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俘囚期前的預言的政治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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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耳相傳的方式&mdash&mdash的即時效果為目标。
先知的對手在《彌迦書》裡被稱為雄辯者。
先知飽受人身攻擊與公開辱罵，暴力鬥争更是時有所聞。
黨派鬥争的一應狂亂與躁動激情，幾近雅典或佛羅倫薩的情形，有時則更勝一籌：在火爆的演說與神谕冊子裡（特别是耶利米的），諸如詛咒、威吓、人身攻擊、絕望、憤怒與複仇火熱等，無所不有。
在寫給巴比倫俘囚民的一封書信中，耶利米攻讦了對手先知的污穢行狀（《耶利米書》29:23）；耶利米的詛咒預言則緻對手先知哈拿尼雅于死地（《耶利米書》28:16）。
耶和華借耶利米的口說出他對自己子民的威吓話語，但是，如果耶和華撇開子民的種種過惡而未實現其恫吓，就令耶利米怒不可遏，并且在面對敵人的嘲諷之際，祈求神讓那預告的災禍日子降臨（《耶利米書》17:18），向逼迫他的人報仇（《耶利米書》15:15），并且不要赦免他們的罪孽（《耶利米書》18:23），亦即，等到神發怒的那天給予更加可怕的懲罰。
他往往顯得真正沉湎于那種可怖景象的想法，亦即那由他所宣告的确實會降臨于自己民族的災禍的恐怖。
然而另一方面&mdash&mdash而且正是不同于雅典與佛羅倫薩的黨派群衆煽動者之處：在米吉多的災禍之後，以及經過數十年的預告而終于降臨耶路撒冷的大災變之後[13]，對于預言成真，沒有任何勝利感的迹象浮現出來，但也沒有如先前的晦暗絕望，而是除了深沉的悲哀之外，又開始期望神的恩寵與更好日子的降臨。
盡管聽衆的冥頑不靈在在令他怒火中燒，但他還是聆聽了耶和華的話語，讓自己不要因卑言穢語而喪失了成為耶和華喉舌的權利：他應言語高尚，如此耶和華才會讓民心歸向他（《耶利米書》15:19）。
既不受制于祭司的或身份的因襲，也完全不為任何一種&mdash&mdash無論是禁欲的或是冥思的&mdash&mdash自我克制所平撫，先知的火熱激情爆發開來，并且向人心的一切深淵坦開胸懷。
盡管如此，盡管存在着所有這些人性的弱點&mdash&mdash即使是發出神聖詛咒的這些巨人也未能真正從中解放的弱點，但是，君臨百般狂亂激憤之上而号令一切的并非那個個我，而是激情的神、耶和華的事。
許多詩文，特别是耶利米的，有時令人感覺像是受迫害妄想的畸形産物，描述着敵人如何一會兒竊竊私語、一會兒狂笑、一會出言恐吓、又一會兒嘲諷愚弄。
而這卻也是實情。
對手會在公衆街頭迎向先知，羞辱他們并打他們耳光。
約雅敬王讓人從埃及把預言災禍的先知烏利亞引渡回來，并下令将他處死[14]。
耶利米在多次入獄并被以死威逼之後，得以身免，基本上是由于害怕他的魔法力量。
不過，先知的生命與聲譽總是朝不保夕，而敵對黨派也總虎視眈眈地想借暴力、詭計、嘲弄、對治法術，尤其是對立預言來鏟除他們。
耶利米為了彰顯臣服于尼布甲尼撒是不可避免之事而在頸項上戴上木轭八天之後，哈拿尼雅迎向他，并抓住他的轭，當着衆人折斷它，為的是粉碎那個兇兆。
耶利米起先狼狽離去，後來卻又戴着鐵轭再度現身，嘲笑着要求對手對鐵轭試試手力，并且宣告他不久人世。
這些先知全都被卷入黨派對立與利害鬥争的旋渦裡，尤其是涉及對外政策方面，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夾在一邊是亞述另一邊是埃及這兩大世界帝國之間，民族國家所面臨的是要存還是要亡的問題。
每個人都要選邊站，尤其是有公衆影響力的人更不能回避這樣的問題：站哪邊？就像耶稣也不能免除，付貢金給羅馬到底對不對的問題。
不管先知願或不願，事實上他們在當時為内政問題拼鬥激烈的諸黨派裡也起着領導的作用，而這些黨派同時也莫不是特定對外政策的擔綱者，因此他們也被視為黨派成員。
尼布甲尼撒在第二次攻陷耶路撒冷之後，對于耶利米的處置便是考慮到，這個先知在猶大王之于巴比倫的忠誠義務上是具有影響力的。
如果我們看到沙番氏族曆經幾個世代都支持着先知[15]與申命記運動，那麼想必對外政策的黨派利益也在其中摻上一腳吧。
然而，如果相信先知本身的政治黨派性，諸如以賽亞為亞述或耶利米為巴比倫，決定了神谕的内容并借此勸阻建立同盟對抗那些大國，那就大錯特錯了。
在西拿基立治下（前705&mdash前681），曾經視亞述為耶和華之工具的以賽亞[16]，力陳（猶大）王與貴族的消沉失志之不是，轉而堅決地反抗大君、反對投降。
正如一開始他幾乎是歡迎亞述人來當懲罰以色列人自業自得之罪的執行者，後來則詛咒這個無神、蠻橫、毫無人性地殘虐、隻以權力和消滅他國為目标的王族及其人民，并預言其終将衰落。
後來，此事成真時，先知們無不鼓舞歡暢。
耶利米的确不斷鼓吹臣服于尼布甲尼撒的權勢之下，甚至已到達一種如今我們很可以稱之為賣國賊的态度：如果當他在敵人進軍之時，許諾投降與臣服者可以獲得恩寵保住性命，而其他人則注定死路一條（《耶利米書》21:9），那麼他不是賣國賊，又是什麼？然而，同樣是這個耶利米，在其（發自埃及的）最後神谕裡還時時稱尼布甲尼撒為&ldquo神的仆人&rdquo（《耶利米書》43:10），并且在耶路撒冷陷落後（尼布甲尼撒）王的代表還饋贈禮物給他并邀他前往巴比倫的耶利米，卻要護送王西底家去巴比倫的将領（西萊雅）帶上一封詛咒這城市的文書，并且命他到達巴比倫後大聲朗讀這書上的話，然後将它投入幼發拉底河中，而借此魔法來保證此一可惡城市的隕落（《耶利米書》51:59ff.）。
以上這些無不顯示出，先知就其如何發揮作用力這點來看，客觀上是政治的尤其是國際政治的群衆煽動家與政論家，但主觀上絕非政治的黨派分子。
他們根本不是以政治利害為首要取向。
先知預言從未宣揚什麼&ldquo理想國家&rdquo（俘囚時期以西結的教權制構想是個例外），也從來未曾如哲學的仲裁者（Aisymnete）與（柏拉圖的）學院那樣，試圖通過建言于當權者而幫忙把社會倫理取向的政治理想轉化為現實。
國家及其活動本身并非其關懷所在。
他們所提的問題絕非有如希臘人那樣：如何成為一個良好的市民，而是，一如我們将會看到的，完全宗教取向，亦即以耶和華命令的履行為取向。
當然，這并不排除，至少如耶利米那樣，對當代的現實權力關系，或許是有意識地做
先知的對手在《彌迦書》裡被稱為雄辯者。
先知飽受人身攻擊與公開辱罵，暴力鬥争更是時有所聞。
黨派鬥争的一應狂亂與躁動激情，幾近雅典或佛羅倫薩的情形，有時則更勝一籌：在火爆的演說與神谕冊子裡（特别是耶利米的），諸如詛咒、威吓、人身攻擊、絕望、憤怒與複仇火熱等，無所不有。
在寫給巴比倫俘囚民的一封書信中，耶利米攻讦了對手先知的污穢行狀（《耶利米書》29:23）；耶利米的詛咒預言則緻對手先知哈拿尼雅于死地（《耶利米書》28:16）。
耶和華借耶利米的口說出他對自己子民的威吓話語，但是，如果耶和華撇開子民的種種過惡而未實現其恫吓，就令耶利米怒不可遏，并且在面對敵人的嘲諷之際，祈求神讓那預告的災禍日子降臨（《耶利米書》17:18），向逼迫他的人報仇（《耶利米書》15:15），并且不要赦免他們的罪孽（《耶利米書》18:23），亦即，等到神發怒的那天給予更加可怕的懲罰。
他往往顯得真正沉湎于那種可怖景象的想法，亦即那由他所宣告的确實會降臨于自己民族的災禍的恐怖。
然而另一方面&mdash&mdash而且正是不同于雅典與佛羅倫薩的黨派群衆煽動者之處：在米吉多的災禍之後，以及經過數十年的預告而終于降臨耶路撒冷的大災變之後[13]，對于預言成真，沒有任何勝利感的迹象浮現出來，但也沒有如先前的晦暗絕望，而是除了深沉的悲哀之外，又開始期望神的恩寵與更好日子的降臨。
盡管聽衆的冥頑不靈在在令他怒火中燒，但他還是聆聽了耶和華的話語，讓自己不要因卑言穢語而喪失了成為耶和華喉舌的權利：他應言語高尚，如此耶和華才會讓民心歸向他（《耶利米書》15:19）。
既不受制于祭司的或身份的因襲，也完全不為任何一種&mdash&mdash無論是禁欲的或是冥思的&mdash&mdash自我克制所平撫，先知的火熱激情爆發開來，并且向人心的一切深淵坦開胸懷。
盡管如此，盡管存在着所有這些人性的弱點&mdash&mdash即使是發出神聖詛咒的這些巨人也未能真正從中解放的弱點，但是，君臨百般狂亂激憤之上而号令一切的并非那個個我，而是激情的神、耶和華的事。
許多詩文，特别是耶利米的，有時令人感覺像是受迫害妄想的畸形産物，描述着敵人如何一會兒竊竊私語、一會兒狂笑、一會出言恐吓、又一會兒嘲諷愚弄。
而這卻也是實情。
對手會在公衆街頭迎向先知，羞辱他們并打他們耳光。
約雅敬王讓人從埃及把預言災禍的先知烏利亞引渡回來，并下令将他處死[14]。
耶利米在多次入獄并被以死威逼之後，得以身免，基本上是由于害怕他的魔法力量。
不過，先知的生命與聲譽總是朝不保夕，而敵對黨派也總虎視眈眈地想借暴力、詭計、嘲弄、對治法術，尤其是對立預言來鏟除他們。
耶利米為了彰顯臣服于尼布甲尼撒是不可避免之事而在頸項上戴上木轭八天之後，哈拿尼雅迎向他，并抓住他的轭，當着衆人折斷它，為的是粉碎那個兇兆。
耶利米起先狼狽離去，後來卻又戴着鐵轭再度現身，嘲笑着要求對手對鐵轭試試手力，并且宣告他不久人世。
這些先知全都被卷入黨派對立與利害鬥争的旋渦裡，尤其是涉及對外政策方面，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夾在一邊是亞述另一邊是埃及這兩大世界帝國之間，民族國家所面臨的是要存還是要亡的問題。
每個人都要選邊站，尤其是有公衆影響力的人更不能回避這樣的問題：站哪邊？就像耶稣也不能免除，付貢金給羅馬到底對不對的問題。
不管先知願或不願，事實上他們在當時為内政問題拼鬥激烈的諸黨派裡也起着領導的作用，而這些黨派同時也莫不是特定對外政策的擔綱者，因此他們也被視為黨派成員。
尼布甲尼撒在第二次攻陷耶路撒冷之後，對于耶利米的處置便是考慮到，這個先知在猶大王之于巴比倫的忠誠義務上是具有影響力的。
如果我們看到沙番氏族曆經幾個世代都支持着先知[15]與申命記運動，那麼想必對外政策的黨派利益也在其中摻上一腳吧。
然而，如果相信先知本身的政治黨派性，諸如以賽亞為亞述或耶利米為巴比倫，決定了神谕的内容并借此勸阻建立同盟對抗那些大國，那就大錯特錯了。
在西拿基立治下（前705&mdash前681），曾經視亞述為耶和華之工具的以賽亞[16]，力陳（猶大）王與貴族的消沉失志之不是，轉而堅決地反抗大君、反對投降。
正如一開始他幾乎是歡迎亞述人來當懲罰以色列人自業自得之罪的執行者，後來則詛咒這個無神、蠻橫、毫無人性地殘虐、隻以權力和消滅他國為目标的王族及其人民，并預言其終将衰落。
後來，此事成真時，先知們無不鼓舞歡暢。
耶利米的确不斷鼓吹臣服于尼布甲尼撒的權勢之下，甚至已到達一種如今我們很可以稱之為賣國賊的态度：如果當他在敵人進軍之時，許諾投降與臣服者可以獲得恩寵保住性命，而其他人則注定死路一條（《耶利米書》21:9），那麼他不是賣國賊，又是什麼？然而，同樣是這個耶利米，在其（發自埃及的）最後神谕裡還時時稱尼布甲尼撒為&ldquo神的仆人&rdquo（《耶利米書》43:10），并且在耶路撒冷陷落後（尼布甲尼撒）王的代表還饋贈禮物給他并邀他前往巴比倫的耶利米，卻要護送王西底家去巴比倫的将領（西萊雅）帶上一封詛咒這城市的文書，并且命他到達巴比倫後大聲朗讀這書上的話，然後将它投入幼發拉底河中，而借此魔法來保證此一可惡城市的隕落（《耶利米書》51:59ff.）。
以上這些無不顯示出，先知就其如何發揮作用力這點來看，客觀上是政治的尤其是國際政治的群衆煽動家與政論家，但主觀上絕非政治的黨派分子。
他們根本不是以政治利害為首要取向。
先知預言從未宣揚什麼&ldquo理想國家&rdquo（俘囚時期以西結的教權制構想是個例外），也從來未曾如哲學的仲裁者（Aisymnete）與（柏拉圖的）學院那樣，試圖通過建言于當權者而幫忙把社會倫理取向的政治理想轉化為現實。
國家及其活動本身并非其關懷所在。
他們所提的問題絕非有如希臘人那樣：如何成為一個良好的市民，而是，一如我們将會看到的，完全宗教取向，亦即以耶和華命令的履行為取向。
當然，這并不排除，至少如耶利米那樣，對當代的現實權力關系，或許是有意識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