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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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道，故不能說理耳。
然而宗派不同、門戶各别，彼所謂古文，非吾所謂古文也。
彼所謂古文者，上攀秦漢，下法唐宋，中間不取魏晉六朝。
秦漢高文，本非說理之作，相如、子雲，一代宗工，皆不能說理。
韓、柳為文，雖雲根柢經、子，實則但摹相如、子雲耳。
持韓較柳，柳猶可以說理，韓尤非其倫矣（柳遭廢黜，不能著成一書，年為之限，深可惜也）。
蓋理有事理、名理之别。
事理之文，唐宋人尚能命筆；名理之文，惟晚周與六朝人能為之。
古文家既不敢上規周秦，又不願下取六朝，宜其不能說理矣。
要之，文各有體。
法律條文，自古至今，其體不變。
漢律、唐律，如出一轍。
算術說解，自《九章》而下，亦别自成派。
良以非此文體，無以說明其理故也，律算如此，事理、名理亦然。
上之周秦諸子，下之魏晉六朝，舍此文體不用，而求析理之精、論事之辨，固已難矣。
然則古人之文，各類齊備，後世所學，僅取一端。
是故，非古文之法獨短于說理，乃唐宋八家下逮歸、方之作，獨短于說理耳。
史部之文，班馬最卓。
後世學步，無人能及。
傳之于碑，文體攸殊。
傳鈍叙事，碑兼文質。
而宋人造碑，宛然列傳。
昌黎以二千餘字作《董晉行狀》，其他碑志，不及千字，宋人所作神道墓志，漸有長者。
子由作《東坡墓志》，字近七千，而散漫冗碎，不能收束。
晦庵作《韓魏公志》，文成四萬，亦不能收束。
持較《史》，《漢》千餘字之《李斯列傳》，七八千字之《項羽本紀》，皆收束得住，不可同年而語矣。
後人無作長篇之力量，則不能不學韓、柳之短篇，以求收束得住，所謂起伏照應之法。
凡為作長篇，不易收束而設也（此法宋人罕言，明人乃常言爾）。
是故即論單篇獨行之作，亦古今人不相及矣。
後世史須官修，不許私撰。
學成班馬，持等屠龍。
惟子書無妨私作，然自宋至今，載筆之士，率留意獨行之文，不尚著作。
理學之士，創為語錄，有意子部，而文采不足。
餘皆單篇孤行，未有巨制，豈不以屠龍之技為不足學耶？今吳江有寶帶橋，綿亘半裡，列洞七十，傳為胡元時造；福建泉州有萬安橋，長及二裡，傳為蔡襄所造。
此皆絕技，後人更無傳者。
何者？師不以傳之弟子，弟子亦不願受之于師，以學而無所可用也。
著作之文，每下愈況，亦猶此矣。
二、骈文散文各有體要。
骈文、散文，各有短長。
言宜單者，不能使之偶；語合偶者，不能使之單。
《周禮》、《儀禮》，同出周公，而《周禮》為偶，《儀禮》則單。
蓋設官分職，種别類殊，不偶則頭緒不清；入門上階，一人所獨，為偶則語必冗繁。
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為偶，《春秋》則單。
以陰陽剛柔，非偶不優；年經月緯，非單莫屬也。
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則所謂辭尚體要矣。
骈散之分，實始于唐，古無是也。
晉宋兩代，骈已盛行。
然屬對自然，不尚工切。
晉人作文，好為迅速。
《蘭亭序》醉後之作，文不加點，即其例也。
昭明《文選》則以沉思翰藻為主，《蘭亭》速成，乖于沉思，文采不豔，又異翰藻，是故屏而弗錄。
然魏晉佳論，譬如淵海，華美精辨，各自擅場。
但取華美，而棄精辨，一偏之見，豈為允當，顧《文選》所收對偶之文，猶末極其工切也。
降及隋唐，镂金錯采，清順之氣，于焉衰歇，所以然者，北入南學（如溫子升輩是），得其皮毛，循流忘返，以至斯極。
于是初唐四傑廓清之功，不可沒也（顔師古作《等慈寺塔記銘》，有意為文，即不能工；楊盈川作《王子安文集序》，以為當時之文，皆糅之金玉龍鳳，亂之青黃硃紫，子安始革此弊）。
降及中葉，李義山始專力于對仗，為宋人四六之先導。
王子安落霞、孤鹜二語，本寫當時眼前景物，而宋人橫謂落霞，飛蛾之号以對孤鹜，乃為甚工（宋人筆記中多此語），其可笑有如此者。
骈文本非宋人所工，徒以當時表奏皆用四六，故上下風行耳。
歐陽永叔以四六得第。
雖宗韓柳，不非骈體（永叔舉進士，試《左氏硃之誣論》有&ldquo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内蛇鬥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rdquo語，頗以自矜）。
東坡雖亦作四六，而常譏骈體。
平心論之，宋人四六實有可議處也。
清乾降時，作骈體者規摹燕許，斐然可觀。
李申耆選《骈體文鈔》（申耆，姚姬傳之弟子，肄業鐘山書院，反對師說，乃作是書），取《過秦論》、《報任少卿書》，一切以為骈體，則何以異于桐城耶？阮芸台妄謂古人有文有辭，辭即散體、文即骈體，舉孔子《文言》以證文必骈體，不悟《系辭》稱辭，亦骈體也。
劉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說。
餘弟子黃季剛初亦以阮說為是，在北京時，與桐城姚仲實争，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辯。
或語季剛：呵斥桐城，非姚所懼；诋以末流，自然心服。
其後白話盛行，兩派之争，泯于無形。
由今觀之，骈散二者本難偏廢。
頭緒紛繁者，當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議論者，骈散各有所宜。
不知當時何以各執一偏，如此其固也。
鄒陽，縱橫家也。
觀其上書（《鄒陽》七篇，《漢志》入縱橫家。
《史記》，鄒陽與魯仲連同傳。
周孔之作不論，論漢人之作，相如、子雲之文非有為而作，故特數鄒陽），行文以骈。
而文氣之盛，異于後之四六。
是故謂骈體氣弱，未為笃論。
宋子京《筆記》謂作史不應用骈語；劉子玄亦雲：史文用骈，似箫笛雜鼙鼓、脂粉飾壯士。
此謂叙事不宜用骈也。
不僅宋子京、劉子玄如此，六朝人作史，亦無用骈語者。
唐诏令皆用骈體，而歐陽永叔撰《新唐書》，一切削去，此則太過。
夫诏令以骈而不可錄；罪人供狀，詞旨鄙俚，莫此為基，何為而可錄耶？後人不願為散體者，謂散體短于說理，不知《崇有》、《神滅》之作，亦非易為。
若夫桐城派導源震川（堯峰亦然），陽湖略變其法，而大旨則同。
震川之文，好搖曳生姿，一言可了者，故作冗長之語。
曾滌笙譏之曰：&ldquo神乎、味乎？徒辭費耳。
&rdquo此謂震川未脫八股氣息也。
至于散之譏骈，謂近俳優，此亦未當。
玉溪而後，雕繪滿眼，弊固然矣。
若《文選》所錄，固無襞積擁腫之病也。
今以口說衡之，曆舉數事，不得不骈；單述一理，非散不可。
二者并用，乃達神旨。
以故，骈散之争，實屬無謂。
若立意為骈，或有心作散，比于削趾适屦，可無須爾。
骈散合一之說，汪容甫倡之，李申耄和之。
然晉人為文，如天馬行空，絕無依傍，随筆寫去，使人難分段落。
今觀容甫之文，句句鍛煉，何嘗有天馬行空之緻；容甫譏呵望溪，而湘绮并诮汪、方。
湘绮之文，才高于汪，取法魏晉，兼宗兩漢。
蓋深知明七子之弊，專學西漢，有所不逮；但取晉宋，又不甘心。
故其文上取東漢，下取魏晉，而自成湘绮之文也。
若論骈散合一，汪、李尚非其至，湘绮乃成就耳。
然湘绮列傳碑版，摹拟《史記》，襲其成語，往往有失檢之處。
如《鄒漢勳傳》雲：&ldquo如鄒漢勳者，又何以稱焉？&rdquo此襲用《史記·伯夷列傳》語而有誤也。
夫許由、卞随、務光之事，太史疑其非實，故作此問。
若鄒漢勳者，又何疑焉？ 三、周秦以來文章之盛。
論曆代文學，當自周始。
孔子曰：&ldquo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rdquo周初之文，厥維經典
然而宗派不同、門戶各别，彼所謂古文，非吾所謂古文也。
彼所謂古文者，上攀秦漢，下法唐宋，中間不取魏晉六朝。
秦漢高文，本非說理之作，相如、子雲，一代宗工，皆不能說理。
韓、柳為文，雖雲根柢經、子，實則但摹相如、子雲耳。
持韓較柳，柳猶可以說理，韓尤非其倫矣（柳遭廢黜，不能著成一書，年為之限，深可惜也）。
蓋理有事理、名理之别。
事理之文，唐宋人尚能命筆；名理之文，惟晚周與六朝人能為之。
古文家既不敢上規周秦，又不願下取六朝，宜其不能說理矣。
要之，文各有體。
法律條文，自古至今，其體不變。
漢律、唐律，如出一轍。
算術說解，自《九章》而下，亦别自成派。
良以非此文體，無以說明其理故也，律算如此，事理、名理亦然。
上之周秦諸子，下之魏晉六朝，舍此文體不用，而求析理之精、論事之辨，固已難矣。
然則古人之文，各類齊備，後世所學，僅取一端。
是故，非古文之法獨短于說理，乃唐宋八家下逮歸、方之作，獨短于說理耳。
史部之文，班馬最卓。
後世學步，無人能及。
傳之于碑，文體攸殊。
傳鈍叙事，碑兼文質。
而宋人造碑，宛然列傳。
昌黎以二千餘字作《董晉行狀》，其他碑志，不及千字，宋人所作神道墓志，漸有長者。
子由作《東坡墓志》，字近七千，而散漫冗碎，不能收束。
晦庵作《韓魏公志》，文成四萬，亦不能收束。
持較《史》，《漢》千餘字之《李斯列傳》，七八千字之《項羽本紀》，皆收束得住，不可同年而語矣。
後人無作長篇之力量，則不能不學韓、柳之短篇，以求收束得住，所謂起伏照應之法。
凡為作長篇，不易收束而設也（此法宋人罕言，明人乃常言爾）。
是故即論單篇獨行之作，亦古今人不相及矣。
後世史須官修，不許私撰。
學成班馬，持等屠龍。
惟子書無妨私作，然自宋至今，載筆之士，率留意獨行之文，不尚著作。
理學之士，創為語錄，有意子部，而文采不足。
餘皆單篇孤行，未有巨制，豈不以屠龍之技為不足學耶？今吳江有寶帶橋，綿亘半裡，列洞七十，傳為胡元時造；福建泉州有萬安橋，長及二裡，傳為蔡襄所造。
此皆絕技，後人更無傳者。
何者？師不以傳之弟子，弟子亦不願受之于師，以學而無所可用也。
著作之文，每下愈況，亦猶此矣。
二、骈文散文各有體要。
骈文、散文，各有短長。
言宜單者，不能使之偶；語合偶者，不能使之單。
《周禮》、《儀禮》，同出周公，而《周禮》為偶，《儀禮》則單。
蓋設官分職，種别類殊，不偶則頭緒不清；入門上階，一人所獨，為偶則語必冗繁。
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為偶，《春秋》則單。
以陰陽剛柔，非偶不優；年經月緯，非單莫屬也。
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則所謂辭尚體要矣。
骈散之分，實始于唐，古無是也。
晉宋兩代，骈已盛行。
然屬對自然，不尚工切。
晉人作文，好為迅速。
《蘭亭序》醉後之作，文不加點，即其例也。
昭明《文選》則以沉思翰藻為主，《蘭亭》速成，乖于沉思，文采不豔，又異翰藻，是故屏而弗錄。
然魏晉佳論，譬如淵海，華美精辨，各自擅場。
但取華美，而棄精辨，一偏之見，豈為允當，顧《文選》所收對偶之文，猶末極其工切也。
降及隋唐，镂金錯采，清順之氣，于焉衰歇，所以然者，北入南學（如溫子升輩是），得其皮毛，循流忘返，以至斯極。
于是初唐四傑廓清之功，不可沒也（顔師古作《等慈寺塔記銘》，有意為文，即不能工；楊盈川作《王子安文集序》，以為當時之文，皆糅之金玉龍鳳，亂之青黃硃紫，子安始革此弊）。
降及中葉，李義山始專力于對仗，為宋人四六之先導。
王子安落霞、孤鹜二語，本寫當時眼前景物，而宋人橫謂落霞，飛蛾之号以對孤鹜，乃為甚工（宋人筆記中多此語），其可笑有如此者。
骈文本非宋人所工，徒以當時表奏皆用四六，故上下風行耳。
歐陽永叔以四六得第。
雖宗韓柳，不非骈體（永叔舉進士，試《左氏硃之誣論》有&ldquo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内蛇鬥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rdquo語，頗以自矜）。
東坡雖亦作四六，而常譏骈體。
平心論之，宋人四六實有可議處也。
清乾降時，作骈體者規摹燕許，斐然可觀。
李申耆選《骈體文鈔》（申耆，姚姬傳之弟子，肄業鐘山書院，反對師說，乃作是書），取《過秦論》、《報任少卿書》，一切以為骈體，則何以異于桐城耶？阮芸台妄謂古人有文有辭，辭即散體、文即骈體，舉孔子《文言》以證文必骈體，不悟《系辭》稱辭，亦骈體也。
劉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說。
餘弟子黃季剛初亦以阮說為是，在北京時，與桐城姚仲實争，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辯。
或語季剛：呵斥桐城，非姚所懼；诋以末流，自然心服。
其後白話盛行，兩派之争，泯于無形。
由今觀之，骈散二者本難偏廢。
頭緒紛繁者，當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議論者，骈散各有所宜。
不知當時何以各執一偏，如此其固也。
鄒陽，縱橫家也。
觀其上書（《鄒陽》七篇，《漢志》入縱橫家。
《史記》，鄒陽與魯仲連同傳。
周孔之作不論，論漢人之作，相如、子雲之文非有為而作，故特數鄒陽），行文以骈。
而文氣之盛，異于後之四六。
是故謂骈體氣弱，未為笃論。
宋子京《筆記》謂作史不應用骈語；劉子玄亦雲：史文用骈，似箫笛雜鼙鼓、脂粉飾壯士。
此謂叙事不宜用骈也。
不僅宋子京、劉子玄如此，六朝人作史，亦無用骈語者。
唐诏令皆用骈體，而歐陽永叔撰《新唐書》，一切削去，此則太過。
夫诏令以骈而不可錄；罪人供狀，詞旨鄙俚，莫此為基，何為而可錄耶？後人不願為散體者，謂散體短于說理，不知《崇有》、《神滅》之作，亦非易為。
若夫桐城派導源震川（堯峰亦然），陽湖略變其法，而大旨則同。
震川之文，好搖曳生姿，一言可了者，故作冗長之語。
曾滌笙譏之曰：&ldquo神乎、味乎？徒辭費耳。
&rdquo此謂震川未脫八股氣息也。
至于散之譏骈，謂近俳優，此亦未當。
玉溪而後，雕繪滿眼，弊固然矣。
若《文選》所錄，固無襞積擁腫之病也。
今以口說衡之，曆舉數事，不得不骈；單述一理，非散不可。
二者并用，乃達神旨。
以故，骈散之争，實屬無謂。
若立意為骈，或有心作散，比于削趾适屦，可無須爾。
骈散合一之說，汪容甫倡之，李申耄和之。
然晉人為文，如天馬行空，絕無依傍，随筆寫去，使人難分段落。
今觀容甫之文，句句鍛煉，何嘗有天馬行空之緻；容甫譏呵望溪，而湘绮并诮汪、方。
湘绮之文，才高于汪，取法魏晉，兼宗兩漢。
蓋深知明七子之弊，專學西漢，有所不逮；但取晉宋，又不甘心。
故其文上取東漢，下取魏晉，而自成湘绮之文也。
若論骈散合一，汪、李尚非其至，湘绮乃成就耳。
然湘绮列傳碑版，摹拟《史記》，襲其成語，往往有失檢之處。
如《鄒漢勳傳》雲：&ldquo如鄒漢勳者，又何以稱焉？&rdquo此襲用《史記·伯夷列傳》語而有誤也。
夫許由、卞随、務光之事，太史疑其非實，故作此問。
若鄒漢勳者，又何疑焉？ 三、周秦以來文章之盛。
論曆代文學，當自周始。
孔子曰：&ldquo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rdquo周初之文，厥維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