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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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後世為私家著述作序者，古人無是也。
此四項，士衡所不論，今就士衡所賦者論之： 詩、賦：士衡緣情、體物二語，實作詩造賦之要。
賦本古詩之流，七國時始為别子之祖。
至漢，《子虛》、《上林》，篇幅擴大，而《古詩十九首》仍為短章。
蓋體物者，鋪陳其事，不厭周祥，故曰浏亮。
緣情者，詠歌依違，不可直言，故曰绮靡。
然賦亦有緣情之作，如班孟堅之《幽通》、張平子之《思玄》、王仲宣之《登樓》，皆偶一為之，非賦之正體也。
碑、關诔：古人刻石，不以碑名。
秦皇刻石，峰山、泰山、琅琊、碣石、會稽諸處，皆真稱刻石，不稱碑。
廟之有碑，本以麗牲；墓之有碑，本以下棺。
作碑文者，東漢始盛。
今漢碑存者百餘通，皆屬文言。
往往世系之下，綴以考語；所治何學，又加考語；每曆一官，辄加考語，無直叙其事者。
故曰&ldquo披文以相質也&rdquo。
不若是，将與行狀、家傳無别。
魏晉不許立碑；北朝碑文，體制近于漢碑；中唐以前之碑，體制亦未變也。
獨孤及、梁肅始為散文，然猶不直叙也。
韓昌黎作《南海神廟碑》，純依漢碑之體；作《曹成王碑》，用字瑰奇，以此作碑則可，作傳即不可。
桐城諸賢不知此，以昌黎之碑為獨創，不知本襲舊例也（昌黎猶知文體，宋以後漸不然）。
宋人作碑，一如家傳，惟首尾異耳。
此實非碑之正體。
觀夫蔡中郎為人作碑，一人作二三篇，以其本是文言，故屬辭可以變化；若為質言，豈有一人之事迹，可作二三篇述之耶？至漢碑有稱&ldquo诔曰&rdquo者，知碑與诔本不必分，然大體亦有區别。
碑雖主于文飾，仍以事實為重。
诔則但須纏綿凄怆而已。
後世作诔者少，潘安仁《馬汧督诔》，乃是披文相質之作。
碑與诔故是同類。
後世祭文，則與诔同源。
銘、箴：碑亦有銘。
此所謂銘，則器物之銘也。
崔子玉《座右銘》，多作格言，乃《太公家教》之類，取其義，不取其文耳。
張孟陽《劍閣銘》雲：&ldquo敢告梁益。
&rdquo是箴體也。
所謂博約溫潤者，語不宜太繁，又不宜太露。
然則《劍閣銘》是銘之正軌也。
箴之由來已久。
官箴王阙，本以剌上，後世作箴，皆依《虞箴》為法，揚子雲、崔亭伯官箴、州箴，合四十餘篇。
所與銘異者，有頓挫之句，以直言為極，故曰&ldquo頓挫而清壯&rdquo也。
張茂先《女史箴》，筆路漸異，尚能合法；至昌黎《五箴》，則失其步趨者也。
頌、論：三頌而外，秦碑亦頌之類也。
刻石頌德，斯之謂頌矣。
惟古代之頌，用之祭祀。
生人作頌，始于秦碑，及後人作碑亦稱&ldquo頌曰&rdquo是也。
柳子厚作《平淮西雅》，其實頌也。
頌與雅，後世不甚分耳。
要以優遊炳蔚為貴。
論者，評議臧否之作。
人之思想，愈演愈深，非論不足以發表其思想，故貴乎精微朗暢也。
士衡拟《過秦》作《辯亡論》，議封建作《五等論》。
二者皆論政之文，故為粗枝大葉，而非論之正體。
當以諸子為法，論名理不論事理，乃為精微朗暢者矣。
莊荀之論，無一不合精微朗暢之旨。
韓非亦有之，但不稱論耳（論事之作，不以為正體，王褒《四子講德論》作于漢代，周秦無有也）。
《文選》錄王褒《四子講德論》，論事本非正體，當為士衡所不數。
蓋周秦而後，六朝清談佛法諸論，合乎正軌。
《崇有論》反對清談，《神滅論》反對佛法，此亦非朗暢不能取勝。
此種論，唐以後不能作。
蓋唐以後人隻能論事理，不能論名理矣。
劉夢得、柳子厚作《天論》，似乎精細，要未臻精微朗暢之地。
宋儒有精微之理，而作文不能朗暢，故流為語錄。
奏、說：七國時遊說，多取口說而鮮上書，上書即奏也。
縱橫家之作，大抵放恣，蘇秦、範睢是矣，即李斯《谏逐客》亦然。
自漢人乃變為平徹閑雅之作，以天下統一，縱橫之風替也。
平則易解，雅則可登于廟堂。
此種體式，自漢至唐不變。
至明人奏議，辄以痛罵為能事，故焦裡堂謂溫柔敦厚之教至明人而盡。
如楊叔山劾嚴嵩曰賊嵩，雖出忠憤，甚非法式。
又如劉良佐、劉澤清稱福王拘囚太子是無父子，不納童氏是無夫婦。
又如萬曆時禦史獻酒、色、财、氣四箴，此皆乖于進言之道。
自唐以來，奏議以陸宣公為最善，既平徹又閑雅，可謂正體；所不足者，微嫌繁冗耳。
唐人好文，三四千言之奏，人主猶能遍覽，若在後世，正恐無暇及此。
曾滌笙自謂學陸宣公，今觀其文，類于八股，平固有之，雅則未能。
甲午戰後，王湘绮嘗代李少荃奏事，多引《詩》、《書》，摹拟漢作，雅則有餘，平則不足。
于是知平徹閑雅之難也。
說者古人多為口說，原非命筆為文，《文心雕龍》譏評士衡，謂&ldquo自非谲敵，則惟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
&rdquo不悟七國遊士，縱橫捭阖，肆口陳言，取快一時，确有炜晔谲诳之觀，然其說必與事實相符，乃得見聽。
蘇秦之合縱，非易事也。
而六國之君聽之者，固以其口辯捷給，亦為有其實學耳。
《國策》言蘇子去秦而歸，揣摩太公陰謀之符，然後出說人主。
由今觀之，蘇子亦不徒恃陰謀，蓋明于地理耳。
七國時地圖難得，惟涉路遠者，知輿地大勢。
荀子遊于列國，故《議兵篇》所言地理不誤，自餘若孟子之賢，猶不知淮泗之不入江（《孟子》：&ldquo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rdquo不知淮泗不入江也）。
漢興，蕭何入關，收秦圖籍，故能知天下形勢。
否則，高祖起自草莽，何由知之？惟蘇秦居洛陽，必嘗見地圖，故每述一國境界，悉中事情，然後言其财賦之多寡，兵力之強弱，元元本本，了然無遺。
其說趙肅侯也，謂&ldquo臣請以天下之地圖按之。
&rdquo夫以草澤匹夫，而深知國情如此，宜乎六國之君不敢不服其說矣。
後世口說漸少，惟戰争時或有之，留侯之借箸、武侯之求救于孫權，皆所謂谲诳者。
後杜牧之作《燕将錄》，載诨忠為燕牧劉濟使，說魏牧田季安；又元和十四年說劉濟子忠，皆慷慨立談，類于蘇秦。
頗疑牧之所文飾，非當時實事。
昌黎作《董晉行狀》，述晉對李懷光語，亦口若懸河。
晉服官無聞，此亦疑昌黎所文飾也。
然則蘇秦而後，口說可信者，惟留侯、諸葛二事。
要皆炜晔谲诳，不盡出于忠信，以此知士衡之說為不可易也。
綜上所論，知士衡所舉十條，語語谛當，可作準繩。
至其所未及其，祭文準诔，傳狀準史（今人如欲作傳，不必他求，隻依《史》、《漢》可矣。
行狀與傳，大體相同，惟首尾為異。
且行狀所以議谥，明以來議谥不據行狀，則行狀無所用之，不作可也）。
序記之屬，古人所輕。
官修書庫，序錄提要，蓋非一人所能為。
若私家著述，于古隻有自序；他人作之，亦當提挈綱首，不可徒為膚泛。
記惟遊記可作，《水經注》、馬第伯《封禅儀記》，皆足取法。
宋人遊記叙山水者，多就瑣碎之處著筆，而不言大勢，實無足取。
餘謂《文賦》十類之外，補此數條已足。
姚氏《古文辭類纂》分十三類，大旨不謬。
然所見甚近，以唐宋直接周秦諸子、《史》、《漢》，置東漢、六朝于不論，一若文至西漢即斬焉中絕，昌黎之出真似石破天驚者也。
天下安有是事耶（桐城派所說源流不明，不知昌黎亦有師承）？餘所論者，似較姚氏明白。
此四項，士衡所不論，今就士衡所賦者論之： 詩、賦：士衡緣情、體物二語，實作詩造賦之要。
賦本古詩之流，七國時始為别子之祖。
至漢，《子虛》、《上林》，篇幅擴大，而《古詩十九首》仍為短章。
蓋體物者，鋪陳其事，不厭周祥，故曰浏亮。
緣情者，詠歌依違，不可直言，故曰绮靡。
然賦亦有緣情之作，如班孟堅之《幽通》、張平子之《思玄》、王仲宣之《登樓》，皆偶一為之，非賦之正體也。
碑、關诔：古人刻石，不以碑名。
秦皇刻石，峰山、泰山、琅琊、碣石、會稽諸處，皆真稱刻石，不稱碑。
廟之有碑，本以麗牲；墓之有碑，本以下棺。
作碑文者，東漢始盛。
今漢碑存者百餘通，皆屬文言。
往往世系之下，綴以考語；所治何學，又加考語；每曆一官，辄加考語，無直叙其事者。
故曰&ldquo披文以相質也&rdquo。
不若是，将與行狀、家傳無别。
魏晉不許立碑；北朝碑文，體制近于漢碑；中唐以前之碑，體制亦未變也。
獨孤及、梁肅始為散文，然猶不直叙也。
韓昌黎作《南海神廟碑》，純依漢碑之體；作《曹成王碑》，用字瑰奇，以此作碑則可，作傳即不可。
桐城諸賢不知此，以昌黎之碑為獨創，不知本襲舊例也（昌黎猶知文體，宋以後漸不然）。
宋人作碑，一如家傳，惟首尾異耳。
此實非碑之正體。
觀夫蔡中郎為人作碑，一人作二三篇，以其本是文言，故屬辭可以變化；若為質言，豈有一人之事迹，可作二三篇述之耶？至漢碑有稱&ldquo诔曰&rdquo者，知碑與诔本不必分，然大體亦有區别。
碑雖主于文飾，仍以事實為重。
诔則但須纏綿凄怆而已。
後世作诔者少，潘安仁《馬汧督诔》，乃是披文相質之作。
碑與诔故是同類。
後世祭文，則與诔同源。
銘、箴：碑亦有銘。
此所謂銘，則器物之銘也。
崔子玉《座右銘》，多作格言，乃《太公家教》之類，取其義，不取其文耳。
張孟陽《劍閣銘》雲：&ldquo敢告梁益。
&rdquo是箴體也。
所謂博約溫潤者，語不宜太繁，又不宜太露。
然則《劍閣銘》是銘之正軌也。
箴之由來已久。
官箴王阙，本以剌上，後世作箴，皆依《虞箴》為法，揚子雲、崔亭伯官箴、州箴，合四十餘篇。
所與銘異者，有頓挫之句，以直言為極，故曰&ldquo頓挫而清壯&rdquo也。
張茂先《女史箴》，筆路漸異，尚能合法；至昌黎《五箴》，則失其步趨者也。
頌、論：三頌而外，秦碑亦頌之類也。
刻石頌德，斯之謂頌矣。
惟古代之頌，用之祭祀。
生人作頌，始于秦碑，及後人作碑亦稱&ldquo頌曰&rdquo是也。
柳子厚作《平淮西雅》，其實頌也。
頌與雅，後世不甚分耳。
要以優遊炳蔚為貴。
論者，評議臧否之作。
人之思想，愈演愈深，非論不足以發表其思想，故貴乎精微朗暢也。
士衡拟《過秦》作《辯亡論》，議封建作《五等論》。
二者皆論政之文，故為粗枝大葉，而非論之正體。
當以諸子為法，論名理不論事理，乃為精微朗暢者矣。
莊荀之論，無一不合精微朗暢之旨。
韓非亦有之，但不稱論耳（論事之作，不以為正體，王褒《四子講德論》作于漢代，周秦無有也）。
《文選》錄王褒《四子講德論》，論事本非正體，當為士衡所不數。
蓋周秦而後，六朝清談佛法諸論，合乎正軌。
《崇有論》反對清談，《神滅論》反對佛法，此亦非朗暢不能取勝。
此種論，唐以後不能作。
蓋唐以後人隻能論事理，不能論名理矣。
劉夢得、柳子厚作《天論》，似乎精細，要未臻精微朗暢之地。
宋儒有精微之理，而作文不能朗暢，故流為語錄。
奏、說：七國時遊說，多取口說而鮮上書，上書即奏也。
縱橫家之作，大抵放恣，蘇秦、範睢是矣，即李斯《谏逐客》亦然。
自漢人乃變為平徹閑雅之作，以天下統一，縱橫之風替也。
平則易解，雅則可登于廟堂。
此種體式，自漢至唐不變。
至明人奏議，辄以痛罵為能事，故焦裡堂謂溫柔敦厚之教至明人而盡。
如楊叔山劾嚴嵩曰賊嵩，雖出忠憤，甚非法式。
又如劉良佐、劉澤清稱福王拘囚太子是無父子，不納童氏是無夫婦。
又如萬曆時禦史獻酒、色、财、氣四箴，此皆乖于進言之道。
自唐以來，奏議以陸宣公為最善，既平徹又閑雅，可謂正體；所不足者，微嫌繁冗耳。
唐人好文，三四千言之奏，人主猶能遍覽，若在後世，正恐無暇及此。
曾滌笙自謂學陸宣公，今觀其文，類于八股，平固有之，雅則未能。
甲午戰後，王湘绮嘗代李少荃奏事，多引《詩》、《書》，摹拟漢作，雅則有餘，平則不足。
于是知平徹閑雅之難也。
說者古人多為口說，原非命筆為文，《文心雕龍》譏評士衡，謂&ldquo自非谲敵，則惟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
&rdquo不悟七國遊士，縱橫捭阖，肆口陳言，取快一時，确有炜晔谲诳之觀，然其說必與事實相符，乃得見聽。
蘇秦之合縱，非易事也。
而六國之君聽之者，固以其口辯捷給，亦為有其實學耳。
《國策》言蘇子去秦而歸，揣摩太公陰謀之符，然後出說人主。
由今觀之，蘇子亦不徒恃陰謀，蓋明于地理耳。
七國時地圖難得，惟涉路遠者，知輿地大勢。
荀子遊于列國，故《議兵篇》所言地理不誤，自餘若孟子之賢，猶不知淮泗之不入江（《孟子》：&ldquo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rdquo不知淮泗不入江也）。
漢興，蕭何入關，收秦圖籍，故能知天下形勢。
否則，高祖起自草莽，何由知之？惟蘇秦居洛陽，必嘗見地圖，故每述一國境界，悉中事情，然後言其财賦之多寡，兵力之強弱，元元本本，了然無遺。
其說趙肅侯也，謂&ldquo臣請以天下之地圖按之。
&rdquo夫以草澤匹夫，而深知國情如此，宜乎六國之君不敢不服其說矣。
後世口說漸少，惟戰争時或有之，留侯之借箸、武侯之求救于孫權，皆所謂谲诳者。
後杜牧之作《燕将錄》，載诨忠為燕牧劉濟使，說魏牧田季安；又元和十四年說劉濟子忠，皆慷慨立談，類于蘇秦。
頗疑牧之所文飾，非當時實事。
昌黎作《董晉行狀》，述晉對李懷光語，亦口若懸河。
晉服官無聞，此亦疑昌黎所文飾也。
然則蘇秦而後，口說可信者，惟留侯、諸葛二事。
要皆炜晔谲诳，不盡出于忠信，以此知士衡之說為不可易也。
綜上所論，知士衡所舉十條，語語谛當，可作準繩。
至其所未及其，祭文準诔，傳狀準史（今人如欲作傳，不必他求，隻依《史》、《漢》可矣。
行狀與傳，大體相同，惟首尾為異。
且行狀所以議谥，明以來議谥不據行狀，則行狀無所用之，不作可也）。
序記之屬，古人所輕。
官修書庫，序錄提要，蓋非一人所能為。
若私家著述，于古隻有自序；他人作之，亦當提挈綱首，不可徒為膚泛。
記惟遊記可作，《水經注》、馬第伯《封禅儀記》，皆足取法。
宋人遊記叙山水者，多就瑣碎之處著筆，而不言大勢，實無足取。
餘謂《文賦》十類之外，補此數條已足。
姚氏《古文辭類纂》分十三類，大旨不謬。
然所見甚近，以唐宋直接周秦諸子、《史》、《漢》，置東漢、六朝于不論，一若文至西漢即斬焉中絕，昌黎之出真似石破天驚者也。
天下安有是事耶（桐城派所說源流不明，不知昌黎亦有師承）？餘所論者，似較姚氏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