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聖戰、割禮、拿細耳人與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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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和其他地方一樣也是導向忘我的一種手段（《列王紀下》3:15）。
腓尼基的巴力神的拿比，在暗利王朝時進入北以色列，他們以一種舞蹈&mdash&mdash在狂迷地自我殘傷當中圍繞着祭壇跳的跛足舞&mdash&mdash來作為祈雨魔法。
自我和相互殘傷（《列王紀上》20:35f.），連同全身痙攣狀态及瘋言谵語的産生，都是耶和華的拿比的修業，隻是詳情無法一一得知，其目的不外乎獲得巫術力量。
此一宗派的最後一位導師以利沙在傳說中（《列王紀下》4:1f.，4:8f.，4:18f.，4:38f.，4:42f.，6:1f.，8:1f.）所行的奇迹，帶有全然是職業魔法的典型印記，如同在印度和其他的巫師傳奇裡所發現到的那樣。
那些魔法故事，包括以利沙的傳說，讓我們認識到，拿比就像所有這些出神忘我的魔法師一樣，部分被要求做看診下藥者，部分擔任祈雨施術者，而部分則像印度的那揭（Nāgā）和最足以與其相提并論的得未使那樣，作為随軍教士或直接參戰的信仰戰士[17]。
耶和華的拿比于民族戰争開打時在北以色列現身為戰争預言者，尤其是在對抗未行割禮的非利士人的解放戰争裡&mdash&mdash十足的宗教戰争。
不過，出神忘我的預言顯然并不是那時才首次出現，而是出現在所有真正的解放戰争裡&mdash&mdash底波拉戰役是第一個。
此種預言首先根本與什麼&ldquo預告&rdquo都不相幹（神谕直到基甸的時代都還純粹是靠簽蔔），其作用毋甯是，如&ldquo以色列之母&rdquo底波拉所做的：鼓動信仰戰争、應許勝利、借由忘我以獲取勝利的魔法。
我們無法确實證明此種個人的忘我戰争預言與後來訓練有素的拿比忘我之間有直接的關聯：底波拉之歌和《士師記》即不知後者的存在。
然而，兩者确實是有關系的。
戰争忘我絕不僅限于早先時代的卡理斯瑪狂戰士和戰争先知的個人忘我以及後來農民軍時代的得未使集團的群體忘我。
種種銜接環節廣見于各處。
所謂的士師時代的卡理斯瑪戰争領袖絕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确實都具有忘我戰士的特質，而且，以色列的第一個王在傳說裡更是如此，特别是與拿比有着種種關聯。
根據一則已不再了解古代情形的傳說，就在&ldquo耶和華的靈&rdquo使其受膏後，馬上就要公開現身為以色列王之前，掃羅據說&ldquo偶然地&rdquo置身于一個拿比團體當中，并且被拿比的忘我所俘虜（《撒母耳記上》10）。
但後來還在與大衛鬥争的時期，又再度據說偶然地造訪撒母耳的拿比團體時為忘我所擄獲（《撒母耳記上》19：24），他因而赤身露體地四處遊走、胡言亂語并暈厥了一整天。
在聽到雅比人投降講和的消息時，他在耶和華所降下的神聖怒氣籠罩下撕裂了一對公牛，在對遲疑不決者發出宗教性的詛咒後，号召全以色列起而進行解放戰争。
他之所以不可遏抑地向大衛發怒，據大衛派傳說的評估，是由于惡靈所造成的，而且同樣是由耶和華所降下的靈。
他顯然和穆罕默德同樣，是個戰争的忘我達人。
不過，大衛也和掃羅一樣，流連于撒母耳的拿比團體住處。
他在約櫃前舞蹈，當約櫃在戰争勝利後被移回原處時。
從這樣的信息裡我們無法更進一步确認其間的詳細關系，但關系确實存在。
但是後來的傳說，如同對待掃羅的忘我一般，也稍帶體恤地為大衛的這種忘我行為辯解。
對這些傳說而言，這些狀态是不符君王身份的。
大衛之妻米甲說得很明白，王不該&ldquo像個平民&rdquo那樣行止，而俗語說&ldquo掃羅也列在拿比中嗎？他們（拿比）的父親是誰？&rdquo[18]，表達了完全一緻的态度：對這些沒格調的平民的輕賤。
一方面，對這點有所影響的是，後來的王制時代的文士階層對于古代的忘我之士的态度已經轉變，我們後面還會談到。
另一方面，得未使僧團的地位在這期間産生了變化，這是由于自大衛定都于城市而所羅門繼之為永制之後，王國的結構徹底改變所造成的結果。
在登基為城市君王之前，大衛是個古代意味下的卡理斯瑪戰侯，隻因戰功而被正當化為上帝所膏者。
因此當亞瑪力人強奪了其扈從的牲畜與女人時，他便陷入了必須為此負責而當下被殺的危險。
随着世襲性卡理斯瑪的城市定居的王朝穩固抵定，以及繼之而來的軍事體制的改弦易轍，一切情況也就大不相同了。
所羅門自埃及引進駿馬與戰車，并以此建立起騎兵隊。
由王室府庫所供養的，至少包括親衛隊及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車戰戰士（《列王紀上》10:26）&mdash&mdash他們被安置在特别的&ldquo戰車城市&rdquo（屯車的城邑）裡。
傳說的編纂者可能自此之後便直接稱&ldquo軍隊&rdquo（譬如法老的戰車隊）為其&ldquo财産&rdquo（chail），而稱王的軍隊最高長官為&ldquosarchailim&rdquo（财務總長）。
除此之外，還有背負賦役義務的宮室工匠和徭役民工，由他們來修建要塞、宮殿與神殿，并耕種不斷擴大的王室領地；領有俸祿和封土的王的官吏，由他們來擔任軍官和至少是首都裡的法官；王的軍事教官，由他們來訓練軍隊兵員；王室寶庫，用來作為權力手段及賞賜忠臣；為了充實王室府庫，設有國王自己的紅海通商隊，還有來自附屬的外邦地區的貢納，以及為了王的膳食而由分割成十二個行政區的人民依規定每月輪流提供實物貢納；最後，還有埃及那種方式的強制勞動徭役。
為了能夠參與國際政治舞台，王的正式妻室的納娶多與周邊強權支配者，尤其是埃及與腓尼基，建立起婚姻關系與同盟關系，結果是外國祭典崇拜的引進，部分隻是出于為外國嫔妃的宮廷禮拜之便，部分則是由于将外國的神祇融入自己的崇拜裡。
這些都是王權立竿見影的各種結果。
以此，王國獲得了東方軍事強權的典型特征。
王的書記官、大臣、家宰、稅務長以及典型的埃及官位稱号&ldquo王友&rdquo（re&lsquoehhamelech）都出現了。
即使世俗的官位也充斥着擔任書記專員的祭司或祭司之子（《列王紀上》4:1f.），在此，和他處一樣，這意味着受過正規教育的祭司權位高漲，取代了卡理斯瑪的忘我專家。
不止如此，通過以上這一切手段，所羅門試圖将農民、牧羊人氏族、小山城等所組成的松散的誓約共同體打造成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體。
王國依地理所區劃成的十二個行政區，取代了借着耶和華同盟而統一起來的部族，換言之，這些部族現在變成為了國家稅收攤派而存在于所有古代城邦國家裡的部族（Phylen）。
支配部族猶大的大部分似乎因分享王室特權而受到豁免，如同大多數君主制國家結構所見的。
除此之外，其地理的區劃組織大多和古老的部族邊界一緻。
約瑟劃分為以法蓮和兩個瑪拿西，恐怕也與此有關。
以色列十二部族的定型化應該是借此才确定下來。
即使在撒瑪利亞興建之後北方部族的一再叛離，都絲毫未能改變南北兩王國自此以來的這種（十二區劃的）特征。
以此，并且特别是随着戰車兵團的比重愈來愈高升，古老的忘我的、英雄的卡理斯瑪主義與古老的同盟召集軍的重要性，必然随之低落。
常備軍，亦即王的親衛軍與傭兵隊赢得重要地位而以犧牲古老的農民召集軍為代價。
古來的吉伯林姆如今隻是誓約同盟軍裡具有重裝步兵武備能力的&ldquo克拉西斯&rdquo（classis，以羅馬的稱謂來說）。
不過，随着裝備費用的逐步提升，他們成為一個騎士階級，為此之故，一般自由民的召集兵團則逐步往後退。
糧倉庫藏與軍火庫愈來愈成為王國軍力的基礎，特别在有關希西家的實力裡被提到（《曆代志下》32:28）。
這導緻我們先前說過的農民階層的非軍事化。
随着城市發展所形成的此種狀态和古代以色列的誓約共同體的狀态，兩者之間的關系就好比&ldquo握有伯恩（Bern）大權的主子們&rdquo之于瑞士各州省原來的農民同盟之間的關系。
隻不過，在以色列由于賦役王國的支配，使得此種關系在本質上較為尖銳。
我們心知肚明，古老的同盟及其軍隊已有了不同的社會面貌，而賦稅與王國的徭役對自由的以色列人而言無非是新的苦果。
古老的自由先鋒，拿比，深受此種變化的打擊。
他們是古老的農民召集兵的精神領導。
米利安、底波拉，根據後來的（有問題的）傳說也包括撒母耳、古老的狂戰士&mdash英雄、得未使徒衆等，在一般民衆的回憶裡都被視為受到同盟戰神的&ldquo靈&rdquo降身的、真正虔敬的、英雄精神的擔綱者。
敵人則是車戰的騎士&mdash&mdash埃及人、迦南人與非利士人，耶和華借着喚起英雄與先知的忘我而将勝利交在農民軍的手裡。
如今，他們自己的王所擁有的軍隊本身，卻是由訓練有素的車戰騎兵和外國出身的傭兵所組成，其中沒有拿比與拿細耳人立足的餘地。
也因此，拿比的忘我與拿細耳人的禁欲全都遭到非軍事化&mdash&mdash這是此一内政發展裡一個對宗教史來說相當重要的傾向。
我們先前看到，借由米甲之口說出，宮廷社會對于大衛的忘我舞蹈有多麼的厭惡。
耶戶的一個軍官稱某個拿比&mdash&mdash由耶和華的拿比團體首領以利沙派來給這将軍（耶戶）塗油要他自立為王的那個拿比&mdash&mdash為&ldquo癫狂的人&rdquo[19]。
在這場耶戶對抗暗利王朝而由利甲人所支持的耶和華崇拜的革命裡，忘我的拿比在以利沙的帶領下，再一次現身為政治的要素。
令人驚奇的是，在關于以利沙的拿比的報告裡，忘我的現象比起在掃羅和撒母耳傳說裡的要平緩得多：忘我的擔綱者不再是四處飄蕩、（酒神）狄俄倪索斯式狂飙的黨徒，而是經由音樂導入忘我的、定居的宗派。
而這也是我們聽到他們以此種方式成為政治要素的最後一次。
下一次提到時，則是否定的：先知阿摩司，在耶羅波安二世治下，抗議說他并不是個&ldquo拿比&rdquo[20]。
此處所指的（阿摩司）顯然是個受過職業訓練的忘我專家，靠着忘我來營生。
因為，在另一處，阿摩司也使用拿比之名作為榮譽的稱号。
不過，記述先知卻一再抱怨關于拿比的虛僞與堕落。
那時所指的多半是職業的忘我專家。
史料顯示，職業的拿比忘我隻有部分是政治取向的，而其他單純隻是巫師的行當。
這些自由的拿比顯然并不具有以色列國族的性格。
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也會為非以色列人提供服務。
以利沙抵達大馬士革，亞哈的敵人（亞蘭王）便哈達向他垂詢意見。
他也為患了麻風病的亞蘭王的将軍（乃缦）提供巫術性的解救辦法，因此這名将軍改宗為耶和華的崇拜者。
他預言大馬士革王的大将哈薛&mdash&mdash後來成為以色列的死敵&mdash&mdash注定要登上叙利亞的王位[21]。
同樣的，在對摩押人的戰役時，他也應自己的王的要求當個忘我的魔法師。
不過，他并不局限自己在固定的服侍上，傳說認為他是個自由拿比的團體的領導者。
在腓尼基，拿比服侍君王是自古就有的事。
亞哈王即因其腓尼基人妻子之故而任用巴力的拿比，不過就其為兒子取了耶和華信仰的教名來看，他必然也任用耶和華的拿比。
兩者都依叙利亞古來的典型方式成為食君之祿者，亦即仰賴國王的食桌過活。
不過，那時顯然還有一種拿比的範疇，他們一概拒斥運用忘我的卡理斯瑪于任何一種營利目的。
這被認為是以利沙的立場，雖然稍有待商榷。
他使接受酬勞的弟子得了大麻風。
此一立場相應于我們常在其他地方的知識階層身上，包括希臘的哲學家，發現到的那種注重身份體面的誡命，而阿摩司之拒絕拿比的稱号，也是基于此一見解。
不管是職業的王室禦用拿比，或是這個自由的拿比階層，都自認為是純正的耶和華傳統的守護者，而由于他們自車戰技術的運用以來已喪失其作為信仰戰士的直接軍事作用，最多不過是一種行使巫術的從軍教士，因而促使他們緻力于發展這類忘我專家固有的另一種天賦：忘我的預言（Weissagung）。
拿比的忘我和預言的關系無疑是古老的，從&ldquo拿比&rdquo（非希伯來文）一詞與巴比倫降神谕的神之名相關聯這點即可明白。
腓尼基的城邦君主在拉美西斯時代便已任用忘我專家為預言者，并且言聽計從，就像美索不達米亞的君王遵從神廟祭司的神谕一樣，這從埃及的書記和阿蒙神祭司文·阿蒙（WenAmon）&mdash&mdash約當底波拉之歌的時代&mdash&mdash關于巴比倫的遊記裡可以得知。
王的預言者之一，在忘我中發出一則神谕，奉勸要善待來客，王便聽從。
以色列古老的卡理斯瑪戰侯要不是自己直接從神那兒祈求兆頭或者以一定的征兆來下決定&mdash&mdash傳說裡基甸前後有過三回，就是被忘我的拿比召喚上戰場，其中特别是巴拉受到底波拉召喚這個例子。
曆史傳說裡首度關于掃羅的報告，是他在尋找一位&ldquo先見&rdqu
腓尼基的巴力神的拿比，在暗利王朝時進入北以色列，他們以一種舞蹈&mdash&mdash在狂迷地自我殘傷當中圍繞着祭壇跳的跛足舞&mdash&mdash來作為祈雨魔法。
自我和相互殘傷（《列王紀上》20:35f.），連同全身痙攣狀态及瘋言谵語的産生，都是耶和華的拿比的修業，隻是詳情無法一一得知，其目的不外乎獲得巫術力量。
此一宗派的最後一位導師以利沙在傳說中（《列王紀下》4:1f.，4:8f.，4:18f.，4:38f.，4:42f.，6:1f.，8:1f.）所行的奇迹，帶有全然是職業魔法的典型印記，如同在印度和其他的巫師傳奇裡所發現到的那樣。
那些魔法故事，包括以利沙的傳說，讓我們認識到，拿比就像所有這些出神忘我的魔法師一樣，部分被要求做看診下藥者，部分擔任祈雨施術者，而部分則像印度的那揭（Nāgā）和最足以與其相提并論的得未使那樣，作為随軍教士或直接參戰的信仰戰士[17]。
耶和華的拿比于民族戰争開打時在北以色列現身為戰争預言者，尤其是在對抗未行割禮的非利士人的解放戰争裡&mdash&mdash十足的宗教戰争。
不過，出神忘我的預言顯然并不是那時才首次出現，而是出現在所有真正的解放戰争裡&mdash&mdash底波拉戰役是第一個。
此種預言首先根本與什麼&ldquo預告&rdquo都不相幹（神谕直到基甸的時代都還純粹是靠簽蔔），其作用毋甯是，如&ldquo以色列之母&rdquo底波拉所做的：鼓動信仰戰争、應許勝利、借由忘我以獲取勝利的魔法。
我們無法确實證明此種個人的忘我戰争預言與後來訓練有素的拿比忘我之間有直接的關聯：底波拉之歌和《士師記》即不知後者的存在。
然而，兩者确實是有關系的。
戰争忘我絕不僅限于早先時代的卡理斯瑪狂戰士和戰争先知的個人忘我以及後來農民軍時代的得未使集團的群體忘我。
種種銜接環節廣見于各處。
所謂的士師時代的卡理斯瑪戰争領袖絕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确實都具有忘我戰士的特質，而且，以色列的第一個王在傳說裡更是如此，特别是與拿比有着種種關聯。
根據一則已不再了解古代情形的傳說，就在&ldquo耶和華的靈&rdquo使其受膏後，馬上就要公開現身為以色列王之前，掃羅據說&ldquo偶然地&rdquo置身于一個拿比團體當中，并且被拿比的忘我所俘虜（《撒母耳記上》10）。
但後來還在與大衛鬥争的時期，又再度據說偶然地造訪撒母耳的拿比團體時為忘我所擄獲（《撒母耳記上》19：24），他因而赤身露體地四處遊走、胡言亂語并暈厥了一整天。
在聽到雅比人投降講和的消息時，他在耶和華所降下的神聖怒氣籠罩下撕裂了一對公牛，在對遲疑不決者發出宗教性的詛咒後，号召全以色列起而進行解放戰争。
他之所以不可遏抑地向大衛發怒，據大衛派傳說的評估，是由于惡靈所造成的，而且同樣是由耶和華所降下的靈。
他顯然和穆罕默德同樣，是個戰争的忘我達人。
不過，大衛也和掃羅一樣，流連于撒母耳的拿比團體住處。
他在約櫃前舞蹈，當約櫃在戰争勝利後被移回原處時。
從這樣的信息裡我們無法更進一步确認其間的詳細關系，但關系确實存在。
但是後來的傳說，如同對待掃羅的忘我一般，也稍帶體恤地為大衛的這種忘我行為辯解。
對這些傳說而言，這些狀态是不符君王身份的。
大衛之妻米甲說得很明白，王不該&ldquo像個平民&rdquo那樣行止，而俗語說&ldquo掃羅也列在拿比中嗎？他們（拿比）的父親是誰？&rdquo[18]，表達了完全一緻的态度：對這些沒格調的平民的輕賤。
一方面，對這點有所影響的是，後來的王制時代的文士階層對于古代的忘我之士的态度已經轉變，我們後面還會談到。
另一方面，得未使僧團的地位在這期間産生了變化，這是由于自大衛定都于城市而所羅門繼之為永制之後，王國的結構徹底改變所造成的結果。
在登基為城市君王之前，大衛是個古代意味下的卡理斯瑪戰侯，隻因戰功而被正當化為上帝所膏者。
因此當亞瑪力人強奪了其扈從的牲畜與女人時，他便陷入了必須為此負責而當下被殺的危險。
随着世襲性卡理斯瑪的城市定居的王朝穩固抵定，以及繼之而來的軍事體制的改弦易轍，一切情況也就大不相同了。
所羅門自埃及引進駿馬與戰車，并以此建立起騎兵隊。
由王室府庫所供養的，至少包括親衛隊及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車戰戰士（《列王紀上》10:26）&mdash&mdash他們被安置在特别的&ldquo戰車城市&rdquo（屯車的城邑）裡。
傳說的編纂者可能自此之後便直接稱&ldquo軍隊&rdquo（譬如法老的戰車隊）為其&ldquo财産&rdquo（chail），而稱王的軍隊最高長官為&ldquosarchailim&rdquo（财務總長）。
除此之外，還有背負賦役義務的宮室工匠和徭役民工，由他們來修建要塞、宮殿與神殿，并耕種不斷擴大的王室領地；領有俸祿和封土的王的官吏，由他們來擔任軍官和至少是首都裡的法官；王的軍事教官，由他們來訓練軍隊兵員；王室寶庫，用來作為權力手段及賞賜忠臣；為了充實王室府庫，設有國王自己的紅海通商隊，還有來自附屬的外邦地區的貢納，以及為了王的膳食而由分割成十二個行政區的人民依規定每月輪流提供實物貢納；最後，還有埃及那種方式的強制勞動徭役。
為了能夠參與國際政治舞台，王的正式妻室的納娶多與周邊強權支配者，尤其是埃及與腓尼基，建立起婚姻關系與同盟關系，結果是外國祭典崇拜的引進，部分隻是出于為外國嫔妃的宮廷禮拜之便，部分則是由于将外國的神祇融入自己的崇拜裡。
這些都是王權立竿見影的各種結果。
以此，王國獲得了東方軍事強權的典型特征。
王的書記官、大臣、家宰、稅務長以及典型的埃及官位稱号&ldquo王友&rdquo（re&lsquoehhamelech）都出現了。
即使世俗的官位也充斥着擔任書記專員的祭司或祭司之子（《列王紀上》4:1f.），在此，和他處一樣，這意味着受過正規教育的祭司權位高漲，取代了卡理斯瑪的忘我專家。
不止如此，通過以上這一切手段，所羅門試圖将農民、牧羊人氏族、小山城等所組成的松散的誓約共同體打造成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體。
王國依地理所區劃成的十二個行政區，取代了借着耶和華同盟而統一起來的部族，換言之，這些部族現在變成為了國家稅收攤派而存在于所有古代城邦國家裡的部族（Phylen）。
支配部族猶大的大部分似乎因分享王室特權而受到豁免，如同大多數君主制國家結構所見的。
除此之外，其地理的區劃組織大多和古老的部族邊界一緻。
約瑟劃分為以法蓮和兩個瑪拿西，恐怕也與此有關。
以色列十二部族的定型化應該是借此才确定下來。
即使在撒瑪利亞興建之後北方部族的一再叛離，都絲毫未能改變南北兩王國自此以來的這種（十二區劃的）特征。
以此，并且特别是随着戰車兵團的比重愈來愈高升，古老的忘我的、英雄的卡理斯瑪主義與古老的同盟召集軍的重要性，必然随之低落。
常備軍，亦即王的親衛軍與傭兵隊赢得重要地位而以犧牲古老的農民召集軍為代價。
古來的吉伯林姆如今隻是誓約同盟軍裡具有重裝步兵武備能力的&ldquo克拉西斯&rdquo（classis，以羅馬的稱謂來說）。
不過，随着裝備費用的逐步提升，他們成為一個騎士階級，為此之故，一般自由民的召集兵團則逐步往後退。
糧倉庫藏與軍火庫愈來愈成為王國軍力的基礎，特别在有關希西家的實力裡被提到（《曆代志下》32:28）。
這導緻我們先前說過的農民階層的非軍事化。
随着城市發展所形成的此種狀态和古代以色列的誓約共同體的狀态，兩者之間的關系就好比&ldquo握有伯恩（Bern）大權的主子們&rdquo之于瑞士各州省原來的農民同盟之間的關系。
隻不過，在以色列由于賦役王國的支配，使得此種關系在本質上較為尖銳。
我們心知肚明，古老的同盟及其軍隊已有了不同的社會面貌，而賦稅與王國的徭役對自由的以色列人而言無非是新的苦果。
古老的自由先鋒，拿比，深受此種變化的打擊。
他們是古老的農民召集兵的精神領導。
米利安、底波拉，根據後來的（有問題的）傳說也包括撒母耳、古老的狂戰士&mdash英雄、得未使徒衆等，在一般民衆的回憶裡都被視為受到同盟戰神的&ldquo靈&rdquo降身的、真正虔敬的、英雄精神的擔綱者。
敵人則是車戰的騎士&mdash&mdash埃及人、迦南人與非利士人，耶和華借着喚起英雄與先知的忘我而将勝利交在農民軍的手裡。
如今，他們自己的王所擁有的軍隊本身，卻是由訓練有素的車戰騎兵和外國出身的傭兵所組成，其中沒有拿比與拿細耳人立足的餘地。
也因此，拿比的忘我與拿細耳人的禁欲全都遭到非軍事化&mdash&mdash這是此一内政發展裡一個對宗教史來說相當重要的傾向。
我們先前看到，借由米甲之口說出，宮廷社會對于大衛的忘我舞蹈有多麼的厭惡。
耶戶的一個軍官稱某個拿比&mdash&mdash由耶和華的拿比團體首領以利沙派來給這将軍（耶戶）塗油要他自立為王的那個拿比&mdash&mdash為&ldquo癫狂的人&rdquo[19]。
在這場耶戶對抗暗利王朝而由利甲人所支持的耶和華崇拜的革命裡，忘我的拿比在以利沙的帶領下，再一次現身為政治的要素。
令人驚奇的是，在關于以利沙的拿比的報告裡，忘我的現象比起在掃羅和撒母耳傳說裡的要平緩得多：忘我的擔綱者不再是四處飄蕩、（酒神）狄俄倪索斯式狂飙的黨徒，而是經由音樂導入忘我的、定居的宗派。
而這也是我們聽到他們以此種方式成為政治要素的最後一次。
下一次提到時，則是否定的：先知阿摩司，在耶羅波安二世治下，抗議說他并不是個&ldquo拿比&rdquo[20]。
此處所指的（阿摩司）顯然是個受過職業訓練的忘我專家，靠着忘我來營生。
因為，在另一處，阿摩司也使用拿比之名作為榮譽的稱号。
不過，記述先知卻一再抱怨關于拿比的虛僞與堕落。
那時所指的多半是職業的忘我專家。
史料顯示，職業的拿比忘我隻有部分是政治取向的，而其他單純隻是巫師的行當。
這些自由的拿比顯然并不具有以色列國族的性格。
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也會為非以色列人提供服務。
以利沙抵達大馬士革，亞哈的敵人（亞蘭王）便哈達向他垂詢意見。
他也為患了麻風病的亞蘭王的将軍（乃缦）提供巫術性的解救辦法，因此這名将軍改宗為耶和華的崇拜者。
他預言大馬士革王的大将哈薛&mdash&mdash後來成為以色列的死敵&mdash&mdash注定要登上叙利亞的王位[21]。
同樣的，在對摩押人的戰役時，他也應自己的王的要求當個忘我的魔法師。
不過，他并不局限自己在固定的服侍上，傳說認為他是個自由拿比的團體的領導者。
在腓尼基，拿比服侍君王是自古就有的事。
亞哈王即因其腓尼基人妻子之故而任用巴力的拿比，不過就其為兒子取了耶和華信仰的教名來看，他必然也任用耶和華的拿比。
兩者都依叙利亞古來的典型方式成為食君之祿者，亦即仰賴國王的食桌過活。
不過，那時顯然還有一種拿比的範疇，他們一概拒斥運用忘我的卡理斯瑪于任何一種營利目的。
這被認為是以利沙的立場，雖然稍有待商榷。
他使接受酬勞的弟子得了大麻風。
此一立場相應于我們常在其他地方的知識階層身上，包括希臘的哲學家，發現到的那種注重身份體面的誡命，而阿摩司之拒絕拿比的稱号，也是基于此一見解。
不管是職業的王室禦用拿比，或是這個自由的拿比階層，都自認為是純正的耶和華傳統的守護者，而由于他們自車戰技術的運用以來已喪失其作為信仰戰士的直接軍事作用，最多不過是一種行使巫術的從軍教士，因而促使他們緻力于發展這類忘我專家固有的另一種天賦：忘我的預言（Weissagung）。
拿比的忘我和預言的關系無疑是古老的，從&ldquo拿比&rdquo（非希伯來文）一詞與巴比倫降神谕的神之名相關聯這點即可明白。
腓尼基的城邦君主在拉美西斯時代便已任用忘我專家為預言者，并且言聽計從，就像美索不達米亞的君王遵從神廟祭司的神谕一樣，這從埃及的書記和阿蒙神祭司文·阿蒙（WenAmon）&mdash&mdash約當底波拉之歌的時代&mdash&mdash關于巴比倫的遊記裡可以得知。
王的預言者之一，在忘我中發出一則神谕，奉勸要善待來客，王便聽從。
以色列古老的卡理斯瑪戰侯要不是自己直接從神那兒祈求兆頭或者以一定的征兆來下決定&mdash&mdash傳說裡基甸前後有過三回，就是被忘我的拿比召喚上戰場，其中特别是巴拉受到底波拉召喚這個例子。
曆史傳說裡首度關于掃羅的報告，是他在尋找一位&ldquo先見&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