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聖戰、割禮、拿細耳人與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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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戰利品的分配，特别是關于沒有出去打仗的人應得的份，據說（根據《民數記》31:27）都依固定的原則而行，不過，在大衛分配戰利品的故事裡（《撒母耳記上》30:26），此種分配原則的實施似乎是從他才開始的一種革新。
同盟戰争的盟約條例（casusfoederis）、戰争的指揮者以及戰争的目的，全都以卡理斯瑪和預言的方式通過同盟軍的統帥耶和華的激勵與神谕來決定。
耶和華本身被認為是同盟戰争真正的最高指揮者。
誓約破棄者拒絕援助的，不僅是誓約同盟夥伴，而且是耶和華本身，因此就像押别洗那樣被滅亡。
以此，同盟戰争就是一種聖戰[1]，或者随時都可能變成聖戰，并且在危急之際的确總是被宣稱為聖戰。
蓋達（gedah），亦即集合起來的軍隊，在底波拉之歌裡（《士師記》5:11）以及在對抗便雅憫的聖戰裡（《士師記》20），直接被稱為&ldquo上帝的兵丁&rdquo（&lsquoamJahwe及&lsquoamhaelohim）。
随之而來的首先是種種儀式上的歸結。
在對抗非利士人的時代裡，根據撒母耳的傳說，可攜式的野戰神龛（&ldquo上帝的約櫃&rdquo）被帶進軍營裡，并且根據包含在祭司傳說裡的一段話，上帝在儀式性的懇求下，自約櫃中&mdash&mdash無論是作為他的容器也好，或作為他的寶座也罷&mdash&mdash起而引領軍隊，同樣的，戰争結束後則再度歸回原位。
以弗得（Ephod）亦即後來的祭司服，似乎有時也出現在營地裡（《撒母耳記上》14:3，23:6、9，30:7）。
通過開戰前對敵人的詛咒，以及神谕與起誓，交戰之際的祝禱咒術，人們試圖以此确保耶和華的介入。
在這樣的手段當中，至少在戰事危急存亡之際，活人祭獻也是其中之一，瑪拿西王最後一次使用了此種手段。
不過，除了全世界都可見到的這些特殊的誓願之外，軍隊在聖戰裡必須實行禁欲，尤其是齋戒與斷絕性交。
傳說裡認為，大衛及其扈從可以吃祭壇的聖餅，如果作為戰士的他們斷絕性交的話。
當他與拔示巴通奸的結果（懷孕）顯露出來時，大衛讓他的士兵烏利亞從戰場上回來以便與他的妻子同寝，好讓罪證湮滅，然而卻徒勞無功，因為烏利亞遵守軍隊紀律不行性交。
隻要有人破除禁欲，尤其是齋戒，那麼耶和華的怒氣就會威脅到全員，因此注定這名違犯者難逃一死：唯有以另一個代罪羔羊獻祭，軍隊方才挽救了掃羅之子約拿單的命[2]。
有個傳說将普遍行割禮一事和約書亞為帶領以色列人入侵迦南做準備兩相關聯起來。
除了從海外移民進來的非利士人外，割禮是以色列及其周遭民族共通的，尤其是埃及人，根據希羅多德的說法，叙利亞與腓尼基人便是從埃及那兒傳襲到割禮。
割禮也許是以色列的種種儀式中唯一從埃及傳來的。
至于其原始意義，如衆所知的，尚是個争議不休的問題。
割禮在埃及或許一開始并不是普遍施行的，而是隻适用于貴族[3]，并且可能和戰士的冠戴禮或祭司的修業式相關聯。
在幼年期即行割禮，确實是後代才有的産物。
亞伯拉罕直到以實馬利十三歲時才對他行割禮[4]。
另一方面，《出埃及記》裡的摩西與齊波拉的因果傳奇顯示出，割禮也被認為是要對付性交時惡魔的侵擾。
割禮與子孫繁盛的應許之間的關系，經常出現在拉比的傳說裡，但此種關聯到底有多麼古老，仍然是相當有争議的。
反之，俘囚期之後的和平時代裡，割禮對于改宗者的不可或缺性，至少并不是絕對确定不移的。
在較古老的俘囚期之前的時代裡，值得注意的是，不具兵役義務的格耳林姆，亦即迦南地裡整個并未定居土著的人民，也不受割禮的束縛。
這可說是主張割禮源自戰士禁欲的主要論據，而且也是最有可能的一種假定。
但另一方面，家族裡的任何成員，依照年代無法确定的一則規定[5]，包括奴隸在内，都必須行割禮，而且這被認為是參與家族的逾越節會食的前提條件（《出埃及記》12:48）。
因此關于割禮來源的種種線索仍然晦澀不明。
即使是未受割禮的人（&lsquoarel）死後要下放到别的一個陰府裡去的記述（《以西結書》31:18，32:19f.），都無法讓我們得出更确切的信息[6]。
無論如何，未受割禮的外邦人，在特殊意味下，被視為禮儀上的野蠻人，而敵人的包皮，在埃及就像敵人的頭皮在印第安人那兒一樣，被視為戰利品。
總而言之，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割禮起初總是與戰士的禁欲和青年戰士團的入會儀式有着某種關聯；除此之外，是否與其起源地常見的陽具崇拜的狂迷祭典有什麼關聯，這就永遠不得而知了[7]。
至于衛生學上的理性主義的解釋，至今仍常出現，在此一如多半的情形是不足取的。
與軍隊的神聖化手段并列的，是在聖戰裡關于掠奪品的儀式性禁忌：将戰利品奉獻給同盟軍的戰神耶和華作為犧牲&mdash&mdashcherem（赫忍，永獻）[8]，到了俘囚期之後轉變成為和平的宗教共同體的時代裡，赫忍仍以将生活不端正的共同體成員破門出家的方式繼續存在。
私人的禁忌化的遺緒在以色列似乎也可以發現。
不過，将或死或活的掠奪品全部或部分禁忌化并奉獻給神，是極為普遍通行的，尤以埃及最為著名：在埃及，國王基于儀式性的義務而殺戮戰俘。
敵人在兩地都被視為無神者，換言之，在這兩處全無騎士精神的絲毫痕迹可循。
赫忍在戰時可以有各種不同程度的推行，而我們從有關戰利品分配的規則裡可以得知，通常并不會将所有的戰利品都全加以禁忌化，包括男人、女人、小孩、牲畜、房屋與家具。
部分而言，隻有成年男子&mdash&mdash&ldquo所有面牆小便者&rdquo，或者隻有君侯和貴族們，被當作犧牲而殺害。
除了聖戰之外，和伊斯蘭教一樣，古代以色列的軍法也區分敵人為自願降服的和頑強抵抗的，前者可以保住性命（《申命記》20:11）。
不論迦南地之内或之外，都按此軍法處置。
直到受先知影響的理論出現&mdash&mdash首度出現于以利亞的時代，論說這塊神所應許之地的特殊神聖性，這才要求将此地的偶像崇拜者全都殺戮盡淨（《申命記》7:2&mdash3）。
隻有戰争先知的理論和俘囚期的理論，以及猶太教朝向教派的發展，才導緻傾向于這種狂熱的原則：将迦南地的敵人徹底撲滅[9]。
并非所有的戰争，而是唯有同盟戰争&mdash&mdash而且并非總是&mdash&mdash被視為聖戰，除此事實之外，從掃羅對于傳說借撒母耳之口提出的種種要求抱持反對态度的事上看來，赫忍的終極歸結是相對晚出的。
赫忍的這些終極歸結也以毫不留情的嚴峻姿态被貫徹于傳承的形成過程中。
此種本質上是神學性的血腥軍法産生出一種獨特的結合，亦即将一種幾乎是耽于肉欲的殘暴狂想與寬大對待弱者和寄居者的命令&mdash&mdash成為聖經多處章節特征所在的命令&mdash&mdash結合在一起。
與一般的戰士禁欲相關聯的，以色列的戰争也存在着戰士忘我（Kriegerekstase）的諸種現象，包括也廣見于其他地方的兩種形式。
其一是從戰士的戰舞及其肉食狂迷和飲酒狂迷當中産生的集體忘我。
傳說裡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其中最為清楚的是以色列人在耶和華的約櫃到達軍營時發出令非利士人喪膽的呼喊（Teru&lsquoah，《撒母耳記上》4:5），或許這是環繞着約櫃的戰舞；有時候也提到在打勝仗之後生食肉類與飲血（因此是背反于通常的禮儀，《撒母耳記上》14:32）。
其二是卡理斯瑪英雄的個人忘我，普遍見于諸如泰迪烏斯（Tydeus）、秋秋連（Cuchullin）或&ldquo殺人狂&rdquo（Amokläufer）之類的英雄身上，尤其是以典型方式出現在北歐的&ldquo狂戰士&rdquo[10]身上。
在出神忘我下，他們迷醉于狂暴嗜血般地投入敵人當中，并且在半無意識的狀态下盡情殺戮身所能及者[11]。
此種狂戰士的一個典型是傳說中的參孫（Samson），不管他的由來，一如其名Schamasch所提示的，是否出自一則太陽神話。
當上帝的靈降到他的身上時，他就會做出撕裂獅子、放火燎原、拆屋倒牆、有什麼工具趁手便屠殺随便什麼人，以及其他野蠻的戰争狂的行為。
他的确是傳說當中某個類型的代表人物。
在以忘我的狂戰士登場的個人英雄和戰舞的熱烈集體忘我之間，還有一種職業戰士集團為導入戰争忘我的禁欲訓練。
這可以在&ldquo拿細耳人&rdquo（Nasiroth）身上找到一些端倪，他們是&ldquo被隔離者&rdquo[12]，原先恐怕真的是受過禁欲訓練的戰争忘我專家（Kriegsekstatikern）。
在唯一的一則确實的傳承裡，他們既不剪發也不飲酒，原先恐怕也不性交[13]。
參孫也被認為是這種人，在原來的宗教傳說裡，他由于被誘惑而打破了性的禁忌，因此被毀滅。
拿細耳人在無疑是古老的摩西的祝福裡關于約瑟的話語裡，是軍隊的核心（《申命記》33：16），而獻身于戰争的（hithnadeb）兵丁（&lsquoam）的&ldquo飄飄長發&rdquo（？）出現在底波拉之歌的開頭。
在後來的和平主義的發展過程裡，拿細耳人由于誓願保守禮儀模範的生活樣式而轉變成苦行苦修的禁欲者，尤其是要避諱不淨。
這當然不是拿細耳人原來的樣子，因為傳說裡的參孫碰觸了（獅子的）屍體，但仍然被視為拿細耳人。
在流傳下來的拿細耳人禮儀裡已經有此特征（《民數記》6）。
這些規定原來的目的，除了為忘我做巫術性的準備之外，應該是在于體力的充分維持。
在古老的律法書裡耶和華要求凡人的初生子都奉獻給他，後來則由一筆贖金來取代；在鮑迪辛（GrafBaudissin）的假說裡，此一要求原先是意指誓約團體成員有義務要将長子奉獻給耶和華作為拿細耳人，亦即職業戰士。
我們或可将此與長子應得雙倍繼承份&mdash&mdash以使他有經濟上的&ldquo餘暇&rdquo&mdash&mdash的規定連結起來。
不過這都隻是饒有興味但無法确證的猜想，盡管，特别是在有關約瑟的摩西的祝福裡（《申命記》33:16&mdash17），&ldquo拿細耳人&rdquo與&ldquo初生子&rdquo的緊密關聯，或許有利于這個說法。
總之，在有關約瑟兩個祝福集裡都提到拿細耳人的這個事實，提示了以下可能：在這些祝福集的時代，這個（約瑟）部族裡存在着耶和華崇拜信仰戰士團的核心，亦即一種耶和華崇拜的軍事教團（如果容許這麼說的話）、戰鬥力的擔綱者。
進一步的詳情就無從得知了。
同樣的，古代的拿細耳人，與古老農民軍時代的另一個現象拿比（nebijim）[14]有着怎樣一種關系，我們也所知有限。
這兩者有過緊密接觸。
在傳說裡，撒母耳是被父母親奉獻出去侍奉耶和華的，這和拿細耳人的方式相仿；在另一個有點問題的傳承裡，他被認為是對抗非利士人的戰争英雄。
另一方面，他又被視為一個拿比（nabi&rsquo），而且是個拿比宗派的首領[15]。
無論人們如何評價此一傳說，拿細耳&mdash&mdash戰争忘我的專家，與拿比&mdash&mdash巫術性的職業忘我者，總之是相接近的。
拿細耳與拿比的相互交錯相融，也完全相應于其他信仰戰士組織為人所周知的本質。
&ldquo拿比&rdquo并不是以色列或近東特有的現象。
在埃及（托勒密王朝之前，即公元前4世紀以前）和美索不達米亞都沒有類似的忘我形式存在的證據，隻有在腓尼基發現到。
其原因确實隻在于狂迷祭典的失去信用，以及占蔔之術早在大王國早期就已受到官僚體系的規制及俸祿化，就像在中國的情形。
在埃及，隻有特定幾類的神廟俸祿保有者才被叫做&ldquo先知&rdquo（Propheten）。
然而在以色列，一如在腓尼基與希臘以及在印度，先知的忘我由于官僚體制化之阙如而保持着活躍的勢力，在以色列尤其是當解放戰争的時期，先知的忘我是作為群衆入神（Massenekstase）而與民族運動相結合。
以色列的拿比在本質上和訓練有素的職業忘我專家顯然并沒有什麼差别，後者在全世界各處都可以見到。
拿比成員的補充是根據個人的卡理斯瑪并且多半來自平民，這從後來的傳說以輕蔑的态度待之就可以知道。
他們就像印度的托缽僧那樣在前額刺青（《列王紀上》20:41），并且穿着特殊服飾，就中尤其是一種特别的袍子，宗派首領（&ldquo父&rdquo）似乎是借着袍子加身所産生的巫術作用來指定其弟子或繼承人。
他們在特别的居所共同修煉，似乎有時是在山上（例如迦密山）[16]，而以色列的各個地方，諸如基遍、拉瑪、吉甲、伯特利、耶利哥，也曾提到&ldquo拿比&rdquo。
沒有傳說他們實行永久的禁欲或獨身生活（《列王紀下》4:1）。
音樂與舞蹈在
同盟戰争的盟約條例（casusfoederis）、戰争的指揮者以及戰争的目的，全都以卡理斯瑪和預言的方式通過同盟軍的統帥耶和華的激勵與神谕來決定。
耶和華本身被認為是同盟戰争真正的最高指揮者。
誓約破棄者拒絕援助的，不僅是誓約同盟夥伴，而且是耶和華本身，因此就像押别洗那樣被滅亡。
以此，同盟戰争就是一種聖戰[1]，或者随時都可能變成聖戰，并且在危急之際的确總是被宣稱為聖戰。
蓋達（gedah），亦即集合起來的軍隊，在底波拉之歌裡（《士師記》5:11）以及在對抗便雅憫的聖戰裡（《士師記》20），直接被稱為&ldquo上帝的兵丁&rdquo（&lsquoamJahwe及&lsquoamhaelohim）。
随之而來的首先是種種儀式上的歸結。
在對抗非利士人的時代裡，根據撒母耳的傳說，可攜式的野戰神龛（&ldquo上帝的約櫃&rdquo）被帶進軍營裡，并且根據包含在祭司傳說裡的一段話，上帝在儀式性的懇求下，自約櫃中&mdash&mdash無論是作為他的容器也好，或作為他的寶座也罷&mdash&mdash起而引領軍隊，同樣的，戰争結束後則再度歸回原位。
以弗得（Ephod）亦即後來的祭司服，似乎有時也出現在營地裡（《撒母耳記上》14:3，23:6、9，30:7）。
通過開戰前對敵人的詛咒，以及神谕與起誓，交戰之際的祝禱咒術，人們試圖以此确保耶和華的介入。
在這樣的手段當中，至少在戰事危急存亡之際，活人祭獻也是其中之一，瑪拿西王最後一次使用了此種手段。
不過，除了全世界都可見到的這些特殊的誓願之外，軍隊在聖戰裡必須實行禁欲，尤其是齋戒與斷絕性交。
傳說裡認為，大衛及其扈從可以吃祭壇的聖餅，如果作為戰士的他們斷絕性交的話。
當他與拔示巴通奸的結果（懷孕）顯露出來時，大衛讓他的士兵烏利亞從戰場上回來以便與他的妻子同寝，好讓罪證湮滅，然而卻徒勞無功，因為烏利亞遵守軍隊紀律不行性交。
隻要有人破除禁欲，尤其是齋戒，那麼耶和華的怒氣就會威脅到全員，因此注定這名違犯者難逃一死：唯有以另一個代罪羔羊獻祭，軍隊方才挽救了掃羅之子約拿單的命[2]。
有個傳說将普遍行割禮一事和約書亞為帶領以色列人入侵迦南做準備兩相關聯起來。
除了從海外移民進來的非利士人外，割禮是以色列及其周遭民族共通的，尤其是埃及人，根據希羅多德的說法，叙利亞與腓尼基人便是從埃及那兒傳襲到割禮。
割禮也許是以色列的種種儀式中唯一從埃及傳來的。
至于其原始意義，如衆所知的，尚是個争議不休的問題。
割禮在埃及或許一開始并不是普遍施行的，而是隻适用于貴族[3]，并且可能和戰士的冠戴禮或祭司的修業式相關聯。
在幼年期即行割禮，确實是後代才有的産物。
亞伯拉罕直到以實馬利十三歲時才對他行割禮[4]。
另一方面，《出埃及記》裡的摩西與齊波拉的因果傳奇顯示出，割禮也被認為是要對付性交時惡魔的侵擾。
割禮與子孫繁盛的應許之間的關系，經常出現在拉比的傳說裡，但此種關聯到底有多麼古老，仍然是相當有争議的。
反之，俘囚期之後的和平時代裡，割禮對于改宗者的不可或缺性，至少并不是絕對确定不移的。
在較古老的俘囚期之前的時代裡，值得注意的是，不具兵役義務的格耳林姆，亦即迦南地裡整個并未定居土著的人民，也不受割禮的束縛。
這可說是主張割禮源自戰士禁欲的主要論據，而且也是最有可能的一種假定。
但另一方面，家族裡的任何成員，依照年代無法确定的一則規定[5]，包括奴隸在内，都必須行割禮，而且這被認為是參與家族的逾越節會食的前提條件（《出埃及記》12:48）。
因此關于割禮來源的種種線索仍然晦澀不明。
即使是未受割禮的人（&lsquoarel）死後要下放到别的一個陰府裡去的記述（《以西結書》31:18，32:19f.），都無法讓我們得出更确切的信息[6]。
無論如何，未受割禮的外邦人，在特殊意味下，被視為禮儀上的野蠻人，而敵人的包皮，在埃及就像敵人的頭皮在印第安人那兒一樣，被視為戰利品。
總而言之，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割禮起初總是與戰士的禁欲和青年戰士團的入會儀式有着某種關聯；除此之外，是否與其起源地常見的陽具崇拜的狂迷祭典有什麼關聯，這就永遠不得而知了[7]。
至于衛生學上的理性主義的解釋，至今仍常出現，在此一如多半的情形是不足取的。
與軍隊的神聖化手段并列的，是在聖戰裡關于掠奪品的儀式性禁忌：将戰利品奉獻給同盟軍的戰神耶和華作為犧牲&mdash&mdashcherem（赫忍，永獻）[8]，到了俘囚期之後轉變成為和平的宗教共同體的時代裡，赫忍仍以将生活不端正的共同體成員破門出家的方式繼續存在。
私人的禁忌化的遺緒在以色列似乎也可以發現。
不過，将或死或活的掠奪品全部或部分禁忌化并奉獻給神，是極為普遍通行的，尤以埃及最為著名：在埃及，國王基于儀式性的義務而殺戮戰俘。
敵人在兩地都被視為無神者，換言之，在這兩處全無騎士精神的絲毫痕迹可循。
赫忍在戰時可以有各種不同程度的推行，而我們從有關戰利品分配的規則裡可以得知，通常并不會将所有的戰利品都全加以禁忌化，包括男人、女人、小孩、牲畜、房屋與家具。
部分而言，隻有成年男子&mdash&mdash&ldquo所有面牆小便者&rdquo，或者隻有君侯和貴族們，被當作犧牲而殺害。
除了聖戰之外，和伊斯蘭教一樣，古代以色列的軍法也區分敵人為自願降服的和頑強抵抗的，前者可以保住性命（《申命記》20:11）。
不論迦南地之内或之外，都按此軍法處置。
直到受先知影響的理論出現&mdash&mdash首度出現于以利亞的時代，論說這塊神所應許之地的特殊神聖性，這才要求将此地的偶像崇拜者全都殺戮盡淨（《申命記》7:2&mdash3）。
隻有戰争先知的理論和俘囚期的理論，以及猶太教朝向教派的發展，才導緻傾向于這種狂熱的原則：将迦南地的敵人徹底撲滅[9]。
并非所有的戰争，而是唯有同盟戰争&mdash&mdash而且并非總是&mdash&mdash被視為聖戰，除此事實之外，從掃羅對于傳說借撒母耳之口提出的種種要求抱持反對态度的事上看來，赫忍的終極歸結是相對晚出的。
赫忍的這些終極歸結也以毫不留情的嚴峻姿态被貫徹于傳承的形成過程中。
此種本質上是神學性的血腥軍法産生出一種獨特的結合，亦即将一種幾乎是耽于肉欲的殘暴狂想與寬大對待弱者和寄居者的命令&mdash&mdash成為聖經多處章節特征所在的命令&mdash&mdash結合在一起。
與一般的戰士禁欲相關聯的，以色列的戰争也存在着戰士忘我（Kriegerekstase）的諸種現象，包括也廣見于其他地方的兩種形式。
其一是從戰士的戰舞及其肉食狂迷和飲酒狂迷當中産生的集體忘我。
傳說裡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其中最為清楚的是以色列人在耶和華的約櫃到達軍營時發出令非利士人喪膽的呼喊（Teru&lsquoah，《撒母耳記上》4:5），或許這是環繞着約櫃的戰舞；有時候也提到在打勝仗之後生食肉類與飲血（因此是背反于通常的禮儀，《撒母耳記上》14:32）。
其二是卡理斯瑪英雄的個人忘我，普遍見于諸如泰迪烏斯（Tydeus）、秋秋連（Cuchullin）或&ldquo殺人狂&rdquo（Amokläufer）之類的英雄身上，尤其是以典型方式出現在北歐的&ldquo狂戰士&rdquo[10]身上。
在出神忘我下，他們迷醉于狂暴嗜血般地投入敵人當中，并且在半無意識的狀态下盡情殺戮身所能及者[11]。
此種狂戰士的一個典型是傳說中的參孫（Samson），不管他的由來，一如其名Schamasch所提示的，是否出自一則太陽神話。
當上帝的靈降到他的身上時，他就會做出撕裂獅子、放火燎原、拆屋倒牆、有什麼工具趁手便屠殺随便什麼人，以及其他野蠻的戰争狂的行為。
他的确是傳說當中某個類型的代表人物。
在以忘我的狂戰士登場的個人英雄和戰舞的熱烈集體忘我之間，還有一種職業戰士集團為導入戰争忘我的禁欲訓練。
這可以在&ldquo拿細耳人&rdquo（Nasiroth）身上找到一些端倪，他們是&ldquo被隔離者&rdquo[12]，原先恐怕真的是受過禁欲訓練的戰争忘我專家（Kriegsekstatikern）。
在唯一的一則确實的傳承裡，他們既不剪發也不飲酒，原先恐怕也不性交[13]。
參孫也被認為是這種人，在原來的宗教傳說裡，他由于被誘惑而打破了性的禁忌，因此被毀滅。
拿細耳人在無疑是古老的摩西的祝福裡關于約瑟的話語裡，是軍隊的核心（《申命記》33：16），而獻身于戰争的（hithnadeb）兵丁（&lsquoam）的&ldquo飄飄長發&rdquo（？）出現在底波拉之歌的開頭。
在後來的和平主義的發展過程裡，拿細耳人由于誓願保守禮儀模範的生活樣式而轉變成苦行苦修的禁欲者，尤其是要避諱不淨。
這當然不是拿細耳人原來的樣子，因為傳說裡的參孫碰觸了（獅子的）屍體，但仍然被視為拿細耳人。
在流傳下來的拿細耳人禮儀裡已經有此特征（《民數記》6）。
這些規定原來的目的，除了為忘我做巫術性的準備之外，應該是在于體力的充分維持。
在古老的律法書裡耶和華要求凡人的初生子都奉獻給他，後來則由一筆贖金來取代；在鮑迪辛（GrafBaudissin）的假說裡，此一要求原先是意指誓約團體成員有義務要将長子奉獻給耶和華作為拿細耳人，亦即職業戰士。
我們或可将此與長子應得雙倍繼承份&mdash&mdash以使他有經濟上的&ldquo餘暇&rdquo&mdash&mdash的規定連結起來。
不過這都隻是饒有興味但無法确證的猜想，盡管，特别是在有關約瑟的摩西的祝福裡（《申命記》33:16&mdash17），&ldquo拿細耳人&rdquo與&ldquo初生子&rdquo的緊密關聯，或許有利于這個說法。
總之，在有關約瑟兩個祝福集裡都提到拿細耳人的這個事實，提示了以下可能：在這些祝福集的時代，這個（約瑟）部族裡存在着耶和華崇拜信仰戰士團的核心，亦即一種耶和華崇拜的軍事教團（如果容許這麼說的話）、戰鬥力的擔綱者。
進一步的詳情就無從得知了。
同樣的，古代的拿細耳人，與古老農民軍時代的另一個現象拿比（nebijim）[14]有着怎樣一種關系，我們也所知有限。
這兩者有過緊密接觸。
在傳說裡，撒母耳是被父母親奉獻出去侍奉耶和華的，這和拿細耳人的方式相仿；在另一個有點問題的傳承裡，他被認為是對抗非利士人的戰争英雄。
另一方面，他又被視為一個拿比（nabi&rsquo），而且是個拿比宗派的首領[15]。
無論人們如何評價此一傳說，拿細耳&mdash&mdash戰争忘我的專家，與拿比&mdash&mdash巫術性的職業忘我者，總之是相接近的。
拿細耳與拿比的相互交錯相融，也完全相應于其他信仰戰士組織為人所周知的本質。
&ldquo拿比&rdquo并不是以色列或近東特有的現象。
在埃及（托勒密王朝之前，即公元前4世紀以前）和美索不達米亞都沒有類似的忘我形式存在的證據，隻有在腓尼基發現到。
其原因确實隻在于狂迷祭典的失去信用，以及占蔔之術早在大王國早期就已受到官僚體系的規制及俸祿化，就像在中國的情形。
在埃及，隻有特定幾類的神廟俸祿保有者才被叫做&ldquo先知&rdquo（Propheten）。
然而在以色列，一如在腓尼基與希臘以及在印度，先知的忘我由于官僚體制化之阙如而保持着活躍的勢力，在以色列尤其是當解放戰争的時期，先知的忘我是作為群衆入神（Massenekstase）而與民族運動相結合。
以色列的拿比在本質上和訓練有素的職業忘我專家顯然并沒有什麼差别，後者在全世界各處都可以見到。
拿比成員的補充是根據個人的卡理斯瑪并且多半來自平民，這從後來的傳說以輕蔑的态度待之就可以知道。
他們就像印度的托缽僧那樣在前額刺青（《列王紀上》20:41），并且穿着特殊服飾，就中尤其是一種特别的袍子，宗派首領（&ldquo父&rdquo）似乎是借着袍子加身所産生的巫術作用來指定其弟子或繼承人。
他們在特别的居所共同修煉，似乎有時是在山上（例如迦密山）[16]，而以色列的各個地方，諸如基遍、拉瑪、吉甲、伯特利、耶利哥，也曾提到&ldquo拿比&rdquo。
沒有傳說他們實行永久的禁欲或獨身生活（《列王紀下》4:1）。
音樂與舞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