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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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論其優劣。
春秋而後，始有優劣可言。
春秋時文體未備，綜其所作，記事、叙言多而單篇論說少。
七國時文體完具，但無碑版一體。
鐘鼎雖與碑版相近，然其文不可索解。
故正式碑版，斷自秦後起也（任昉《文章緣起》，其書真僞不可知，所論亦未可信據）。
概而論之，文章大體備于七國；若其細碎，則在六朝。
六朝之後，亦有新體，如墓志，本為不許立碑者設；後世碑與墓志并用，其在六朝，墓志不為正式文章也。
又如壽序，宋以前猶未著。
然論文學之盛衰，固不拘于文體之損益。
自唐以來，論文皆以氣為主。
氣之盛衰，不可強為。
大抵見理清、感情重，自然氣盛。
周秦之作，未有不深于理者，故篇篇有氣。
論感情，亦古人重于後人。
《顔氏家訓》謂：&ldquo别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
&rdquo梁武帝送弟王子侯出為東郡，雲：&ldquo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恻怆。
&rdquo數行淚下。
非獨愛别離如此，即杯酒失意，白刃相仇，亦惟深于感情者為然。
何者？愛深者恨亦深，二者成正比例也。
今以《詩經》觀之，好賢如《缁衣》，惡惡如《巷伯》，皆可謂甚真。
至于《楚辭·離騷》之忠怨，《國殇》之嚴殺，皆各盡其緻。
漢人叙戰争者，如《項羽本紀》、《李陵列傳》，有如目睹，非徒其事迹之奇也，乃其文亦極描寫之能事矣。
此在後世文人為之，雖有意描寫，亦不能幾及。
何也？其情不至也。
大抵抒情之作，往往宜于小說。
然自唐以降，小說家但能叙鬼怪，而不能叙戰争攻殺。
此由實情所無，想像亦有所不逮。
惟有男女之情，今古不變，後世小說，類能道之。
然人之愛情，豈僅限于男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無不有愛情焉。
而後世小說之能事，則盡于述男女而已。
漢人之文，後世以為高，然說理之作實寡。
魏晉漸有說理之作，但不能上比周秦。
今人真欲上拟周秦兩漢，恐贻舉鼎絕膑之诮。
明七子李空同輩，高談秦漢，其實邯鄲學步耳。
後七子如李滄溟文，非其至者，而詩尚佳；王鳳洲文勝于滄溟，頗能叙戰争及奇偉之迹，此亦由于情感激發爾。
如楊椒山之事，人人憤慨，故鳳洲所作行狀，有聲有色。
顧持較《史》、《漢》，猶不能及。
以《史》、《漢》文出無心，鳳洲則有意摹拟，着力與不着力，自有間也。
抒情說理之作如此，其非抒情亦非說理如《七發》之類者亦然（《七發》亦賦類）。
《七發》氣勢浩汗，無堆垛之迹，拟作者《七啟》、《七命》即大有徑庭。
相如、子雲之賦，往往用同偏旁數字堆垛以成一句，然堆垛而不覺其重。
何也？有氣行乎其間，自然骨力開張也。
降及東漢，氣骨即有不逮。
然《兩都》、《兩京》以及《三都》，猶粗具規模，後此則無能為之者矣。
此類文字，不關情之深、理之邃，以餘度之，殆與體氣有關。
漢人之強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詞氣之盛，亦非後世所及。
今人發古墓，往往見古人屍骨大于今人，此一證也。
武梁祠畫像，其面貌雖不可細辨，然鼻準隆起，有如猶太、回回人，此又一證也。
漢世尚武之風未替，文人為将帥者，往往而有。
又漢行征兵制，而其時歌謠，無道行軍之苦者。
唐代即不然，杜詩《兵車行》、《石壕吏》之屬可征也。
由此可見，唐人之體氣已不逮漢人，此又一證也。
以漢人堅強好勇，故發為文章，舉重若輕，任意堆垛而不見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
不特文章為然，見于道德者亦然。
道德非盡出于禮，亦生于情。
情即有關于氣體。
體氣強則情重，德行則厚；體氣弱，情亦薄。
德行亦衰。
孔子曰：&ldquo仁者必有勇。
&rdquo知無勇不能行仁也。
《呂氏春秋·慎大覽》稱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史記·仲尼弟子傳》雲：子路性鄙，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
孔子設禮誘之，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今觀孝堂山石刻子路像，奮袖抽劍，雄雞之冠，與《史記》所言符合。
知孔子之服之路，非僅用禮，亦能以力勝矣。
後世理學家不取粗暴之徒，殆亦為無孔子之力故耳（澹台滅明之斬蛟，亦好勇之征也）。
夫并生一時代者，體格之殊，當不甚遠。
孔子、墨子，時代相接。
孔子之勇如此，則墨子之以自苦為極，若救宋之役，百舍重繭而不息，亦可信矣。
自兩漢以迄六朝，文氣日以衰微者，其故可思也。
《世說新語》記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
爾時膏梁子弟，染于遊惰如此，體氣之弱可知矣。
有唐國勢，雖不逮兩漢，猶勝于六朝。
故燕許大手筆，文雖骈體，氣骨特健，自此一變而為韓柳之散文。
宋代尚文，諱言武事，歐、曾、王、蘇之作，氣骨已劣于韓、柳。
餘常謂文不論骈散，要以氣骨為主。
曾滌笙倡陰陽剛柔之說，合于東人所謂壯美、優美者。
以曆代之作程之：周、秦、兩漢之文剛，魏、晉南朝之文柔；唐代武功猶著，故其文雖不及兩漢，猶有兩漢遺風；宋代國勢已弱，故歐、蘇、曾、王之文，近于六朝；南宋及元，中國既微，文不成文；洪武肇興，驅逐胡虜，國勢雖不如漢唐，優于趙宋實遠。
其異于漢唐者，漢唐自然強盛，明則有勉強之處耳。
明人鑒于宋人外交之卑屈，故特自尊大。
凡外夷入貢，表章須一律寫華文，朝鮮、安南文化之國，許其稱臣；南洋小國及滿洲之屬，則降而稱奴。
天使冊封，不可徑入其國城，須特建大橋，逾城而入；貢使之入中國者，官秩雖高，見典史不可不用手本，不可不稱大人。
外夷稱中國曰天朝者，即始于此。
諸如此類，即可見明代國勢之盛，出于勉強。
國勢如此，國人體氣恐亦類此。
其見于文事者，台閣體不足為代表，歸震川閑情冷韻之作，亦不足為代表，所可代表者，為前後七子之作。
彼等強學秦漢，力不足以赴之，譬如舉鼎絕膑，不自覺其面紅耳赤也。
歸震川生長昆山，王鳳洲生長太倉，籍貫同隸蘇州，而氣味差池。
震川與鳳洲争名，二人皆自謂學司馬子長，然鳳洲專取《史記》描摹之筆及濃重之處，震川則以為《史記》佳處在閑情冷韻。
蓋蘇州人好作冷語，震川之文，蘇州人之文也。
震川殆知秦漢不易學，而又不甘自謂不逮秦漢，故專摹《史記》之冷語欤？由此遂啟桐城派之先河。
桐城派不皆效法震川，顧其主平淡、不主濃重則同。
姚姬傳學問之博，勝于方望溪，而文之氣魄則更小，謀篇過六七百字者甚罕。
梅伯言修飾更精，而氣體尤不逮矣。
曾滌笙以為學梅伯言而以為末足，頗有粗枝大葉之作，氣體近于陽剛。
此其故關于國勢、體力。
清初國勢之盛，乃滿洲之盛，非漢族之盛。
漢人懾伏于滿洲淫威之下，紅營兵丁大抵羸劣，營汛武職官俸薄，往往出為賈豎，自謀生活，其權力猶不如今之警察，故漢人皆以當兵為恥。
夫不習戎事，則體力弱；及其為文，自然疲苶矣。
曾滌笙自辦團練，以平洪楊之亂，國勢既變，湘軍亦俨然一世之雄，故其文風骨遒上，得陽剛之氣為多。
雖繼起無人，然并世有王湘绮，亦可雲近于陽剛矣。
湘绮與滌笙路徑不同，滌笙自桐城入而不為八家所囿；湘绮與滌笙路徑不同，滌笙自桐城入而不為八家所囿；湘绮雖不明言依附七子，其路徑實與七子相同，其所為詩，宛
春秋而後，始有優劣可言。
春秋時文體未備，綜其所作，記事、叙言多而單篇論說少。
七國時文體完具，但無碑版一體。
鐘鼎雖與碑版相近，然其文不可索解。
故正式碑版，斷自秦後起也（任昉《文章緣起》，其書真僞不可知，所論亦未可信據）。
概而論之，文章大體備于七國；若其細碎，則在六朝。
六朝之後，亦有新體，如墓志，本為不許立碑者設；後世碑與墓志并用，其在六朝，墓志不為正式文章也。
又如壽序，宋以前猶未著。
然論文學之盛衰，固不拘于文體之損益。
自唐以來，論文皆以氣為主。
氣之盛衰，不可強為。
大抵見理清、感情重，自然氣盛。
周秦之作，未有不深于理者，故篇篇有氣。
論感情，亦古人重于後人。
《顔氏家訓》謂：&ldquo别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
&rdquo梁武帝送弟王子侯出為東郡，雲：&ldquo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恻怆。
&rdquo數行淚下。
非獨愛别離如此，即杯酒失意，白刃相仇，亦惟深于感情者為然。
何者？愛深者恨亦深，二者成正比例也。
今以《詩經》觀之，好賢如《缁衣》，惡惡如《巷伯》，皆可謂甚真。
至于《楚辭·離騷》之忠怨，《國殇》之嚴殺，皆各盡其緻。
漢人叙戰争者，如《項羽本紀》、《李陵列傳》，有如目睹，非徒其事迹之奇也，乃其文亦極描寫之能事矣。
此在後世文人為之，雖有意描寫，亦不能幾及。
何也？其情不至也。
大抵抒情之作，往往宜于小說。
然自唐以降，小說家但能叙鬼怪，而不能叙戰争攻殺。
此由實情所無，想像亦有所不逮。
惟有男女之情，今古不變，後世小說，類能道之。
然人之愛情，豈僅限于男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無不有愛情焉。
而後世小說之能事，則盡于述男女而已。
漢人之文，後世以為高，然說理之作實寡。
魏晉漸有說理之作，但不能上比周秦。
今人真欲上拟周秦兩漢，恐贻舉鼎絕膑之诮。
明七子李空同輩，高談秦漢，其實邯鄲學步耳。
後七子如李滄溟文，非其至者，而詩尚佳；王鳳洲文勝于滄溟，頗能叙戰争及奇偉之迹，此亦由于情感激發爾。
如楊椒山之事，人人憤慨，故鳳洲所作行狀，有聲有色。
顧持較《史》、《漢》，猶不能及。
以《史》、《漢》文出無心，鳳洲則有意摹拟，着力與不着力，自有間也。
抒情說理之作如此，其非抒情亦非說理如《七發》之類者亦然（《七發》亦賦類）。
《七發》氣勢浩汗，無堆垛之迹，拟作者《七啟》、《七命》即大有徑庭。
相如、子雲之賦，往往用同偏旁數字堆垛以成一句，然堆垛而不覺其重。
何也？有氣行乎其間，自然骨力開張也。
降及東漢，氣骨即有不逮。
然《兩都》、《兩京》以及《三都》，猶粗具規模，後此則無能為之者矣。
此類文字，不關情之深、理之邃，以餘度之，殆與體氣有關。
漢人之強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詞氣之盛，亦非後世所及。
今人發古墓，往往見古人屍骨大于今人，此一證也。
武梁祠畫像，其面貌雖不可細辨，然鼻準隆起，有如猶太、回回人，此又一證也。
漢世尚武之風未替，文人為将帥者，往往而有。
又漢行征兵制，而其時歌謠，無道行軍之苦者。
唐代即不然，杜詩《兵車行》、《石壕吏》之屬可征也。
由此可見，唐人之體氣已不逮漢人，此又一證也。
以漢人堅強好勇，故發為文章，舉重若輕，任意堆垛而不見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
不特文章為然，見于道德者亦然。
道德非盡出于禮，亦生于情。
情即有關于氣體。
體氣強則情重，德行則厚；體氣弱，情亦薄。
德行亦衰。
孔子曰：&ldquo仁者必有勇。
&rdquo知無勇不能行仁也。
《呂氏春秋·慎大覽》稱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史記·仲尼弟子傳》雲：子路性鄙，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
孔子設禮誘之，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今觀孝堂山石刻子路像，奮袖抽劍，雄雞之冠，與《史記》所言符合。
知孔子之服之路，非僅用禮，亦能以力勝矣。
後世理學家不取粗暴之徒，殆亦為無孔子之力故耳（澹台滅明之斬蛟，亦好勇之征也）。
夫并生一時代者，體格之殊，當不甚遠。
孔子、墨子，時代相接。
孔子之勇如此，則墨子之以自苦為極，若救宋之役，百舍重繭而不息，亦可信矣。
自兩漢以迄六朝，文氣日以衰微者，其故可思也。
《世說新語》記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
爾時膏梁子弟，染于遊惰如此，體氣之弱可知矣。
有唐國勢，雖不逮兩漢，猶勝于六朝。
故燕許大手筆，文雖骈體，氣骨特健，自此一變而為韓柳之散文。
宋代尚文，諱言武事，歐、曾、王、蘇之作，氣骨已劣于韓、柳。
餘常謂文不論骈散，要以氣骨為主。
曾滌笙倡陰陽剛柔之說，合于東人所謂壯美、優美者。
以曆代之作程之：周、秦、兩漢之文剛，魏、晉南朝之文柔；唐代武功猶著，故其文雖不及兩漢，猶有兩漢遺風；宋代國勢已弱，故歐、蘇、曾、王之文，近于六朝；南宋及元，中國既微，文不成文；洪武肇興，驅逐胡虜，國勢雖不如漢唐，優于趙宋實遠。
其異于漢唐者，漢唐自然強盛，明則有勉強之處耳。
明人鑒于宋人外交之卑屈，故特自尊大。
凡外夷入貢，表章須一律寫華文，朝鮮、安南文化之國，許其稱臣；南洋小國及滿洲之屬，則降而稱奴。
天使冊封，不可徑入其國城，須特建大橋，逾城而入；貢使之入中國者，官秩雖高，見典史不可不用手本，不可不稱大人。
外夷稱中國曰天朝者，即始于此。
諸如此類，即可見明代國勢之盛，出于勉強。
國勢如此，國人體氣恐亦類此。
其見于文事者，台閣體不足為代表，歸震川閑情冷韻之作，亦不足為代表，所可代表者，為前後七子之作。
彼等強學秦漢，力不足以赴之，譬如舉鼎絕膑，不自覺其面紅耳赤也。
歸震川生長昆山，王鳳洲生長太倉，籍貫同隸蘇州，而氣味差池。
震川與鳳洲争名，二人皆自謂學司馬子長，然鳳洲專取《史記》描摹之筆及濃重之處，震川則以為《史記》佳處在閑情冷韻。
蓋蘇州人好作冷語，震川之文，蘇州人之文也。
震川殆知秦漢不易學，而又不甘自謂不逮秦漢，故專摹《史記》之冷語欤？由此遂啟桐城派之先河。
桐城派不皆效法震川，顧其主平淡、不主濃重則同。
姚姬傳學問之博，勝于方望溪，而文之氣魄則更小，謀篇過六七百字者甚罕。
梅伯言修飾更精，而氣體尤不逮矣。
曾滌笙以為學梅伯言而以為末足，頗有粗枝大葉之作，氣體近于陽剛。
此其故關于國勢、體力。
清初國勢之盛，乃滿洲之盛，非漢族之盛。
漢人懾伏于滿洲淫威之下，紅營兵丁大抵羸劣，營汛武職官俸薄，往往出為賈豎，自謀生活，其權力猶不如今之警察，故漢人皆以當兵為恥。
夫不習戎事，則體力弱；及其為文，自然疲苶矣。
曾滌笙自辦團練，以平洪楊之亂，國勢既變，湘軍亦俨然一世之雄，故其文風骨遒上，得陽剛之氣為多。
雖繼起無人，然并世有王湘绮，亦可雲近于陽剛矣。
湘绮與滌笙路徑不同，滌笙自桐城入而不為八家所囿；湘绮與滌笙路徑不同，滌笙自桐城入而不為八家所囿；湘绮雖不明言依附七子，其路徑實與七子相同，其所為詩，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