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格耳林姆與族長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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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兩個集團之間發展出對立于這兩者的利害共同關系。
阿馬納書簡、底波拉之歌、雅各對于以法蓮的祝福以及關于基甸、耶弗他和撒母耳的傳說，無不在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呈現出這種利害狀況。
甚至最前面兩位君王的時代也在其政治的種種結果上顯現出這樣的形勢。
各個部族在構成上有着顯著的差别。
亞設與但似乎是最早定居于城市的，以法蓮、以薩迦、西布倫、拿弗他利諸部族則似乎是被定居的純正農民滲透得最厲害的。
也因此他們的經濟與政治獨立特别飽受腓尼基人、非利士人與迦南人的城市貴族的威脅，而以薩迦早就棄降了。
反之，東約旦地區的畜牧部族特别是暴露在沙漠貝都因人&mdash&mdash米甸人與亞瑪力人&mdash&mdash侵襲的危險下，這樣的侵襲迫使他們逃往洞窟避難，如同基甸時代那樣。
西約旦地區的部族當中，特别是以法蓮便時而要嘗到這些&ldquo弓箭手&rdquo的苦頭。
掃羅召集農民軍參加的戰鬥，起碼有一半是在對付亞瑪力的貝都因人。
直到大衛治下，由于征服了以東人并因此而确保了直達紅海的商隊通路，這才形成較長一段時期定居人民淩駕于沙漠部族之上的優勢。
對于此種沙漠的和平化，城市貴族、農民與牧羊人有着完全一緻的利害關懷。
至于其餘，則往往是尖銳的利害沖突。
首先是發生于農民與牧羊人之間。
東約旦地區的以色列畜牧部族與以法蓮人之間暴發武力沖突。
傳說裡特别提到以法蓮人與勝利的基甸之間的一場征戰（《士師記》8:1f.），以及為了掃除此種對立的調停措施。
部族瑪吉與瑪拿西分離出走到約旦河東岸；以法蓮為争霸權首先與基列、然後與瑪拿西征戰（描繪于雅各對于以法蓮與瑪拿西的祝福裡）；同樣的，&ldquo幼弟&rdquo便雅憫分離到南方去，以及後來的傳奇故事納入的以法蓮與強盜部族便雅憫的征戰；所有這些事件所代表的，部分而言，是農民入侵畜牧者所住的山區裡最容易耕種的地方，部分而言，是畜牧部族對農民地區的反擊與掠奪。
猶大對便雅憫的鬥争，以及早先猶大對便雅憫與但人固有地區的領土擴張，無非是這個新興的畜牧部族對北方的以色列古老部族的進擊。
農民與畜牧者之間的這種對立，清楚表現于整個早期以色列傳說裡，也表現于諸部族對外的政治态度上。
已經定居的尤其是居住在山區的農民，以及至少是西約旦地區的半遊牧的牧羊人，必須共同起而抵禦的敵人，是居住在肥沃平原上和海岸邊的武裝的城市貴族。
這些城居的貴族企圖借由戰争擄掠男女奴隸，并獲取勞役與貢納，根據底波拉之歌，特别是掠取美麗的家内生産物品。
除此之外，如先前注意到的，為的是要控制商隊通路。
山區的自由農民與牧羊人，除了想要支配商隊通路以及因此所帶來的利益之外，更欲确保自己免于勞役與貢納義務，而與城市貴族奮戰不已；他們反過來也盡可能奪取城市，部分加以破壞，部分則進據定居成為支配階層。
此種對立，本質上與以下諸例并無二緻&mdash&mdash如果這種比較是有意義的話：聖哥達隘口[56]沿線的瑞士各州與蘇黎世的對抗，薩谟奈人[57]與羅馬的對抗，埃托利亞人[58]與希臘城邦聯盟和馬其頓君王的對抗。
稍微打松點兒說，或可說是山地與平地的對戰。
此種自然而然的對立，直到猶大王國的時代才告終結。
前此，這樣的對立一直支配着整個&mdash&mdash打從有史料可循的年代以來&mdash&mdash巴勒斯坦的曆史。
從阿馬納書簡的時代起，敵人&mdash&mdash薩迦茲（SaGaz）和哈比魯（Chabiru）&mdash&mdash就&ldquo從山地&rdquo威脅着平地的城市。
傳說中，在為了取得迦南地的征戰裡，以色列人無法攻取的就是配備了鐵制戰車的城市。
在所謂的士師時代裡，所有的以色列英雄都是鄉居氏族的成員，他們騎的是驢&mdash&mdash山區的騎乘物，而不是馬，并且他們的财富與權勢，如我們先前所見的，是以騎驢的氏族成員的人數多寡來計算。
掃羅的住所尚且是山間的一個村落，而大衛的将軍約押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置擄掠來的馬，隻能把它們綁緊了事。
不過，農民與牧羊人在與城市的對立程度上有所不同。
在與城市貴族的鬥争裡，最主要的利害關系者是那些最飽受賦役奴役化威脅的定居農民。
底波拉戰役基本上就像是一場農民戰争。
歌裡最受到稱揚的是未受訓練的山地步兵就像騎士（吉伯林姆）那樣征戰且得勝。
未參加戰役的，一方面是對此戰毫無興趣的東約旦地區的畜牧而非農耕部族流便與基列，另一方面是同盟城市米羅斯，尤其是，具有特征意味的，早早便遷往海邊城市定居的部族亞設，以及同樣是遷往西頓地區城居的部族但。
對抗非利士人的戰争也是這樣，北方的以色列農民和（南方的）山區牧羊人猶大一直到後來才組成共同戰線，後者最初完全遠離戰場并且忠于非利士人。
因此，傳說裡與非利士人對抗的首先是掃羅，一個放下耕犁成為國王的便雅憫農夫，然後是傳說的寵兒大衛，一個身上隻配備投石器的猶大牧羊人，以此二人為以色列的兩大範疇的典型代表。
當然，事實上大衛原本是一群居住在山地裡帶有陰謀性格的扈從團的首領，并且是非利士人的一名封臣，直到成為耶路撒冷的城市領主時才脫離非利士人獨立，換言之，是在他當了王以後，才發生他的一名戰士與歌利亞格鬥的事。
招募車戰騎士從而創建統一的軍事王國，此事決定了以色列自由農民與牧羊人同盟軍的命運。
盡管傳說中掃羅已經擁有一支包括外族人在内的私人扈從團，便雅憫的支配基本上仍不出地方農民部族霸權的範疇。
驢子依舊是掃羅時代的特征性動物。
北方的以色列古老農耕地區時時一再起而反抗大衛的城市王國。
在所羅門治下，王的軍事實力是由駿馬與戰車組織而成，這是（如果史料還算可解的話）他從借着婚姻而結盟的埃及輸入的。
反對的聲浪立刻湧現（我們後面會詳細讨論），直到拉比的時代，這事仍使所羅門的評價極為分歧。
在他死後，尚未有城市組織的部族便起而反叛他的城市王國，幾代之後，随着撒瑪利亞城的建立，他們還是成立了城市王國，并且也反複遭受鄉居篡位者叛亂的威脅。
此種朝向城市王國的發展始終未殆，直到傳說與叙利亞碑文一再提及其無數戰車的暗利王朝方盡其功。
前此相互并立并存的社會體，亦即畜牧部族、農民部族與城市，如今融為一爐，首都與居住其中的支配氏族躍居政治的頂峰。
反之，所羅門之前的時代，古老的誓約同盟的真正核心所在，一方面是人數上愈來愈占優勢的山地農民，另一方面是相對而言逐漸減少的草原地區的畜牧者，此外再加上山間谷地和隘口上的市集與城鎮，再次才是慢慢強大起來的要塞城市。
大量的人口增加，一方是畜牧者，另一方是城市居民，必定要等到大衛治下廣大的猶大地區加入才形成。
而從其中獲得好處的，無論在政治上或在社會上，僅是如今已居樞紐地位的城市貴族的權勢。
不過，在平民階層裡，于北方占優勢的定居農民和于南方掌握勢力的小牲畜飼育者之間，仍持續着古來的内在對立，而且，我們後面會看到，這對宗教的發展也産生了影響。
以色列古老的社會排列組合，一方面是有戰鬥力的農耕的土地所有氏族或牧羊人氏族，另一方面是工匠、日酬雇工和樂人等處于被保護關系下的客人氏族，如今逐漸完全被另外一種組合所取代：一方面是作為騎士戰鬥訓練擔綱者的城居地主貴族，另一方面是負債的或土地全失的也就是無産階級化的以色列人，以及改宗耶和華祭典儀式的寄居者，在純粹祭司的眼光裡看來，這兩者已形成對立于城市貴族的一個由&ldquo窮人&rdquo所構成的單一階層。
這并不是一個社會或經濟方面統一的階層，而是包括了所有不在武裝氏族成員之列的人。
*** [1]卡瑪拉（Kammalar）是印度的一個工匠種姓，韋伯曾在《印度的宗教》裡提到這個特殊的種姓：&ldquo此處讓我們留意一下卡瑪拉這個由熟練的金屬、木材和石材工匠所組成的種姓的情形。
他們自稱是工匠之神維斯瓦卡瑪（Visvakarma）的後裔，應諸王之聘而遍布于緬甸、錫蘭與爪哇，聲稱自己的階序要高于祭司和新來的婆羅門。
顯然，他們以巫術性技藝的擔綱者之身，成為其他種姓的導師（Guru），亦即精神上的靈魂司牧者，以至于說：&lsquo卡瑪拉是全世界的導師。
&rsquo&rdquo（頁95）&mdash&mdash譯注 [2]耶稣賓西拉（JesusbenSira）為傳說中公元前2世紀的以色列智者，被列為《聖經次經》的《西拉書》據說即為他的著作。
《西拉書》大約于公元前2世紀初用希伯來文寫成，共分51章，于公元前130年左右由他的孫子在亞曆山大譯成希臘文。
《西拉書》是希臘化初期出現的篇幅最長的猶太智能書。
作者在書中采用長短不一的格言形式，叙述了諸如宗教、道德以及實際生活等多方面的問題，并結合個人的生活經驗對猶太民族傳統的智能做了總結。
該書帶有強烈的護教性格。
它闡明，以色列民族的神聖曆史、文化與生活遠非希臘人或其他外邦人所能企及，耶和華已将真正的智能給予了他的人民。
真正的猶太人要在神的指引下，發揚光大民族傳統以抵禦希臘化的影響。
智能在作者看來并非人類經驗之總和，而是神的智能。
神通過智能創造了世界，神的智能由神之口道出，并滲透整個被創造的世界秩序，包括人類的道德世界。
但與這種傳統保守的立場相配合的還有一種猶太人的外部世界開放的意義，有一種做世界公民的理想。
這種理念可以歸因于當時希臘化通俗哲學的影響。
&mdash&mdash譯注 [3]有人相信可以将猶太的阿姆哈阿列次視為一種古代希伯來人的國民議會。
Sulzberger，特别是Slousch（&ldquoRepresentativegovernmentamongtheHebrewsandPhoenicians&rdquo,JQRNS,4［1913］）,p.302ff.）為此引用了類似的例子：例如在提洛（Tyro）、西頓（Sidon）、迦太基等地的貨币上的&lsquoamZor、&lsquoamZidon、&lsquoamKarthachdeschoth，時代則為阿姆（&lsquoam）開始支配之後。
此處的阿姆是家族長，但無疑隻是城居門閥氏族的代表。
就像在耶路撒冷，根據《尼希米記》第10章，阿姆是宗教契約的簽署者，恐怕是人數有限的小圈子，這也暗示，他們所形成的是一種寡頭政治的軍事團體，一如出現在民主時代之前的希臘城市裡的情形。
[4]就禮儀上看來，哈斯蒙家的英雄打從一開始就是相當不端正的。
和那些逃往沙漠（《馬喀比前書》2:29）而在安息日裡讓自己束手遭受屠戮的虔誠民衆（2:38）相反，馬提亞決定和他的扈從在安息日裡出戰（2:41）。
解放戰争一結束，真正的虔誠者即視哈斯蒙一家為令人唾棄的希臘人。
[5]所謂的popolograsso，指的是中古意大利城市中的一個特殊身份團體，根據韋伯的說法：&ldquopopolograsso指的是受過大學教育或擁有資本的階層，他們被組織成七個上層行會（artimaggiori），亦即：法官與公證人、貨币兌換商、進口布商、佛羅倫薩毛布商、絲織品商、醫師與藥物商，以及毛皮商人的行會。
原先，所有的城市官員都必須由這七個貴族所加入的行會裡選舉出來。
直到數次的暴動之後，popolominuto（下層市民）&mdash&mdash小企業經營者&mdash&mdash的十四個行會（artiminori）才正式獲得參與權利。
&rdquo（《城市類型學》，頁134）&mdash&mdash譯注 [6]詳見《創世記》19:1&mdash13。
&mdash&mdash譯注 [7]詳見《士師記》19、20。
&mdash&mdash譯注 [8]隻要牽涉到的是農民的土地，而不是戰士的份地（或許已有此種情事），格耳林姆的獲取土地很可能被認為是各個村落内部的事。
我們想起，赫希歐德的家族也是移居到波提亞（Boetia）的部族外來者，可是詩人本身卻成了當地的一名地主，以術語來說，一個&ldquoperiocoi&rdquo。
[9]傳說裡的&ldquo利未人的城市&rdquo裡，祭司部族利未&mdash&mdash我們至此尚未加以讨論&mdash&mdash的地位，最足以顯示傳統上是如何看待寄居者的一般狀态的。
[10]根據尼希米時代的安息日命令的立論方式，那時禁止每周市場交易是主要的重點所在，而此一規定無疑是為了以色列人的利益（防止非猶太人的不當競争），而不是為了外人。
阿摩司和耶利米的時代也是如此。
這情形相較于古老的時代裡農耕勞作的歇息乃安息日規定的關鍵因素，自然是兩回事。
[11]可拉是利未族人，他曾聯合族人與摩西之兄亞倫争奪祭司一職（《民數記》16），結果被耶和華消滅，連帶被殺者據《聖經》所言有14700人。
不過可拉的兒子并未全部被殺，利未人之中仍有可拉一族（《民數記》26）。
&mdash&mdash譯注 [12]《詩篇》當中的第42&mdash49、84&mdash85、87&mdash89章被指名為可拉的後裔所作。
亞薩所做的是第50章及第73&mdash83章。
[13]《曆代志上》（4:21）：&ldquo織細麻布的各家。
&rdquo他們被編為氏族，并且連同其他各氏族，被視為猶大之子的後裔。
然而其特征是，沒有自己所源出的名祖（Eponymous）。
因此，猶大的系譜應該是俘囚期之後的僞作。
[14]《曆代志上》（4:22、23）：約阿施和薩拉，他們是摩押地的家族長（baalim），并且&ldquo古時所記載的，這些人都是陶匠，是尼他應和基低拉的居民，與王同處（于圍牆裡的庭院），為王做工&rdquo。
他們因此擁有服務采邑。
[15]《曆代志上》（4:14）：西萊雅之子約押是&ldquo木工之谷的父祖&rdquo，亦即居住在耶路撒冷城裡的某個地區。
因此，木匠們似乎是像佃農那樣住在約押的土地上。
或者（更有可能）他是他們的護主，而此種恩護關系是王所給的俸祿。
對于這些木工并沒有相關氏族組織的記載。
[16]這個傳說極有問題。
《列王紀上》9:22裡曾說到，與迦南人相反的，唯有以色列人，所羅門王（不使他們做奴仆而是）使其做他的戰士（&lsquoansheihamilchamah）、軍官或官員，這是偏向于以色列平民的利益。
然而以色列一般的自由臣民也被課以賦役義務，這在《列王紀上》5:13裡清楚表現出來，此處，以色列人必須提供三萬名勞工。
不過上述（22節）的記事也顯示出，當時未具武裝能力并且不能參與分配自由地産的男子，斷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格耳。
[17]根據《曆代志上》22:1所載，大衛王從全以色列境内的格耳林姆當中征調石匠，要建造上帝的殿。
事情似乎應該是反過來，石匠本是王室工匠，因此是格耳林姆。
[18]Knudtzon,Nr.196. [19]漢谟拉比（Hammurabi），巴比倫第一王朝的第六代國王。
這個王朝是阿莫裡特（Amorite）部族建立的。
漢谟拉比自公元前1792&mdash前1750年統治巴比倫，他繼承先王遺志，繼續為取得幼發拉底河河水的使用權而奮鬥。
在這一抗争中，他統一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
他曾頒布一部著名的法典，亦即漢谟拉比法典。
&mdash&mdash譯注 [20]Knudtzon,Nr.185. [21]Knudtzon,Nr.74. [22]Chabiru屬于SaGaz，這點根據Bhogazköi的發掘已無疑問。
[23]關于&ldquo牧羊人&rdquo對于耶和華崇拜的意義，已有Luther的論述，參見Ed.Meyer,DieIsraelitenundihreNachbarstämme,S.120f.。
[24]關于這點，最近R.Leonhard（&ldquoDieTranshumanzimMittelmeergebiet&rdquo,inFestschriftfürBrentano）首度整體性地加以處理，極有貢獻。
[25]另外，在《耶利米書》6:3裡先知預言有敵來襲，便把敵人比喻為牧羊人那樣，在四周搭起帳篷然後讓牲畜啃光草地。
[26]東約旦的英雄耶路巴力&mdash基甸在打麥子，《士師記》6:11。
[27]參見《民數記》24:21、22；将他們視同為貝都因人這點，時而有不合情理的異議出現。
[28]賽索特裡斯（Sesostris），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統治者（前1971&mdash前1926），曾經征服叙利亞、努比亞等地，并開發西奈銅山。
&mdash&mdash譯注 [29]西努黑（Sinuhe），埃及
阿馬納書簡、底波拉之歌、雅各對于以法蓮的祝福以及關于基甸、耶弗他和撒母耳的傳說，無不在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呈現出這種利害狀況。
甚至最前面兩位君王的時代也在其政治的種種結果上顯現出這樣的形勢。
各個部族在構成上有着顯著的差别。
亞設與但似乎是最早定居于城市的，以法蓮、以薩迦、西布倫、拿弗他利諸部族則似乎是被定居的純正農民滲透得最厲害的。
也因此他們的經濟與政治獨立特别飽受腓尼基人、非利士人與迦南人的城市貴族的威脅，而以薩迦早就棄降了。
反之，東約旦地區的畜牧部族特别是暴露在沙漠貝都因人&mdash&mdash米甸人與亞瑪力人&mdash&mdash侵襲的危險下，這樣的侵襲迫使他們逃往洞窟避難，如同基甸時代那樣。
西約旦地區的部族當中，特别是以法蓮便時而要嘗到這些&ldquo弓箭手&rdquo的苦頭。
掃羅召集農民軍參加的戰鬥，起碼有一半是在對付亞瑪力的貝都因人。
直到大衛治下，由于征服了以東人并因此而确保了直達紅海的商隊通路，這才形成較長一段時期定居人民淩駕于沙漠部族之上的優勢。
對于此種沙漠的和平化，城市貴族、農民與牧羊人有着完全一緻的利害關懷。
至于其餘，則往往是尖銳的利害沖突。
首先是發生于農民與牧羊人之間。
東約旦地區的以色列畜牧部族與以法蓮人之間暴發武力沖突。
傳說裡特别提到以法蓮人與勝利的基甸之間的一場征戰（《士師記》8:1f.），以及為了掃除此種對立的調停措施。
部族瑪吉與瑪拿西分離出走到約旦河東岸；以法蓮為争霸權首先與基列、然後與瑪拿西征戰（描繪于雅各對于以法蓮與瑪拿西的祝福裡）；同樣的，&ldquo幼弟&rdquo便雅憫分離到南方去，以及後來的傳奇故事納入的以法蓮與強盜部族便雅憫的征戰；所有這些事件所代表的，部分而言，是農民入侵畜牧者所住的山區裡最容易耕種的地方，部分而言，是畜牧部族對農民地區的反擊與掠奪。
猶大對便雅憫的鬥争，以及早先猶大對便雅憫與但人固有地區的領土擴張，無非是這個新興的畜牧部族對北方的以色列古老部族的進擊。
農民與畜牧者之間的這種對立，清楚表現于整個早期以色列傳說裡，也表現于諸部族對外的政治态度上。
已經定居的尤其是居住在山區的農民，以及至少是西約旦地區的半遊牧的牧羊人，必須共同起而抵禦的敵人，是居住在肥沃平原上和海岸邊的武裝的城市貴族。
這些城居的貴族企圖借由戰争擄掠男女奴隸，并獲取勞役與貢納，根據底波拉之歌，特别是掠取美麗的家内生産物品。
除此之外，如先前注意到的，為的是要控制商隊通路。
山區的自由農民與牧羊人，除了想要支配商隊通路以及因此所帶來的利益之外，更欲确保自己免于勞役與貢納義務，而與城市貴族奮戰不已；他們反過來也盡可能奪取城市，部分加以破壞，部分則進據定居成為支配階層。
此種對立，本質上與以下諸例并無二緻&mdash&mdash如果這種比較是有意義的話：聖哥達隘口[56]沿線的瑞士各州與蘇黎世的對抗，薩谟奈人[57]與羅馬的對抗，埃托利亞人[58]與希臘城邦聯盟和馬其頓君王的對抗。
稍微打松點兒說，或可說是山地與平地的對戰。
此種自然而然的對立，直到猶大王國的時代才告終結。
前此，這樣的對立一直支配着整個&mdash&mdash打從有史料可循的年代以來&mdash&mdash巴勒斯坦的曆史。
從阿馬納書簡的時代起，敵人&mdash&mdash薩迦茲（SaGaz）和哈比魯（Chabiru）&mdash&mdash就&ldquo從山地&rdquo威脅着平地的城市。
傳說中，在為了取得迦南地的征戰裡，以色列人無法攻取的就是配備了鐵制戰車的城市。
在所謂的士師時代裡，所有的以色列英雄都是鄉居氏族的成員，他們騎的是驢&mdash&mdash山區的騎乘物，而不是馬，并且他們的财富與權勢，如我們先前所見的，是以騎驢的氏族成員的人數多寡來計算。
掃羅的住所尚且是山間的一個村落，而大衛的将軍約押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置擄掠來的馬，隻能把它們綁緊了事。
不過，農民與牧羊人在與城市的對立程度上有所不同。
在與城市貴族的鬥争裡，最主要的利害關系者是那些最飽受賦役奴役化威脅的定居農民。
底波拉戰役基本上就像是一場農民戰争。
歌裡最受到稱揚的是未受訓練的山地步兵就像騎士（吉伯林姆）那樣征戰且得勝。
未參加戰役的，一方面是對此戰毫無興趣的東約旦地區的畜牧而非農耕部族流便與基列，另一方面是同盟城市米羅斯，尤其是，具有特征意味的，早早便遷往海邊城市定居的部族亞設，以及同樣是遷往西頓地區城居的部族但。
對抗非利士人的戰争也是這樣，北方的以色列農民和（南方的）山區牧羊人猶大一直到後來才組成共同戰線，後者最初完全遠離戰場并且忠于非利士人。
因此，傳說裡與非利士人對抗的首先是掃羅，一個放下耕犁成為國王的便雅憫農夫，然後是傳說的寵兒大衛，一個身上隻配備投石器的猶大牧羊人，以此二人為以色列的兩大範疇的典型代表。
當然，事實上大衛原本是一群居住在山地裡帶有陰謀性格的扈從團的首領，并且是非利士人的一名封臣，直到成為耶路撒冷的城市領主時才脫離非利士人獨立，換言之，是在他當了王以後，才發生他的一名戰士與歌利亞格鬥的事。
招募車戰騎士從而創建統一的軍事王國，此事決定了以色列自由農民與牧羊人同盟軍的命運。
盡管傳說中掃羅已經擁有一支包括外族人在内的私人扈從團，便雅憫的支配基本上仍不出地方農民部族霸權的範疇。
驢子依舊是掃羅時代的特征性動物。
北方的以色列古老農耕地區時時一再起而反抗大衛的城市王國。
在所羅門治下，王的軍事實力是由駿馬與戰車組織而成，這是（如果史料還算可解的話）他從借着婚姻而結盟的埃及輸入的。
反對的聲浪立刻湧現（我們後面會詳細讨論），直到拉比的時代，這事仍使所羅門的評價極為分歧。
在他死後，尚未有城市組織的部族便起而反叛他的城市王國，幾代之後，随着撒瑪利亞城的建立，他們還是成立了城市王國，并且也反複遭受鄉居篡位者叛亂的威脅。
此種朝向城市王國的發展始終未殆，直到傳說與叙利亞碑文一再提及其無數戰車的暗利王朝方盡其功。
前此相互并立并存的社會體，亦即畜牧部族、農民部族與城市，如今融為一爐，首都與居住其中的支配氏族躍居政治的頂峰。
反之，所羅門之前的時代，古老的誓約同盟的真正核心所在，一方面是人數上愈來愈占優勢的山地農民，另一方面是相對而言逐漸減少的草原地區的畜牧者，此外再加上山間谷地和隘口上的市集與城鎮，再次才是慢慢強大起來的要塞城市。
大量的人口增加，一方是畜牧者，另一方是城市居民，必定要等到大衛治下廣大的猶大地區加入才形成。
而從其中獲得好處的，無論在政治上或在社會上，僅是如今已居樞紐地位的城市貴族的權勢。
不過，在平民階層裡，于北方占優勢的定居農民和于南方掌握勢力的小牲畜飼育者之間，仍持續着古來的内在對立，而且，我們後面會看到，這對宗教的發展也産生了影響。
以色列古老的社會排列組合，一方面是有戰鬥力的農耕的土地所有氏族或牧羊人氏族，另一方面是工匠、日酬雇工和樂人等處于被保護關系下的客人氏族，如今逐漸完全被另外一種組合所取代：一方面是作為騎士戰鬥訓練擔綱者的城居地主貴族，另一方面是負債的或土地全失的也就是無産階級化的以色列人，以及改宗耶和華祭典儀式的寄居者，在純粹祭司的眼光裡看來，這兩者已形成對立于城市貴族的一個由&ldquo窮人&rdquo所構成的單一階層。
這并不是一個社會或經濟方面統一的階層，而是包括了所有不在武裝氏族成員之列的人。
*** [1]卡瑪拉（Kammalar）是印度的一個工匠種姓，韋伯曾在《印度的宗教》裡提到這個特殊的種姓：&ldquo此處讓我們留意一下卡瑪拉這個由熟練的金屬、木材和石材工匠所組成的種姓的情形。
他們自稱是工匠之神維斯瓦卡瑪（Visvakarma）的後裔，應諸王之聘而遍布于緬甸、錫蘭與爪哇，聲稱自己的階序要高于祭司和新來的婆羅門。
顯然，他們以巫術性技藝的擔綱者之身，成為其他種姓的導師（Guru），亦即精神上的靈魂司牧者，以至于說：&lsquo卡瑪拉是全世界的導師。
&rsquo&rdquo（頁95）&mdash&mdash譯注 [2]耶稣賓西拉（JesusbenSira）為傳說中公元前2世紀的以色列智者，被列為《聖經次經》的《西拉書》據說即為他的著作。
《西拉書》大約于公元前2世紀初用希伯來文寫成，共分51章，于公元前130年左右由他的孫子在亞曆山大譯成希臘文。
《西拉書》是希臘化初期出現的篇幅最長的猶太智能書。
作者在書中采用長短不一的格言形式，叙述了諸如宗教、道德以及實際生活等多方面的問題，并結合個人的生活經驗對猶太民族傳統的智能做了總結。
該書帶有強烈的護教性格。
它闡明，以色列民族的神聖曆史、文化與生活遠非希臘人或其他外邦人所能企及，耶和華已将真正的智能給予了他的人民。
真正的猶太人要在神的指引下，發揚光大民族傳統以抵禦希臘化的影響。
智能在作者看來并非人類經驗之總和，而是神的智能。
神通過智能創造了世界，神的智能由神之口道出，并滲透整個被創造的世界秩序，包括人類的道德世界。
但與這種傳統保守的立場相配合的還有一種猶太人的外部世界開放的意義，有一種做世界公民的理想。
這種理念可以歸因于當時希臘化通俗哲學的影響。
&mdash&mdash譯注 [3]有人相信可以将猶太的阿姆哈阿列次視為一種古代希伯來人的國民議會。
Sulzberger，特别是Slousch（&ldquoRepresentativegovernmentamongtheHebrewsandPhoenicians&rdquo,JQRNS,4［1913］）,p.302ff.）為此引用了類似的例子：例如在提洛（Tyro）、西頓（Sidon）、迦太基等地的貨币上的&lsquoamZor、&lsquoamZidon、&lsquoamKarthachdeschoth，時代則為阿姆（&lsquoam）開始支配之後。
此處的阿姆是家族長，但無疑隻是城居門閥氏族的代表。
就像在耶路撒冷，根據《尼希米記》第10章，阿姆是宗教契約的簽署者，恐怕是人數有限的小圈子，這也暗示，他們所形成的是一種寡頭政治的軍事團體，一如出現在民主時代之前的希臘城市裡的情形。
[4]就禮儀上看來，哈斯蒙家的英雄打從一開始就是相當不端正的。
和那些逃往沙漠（《馬喀比前書》2:29）而在安息日裡讓自己束手遭受屠戮的虔誠民衆（2:38）相反，馬提亞決定和他的扈從在安息日裡出戰（2:41）。
解放戰争一結束，真正的虔誠者即視哈斯蒙一家為令人唾棄的希臘人。
[5]所謂的popolograsso，指的是中古意大利城市中的一個特殊身份團體，根據韋伯的說法：&ldquopopolograsso指的是受過大學教育或擁有資本的階層，他們被組織成七個上層行會（artimaggiori），亦即：法官與公證人、貨币兌換商、進口布商、佛羅倫薩毛布商、絲織品商、醫師與藥物商，以及毛皮商人的行會。
原先，所有的城市官員都必須由這七個貴族所加入的行會裡選舉出來。
直到數次的暴動之後，popolominuto（下層市民）&mdash&mdash小企業經營者&mdash&mdash的十四個行會（artiminori）才正式獲得參與權利。
&rdquo（《城市類型學》，頁134）&mdash&mdash譯注 [6]詳見《創世記》19:1&mdash13。
&mdash&mdash譯注 [7]詳見《士師記》19、20。
&mdash&mdash譯注 [8]隻要牽涉到的是農民的土地，而不是戰士的份地（或許已有此種情事），格耳林姆的獲取土地很可能被認為是各個村落内部的事。
我們想起，赫希歐德的家族也是移居到波提亞（Boetia）的部族外來者，可是詩人本身卻成了當地的一名地主，以術語來說，一個&ldquoperiocoi&rdquo。
[9]傳說裡的&ldquo利未人的城市&rdquo裡，祭司部族利未&mdash&mdash我們至此尚未加以讨論&mdash&mdash的地位，最足以顯示傳統上是如何看待寄居者的一般狀态的。
[10]根據尼希米時代的安息日命令的立論方式，那時禁止每周市場交易是主要的重點所在，而此一規定無疑是為了以色列人的利益（防止非猶太人的不當競争），而不是為了外人。
阿摩司和耶利米的時代也是如此。
這情形相較于古老的時代裡農耕勞作的歇息乃安息日規定的關鍵因素，自然是兩回事。
[11]可拉是利未族人，他曾聯合族人與摩西之兄亞倫争奪祭司一職（《民數記》16），結果被耶和華消滅，連帶被殺者據《聖經》所言有14700人。
不過可拉的兒子并未全部被殺，利未人之中仍有可拉一族（《民數記》26）。
&mdash&mdash譯注 [12]《詩篇》當中的第42&mdash49、84&mdash85、87&mdash89章被指名為可拉的後裔所作。
亞薩所做的是第50章及第73&mdash83章。
[13]《曆代志上》（4:21）：&ldquo織細麻布的各家。
&rdquo他們被編為氏族，并且連同其他各氏族，被視為猶大之子的後裔。
然而其特征是，沒有自己所源出的名祖（Eponymous）。
因此，猶大的系譜應該是俘囚期之後的僞作。
[14]《曆代志上》（4:22、23）：約阿施和薩拉，他們是摩押地的家族長（baalim），并且&ldquo古時所記載的，這些人都是陶匠，是尼他應和基低拉的居民，與王同處（于圍牆裡的庭院），為王做工&rdquo。
他們因此擁有服務采邑。
[15]《曆代志上》（4:14）：西萊雅之子約押是&ldquo木工之谷的父祖&rdquo，亦即居住在耶路撒冷城裡的某個地區。
因此，木匠們似乎是像佃農那樣住在約押的土地上。
或者（更有可能）他是他們的護主，而此種恩護關系是王所給的俸祿。
對于這些木工并沒有相關氏族組織的記載。
[16]這個傳說極有問題。
《列王紀上》9:22裡曾說到，與迦南人相反的，唯有以色列人，所羅門王（不使他們做奴仆而是）使其做他的戰士（&lsquoansheihamilchamah）、軍官或官員，這是偏向于以色列平民的利益。
然而以色列一般的自由臣民也被課以賦役義務，這在《列王紀上》5:13裡清楚表現出來，此處，以色列人必須提供三萬名勞工。
不過上述（22節）的記事也顯示出，當時未具武裝能力并且不能參與分配自由地産的男子，斷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格耳。
[17]根據《曆代志上》22:1所載，大衛王從全以色列境内的格耳林姆當中征調石匠，要建造上帝的殿。
事情似乎應該是反過來，石匠本是王室工匠，因此是格耳林姆。
[18]Knudtzon,Nr.196. [19]漢谟拉比（Hammurabi），巴比倫第一王朝的第六代國王。
這個王朝是阿莫裡特（Amorite）部族建立的。
漢谟拉比自公元前1792&mdash前1750年統治巴比倫，他繼承先王遺志，繼續為取得幼發拉底河河水的使用權而奮鬥。
在這一抗争中，他統一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
他曾頒布一部著名的法典，亦即漢谟拉比法典。
&mdash&mdash譯注 [20]Knudtzon,Nr.185. [21]Knudtzon,Nr.74. [22]Chabiru屬于SaGaz，這點根據Bhogazköi的發掘已無疑問。
[23]關于&ldquo牧羊人&rdquo對于耶和華崇拜的意義，已有Luther的論述，參見Ed.Meyer,DieIsraelitenundihreNachbarstämme,S.120f.。
[24]關于這點，最近R.Leonhard（&ldquoDieTranshumanzimMittelmeergebiet&rdquo,inFestschriftfürBrentano）首度整體性地加以處理，極有貢獻。
[25]另外，在《耶利米書》6:3裡先知預言有敵來襲，便把敵人比喻為牧羊人那樣，在四周搭起帳篷然後讓牲畜啃光草地。
[26]東約旦的英雄耶路巴力&mdash基甸在打麥子，《士師記》6:11。
[27]參見《民數記》24:21、22；将他們視同為貝都因人這點，時而有不合情理的異議出現。
[28]賽索特裡斯（Sesostris），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統治者（前1971&mdash前1926），曾經征服叙利亞、努比亞等地，并開發西奈銅山。
&mdash&mdash譯注 [29]西努黑（Sinuhe），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