
土耳其人和希臘人之間的通婚變得越來越常見，從而催生出一個日益壯大的血統混雜的群體。
有一個事實變得越發明顯&mdash&mdash奧斯曼土耳其人不再僅僅是一群遊牧民，而是定居者、創造者和建設者。
随着時間的推移，他們在小亞細亞西北角山巒起伏的領地内部，衍生出一種特有的、源于當地各民族文化的邊地文明。
他們的文明混雜了亞洲與歐洲、穆斯林與基督徒、土耳其人與土庫曼人、遊牧民族與定居民族的種種特征，注重實用，而不像東方那些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其他封建國家那樣信守更為正統的文化和社會約束。
有了這樣的社會雛形，奧斯曼土耳其人最終将承擔起繼承和改造拜占庭文明的使命，正如當年的塞爾柱土耳其人的帝國填補了阿拉伯帝國衰亡後留下的空白，甚或是更早的拜占庭文明繼承了羅馬那樣。
奧斯曼本人并不急于為了開疆拓土而與他的鄰居兵戎相見。
他觀察，等待，與鄰國共存，同時又向它們學習，最終緩慢而又志在必得地一點點蠶食拜占庭帝國的領土。
在拜占庭帝國殘存的亞洲領土上，有三座防禦森嚴的城市：位于南方的是布爾薩（Bursa），這座坐落在奧林匹斯山（MountOlympus）[5]山坡上的城市控制着富庶的比提尼亞平原（Bithynianplain）；在中部的是這一地區實際上的首府尼西亞（Nicaea），坐落在一個湖泊[6]的東岸；位于北方的是尼科米底亞港（Nicomedia），從那裡延伸出的狹長海灣控制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路，這座城市還扼守着通往黑海的陸路。
從奧斯曼的都城到這三座城市，都僅有一天的路程。
然而，奧斯曼卻沒有攻擊過它們中的任何一個。
從埃爾圖魯爾統治埃斯基謝希爾的時代算起，時間已經過去了60年，但在這60年中隻在鄉間發生過零星的戰争，奧斯曼人的領土也僅僅向前推進了60英裡（約96千米）&mdash&mdash從&ldquo老城&rdquo埃斯基謝希爾到&ldquo新城&rdquo耶尼謝希爾（Yenishehir）。
奧斯曼人的擴張阻斷了尼西亞和布爾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