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俘囚期前的預言的政治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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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約同盟時代的古老政治預言所訴諸的是誓約共同體成員整體。
然而，這不過是個随機現象。
誓約共同體并不知有如多多納或德爾菲那樣的固定且共通的神谕聖所[1]。
祭司的爻簽神谕，被視為求問神的唯一的古典形式，技術上還是原始的。
随着君主支配的到臨，自由的戰争預言亦告衰微，而相對于宮廷預言，同盟的神谕亦喪失其意義。
直到國土與王權的外來威脅日漸升高，自由的預言才得以開展。
根據傳說，以利亞即曾公然地與王及其先知對立，但終究得亡命他鄉。
阿摩司在耶羅波安二世治下亦是如此。
在強力的統治，或依靠大國的支持而得以确保的統治之下，例如瑪拿西治下的猶大國裡，即使在以賽亞出現之後，預言失聲了，或者毋甯說被迫噤聲。
随着王的威信日益衰落、國家的外來威脅日漸升高，預言活動的舞台也一步步地往耶路撒冷挪動。
在最初的先知裡，阿摩司出現在伯特利的聖所，何西阿出現在北方王國。
然而以賽亞則已将牧草地視同荒野（《以賽亞書》5:17、17:2）：他是個地地道道的耶路撒冷人。
他似乎偏好現身于公開的神殿中庭裡。
最後，耶和華命令耶利米：&ldquo去到耶路撒冷的街頭，公然宣告。
&rdquo在危急存亡之際，王（譬如西底家）會暗中遣人去先知那兒求問神的話語。
不過，一般而言，先知也會親自站上街頭公然對立于王及其家族，或者通過公開的演說，或者&mdash&mdash雖然并不尋常&mdash&mdash經由某個弟子将其口述筆錄下來[2]，然後傳揚出去。
有時候，個人或長老的代表人會從先知那兒求問并得到神谕（也包括耶利米：《耶利米書》21:1f.、37:3、38:14、42:1f.）。
不過，更加常見的情形是，先知無以自抑地，亦即在自然的靈光湧現之下，站到市場上向群衆演說，或者在城門邊向長老宣告。
先知也為個人批示命運，雖然通常僅止于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但其最主要的關懷重點還是在于國家與民族的命運。
而且，一般總是采取激情攻擊當權者的形式。
在此，史上可以證實的&ldquo群衆煽動&rdquo首度登場，差不多相當于荷馬詩歌塑造出塞西特斯[3]這号人物的時代。
不過，在希臘早期的城邦裡，貴族們集會的情形是：民衆通常最多不過列席旁聽并通過歡呼贊同的方式來參與，一如绮色佳（Ithaca，又譯為伊塔刻）的情形；與會中人依序發表演說或進行反駁，被遞交木棒者獲得發言權[4]。
另一方面，伯裡克利[5]時代的群衆煽動家則是個世俗的從政者，他靠個人的影響力來領導人民，并在國家規制下的最高主權人民大會裡發表演講。
荷馬時代也出現過在騎士階級的集會當中接受求問的先見，不過，後來就消失了。
像提爾泰奧斯[6]這樣的人物，以及梭倫時代為了宣揚薩拉米斯的征服[7]所做的群衆煽動戰歌，最容易令人聯想到古老的以色列誓約共同體的自由的政治預言。
不過，提爾泰奧斯這号人物與訓練有素的斯巴達重裝步兵軍隊的發展有着切也切不斷的密切關系，而梭倫盡管是個極懷虔敬心念的人，總是個純粹世俗的政治家，心智清明透徹，在其内心深處的&ldquo理性主義的&rdquo精神當中，糅合了對人類命運之不确定性的認知與對自己人民之價值的堅決信念；在氣質上，他是個高尚與虔敬風俗習性的布道者。
奧菲斯[8]的宗教性和預言與以色列的還更加接近些。
與平民友好的僭主，尤其是佩西斯特拉圖斯一族，試圖與這些平民神學者相連結。
波斯人在欲圖征服四方的時代有時也會采取同樣的政策。
&ldquo預言者&rdquo（Chresmologen），亦即四處雲遊的神谕授予者，以及各色各類說預言的秘法傳授者，在公元前6世紀與公元前5世紀早期出現在希臘各處，并接受報酬供人求問，來求問者包括私人與政壇人物，尤其是被流放者。
反之，像以色列先知那樣的宗教性群衆煽動者深入幹預希臘城邦政治的現象，是聞所未聞的。
畢達哥拉斯[9]及其學派擁有相當可觀的政治影響力，但他們是作為南意大利城市貴族的精神指導者而發揮作用，而不是作為街頭的先知。
像泰勒斯[10]這類高貴的智能導師，不止預告日食、奉勸處世之道，并且積極介入其所屬城邦的政治，而且有時是在領導的地位上。
然而，他們欠缺忘我的資質。
柏拉圖及其學院亦是如此。
他們的&mdash&mdash終歸而言是烏托邦的&mdash&mdash國家倫理學對于叙拉古王國[11]的命運（與沒落）的走向産生了很大的影響，然而，忘我的政治預言依然由官方神谕聖所的教權制組織來維系，并以詩意的美詞麗句來回答市民有關公務的質問。
城邦穩固的軍事結構拒斥自由奔放的預言。
反之，在耶路撒冷，落地有聲的是純粹宗教性的群衆煽動，其神谕有如穿出黑黝沉郁的閃電照射在未來的暗淡命運上，不但具有權威性，而且不顧所有既定的議論。
形式上，先知純粹是私人身份。
但正因此，在官方政治當局眼裡，自然絕非等閑人物。
将耶利米的神谕集呈交給國家議會與國王的，是出仕于宮廷的高貴市民。
因為任何一則這樣的神谕，莫非國家的重大事件。
這不止是由于民心士氣會因此而有所動搖，更因為神谕作為吉兇之兆的咒文，會對事件的進行直接産生巫術性的影響。
在面對這些有力的群衆煽動家時，當權者或是焦慮不安、或是憤恨不已、或是漠然以對。
有時會企圖拉攏他們來出仕任職，有時則像約雅敬王，泰然坐定在其冬季暖間裡聽着宮廷官員在他面前朗讀那彙集起來的災禍神谕，然後一頁一頁地丢進火爐裡，有時則對他們采取行動[12]。
在強權（例如耶羅波安二世）治下，正如阿摩司所控訴的，預言被禁止。
如果這名先知宣告神的怒氣降臨以色列，是因為人們試圖鎮壓先知預言，那麼這多少正如同一名現代的群衆煽動家之要求言論出版的自由。
事實上，先知的話語并不止于口頭傳達。
譬如在耶利米那兒就是以公開信的方式出現。
或者是先知的友人與門徒寫下他的話語，然後制成政治性的宣傳小冊。
稍後，或者有時就在同時（就像耶利米的情形），這些傳單簡冊會被加以彙整與編修：就我們所知，這是直接針對時事而發的最古老的政治評論小冊文獻。
俘囚期前的先知的形式與調子也和此種特性與整體情形相磨合。
一切都以群衆煽動&mdash&mdash通常是通過
然而，這不過是個随機現象。
誓約共同體并不知有如多多納或德爾菲那樣的固定且共通的神谕聖所[1]。
祭司的爻簽神谕，被視為求問神的唯一的古典形式，技術上還是原始的。
随着君主支配的到臨，自由的戰争預言亦告衰微，而相對于宮廷預言，同盟的神谕亦喪失其意義。
直到國土與王權的外來威脅日漸升高，自由的預言才得以開展。
根據傳說，以利亞即曾公然地與王及其先知對立，但終究得亡命他鄉。
阿摩司在耶羅波安二世治下亦是如此。
在強力的統治，或依靠大國的支持而得以确保的統治之下，例如瑪拿西治下的猶大國裡，即使在以賽亞出現之後，預言失聲了，或者毋甯說被迫噤聲。
随着王的威信日益衰落、國家的外來威脅日漸升高，預言活動的舞台也一步步地往耶路撒冷挪動。
在最初的先知裡，阿摩司出現在伯特利的聖所，何西阿出現在北方王國。
然而以賽亞則已将牧草地視同荒野（《以賽亞書》5:17、17:2）：他是個地地道道的耶路撒冷人。
他似乎偏好現身于公開的神殿中庭裡。
最後，耶和華命令耶利米：&ldquo去到耶路撒冷的街頭，公然宣告。
&rdquo在危急存亡之際，王（譬如西底家）會暗中遣人去先知那兒求問神的話語。
不過，一般而言，先知也會親自站上街頭公然對立于王及其家族，或者通過公開的演說，或者&mdash&mdash雖然并不尋常&mdash&mdash經由某個弟子将其口述筆錄下來[2]，然後傳揚出去。
有時候，個人或長老的代表人會從先知那兒求問并得到神谕（也包括耶利米：《耶利米書》21:1f.、37:3、38:14、42:1f.）。
不過，更加常見的情形是，先知無以自抑地，亦即在自然的靈光湧現之下，站到市場上向群衆演說，或者在城門邊向長老宣告。
先知也為個人批示命運，雖然通常僅止于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但其最主要的關懷重點還是在于國家與民族的命運。
而且，一般總是采取激情攻擊當權者的形式。
在此，史上可以證實的&ldquo群衆煽動&rdquo首度登場，差不多相當于荷馬詩歌塑造出塞西特斯[3]這号人物的時代。
不過，在希臘早期的城邦裡，貴族們集會的情形是：民衆通常最多不過列席旁聽并通過歡呼贊同的方式來參與，一如绮色佳（Ithaca，又譯為伊塔刻）的情形；與會中人依序發表演說或進行反駁，被遞交木棒者獲得發言權[4]。
另一方面，伯裡克利[5]時代的群衆煽動家則是個世俗的從政者，他靠個人的影響力來領導人民，并在國家規制下的最高主權人民大會裡發表演講。
荷馬時代也出現過在騎士階級的集會當中接受求問的先見，不過，後來就消失了。
像提爾泰奧斯[6]這樣的人物，以及梭倫時代為了宣揚薩拉米斯的征服[7]所做的群衆煽動戰歌，最容易令人聯想到古老的以色列誓約共同體的自由的政治預言。
不過，提爾泰奧斯這号人物與訓練有素的斯巴達重裝步兵軍隊的發展有着切也切不斷的密切關系，而梭倫盡管是個極懷虔敬心念的人，總是個純粹世俗的政治家，心智清明透徹，在其内心深處的&ldquo理性主義的&rdquo精神當中，糅合了對人類命運之不确定性的認知與對自己人民之價值的堅決信念；在氣質上，他是個高尚與虔敬風俗習性的布道者。
奧菲斯[8]的宗教性和預言與以色列的還更加接近些。
與平民友好的僭主，尤其是佩西斯特拉圖斯一族，試圖與這些平民神學者相連結。
波斯人在欲圖征服四方的時代有時也會采取同樣的政策。
&ldquo預言者&rdquo（Chresmologen），亦即四處雲遊的神谕授予者，以及各色各類說預言的秘法傳授者，在公元前6世紀與公元前5世紀早期出現在希臘各處，并接受報酬供人求問，來求問者包括私人與政壇人物，尤其是被流放者。
反之，像以色列先知那樣的宗教性群衆煽動者深入幹預希臘城邦政治的現象，是聞所未聞的。
畢達哥拉斯[9]及其學派擁有相當可觀的政治影響力，但他們是作為南意大利城市貴族的精神指導者而發揮作用，而不是作為街頭的先知。
像泰勒斯[10]這類高貴的智能導師，不止預告日食、奉勸處世之道，并且積極介入其所屬城邦的政治，而且有時是在領導的地位上。
然而，他們欠缺忘我的資質。
柏拉圖及其學院亦是如此。
他們的&mdash&mdash終歸而言是烏托邦的&mdash&mdash國家倫理學對于叙拉古王國[11]的命運（與沒落）的走向産生了很大的影響，然而，忘我的政治預言依然由官方神谕聖所的教權制組織來維系，并以詩意的美詞麗句來回答市民有關公務的質問。
城邦穩固的軍事結構拒斥自由奔放的預言。
反之，在耶路撒冷，落地有聲的是純粹宗教性的群衆煽動，其神谕有如穿出黑黝沉郁的閃電照射在未來的暗淡命運上，不但具有權威性，而且不顧所有既定的議論。
形式上，先知純粹是私人身份。
但正因此，在官方政治當局眼裡，自然絕非等閑人物。
将耶利米的神谕集呈交給國家議會與國王的，是出仕于宮廷的高貴市民。
因為任何一則這樣的神谕，莫非國家的重大事件。
這不止是由于民心士氣會因此而有所動搖，更因為神谕作為吉兇之兆的咒文，會對事件的進行直接産生巫術性的影響。
在面對這些有力的群衆煽動家時，當權者或是焦慮不安、或是憤恨不已、或是漠然以對。
有時會企圖拉攏他們來出仕任職，有時則像約雅敬王，泰然坐定在其冬季暖間裡聽着宮廷官員在他面前朗讀那彙集起來的災禍神谕，然後一頁一頁地丢進火爐裡，有時則對他們采取行動[12]。
在強權（例如耶羅波安二世）治下，正如阿摩司所控訴的，預言被禁止。
如果這名先知宣告神的怒氣降臨以色列，是因為人們試圖鎮壓先知預言，那麼這多少正如同一名現代的群衆煽動家之要求言論出版的自由。
事實上，先知的話語并不止于口頭傳達。
譬如在耶利米那兒就是以公開信的方式出現。
或者是先知的友人與門徒寫下他的話語，然後制成政治性的宣傳小冊。
稍後，或者有時就在同時（就像耶利米的情形），這些傳單簡冊會被加以彙整與編修：就我們所知，這是直接針對時事而發的最古老的政治評論小冊文獻。
俘囚期前的先知的形式與調子也和此種特性與整體情形相磨合。
一切都以群衆煽動&mdash&mdash通常是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