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以色列的知識階層與鄰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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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囚期前的以色列的文學作品之繁盛豐富與多彩多姿，顯然不輸給世界上的任何文學。
各色情歌，諸如帶有騎士風的火辣情歌、宮廷的淫情豔歌與田園風味的柔美戀歌，早在得撒[1]的華麗宮廷裡甚或更早之前便被歌詠朗誦着，後來在受波斯影響的時代裡有所曲承轉化，然後被收集成為&ldquo雅歌&rdquo。
除了包含在詩篇當中的一些贊頌王的熱烈高揚的詩歌之外，還有許多宗教的贊歌被保留下來，以無可匹敵的完美贊頌着本質上是巴比倫式的偉大天神的主宰。
因此，至少在王制時代，必然有些世俗的以及宗教的遊吟詩人存在，他們構成位居純粹民間詩歌擔綱者之上的一個階層，因為這些詩歌顯然是藝術作品。
說到底波拉之歌，這是一首極精彩的即興詩，半是宗教性的勝利之歌，半是政治性的諷刺詩&mdash&mdash針對的是城市裡的古老敵人與拖拖拉拉的同盟成員，代表了這類作品更加久遠的年代。
在當時世界所有可能的溝通手段裡，拼音文字算是最容易學習的。
根據文·阿蒙的遊記所證實的輸入到巴比倫的紙草書，拼音文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末期，盡管我們隻能舉公元前9世紀摩押人的美沙之石（Mesastein）作個例證。
拼音文字或許是為了商人的實務所需才發明出來的，因此可能就是在腓尼基。
此種文字促成了某種訴諸讀者的真正文學形成于以色列，同時也非比尋常地促成了書寫與閱讀技巧的普及。
首先這當然是幫了國王官廳的忙。
Mazkir（多半譯為&ldquo廷宰&rdquo，同時也可能是王國的年鑒史官和王的&ldquo顧問&rdquo）的官職和大衛宮廷與兩王國裡的Soferim（書記官）顯示出，文書行政至少從大衛時代即已存在，或許，如一份現存的名單所暗示的（《撒母耳記上》14:49f.），甚至從掃羅就已開始。
對所羅門的徭役國家而言，一個精通文書的官吏身份階層是不可或缺的，他們顯然不少是來自祭司，但也由有教養的世俗氏族來補充。
在後來加以實用性地改編的《列王紀》裡，便一而再地引用官方的諸王年鑒，同樣的，一份耶路撒冷神殿的年鑒恐怕也是存在的。
如同基特爾，我們不得不作此設想，即使大衛王國之史的最初編纂也是由一名得以出入王室檔案庫但獨立地以自己的見解來記述事情的作者彙纂而成。
相對于畢竟時而強大的王權，傳承的高度自由一般而言取決于以下這兩個事實。
一方面，與東方其他大多數君主專制國家相反的，在以色列，如同我們先前所見的，具備武力的大氏族仍維持着強勢的地位；另一方面，精神上獨立于王權且與之極為批判對立的先見與職業耶和華教師有其重要意義，這是個基于古老同盟戰神的威信而為王權所不敢忽視的神之&ldquo靈&rdquo的擔綱者集團。
記載于《列王紀》裡的種種奇迹故事是出自北方組織成學派的拿比集團。
從以利亞的部分記述，以及應該是前申命記時代才初次編纂的有關昔日的先見尤其是撒母耳的故事裡，顯示出有一個圈子，不但完全自外于宮廷的影響，而且同樣也完全自外于組織成學派的先知的影響，而另外有個圈子，不但與宮廷保持關系，也與批判對立于王權的耶和華信仰者維持關系，而且有系統地加以支持。
這隻可能是富有且頗具政治影響力的虔誠平信徒。
在耶利米的時代，我們也發現到某些高門第的氏族，總是不斷有氏族成員出任宮廷的官員，然而同時也曆經好幾代都是義無反顧地批判宮廷與祭司的偉大耶和華先知的保護者。
這是事所必然，一旦王權的威信因對外的失利而動搖不穩之時。
這些獨立的平信徒與受他們保護的純正耶和華崇拜者顯然早就緻力于彙集有關王國時代之前的現存古老傳承。
時而被引用的古老詩歌集，《耶和華的戰争之書》與《勇士之書》，恐怕是在王制時代初期就已收錄成書。
平信徒用心收集整理的可能是民間的就耶和華信仰而言有價值的而非純粹軍事的詩歌作品。
古老的宗教傳說、童話、寓言與箴言，最初毫無疑問的是，落在民間的亦即農耕民與半遊牧民當中四處可見的遊吟歌者與說唱人這個身份階層手中。
的确，古老的傳說隻知道一個歌者的客族，他們是猶八的後代[2]。
然而說故事人也未缺席：更古老的族長傳說确實留下了此種傳說者由來的印象。
反之，例如現今流傳形式下的約瑟的長篇故事，已具有一種教化&ldquo小說&rdquo的性質，亦即由一個有學識的詩人為受過教育的耶和華信仰者所精心造作的藝術作品。
因此，在這二者間存在着中間環節，尤其是，在具有文學教養的并且關懷政治與宗教政治的獨立平信徒圈子與民間箴言文學和宗教傳說作品的擔綱者之間，存在着種種直接關聯。
這點從某些殘存的&ldquo寓言&rdquo（Maschal）類型的作品特色當中可以看得出來。
就人為造作的想象而言，諸如亞比米勒故事裡的荊棘寓言，或借拿單之口而說出的窮人之羊的寓言，就足以媲美福音書裡最珠圓玉潤的寓言。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這類寓言明顯有别于後來典型的拉比寓言[3]，後者大多是書本思考的産物，因此在直接造作白描下多半顯得滑稽怪異而已[4]。
這樣的分别就有點像是耶稣的寓言與保羅的寓言之間的差别，衆所周知的，保羅（當他試圖使用農耕寓言時）不時犯下特征性的譬喻倒錯[5]。
到了耶利米的時代，初次有某些迹象顯示出來，那就是由一些有學識的人在實用功利的日常問題上所給予的勸告（《耶利米書》18:18），正如後來的Chokma（智能）導師及其文學作品所提供的。
不過，文人學士對于庶民利害關懷的這種關系，在俘囚期前的時代裡，顯然遠遠被當時壓倒一切的政治關懷及與之直接關聯的宗教關懷和以宗教為基礎的社會政治關懷抛在後頭。
前此所舉的那兩則寓言就是這種情形的例子。
它們顯然遠非純粹藝術性的純真産物，而是為敵對王權的耶和華信仰傾向效勞。
從引言用語和斷簡殘篇推斷起來，異常豐盛且多樣的一整個前俘囚期的民間詩作與文學，都經過宗教政治觀點下的加工改造。
如果這些作品裡隻有那些被納入現今版本聖經裡的東西而且隻以那種形式被保留下來，那麼這就是一心關注耶和華信仰的知識階層極為殚思竭慮工作下的結果。
這項工程部分是俘囚時期才展開的，但精要的一部分則早在俘囚期前即已進行，有的甚至是在記述先知出現之前。
盡管在我們如今看來，如歌特已部分指出的許多點上，就文學而言是瑕疵處處，但若就其困難度來考量，此種集結工作的成就，确是意義非凡。
前俘囚期時代的文學作品之間，以及其擔綱者之間，在傾向和精神立場上存在着尖銳的對立。
就這點而言，首先是王室的福祉預言、國家的遊吟詩人與曆史記述者等的文學作品，與受王權壓迫的耶和華信仰階層那部分，處于無法兼容的對立狀态。
收集于&ldquo雅歌&rdquo裡的古老豔情詩的殘篇裡與同樣現存為數不多的古老的君王詩篇裡，與耶和華信仰的知識階層的文學作品裡，吹拂着完全異樣的風情。
和所有鄰近地區一樣，王的宗教性，隻要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來的話，是與民衆的虔敬之心呈現強烈對比的。
吃到飽、喝到醉、健康、長壽、心靈與感官率皆舒暢、子子孫孫永遠在位、日日快活且尼羅河水位高漲，這就是拉美西斯四世所求于奧塞利斯的&mdash&mdash作為他獻給這個神的供物的相對報酬。
生命的享受與長遠而幸福的統治，同樣也是直到尼布甲尼撒為止的所有巴比倫君王所祈求的。
在以色列，情況應該不至于有所不同。
如果說現今的傳說裡由所羅門口中說出先前提過的虔誠祈求，那麼這和尼布甲尼撒及其他大王往往相當虔誠的碑文并沒有什麼兩樣：這和那不過都是祭司的産物。
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的大君們不可思議的自大高慢，相信同樣也是以色列諸王大權在握時的景象，而無論在此在彼，這都與平民對慈悲的庇護者與救難者的需求極端矛盾，并且也與耶和華從來對人類的傲慢不遜特别易于橫生盛怒極端沖突。
耶和華從來不是個王朝的神，諸如亞述（Assur）、馬杜克或尼波，他自古以來就是以色列的誓約同盟神。
然而曆代王朝無不擅自将其祭禮據為己有，并且使耶和華信仰的遊吟詩人與福祉先知為王所禦用。
而且除了種種耶和華傳說之外，還有關于本土的神祇與英雄的各式各樣細數從頭的崇拜傳奇流傳着，再加上許許多多要不是直接從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就是間接從腓尼基輸入的或者是自古即為此一地區共通的種種神話與思想，這些都是可以想見無法輕易磨滅的。
加以融和彙通也是件困難的事。
除此，巴勒斯坦固有的知識階層文化的産物必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問題在于：此種文化産物要如何來面對鄰近地區的文化産物？ 埃及名義上的支配一直持續到士師時代将近終了之時。
不過根據阿馬納書簡，曆代法老的确并未幹涉此地本土的宗教，并且在拉美西斯二世之後也很少在此行使有效的政治權力。
然而精神交流的可能性毋甯一如往昔是存在着的。
在賽索特裡斯時代，巴比洛斯[6]以東地區的半貝都因支配者之間，有個埃及智者的聲名遠播，或者至少西努黑故事的作者可以假定此種可能性為前提。
到了拉美西斯王朝徹底覆滅的時代（約公元前11世紀），巴比洛斯的城市君主對于埃及的阿蒙及其由信使文·阿蒙所傳述的權力的确一無所知[7]。
不過其宮廷先知似乎多少有所耳聞：這或許也說明了他們其中一人之所以做出有利于那位使者的神谕。
總而言之，拜遠程商隊貿易之賜，南巴勒斯坦的人們對于埃及是消息靈通的。
所羅門不僅采納了戰車技術，而且顯然也部分照抄了埃及神殿建築的樣式（所謂的&ldquo至聖所&rdquo）[8]，約瑟的傳奇尤其顯示出對埃及情事的詳知細曉，也暗示了（不管有沒有道理）與赫裡歐波裡斯[9]&mdash&mdash埃及智能的首要都城&mdash&mdash神殿祭司階層之間的關系。
巴比洛斯王向文·阿蒙緻謝說，埃及人的所有教示與技藝都來到了腓尼基[10]。
有關摩西的一則傳說還讓他成了埃及智能的擔綱者。
若根據約書亞傳說，割禮是直接，而不是經由腓尼基，從埃及傳入的。
我們可以從許許多多的細節當中找到更加廣泛的線索，隻不過一來此處對這些細節并不感興趣，二來在适當之處會加以提示。
埃及的梅涅普塔（前1213&mdash前1204）曾提及他的軍隊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對陣的征戰。
但彼此關系絕非總是那麼不友好的，這點可從以下事實得到印證。
除了具有部族親緣關系的以東人之外，埃及人後來也在明文昭示下具有加入以色列共同體的資格，盡管傳說裡并不完全正确的前提假定是：族長們身為畜牧者的特質，在埃及被視為&ldquo不淨的&rdquo[11]。
前面曾提及在巴勒斯坦的挖掘，起出了大量的聖甲蟲，按艾爾曼的說法，那對埃及人而言&ldquo正有如十字架對基督教那般的象征意義&rdquo。
有鑒于以上所有這些，其中最令
各色情歌，諸如帶有騎士風的火辣情歌、宮廷的淫情豔歌與田園風味的柔美戀歌，早在得撒[1]的華麗宮廷裡甚或更早之前便被歌詠朗誦着，後來在受波斯影響的時代裡有所曲承轉化，然後被收集成為&ldquo雅歌&rdquo。
除了包含在詩篇當中的一些贊頌王的熱烈高揚的詩歌之外，還有許多宗教的贊歌被保留下來，以無可匹敵的完美贊頌着本質上是巴比倫式的偉大天神的主宰。
因此，至少在王制時代，必然有些世俗的以及宗教的遊吟詩人存在，他們構成位居純粹民間詩歌擔綱者之上的一個階層，因為這些詩歌顯然是藝術作品。
說到底波拉之歌，這是一首極精彩的即興詩，半是宗教性的勝利之歌，半是政治性的諷刺詩&mdash&mdash針對的是城市裡的古老敵人與拖拖拉拉的同盟成員，代表了這類作品更加久遠的年代。
在當時世界所有可能的溝通手段裡，拼音文字算是最容易學習的。
根據文·阿蒙的遊記所證實的輸入到巴比倫的紙草書，拼音文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末期，盡管我們隻能舉公元前9世紀摩押人的美沙之石（Mesastein）作個例證。
拼音文字或許是為了商人的實務所需才發明出來的，因此可能就是在腓尼基。
此種文字促成了某種訴諸讀者的真正文學形成于以色列，同時也非比尋常地促成了書寫與閱讀技巧的普及。
首先這當然是幫了國王官廳的忙。
Mazkir（多半譯為&ldquo廷宰&rdquo，同時也可能是王國的年鑒史官和王的&ldquo顧問&rdquo）的官職和大衛宮廷與兩王國裡的Soferim（書記官）顯示出，文書行政至少從大衛時代即已存在，或許，如一份現存的名單所暗示的（《撒母耳記上》14:49f.），甚至從掃羅就已開始。
對所羅門的徭役國家而言，一個精通文書的官吏身份階層是不可或缺的，他們顯然不少是來自祭司，但也由有教養的世俗氏族來補充。
在後來加以實用性地改編的《列王紀》裡，便一而再地引用官方的諸王年鑒，同樣的，一份耶路撒冷神殿的年鑒恐怕也是存在的。
如同基特爾，我們不得不作此設想，即使大衛王國之史的最初編纂也是由一名得以出入王室檔案庫但獨立地以自己的見解來記述事情的作者彙纂而成。
相對于畢竟時而強大的王權，傳承的高度自由一般而言取決于以下這兩個事實。
一方面，與東方其他大多數君主專制國家相反的，在以色列，如同我們先前所見的，具備武力的大氏族仍維持着強勢的地位；另一方面，精神上獨立于王權且與之極為批判對立的先見與職業耶和華教師有其重要意義，這是個基于古老同盟戰神的威信而為王權所不敢忽視的神之&ldquo靈&rdquo的擔綱者集團。
記載于《列王紀》裡的種種奇迹故事是出自北方組織成學派的拿比集團。
從以利亞的部分記述，以及應該是前申命記時代才初次編纂的有關昔日的先見尤其是撒母耳的故事裡，顯示出有一個圈子，不但完全自外于宮廷的影響，而且同樣也完全自外于組織成學派的先知的影響，而另外有個圈子，不但與宮廷保持關系，也與批判對立于王權的耶和華信仰者維持關系，而且有系統地加以支持。
這隻可能是富有且頗具政治影響力的虔誠平信徒。
在耶利米的時代，我們也發現到某些高門第的氏族，總是不斷有氏族成員出任宮廷的官員，然而同時也曆經好幾代都是義無反顧地批判宮廷與祭司的偉大耶和華先知的保護者。
這是事所必然，一旦王權的威信因對外的失利而動搖不穩之時。
這些獨立的平信徒與受他們保護的純正耶和華崇拜者顯然早就緻力于彙集有關王國時代之前的現存古老傳承。
時而被引用的古老詩歌集，《耶和華的戰争之書》與《勇士之書》，恐怕是在王制時代初期就已收錄成書。
平信徒用心收集整理的可能是民間的就耶和華信仰而言有價值的而非純粹軍事的詩歌作品。
古老的宗教傳說、童話、寓言與箴言，最初毫無疑問的是，落在民間的亦即農耕民與半遊牧民當中四處可見的遊吟歌者與說唱人這個身份階層手中。
的确，古老的傳說隻知道一個歌者的客族，他們是猶八的後代[2]。
然而說故事人也未缺席：更古老的族長傳說确實留下了此種傳說者由來的印象。
反之，例如現今流傳形式下的約瑟的長篇故事，已具有一種教化&ldquo小說&rdquo的性質，亦即由一個有學識的詩人為受過教育的耶和華信仰者所精心造作的藝術作品。
因此，在這二者間存在着中間環節，尤其是，在具有文學教養的并且關懷政治與宗教政治的獨立平信徒圈子與民間箴言文學和宗教傳說作品的擔綱者之間，存在着種種直接關聯。
這點從某些殘存的&ldquo寓言&rdquo（Maschal）類型的作品特色當中可以看得出來。
就人為造作的想象而言，諸如亞比米勒故事裡的荊棘寓言，或借拿單之口而說出的窮人之羊的寓言，就足以媲美福音書裡最珠圓玉潤的寓言。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這類寓言明顯有别于後來典型的拉比寓言[3]，後者大多是書本思考的産物，因此在直接造作白描下多半顯得滑稽怪異而已[4]。
這樣的分别就有點像是耶稣的寓言與保羅的寓言之間的差别，衆所周知的，保羅（當他試圖使用農耕寓言時）不時犯下特征性的譬喻倒錯[5]。
到了耶利米的時代，初次有某些迹象顯示出來，那就是由一些有學識的人在實用功利的日常問題上所給予的勸告（《耶利米書》18:18），正如後來的Chokma（智能）導師及其文學作品所提供的。
不過，文人學士對于庶民利害關懷的這種關系，在俘囚期前的時代裡，顯然遠遠被當時壓倒一切的政治關懷及與之直接關聯的宗教關懷和以宗教為基礎的社會政治關懷抛在後頭。
前此所舉的那兩則寓言就是這種情形的例子。
它們顯然遠非純粹藝術性的純真産物，而是為敵對王權的耶和華信仰傾向效勞。
從引言用語和斷簡殘篇推斷起來，異常豐盛且多樣的一整個前俘囚期的民間詩作與文學，都經過宗教政治觀點下的加工改造。
如果這些作品裡隻有那些被納入現今版本聖經裡的東西而且隻以那種形式被保留下來，那麼這就是一心關注耶和華信仰的知識階層極為殚思竭慮工作下的結果。
這項工程部分是俘囚時期才展開的，但精要的一部分則早在俘囚期前即已進行，有的甚至是在記述先知出現之前。
盡管在我們如今看來，如歌特已部分指出的許多點上，就文學而言是瑕疵處處，但若就其困難度來考量，此種集結工作的成就，确是意義非凡。
前俘囚期時代的文學作品之間，以及其擔綱者之間，在傾向和精神立場上存在着尖銳的對立。
就這點而言，首先是王室的福祉預言、國家的遊吟詩人與曆史記述者等的文學作品，與受王權壓迫的耶和華信仰階層那部分，處于無法兼容的對立狀态。
收集于&ldquo雅歌&rdquo裡的古老豔情詩的殘篇裡與同樣現存為數不多的古老的君王詩篇裡，與耶和華信仰的知識階層的文學作品裡，吹拂着完全異樣的風情。
和所有鄰近地區一樣，王的宗教性，隻要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來的話，是與民衆的虔敬之心呈現強烈對比的。
吃到飽、喝到醉、健康、長壽、心靈與感官率皆舒暢、子子孫孫永遠在位、日日快活且尼羅河水位高漲，這就是拉美西斯四世所求于奧塞利斯的&mdash&mdash作為他獻給這個神的供物的相對報酬。
生命的享受與長遠而幸福的統治，同樣也是直到尼布甲尼撒為止的所有巴比倫君王所祈求的。
在以色列，情況應該不至于有所不同。
如果說現今的傳說裡由所羅門口中說出先前提過的虔誠祈求，那麼這和尼布甲尼撒及其他大王往往相當虔誠的碑文并沒有什麼兩樣：這和那不過都是祭司的産物。
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的大君們不可思議的自大高慢，相信同樣也是以色列諸王大權在握時的景象，而無論在此在彼，這都與平民對慈悲的庇護者與救難者的需求極端矛盾，并且也與耶和華從來對人類的傲慢不遜特别易于橫生盛怒極端沖突。
耶和華從來不是個王朝的神，諸如亞述（Assur）、馬杜克或尼波，他自古以來就是以色列的誓約同盟神。
然而曆代王朝無不擅自将其祭禮據為己有，并且使耶和華信仰的遊吟詩人與福祉先知為王所禦用。
而且除了種種耶和華傳說之外，還有關于本土的神祇與英雄的各式各樣細數從頭的崇拜傳奇流傳着，再加上許許多多要不是直接從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就是間接從腓尼基輸入的或者是自古即為此一地區共通的種種神話與思想，這些都是可以想見無法輕易磨滅的。
加以融和彙通也是件困難的事。
除此，巴勒斯坦固有的知識階層文化的産物必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問題在于：此種文化産物要如何來面對鄰近地區的文化産物？ 埃及名義上的支配一直持續到士師時代将近終了之時。
不過根據阿馬納書簡，曆代法老的确并未幹涉此地本土的宗教，并且在拉美西斯二世之後也很少在此行使有效的政治權力。
然而精神交流的可能性毋甯一如往昔是存在着的。
在賽索特裡斯時代，巴比洛斯[6]以東地區的半貝都因支配者之間，有個埃及智者的聲名遠播，或者至少西努黑故事的作者可以假定此種可能性為前提。
到了拉美西斯王朝徹底覆滅的時代（約公元前11世紀），巴比洛斯的城市君主對于埃及的阿蒙及其由信使文·阿蒙所傳述的權力的确一無所知[7]。
不過其宮廷先知似乎多少有所耳聞：這或許也說明了他們其中一人之所以做出有利于那位使者的神谕。
總而言之，拜遠程商隊貿易之賜，南巴勒斯坦的人們對于埃及是消息靈通的。
所羅門不僅采納了戰車技術，而且顯然也部分照抄了埃及神殿建築的樣式（所謂的&ldquo至聖所&rdquo）[8]，約瑟的傳奇尤其顯示出對埃及情事的詳知細曉，也暗示了（不管有沒有道理）與赫裡歐波裡斯[9]&mdash&mdash埃及智能的首要都城&mdash&mdash神殿祭司階層之間的關系。
巴比洛斯王向文·阿蒙緻謝說，埃及人的所有教示與技藝都來到了腓尼基[10]。
有關摩西的一則傳說還讓他成了埃及智能的擔綱者。
若根據約書亞傳說，割禮是直接，而不是經由腓尼基，從埃及傳入的。
我們可以從許許多多的細節當中找到更加廣泛的線索，隻不過一來此處對這些細節并不感興趣，二來在适當之處會加以提示。
埃及的梅涅普塔（前1213&mdash前1204）曾提及他的軍隊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對陣的征戰。
但彼此關系絕非總是那麼不友好的，這點可從以下事實得到印證。
除了具有部族親緣關系的以東人之外，埃及人後來也在明文昭示下具有加入以色列共同體的資格，盡管傳說裡并不完全正确的前提假定是：族長們身為畜牧者的特質，在埃及被視為&ldquo不淨的&rdquo[11]。
前面曾提及在巴勒斯坦的挖掘，起出了大量的聖甲蟲，按艾爾曼的說法，那對埃及人而言&ldquo正有如十字架對基督教那般的象征意義&rdquo。
有鑒于以上所有這些，其中最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