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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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七子作也。
惟明人見小欲速，文章之士，不講其他學問。
昌黎雲：作文宜略識字。
七子不能，故雖高談秦漢，終不能逮。
湘绮可謂識字者矣，故其文優于七子也。
由上所論，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國勢及風俗，其彰彰可見者也。
文之變遷，不必依骈散為論，然綜觀尚武之世，作者多散文；尚文之世，作者多骈文。
秦漢尚武，故為散文，骈句罕見。
東漢崇儒術，漸有骈句。
魏晉南朝，純乎尚文，故骈俪盛行。
唐代尚武，散體複興（唐人散體，非始于韓柳。
韓柳之前，有獨孤及、梁肅、蕭穎士、元結輩，其文漸趨于散。
惟魄力不厚。
至昌黎乃漸厚耳。
譬之山嶺脈絡，來至獨孤、蕭、梁，至韓柳乃結成高峰也）。
宋不尚武，太其文通行四六。
作散文者，僅歐曾王蘇數人而已（姚姬傳雲：論文章，雖硃子亦未為是。
大抵南宋之文，為後世場屋之祖。
呂東萊、陳止齋、葉水心，學問雖勝，文則不工。
《東萊博議》，純乎場屋之文。
陳止齋、葉水心之作，當時所謂對策八面鋒，亦僅可應試而已）。
餘波及于明清。
桐城一派，上接秦漢、下承韓柳固不足，以繼北宋之軌則有餘，勝于南宋之作遠矣。
唐宋以來之散文，導源于獨孤及、蕭穎士輩，是固然矣。
然其前猶可推溯，人皆不措意耳。
《文中子》書，雖不可信，要不失為初唐人手筆。
其書述其季弟王績（字無功，号東臯子），作《五鬥先生傳》（見《事君》篇），其文今不可見。
以意度之，殆拟陶淵明之《五柳先生傳》。
其可見者，《醉鄉記》、《負苓者傳》，皆散漫而不用力，于陶氏為近，不可不推為唐代散文之發端。
又馬、周所作章奏，摹拟賈太傳《治安策》，于散體中為有骨力。
唐人視周為策士一流，不與文學之士同科，實亦散文之濫觞也。
大凡文品與當時國勢不符者，文雖工而人不之重。
燕許廟堂之文，當時重之，而陸宣公論事明白之作，見重于後世者，當時反不推崇。
蕭穎士之文，平易自然。
元結始為谲怪，獨孤及、梁肅變其本而加之厲。
至昌黎始明言詞必已出，凡古人已用之語，必屏棄不取，而别鑄新詞。
昌黎然、柳州亦然，皇甫湜、孫樵，無不皆然。
風氣既成，宜乎宣公奏議之不見崇矣。
然造詞之風，實非始于昌黎。
《唐阙史》雲：&ldquo左将軍吐突承璀（昌黎同時人）方承恩顧，及将敗之歲，有妖生所居。
先是，承璀嘗華一室，紅梁粉壁，為謹诏敕藏機務之所。
一日，晨啟其戶，有毛生地，高二尺許，承璀大惡之，且恐事洩，乃躬執箕帚，芟除以瘗，雖防口甚固，而娓娓有知者。
承璀尤不欲達于班列。
一日，命其甥嘗所親附者曰：&lsquo姑為我微行省闼之間，伺其叢談，有言者否。
&rsquo甥禀教斂躬而往，至省寺，即詞诘守衛，辄不許進。
方出安上門，逢二秀士，自貢院回，笑相謂曰：&lsquo東廣坤毳可以為異矣。
&rsquo甥馳告曰：&lsquo醋大知之久矣，（原注：中官謂南班，無貴賤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
&rsquo謂左軍為東廣、地毛為坤毳矣。
&rdquo易左軍地毛曰東廣坤毳則與稱龍門虬戶無異，以言之者無礙，聞之者立悟。
知唐人好以僻字易常名，乃其素習。
故樊宗師作《绛守居園池記》，而昌黎稱為文從字順也。
今觀其文，代東方以丙、西方以庚，亦東廣坤毳之類。
昌黎稱之者，以其語語生造，合于已意也。
蓋造詞為當時風尚，而昌黎則其傑出者耳。
歐陽永叔号稱宗師韓柳，其實與韓柳異轍。
惟以不重四六為學韓柳耳。
永叔《題降守居園池記》，诋呵樊氏，不遺餘力，可知其與昌黎異趣矣。
宋子京與永叔同時，皆以學昌黎為名，而子京喜造詞，今《新唐書》在，人以澀體稱之，可證也。
夫自作單篇，未嘗不可造詞；作史則不當專務生造。
夫自作單篇，未嘗不可造詞；作史則不當專務生造。
子京之文，有盛名于時，及永叔之文行，趨之者皆崇自然；于是子京之文不複見稱道。
故知文品不合于時代，雖工亦不行也。
唐末迄于五代，文之衰弊已極。
北宋初年，柳河東（開）、穆伯長（修）、稍為傑出。
河東文實不工，伯長才力薄弱，而故為诘屈聱牙。
于時王禹偁所作，實較柳穆為勝，惟才力亦薄弱耳。
禹偁激賞丁謂、孫何，《宋史·丁謂傳》雲：謂與何同袖文谒禹偁，禹偁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三百年始有此作。
二人之文，今不可見。
穆伯長弟子尹師魯（洙），文頗可觀。
蘇子美（舜欽）亦佳，師魯之文，永叔所自出，惟師魯簡煉，永叔搖曳為異。
永叔之文，震川一派所自昉也。
蘇子美仕不得志，頗效柳州之所為，永叔亟稱之。
此二家較柳穆王三家為勝。
又永叔同時有劉原父（敞），才力宏大，司馬溫公文亦醇美。
今人率稱八家，以餘論之，唐宋不止八家。
唐有蕭穎士、獨孤及、韓愈、柳宗元、李翺六家（皇甫湜、孫樵不足數），宋則尹洙、蘇舜欽、劉敞、宋祁、司馬光、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父子，合十一家（柳、穆、王不必取，蘇門如秦觀之《淮海集》、蘇過之《斜川集》，文非不佳，惟不山東坡之窠臼，故不取。
元結瑰怪，杜牧粗豪，亦不取），合之可稱唐宋十七家。
茅鹿門之所以定為八家者，蓋韓柳以前之作，存者無多；宋初人文亦寡。
六家之文，于八股為近；韓柳名高，不得不取：故遂定為八家耳。
權德與年輩高于昌黎，文亦不惡，惟少林下風度耳。
明台閣體即自此出。
杜牧之文為侯朝宗、魏叔子所自出。
惟粗豪太過耳。
近桐城、陽湖二派，拈雅健二字以為論文之準。
然則權德與雅而不健，杜牧之健而不雅。
雅健并行，二家所短。
若依此選文，唐可八家（合權、杜數之），宋可十六家（合柳、穆、王、秦、蘇過數之），允為文章楷則矣（雅健者，文章入門之要訣，不僅散文之須雅健，骈文亦須雅健，派别可以不論）。
乾嘉間硃竹君（筠）《笥河文集》行于北方，其文亦雅而不健，似台閣一路。
姚姬傳笑之，以為笥健，不可；健而不雅，亦不可。
明于雅健二字，或為獨行之文，或為著作之文，各視其人之力以為趣舍，庶乎可以言文。
繼此複須讨論者，文章之分類是也。
《文心雕龍》分為十九類，《古文辭類纂》則為十三類。
今依陸士衡《文賦》為說，取其簡要也。
自古惟能文之士為能論文，否則皮傅之語，必無是處。
士衡《文賦》，區分十類，雖有不足，然語語确切，可作準繩，其言曰：&ldquo詩緣情而绮靡，賦體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質，诔纏綿而凄怆，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炜晔而谲诳。
&rdquo十類以外，傳狀序記，士衡所未齒列。
今案：象傳一項，晉人所作，有《李郃傳》、《管辂傳》，全文今不可見。
就唐人所引觀之，大抵散漫，無密栗之緻。
行狀一項，《文選》錄任彥昇《竟陵文宣王行狀》一篇，體裁與後世所作不類。
原行狀之體，本與傳同，而當時所作，文多質少，語率含渾（行狀上之尚書，考功司據以拟谥，李翺以為今之行狀，文過其質，不可為據，始變文為質，不加藻飾）。
遊記一項，古人視同小說，不以入文苑。
東漢初，馬第伯作《封禅儀記》，偶然乘興之筆。
後則遊記漸孳，士衡時尚無是也。
序錄一項，古人皆自著書而自為序。
劉向為各家之書作序，此乃在官之
惟明人見小欲速，文章之士，不講其他學問。
昌黎雲：作文宜略識字。
七子不能，故雖高談秦漢，終不能逮。
湘绮可謂識字者矣，故其文優于七子也。
由上所論，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國勢及風俗，其彰彰可見者也。
文之變遷，不必依骈散為論，然綜觀尚武之世，作者多散文；尚文之世，作者多骈文。
秦漢尚武，故為散文，骈句罕見。
東漢崇儒術，漸有骈句。
魏晉南朝，純乎尚文，故骈俪盛行。
唐代尚武，散體複興（唐人散體，非始于韓柳。
韓柳之前，有獨孤及、梁肅、蕭穎士、元結輩，其文漸趨于散。
惟魄力不厚。
至昌黎乃漸厚耳。
譬之山嶺脈絡，來至獨孤、蕭、梁，至韓柳乃結成高峰也）。
宋不尚武，太其文通行四六。
作散文者，僅歐曾王蘇數人而已（姚姬傳雲：論文章，雖硃子亦未為是。
大抵南宋之文，為後世場屋之祖。
呂東萊、陳止齋、葉水心，學問雖勝，文則不工。
《東萊博議》，純乎場屋之文。
陳止齋、葉水心之作，當時所謂對策八面鋒，亦僅可應試而已）。
餘波及于明清。
桐城一派，上接秦漢、下承韓柳固不足，以繼北宋之軌則有餘，勝于南宋之作遠矣。
唐宋以來之散文，導源于獨孤及、蕭穎士輩，是固然矣。
然其前猶可推溯，人皆不措意耳。
《文中子》書，雖不可信，要不失為初唐人手筆。
其書述其季弟王績（字無功，号東臯子），作《五鬥先生傳》（見《事君》篇），其文今不可見。
以意度之，殆拟陶淵明之《五柳先生傳》。
其可見者，《醉鄉記》、《負苓者傳》，皆散漫而不用力，于陶氏為近，不可不推為唐代散文之發端。
又馬、周所作章奏，摹拟賈太傳《治安策》，于散體中為有骨力。
唐人視周為策士一流，不與文學之士同科，實亦散文之濫觞也。
大凡文品與當時國勢不符者，文雖工而人不之重。
燕許廟堂之文，當時重之，而陸宣公論事明白之作，見重于後世者，當時反不推崇。
蕭穎士之文，平易自然。
元結始為谲怪，獨孤及、梁肅變其本而加之厲。
至昌黎始明言詞必已出，凡古人已用之語，必屏棄不取，而别鑄新詞。
昌黎然、柳州亦然，皇甫湜、孫樵，無不皆然。
風氣既成，宜乎宣公奏議之不見崇矣。
然造詞之風，實非始于昌黎。
《唐阙史》雲：&ldquo左将軍吐突承璀（昌黎同時人）方承恩顧，及将敗之歲，有妖生所居。
先是，承璀嘗華一室，紅梁粉壁，為謹诏敕藏機務之所。
一日，晨啟其戶，有毛生地，高二尺許，承璀大惡之，且恐事洩，乃躬執箕帚，芟除以瘗，雖防口甚固，而娓娓有知者。
承璀尤不欲達于班列。
一日，命其甥嘗所親附者曰：&lsquo姑為我微行省闼之間，伺其叢談，有言者否。
&rsquo甥禀教斂躬而往，至省寺，即詞诘守衛，辄不許進。
方出安上門，逢二秀士，自貢院回，笑相謂曰：&lsquo東廣坤毳可以為異矣。
&rsquo甥馳告曰：&lsquo醋大知之久矣，（原注：中官謂南班，無貴賤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
&rsquo謂左軍為東廣、地毛為坤毳矣。
&rdquo易左軍地毛曰東廣坤毳則與稱龍門虬戶無異，以言之者無礙，聞之者立悟。
知唐人好以僻字易常名，乃其素習。
故樊宗師作《绛守居園池記》，而昌黎稱為文從字順也。
今觀其文，代東方以丙、西方以庚，亦東廣坤毳之類。
昌黎稱之者，以其語語生造，合于已意也。
蓋造詞為當時風尚，而昌黎則其傑出者耳。
歐陽永叔号稱宗師韓柳，其實與韓柳異轍。
惟以不重四六為學韓柳耳。
永叔《題降守居園池記》，诋呵樊氏，不遺餘力，可知其與昌黎異趣矣。
宋子京與永叔同時，皆以學昌黎為名，而子京喜造詞，今《新唐書》在，人以澀體稱之，可證也。
夫自作單篇，未嘗不可造詞；作史則不當專務生造。
夫自作單篇，未嘗不可造詞；作史則不當專務生造。
子京之文，有盛名于時，及永叔之文行，趨之者皆崇自然；于是子京之文不複見稱道。
故知文品不合于時代，雖工亦不行也。
唐末迄于五代，文之衰弊已極。
北宋初年，柳河東（開）、穆伯長（修）、稍為傑出。
河東文實不工，伯長才力薄弱，而故為诘屈聱牙。
于時王禹偁所作，實較柳穆為勝，惟才力亦薄弱耳。
禹偁激賞丁謂、孫何，《宋史·丁謂傳》雲：謂與何同袖文谒禹偁，禹偁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三百年始有此作。
二人之文，今不可見。
穆伯長弟子尹師魯（洙），文頗可觀。
蘇子美（舜欽）亦佳，師魯之文，永叔所自出，惟師魯簡煉，永叔搖曳為異。
永叔之文，震川一派所自昉也。
蘇子美仕不得志，頗效柳州之所為，永叔亟稱之。
此二家較柳穆王三家為勝。
又永叔同時有劉原父（敞），才力宏大，司馬溫公文亦醇美。
今人率稱八家，以餘論之，唐宋不止八家。
唐有蕭穎士、獨孤及、韓愈、柳宗元、李翺六家（皇甫湜、孫樵不足數），宋則尹洙、蘇舜欽、劉敞、宋祁、司馬光、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父子，合十一家（柳、穆、王不必取，蘇門如秦觀之《淮海集》、蘇過之《斜川集》，文非不佳，惟不山東坡之窠臼，故不取。
元結瑰怪，杜牧粗豪，亦不取），合之可稱唐宋十七家。
茅鹿門之所以定為八家者，蓋韓柳以前之作，存者無多；宋初人文亦寡。
六家之文，于八股為近；韓柳名高，不得不取：故遂定為八家耳。
權德與年輩高于昌黎，文亦不惡，惟少林下風度耳。
明台閣體即自此出。
杜牧之文為侯朝宗、魏叔子所自出。
惟粗豪太過耳。
近桐城、陽湖二派，拈雅健二字以為論文之準。
然則權德與雅而不健，杜牧之健而不雅。
雅健并行，二家所短。
若依此選文，唐可八家（合權、杜數之），宋可十六家（合柳、穆、王、秦、蘇過數之），允為文章楷則矣（雅健者，文章入門之要訣，不僅散文之須雅健，骈文亦須雅健，派别可以不論）。
乾嘉間硃竹君（筠）《笥河文集》行于北方，其文亦雅而不健，似台閣一路。
姚姬傳笑之，以為笥健，不可；健而不雅，亦不可。
明于雅健二字，或為獨行之文，或為著作之文，各視其人之力以為趣舍，庶乎可以言文。
繼此複須讨論者，文章之分類是也。
《文心雕龍》分為十九類，《古文辭類纂》則為十三類。
今依陸士衡《文賦》為說，取其簡要也。
自古惟能文之士為能論文，否則皮傅之語，必無是處。
士衡《文賦》，區分十類，雖有不足，然語語确切，可作準繩，其言曰：&ldquo詩緣情而绮靡，賦體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質，诔纏綿而凄怆，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炜晔而谲诳。
&rdquo十類以外，傳狀序記，士衡所未齒列。
今案：象傳一項，晉人所作，有《李郃傳》、《管辂傳》，全文今不可見。
就唐人所引觀之，大抵散漫，無密栗之緻。
行狀一項，《文選》錄任彥昇《竟陵文宣王行狀》一篇，體裁與後世所作不類。
原行狀之體，本與傳同，而當時所作，文多質少，語率含渾（行狀上之尚書，考功司據以拟谥，李翺以為今之行狀，文過其質，不可為據，始變文為質，不加藻飾）。
遊記一項，古人視同小說，不以入文苑。
東漢初，馬第伯作《封禅儀記》，偶然乘興之筆。
後則遊記漸孳，士衡時尚無是也。
序錄一項，古人皆自著書而自為序。
劉向為各家之書作序，此乃在官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