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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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論諸子，當先分疏諸子流别。
論諸子流别者，《莊子·天下篇》、《淮南·要略訓》、太史公《論六家要指》及《漢書·藝文志》是已。
此四篇中，《藝文志》所述最備，而《莊子》所論多與後三家不同，今且比較而說明之。
《天下篇》論儒家，但雲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而不加批判。
其論墨家，列宋钘、尹文；而《藝文志》以宋钘入小說家，以尹文入名家。
蓋宋钘以禁攻寝兵以外，以情欲寡淺為内，周行天下，上說下教，故近于小說；而尹文之名學，不尚堅白同異之辨，犄偶不仵之辭，故與相裡勤、五侯之徒－－南方之墨異趣。
其次論彭蒙、田骈、慎到，都近法家；《藝文志》則以慎到入法家，以田骈入道家，是道家、法家合流也。
田骈當時号為天口骈，今《尹文子》又有彭蒙語，是道家、名家合流也。
道家所以流為法家者，即老子、韓非同傳可以知之。
《老子》支雲：&ldquo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rdquo此二語是法家之根本，唯韓非子能解老、喻老，故成其為法家矣。
其次論老聃、關尹同為道家，而已之道術又與異趣。
蓋老子之言，鮮有超過人格者，而莊子則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故有别矣。
惠施本與莊周相善，而莊子譏之曰：&ldquo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與物何庸？&rdquo即此可知尹文、惠施同屬名家，而莊子别論之故。
蓋尹文之名，不過正名之大體，循名責實，可施于為政，與荀子正名之旨相同；若惠施、公孫龍之詭辯，與别墨一派，都無關于政治也。
然則莊子之論名家，視《藝文志》為精審矣。
其時荀子未出，故不見著錄。
若鄧析者，變亂是非，民獻襦褲而學訟，殆與後世訟師一流，故莊子不屑論及之欤？ 《要略》首論太公之媒為道家，次論周、孔之訓為儒家，又次論墨家，又次論管子之書為道家，晏子之谏為儒家，又次論申子刑名之書、商鞅之法為法家。
比于《天下篇》，獨少名家一流。
太史公論六家要指，于陰陽、儒、墨、名、法五家，各有短長，而以黃老之術為依歸。
此由身為史官，明于成敗利鈍之效，故獨有取于虛無因循之說也。
昔老聃著五千言，為道家之大宗，固嘗為柱下史矣。
故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
《藝文志》列九流，其實十家。
其縱橫家在七國力政之際，應運而起，統一之後，其學自廢。
農家播百谷、勤耕桑，則《呂覽》亦載其說；至于君臣并耕，如孟子所稱許行之學，殆為後出，然其說亦不能見之實事。
雜家集他人之長，以為已有，《呂覽》是已；此在後代，即《群書治要》之比，再擴充之，則《圖書集成》亦是也。
小說家街談巷議，道聽途說，固不可盡信；然宋钘之流，亦自有其主張，虞初九百，則後來方志之濫觞。
是故縱橫、農、雜、小說四家，自史公以前，都不數也。
雖然，縱橫之名，起于七國。
外交專對，自春秋已重之。
又汜勝之區田之法，本自伊尹，是伊尹即農家之發端。
田蚡所學盤孟書，出自孔甲，是孔甲即雜家之發端。
方志者，《周官》土訓、誦訓之事。
今更就《藝文志》所言九流所從出而推論之。
《藝文志》雲：儒家出于司徒之官。
此特以周官司徒掌邦教，而儒者主于明教化，故知其源流如此。
又雲道家出于史官者，老子固嘗為柱下史，伊尹、太公、管子，則皆非史也；唯管子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論卑而易行，此誠合于道家南面之術耳。
又雲墨家出于清廟之守者，墨家祖尹佚，《浩诰》言：&ldquo蒸祭文王、武王，逸祝冊。
&rdquo逸固清廟之守也。
又《呂覽》雲：&ldquo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
&rdquo是尤為墨學出于清廟之确證。
又雲，名家出于禮官。
此特就名位禮數推論而知之。
又雲法家出于理官者，理官莫尚于臯陶。
臯陶曰：&ldquo餘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rdquo此頗近道家言矣，贊者，老子所稱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襄者，因此，即老子所稱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
莊子稱慎到無用賢聖、塊不失道，此即理宮引律斷案之法矣。
然《藝文志》法家首列李悝，以悝作《法經》，為後來法律之根本。
自昔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皆當有其書，子産亦鑄刑書，今悉不可見，獨《法經》六篇，蕭何廣子為九章，遂為曆代刑法所祖述。
後世律書，有名例，本于曹魏之刑名法例，其原即《法經》九章之具律也。
持法最重名例，故法家必與名家相依。
又雲：陰陽家出于羲和之官。
今案，管子稱述陰陽之言頗多，《左傳》載苌弘之語，亦陰陽家言也。
又雲：農家出于家稷之官。
此自不足深論。
又雲縱橫家出于行人之官者，此非必行人著書傳之後代，特外交成案，有可稽考者爾。
《張儀傳》稱儀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
《風俗通》雲：&ldquo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
&rdquo更不知鬼谷之學何從受之。
又雲雜家出于議官者，漢官有議郎，即所謂議官也，于古無征。
又雲小說家出于稗官者，如淳曰：&ldquo王者欲知闾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
&rdquo是稗官為小官近民者。
諸子之起，孰先孰後，史公、劉、班都未論及，《淮南》所叙，先後倒置，亦不足以考時代。
今但以戰國諸家為次，則儒家宗師仲尼，道家傳于老子，此為最先。
墨子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案墨子亟說魯陽文子，當楚惠王時。
惠王之卒，在魯悼公時。
蓋墨子去孔子亦四五十年矣。
觀墨子之論辨，大抵質樸遲鈍，獨經說為異。
意者，經說别墨所傳，又出墨子之後。
法家李悝，當魏文侯時；名家尹文，當齊宣王時；陰陽家鄒衍當齊湣王、燕昭王時，皆稍稍晚出。
縱橫家蘇秦，當周顯王時；小說家淳于髡，當梁惠王時：此皆與孟子并世者。
雜家當以《呂覽》為大宗，《呂覽》集諸書而成，備論天地萬物古今之事。
蓋前此無呂氏之權勢者，亦無由辦此。
然更上征之春秋之世，則儒家有晏子，道有有管子，墨家則魯之臧氏近之。
觀于哀伯之谏，首稱清廟，已似墨道；及文仲縱逆祀、祀愛居，則明鬼之效也；妾織蒲則節用之法也。
武仲見稱聖人，蓋以巨子自任矣。
至如師服之論名，即名家之發端。
子産之鑄刑書，得法家之大本；其存鄭于晉楚之間，則亦盡縱橫之能事。
若燭之武之退秦師，是純為縱橫家。
梓慎、裨竈，皆知天道，是純為陰陽家。
蔡墨之述畜龍蓋近于小說矣。
唯農家、雜家，不見于春秋。
以上論九流大旨。
今複分别論之，先論儒家： 《漢書·藝文志》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大旨是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六德、六行、六藝。
六德者，智、仁、聖、義、中、和，此為普遍之德，無對象。
六行者，孝、友、睦、姻、任、恤，此為各别之行，有對象（如孝對父母、友對兄弟、睦姻對戚黨、任恤對他人）。
六藝者，禮、樂、射、禦、書、數，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射禦為體育之事，書數則尋常日用之要，于是智育、德育、體育俱備。
又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
蓋以六德、六行概括言之也。
又，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大宗伯亦稱中禮和樂。
可知古人教士，以禮樂為重。
後人推而廣之，或雲中和，或雲中庸。
孔子曰：&ldquo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rdquo中庸聯稱，不始于子思，至子思乃謂：&ldquo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rdquo其始殆由中和祗庸孝友一語出也。
儒者之書，《大學》是至德以為道本（明明德止于至善，至德也），《儒行》是敏德以為行本，《孝經》是孝德以知逆惡，此三書實儒家之總持。
劉、班言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固然；然亦有出于大司樂者，中庸二字是也。
以儒家主教化，故謂其源出于教官。
《荀子·儒效》稱周公為大儒，然則儒以周公為首，《周禮》雲：&ldquo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氏。
&rdquo師之與儒殆如後世所稱經師、人師。
師以賢得民者，鄭注謂以道行教民；儒以道得民者，鄭注謂以六藝教民。
此蓋互言之也。
儒之含義綦廣。
《說文》：&ldquo儒，柔也。
術士之稱。
&rdquo術士之義亦廣矣，草昧初開，人性強暴，施以教育，漸漸摧剛為柔。
柔者，受教育而馴擾之謂，非謂儒以柔為美也。
受教育而馴擾，不惟儒家為然；道家、墨家未嘗不然；等而下之，凡宗教家莫不皆然，非可以專稱儒也。
又《莊子·說劍》：&ldquo先生必需服而見王，事必大逆。
&rdquo莊子道家，亦服儒服。
司馬相如《大人賦》：&ldquo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
&rdquo仙亦可稱為儒。
而《宏明集》複有九流皆儒之說，則宗教家亦可稱儒矣。
今所論者，出于司徒之儒家，非廣義之術士也。
周公、孔子之間，有儒家乎？曰：有。
晏子是也。
柳子厚稱晏子為墨家，餘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尚儉與墨子同，此外皆不同墨道。
春秋之末，尚儉之心，人人共有，孔子雲：&ldquo禮，與其奢也，甯儉。
&rdquo老子有三寶，二曰儉。
蓋春秋時繁文缛禮，流于奢華，故老、墨、儒三家，皆以儉為美，不得謂尚儉即為墨家也。
且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墨家明鬼，而晏子輕視祭祀如此，使墨子見之，必颦蹙而去。
墨子節葬，改三年服為三月服，而晏子喪親盡禮，亦與墨子相反。
可見晏子非墨家也。
又儒家慎獨之言，晏子先發之，所謂&ldquo獨立不慚于影，獨寝不慚于魂&rdquo是也。
當時晏子與管子并稱，晏子功不如管，而人顧并稱之，非晏以重儒學而何？故孔子以前，周公之後，惟晏子為儒家。
蘧伯玉雖似儒家，而不見有書，無可稱也。
孔子之道，所包者廣，非晏子之比矣。
夫儒者之業，本不過大司徒之言，專以修已、治人為務。
《大學》、《儒行》、《孝經》三書，可見其大概。
然《論語》之言，與此三書有異。
孔子平居教人，多修已、治人之言；及自道所得，則不限于此。
修已、治人，不求超出人格；孔子自得之言，蓋有超出人格之外者矣。
&ldquo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rdquo毋意者，意非意識之意，乃佛法之意根也。
有生之本，佛說謂之阿賴耶識。
阿賴耶無分彼我，意根執之以為我，而其作用在恆審思量。
有意根即有我，有我即堕入生死。
颠狂之人，事事不記，惟不忘我。
常人作止語默，絕不自問誰行誰說，此即意根之力。
欲除我見，必先斷意根。
毋必者，必即恆審之審。
毋固者，固即意根之念念執著。
無恆審思量，無念念執著，斯無我見矣。
然則絕四即是超出三界之說。
六朝僧人好以佛老孔比量，謂老孔遠不如佛；玄奘亦雲。
皆非知言之論也（然此意以之講說則可，以之解經則不可。
何者？講說可以通論，解經務守家法耳）。
儒者之業，在修已、治人。
以此教人，而不以此為至。
孔門弟子獨顔子聞克已之說。
克已者，破我執之謂。
孔子以四科設教，德行：顔淵、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然孔子語仲弓，僅言&ldquo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rdquo而已。
可知超出人格之語，不輕告人也。
顔子之事不甚著，獨莊子所稱心齋、坐忘，有傳其意。
然《論語》記顔子之語曰：&ldquo仰之彌高，鑽之彌深。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rdquo蓋顔子始猶以為如有物焉，卓然而立。
經孔子之教，乃謂&ldquo如有所立卓爾。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rdquo（如當作假設之辭，不訓似。
）此即本來無物，無修無得之意。
然老子亦見到此，故雲&ldquo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rdquo。
德者得也。
有所得非也，有所見亦非也。
揚子雲則見不到此，故雲顔苦孔子卓。
實則孔顔自道之語，皆超出人格語。
孟子亦能見到，故有&ldquo望道而未之見&rdquo語。
既不見則不必望，而猶曰望者，行文不得不爾也。
孔子曰：&ldquo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rdquo此亦非謙詞。
張橫渠謂&ldquo洪鐘無聲，待叩乃有聲；聖人無知，待問乃有知&rdquo。
其實答問者有依他心，無自依心。
待問而知之知，非真知也，依他而為知耳。
佛法謂一念不起，此即等于無知。
人來問我，我以彼心照我之心，據彼心而為答，烏得謂之有知哉？橫渠待問有知之語猶未谛也。
佛法立人我、法我二執：覺自己有主宰，即為人我執；信佛而執着佛，信聖人而執着聖人，即為法我執，推而至于信道而執着道，亦法我執也。
絕四之說，人我、法我俱盡。
&ldquo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rdquo者，亦除法我執矣。
此等自得之語，孔顔之後，無第三人能道（佛、莊不論）。
子思之學，于佛注入天趣一流。
超出人格而不能斷滅，此之謂天趣。
其書發端即曰&ldquo天命之謂性&rdquo，結尾亦曰&ldquo與天地參，上天之載，無聲無臭&rdquo。
佛法未入中土時，人皆以天為絕頂。
佛法既入，乃知天尚非其至者。
謝靈運言：成佛生天，居然有高下。
如以佛法衡量，子思乃中國之婆羅門。
婆羅門者，崇拜梵天王者也。
然猶視基督教為進。
觀基督教述馬利亞生耶稣事，可知基督教之上常，乃欲界天，與漢儒所稱感生帝無别。
（佛法所謂三界者：天色界天、色界天、欲界天。
欲界天在人之上而在色界天之下。
）而子思所稱之&ldquo無聲無臭&rdquo，相當于佛法之色界天，适與印度婆羅門相等。
子思之後有孟子。
孟子之學，高于子思。
孟子不言天，以我為最高，故曰&ldquo萬物皆備于我&rdquo。
孟子覺一切萬物、皆由我出。
如一轉而入佛法，即三界皆由心造之說，而孟子隻是數論。
數論立神我為最高，一切萬物，皆由神我流出。
孟子之語，與之相契，又曰&ldquo反身而誠，樂莫大焉&rdquo者，反觀身心，覺萬物确然皆備于我，故為可樂。
孟子雖不言天，然仍入天界。
蓋由色界而入無色界天，較之子思，高出一層耳。
夫有神我之見者，以我為最尊，易起我慢。
孟子生平誇大，說大人則藐之。
又雲&ldquo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
&rdquo其我慢如此。
何者？有神我之見在，不自覺其誇大耳。
以故孟子之學，較孔顔為不逮。
要之，子思、孟子均超出人格，而不能超出天界，其所得與婆羅門、數論相等。
然二家于修已治人之道，并不抛棄，則異于婆羅門、數論諸家。
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皆論學而及政治者也。
子思、孟子既入天趣，若不轉身，必不能到孔、顔之地，惟莊子為得顔子之意耳。
荀子語語平實，但務修已治人，不求高遠。
論至極之道，固非荀子所及。
荀子最反對言天者，《天論》雲：&ldquo聖人不求知天。
&rdquo又雲：&ldquo星墜木鳴，日月有蝕，怪星常見，牛馬相生，六畜為妖：怪之，可也；畏之，非也。
&rdquo揆荀子之意，蓋反對當時陰陽家一流（鄒衍之說及後之《洪範五行傳》一流），其意以為天與人實不相關。
《非十二子》雲：&ldquo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
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rdquo今案：孟子書不見五行語，《中庸》亦無之。
惟《表記》（《表記》、《坊記》、《中庸》、《缁衣》皆子思作》）有水尊而不親諸語。
子思五行之說，殆即指此。
（《漢書·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
今存四篇，見戴記。
餘十九篇不可見，其中或有論五行語。
）孟子有外書，今不可見，或亦有五行語。
荀子反對思、孟，即以五行之說為的。
蓋荀子專以人事為重，怪誕之語（五行之說，後鄒衍輩所專務者），非駁盡不可也。
漢儒孟、荀并尊，餘謂如但尊荀子，則《五行傳》、緯書一流不緻嚣張。
今人但知陰陽家以鄒衍為首，察荀子所雲，則陰陽家乃儒家之别流也（《洪範》陳說五行而不及相生相克，《周本紀》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據此知《洪範》乃箕子之閑話耳。
漢文帝見賈生于宣室，不問蒼生問鬼神。
今賈生之言不傳，或者史家以為無關宏旨，故阙而不書。
當時武王見箕子心情慚疚，無話可說，乃問天道。
箕子本陽狂，亦妄稱以應之。
可見《洪範》在當時并不着重，亦猶賈生宣室之對也。
漢儒附會，遂生許多怪誕之說。
如荀子之說早行，則《五行傳》不緻流衍）。
墨子時子思已生、鄒衍未出。
《墨經》有&ldquo五行無常勝，說在宜&rdquo一語。
而鄒衍之言，以五勝為主。
五勝者，五行相勝：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也。
然水火間承之以釜，火何嘗不能勝水？水大則懷山襄陵，土又何嘗能勝水？墨子已言&ldquo無行無常勝&rdquo，而孟子、鄒衍仍有五行之說，後乃流為谶緯，如荀子不斥五行，墨家必起而斥之。
要之，荀子反對思、孟，非反對思、孟根本之學，特專務人事，不及天命，即不主超出人格也。
荀子複言隆禮樂（或作儀）、殺《詩》、《書》，此其故由于孟子長于《詩》、《書》，而不長于禮。
（孟子曰：&ldquo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
&rdquo）墨子時引《詩》、《書》（引《書》多于孟子）而反對禮樂。
荀子偏矯，純與墨家相反。
此其所以隆禮樂、殺《詩》、《書》，不可不尊禮樂，其故可知）。
其所以反對子思、孟子者，子思、孟子皆有超出人格處，荀子所不道也。
若以政治規模立論，荀子較孟子為高。
荀子明施政之術，孟子僅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而已。
由孟子此說，乃與龔遂之法相似，為郡太守固有餘，治國家則不足，以其不知大體，僅有農家之術爾。
又孟子雲：&ldquo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五霸假之也。
&rdquo又謂：&ldquo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
&rdquo于五霸甚為輕蔑。
荀子則不然，謂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于五霸能知其長處。
又《議兵》雲：&ldquo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rdquo看來層次分明，不如孟子一筆抹殺。
餘謂《議兵》一篇，非孟子所能及。
至于性善、性惡之辯，以二人為學入門不同，故立論各異。
荀子隆禮樂而殺《詩》、《書》，孟子則長于《詩》、《書》。
孟子由詩入，荀子由禮入。
詩以道性情，故雲人性本善；禮以立節制，故雲人性本惡。
又，孟子鄒人，鄒魯之間，儒者所居，人習禮讓，所見無非善人，故雲性善；荀子趙人，燕趙之俗，杯酒失意，白刃相雠，人習兇暴，所見無非惡人，故雲性惡。
且孟母知胎教，教子三遷，孟子習于善，遂推之人性以為皆善；荀子幼時教育殆不如孟子，自見性惡，故推之人性以為盡惡。
孟子論性有四端：恻隐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辭讓為禮之端、是非為智之端。
然四端中獨辭讓之心為孩提之童所不具，野蠻人亦無之。
荀子隆禮，有見于辭讓之心，性所不具，故雲性惡，以此攻擊孟子，孟子當無以自解。
然荀子謂禮義辭讓，聖人所為。
聖人亦人耳，聖人之性亦本惡，試問何以能化性起僞？此荀子不能自圓其說者也。
反觀孟子既雲性善，亦何必重視教育，即政治亦何所用之。
是故二家之說俱偏，惟孔子&ldquo性相近、習相遠&rdquo之語為中道也。
揚子雲迂腐，不如孟荀甚遠，然論性謂善惡混，則有獨到處。
于此亦須采佛法解之，若純依儒家，不能判也。
佛法阿賴耶識，本無善惡。
意根執着阿賴耶為我。
乃生根本四煩惱：我見、我癡、我愛、我慢是也。
我見與我癡相長，我愛與我慢相制。
由我愛而生恻隐之心，由我慢而生好勝之心。
孟子有見于我愛，故雲性善；荀子有見于我慢，故雲性惡；揚子有見于我愛、我慢交至為用，故雲善惡混也。
孟、荀、揚三家，由情見性，此乃佛法之四煩惱。
佛家之所謂性，渾沌無形，則告子所見無善無不善者是矣。
揚子生孟、荀之後，其前尚有董仲舒。
仲舒謂人性猶谷，谷中有米，米外有糠。
是善惡之說，仲舒已見到，子雲始明言之耳。
子雲之學，不如孟、荀，唯此一點，可稱後來居上。
然則論自得之處，孟子最優，子思次之，而皆在天趣。
荀子專主人事，不務超出人格，則但有人趣。
若論政治，則荀子高于思孟。
子雲投閣，其自得者可知。
韓昌黎謂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子大醇而小疵，其實，揚不如荀遠甚。
孟疏于禮，我慢最重，亦未見其醇乎醇也，司馬溫公注《太玄》、《法言》，欲跻揚子于孟、荀之上。
夫孟、荀著書，不事摹拟，揚則摹拟太甚，絕無卓然自立之處，若無善惡混一言，烏可與孟、荀同年而語哉！溫公所雲，未免阿其所好。
至于孔、顔一路，非惟漢儒不能及，即子思、孟子亦未能步趨，蓋逖乎遠矣。
以上略論流以前之儒者。
論漢以後之儒家，不應
論諸子流别者，《莊子·天下篇》、《淮南·要略訓》、太史公《論六家要指》及《漢書·藝文志》是已。
此四篇中，《藝文志》所述最備，而《莊子》所論多與後三家不同，今且比較而說明之。
《天下篇》論儒家，但雲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而不加批判。
其論墨家，列宋钘、尹文；而《藝文志》以宋钘入小說家，以尹文入名家。
蓋宋钘以禁攻寝兵以外，以情欲寡淺為内，周行天下，上說下教，故近于小說；而尹文之名學，不尚堅白同異之辨，犄偶不仵之辭，故與相裡勤、五侯之徒－－南方之墨異趣。
其次論彭蒙、田骈、慎到，都近法家；《藝文志》則以慎到入法家，以田骈入道家，是道家、法家合流也。
田骈當時号為天口骈，今《尹文子》又有彭蒙語，是道家、名家合流也。
道家所以流為法家者，即老子、韓非同傳可以知之。
《老子》支雲：&ldquo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rdquo此二語是法家之根本，唯韓非子能解老、喻老，故成其為法家矣。
其次論老聃、關尹同為道家，而已之道術又與異趣。
蓋老子之言，鮮有超過人格者，而莊子則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故有别矣。
惠施本與莊周相善，而莊子譏之曰：&ldquo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與物何庸？&rdquo即此可知尹文、惠施同屬名家，而莊子别論之故。
蓋尹文之名，不過正名之大體，循名責實，可施于為政，與荀子正名之旨相同；若惠施、公孫龍之詭辯，與别墨一派，都無關于政治也。
然則莊子之論名家，視《藝文志》為精審矣。
其時荀子未出，故不見著錄。
若鄧析者，變亂是非，民獻襦褲而學訟，殆與後世訟師一流，故莊子不屑論及之欤？ 《要略》首論太公之媒為道家，次論周、孔之訓為儒家，又次論墨家，又次論管子之書為道家，晏子之谏為儒家，又次論申子刑名之書、商鞅之法為法家。
比于《天下篇》，獨少名家一流。
太史公論六家要指，于陰陽、儒、墨、名、法五家，各有短長，而以黃老之術為依歸。
此由身為史官，明于成敗利鈍之效，故獨有取于虛無因循之說也。
昔老聃著五千言，為道家之大宗，固嘗為柱下史矣。
故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
《藝文志》列九流，其實十家。
其縱橫家在七國力政之際，應運而起，統一之後，其學自廢。
農家播百谷、勤耕桑，則《呂覽》亦載其說；至于君臣并耕，如孟子所稱許行之學，殆為後出，然其說亦不能見之實事。
雜家集他人之長，以為已有，《呂覽》是已；此在後代，即《群書治要》之比，再擴充之，則《圖書集成》亦是也。
小說家街談巷議，道聽途說，固不可盡信；然宋钘之流，亦自有其主張，虞初九百，則後來方志之濫觞。
是故縱橫、農、雜、小說四家，自史公以前，都不數也。
雖然，縱橫之名，起于七國。
外交專對，自春秋已重之。
又汜勝之區田之法，本自伊尹，是伊尹即農家之發端。
田蚡所學盤孟書，出自孔甲，是孔甲即雜家之發端。
方志者，《周官》土訓、誦訓之事。
今更就《藝文志》所言九流所從出而推論之。
《藝文志》雲：儒家出于司徒之官。
此特以周官司徒掌邦教，而儒者主于明教化，故知其源流如此。
又雲道家出于史官者，老子固嘗為柱下史，伊尹、太公、管子，則皆非史也；唯管子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論卑而易行，此誠合于道家南面之術耳。
又雲墨家出于清廟之守者，墨家祖尹佚，《浩诰》言：&ldquo蒸祭文王、武王，逸祝冊。
&rdquo逸固清廟之守也。
又《呂覽》雲：&ldquo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
&rdquo是尤為墨學出于清廟之确證。
又雲，名家出于禮官。
此特就名位禮數推論而知之。
又雲法家出于理官者，理官莫尚于臯陶。
臯陶曰：&ldquo餘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rdquo此頗近道家言矣，贊者，老子所稱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襄者，因此，即老子所稱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
莊子稱慎到無用賢聖、塊不失道，此即理宮引律斷案之法矣。
然《藝文志》法家首列李悝，以悝作《法經》，為後來法律之根本。
自昔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皆當有其書，子産亦鑄刑書，今悉不可見，獨《法經》六篇，蕭何廣子為九章，遂為曆代刑法所祖述。
後世律書，有名例，本于曹魏之刑名法例，其原即《法經》九章之具律也。
持法最重名例，故法家必與名家相依。
又雲：陰陽家出于羲和之官。
今案，管子稱述陰陽之言頗多，《左傳》載苌弘之語，亦陰陽家言也。
又雲：農家出于家稷之官。
此自不足深論。
又雲縱橫家出于行人之官者，此非必行人著書傳之後代，特外交成案，有可稽考者爾。
《張儀傳》稱儀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
《風俗通》雲：&ldquo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
&rdquo更不知鬼谷之學何從受之。
又雲雜家出于議官者，漢官有議郎，即所謂議官也，于古無征。
又雲小說家出于稗官者，如淳曰：&ldquo王者欲知闾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
&rdquo是稗官為小官近民者。
諸子之起，孰先孰後，史公、劉、班都未論及，《淮南》所叙，先後倒置，亦不足以考時代。
今但以戰國諸家為次，則儒家宗師仲尼，道家傳于老子，此為最先。
墨子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案墨子亟說魯陽文子，當楚惠王時。
惠王之卒，在魯悼公時。
蓋墨子去孔子亦四五十年矣。
觀墨子之論辨，大抵質樸遲鈍，獨經說為異。
意者，經說别墨所傳，又出墨子之後。
法家李悝，當魏文侯時；名家尹文，當齊宣王時；陰陽家鄒衍當齊湣王、燕昭王時，皆稍稍晚出。
縱橫家蘇秦，當周顯王時；小說家淳于髡，當梁惠王時：此皆與孟子并世者。
雜家當以《呂覽》為大宗，《呂覽》集諸書而成，備論天地萬物古今之事。
蓋前此無呂氏之權勢者，亦無由辦此。
然更上征之春秋之世，則儒家有晏子，道有有管子，墨家則魯之臧氏近之。
觀于哀伯之谏，首稱清廟，已似墨道；及文仲縱逆祀、祀愛居，則明鬼之效也；妾織蒲則節用之法也。
武仲見稱聖人，蓋以巨子自任矣。
至如師服之論名，即名家之發端。
子産之鑄刑書，得法家之大本；其存鄭于晉楚之間，則亦盡縱橫之能事。
若燭之武之退秦師，是純為縱橫家。
梓慎、裨竈，皆知天道，是純為陰陽家。
蔡墨之述畜龍蓋近于小說矣。
唯農家、雜家，不見于春秋。
以上論九流大旨。
今複分别論之，先論儒家： 《漢書·藝文志》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大旨是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六德、六行、六藝。
六德者，智、仁、聖、義、中、和，此為普遍之德，無對象。
六行者，孝、友、睦、姻、任、恤，此為各别之行，有對象（如孝對父母、友對兄弟、睦姻對戚黨、任恤對他人）。
六藝者，禮、樂、射、禦、書、數，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射禦為體育之事，書數則尋常日用之要，于是智育、德育、體育俱備。
又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
蓋以六德、六行概括言之也。
又，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大宗伯亦稱中禮和樂。
可知古人教士，以禮樂為重。
後人推而廣之，或雲中和，或雲中庸。
孔子曰：&ldquo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rdquo中庸聯稱，不始于子思，至子思乃謂：&ldquo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rdquo其始殆由中和祗庸孝友一語出也。
儒者之書，《大學》是至德以為道本（明明德止于至善，至德也），《儒行》是敏德以為行本，《孝經》是孝德以知逆惡，此三書實儒家之總持。
劉、班言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固然；然亦有出于大司樂者，中庸二字是也。
以儒家主教化，故謂其源出于教官。
《荀子·儒效》稱周公為大儒，然則儒以周公為首，《周禮》雲：&ldquo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氏。
&rdquo師之與儒殆如後世所稱經師、人師。
師以賢得民者，鄭注謂以道行教民；儒以道得民者，鄭注謂以六藝教民。
此蓋互言之也。
儒之含義綦廣。
《說文》：&ldquo儒，柔也。
術士之稱。
&rdquo術士之義亦廣矣，草昧初開，人性強暴，施以教育，漸漸摧剛為柔。
柔者，受教育而馴擾之謂，非謂儒以柔為美也。
受教育而馴擾，不惟儒家為然；道家、墨家未嘗不然；等而下之，凡宗教家莫不皆然，非可以專稱儒也。
又《莊子·說劍》：&ldquo先生必需服而見王，事必大逆。
&rdquo莊子道家，亦服儒服。
司馬相如《大人賦》：&ldquo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
&rdquo仙亦可稱為儒。
而《宏明集》複有九流皆儒之說，則宗教家亦可稱儒矣。
今所論者，出于司徒之儒家，非廣義之術士也。
周公、孔子之間，有儒家乎？曰：有。
晏子是也。
柳子厚稱晏子為墨家，餘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尚儉與墨子同，此外皆不同墨道。
春秋之末，尚儉之心，人人共有，孔子雲：&ldquo禮，與其奢也，甯儉。
&rdquo老子有三寶，二曰儉。
蓋春秋時繁文缛禮，流于奢華，故老、墨、儒三家，皆以儉為美，不得謂尚儉即為墨家也。
且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墨家明鬼，而晏子輕視祭祀如此，使墨子見之，必颦蹙而去。
墨子節葬，改三年服為三月服，而晏子喪親盡禮，亦與墨子相反。
可見晏子非墨家也。
又儒家慎獨之言，晏子先發之，所謂&ldquo獨立不慚于影，獨寝不慚于魂&rdquo是也。
當時晏子與管子并稱，晏子功不如管，而人顧并稱之，非晏以重儒學而何？故孔子以前，周公之後，惟晏子為儒家。
蘧伯玉雖似儒家，而不見有書，無可稱也。
孔子之道，所包者廣，非晏子之比矣。
夫儒者之業，本不過大司徒之言，專以修已、治人為務。
《大學》、《儒行》、《孝經》三書，可見其大概。
然《論語》之言，與此三書有異。
孔子平居教人，多修已、治人之言；及自道所得，則不限于此。
修已、治人，不求超出人格；孔子自得之言，蓋有超出人格之外者矣。
&ldquo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rdquo毋意者，意非意識之意，乃佛法之意根也。
有生之本，佛說謂之阿賴耶識。
阿賴耶無分彼我，意根執之以為我，而其作用在恆審思量。
有意根即有我，有我即堕入生死。
颠狂之人，事事不記，惟不忘我。
常人作止語默，絕不自問誰行誰說，此即意根之力。
欲除我見，必先斷意根。
毋必者，必即恆審之審。
毋固者，固即意根之念念執著。
無恆審思量，無念念執著，斯無我見矣。
然則絕四即是超出三界之說。
六朝僧人好以佛老孔比量，謂老孔遠不如佛；玄奘亦雲。
皆非知言之論也（然此意以之講說則可，以之解經則不可。
何者？講說可以通論，解經務守家法耳）。
儒者之業，在修已、治人。
以此教人，而不以此為至。
孔門弟子獨顔子聞克已之說。
克已者，破我執之謂。
孔子以四科設教，德行：顔淵、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然孔子語仲弓，僅言&ldquo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rdquo而已。
可知超出人格之語，不輕告人也。
顔子之事不甚著，獨莊子所稱心齋、坐忘，有傳其意。
然《論語》記顔子之語曰：&ldquo仰之彌高，鑽之彌深。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rdquo蓋顔子始猶以為如有物焉，卓然而立。
經孔子之教，乃謂&ldquo如有所立卓爾。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rdquo（如當作假設之辭，不訓似。
）此即本來無物，無修無得之意。
然老子亦見到此，故雲&ldquo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rdquo。
德者得也。
有所得非也，有所見亦非也。
揚子雲則見不到此，故雲顔苦孔子卓。
實則孔顔自道之語，皆超出人格語。
孟子亦能見到，故有&ldquo望道而未之見&rdquo語。
既不見則不必望，而猶曰望者，行文不得不爾也。
孔子曰：&ldquo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rdquo此亦非謙詞。
張橫渠謂&ldquo洪鐘無聲，待叩乃有聲；聖人無知，待問乃有知&rdquo。
其實答問者有依他心，無自依心。
待問而知之知，非真知也，依他而為知耳。
佛法謂一念不起，此即等于無知。
人來問我，我以彼心照我之心，據彼心而為答，烏得謂之有知哉？橫渠待問有知之語猶未谛也。
佛法立人我、法我二執：覺自己有主宰，即為人我執；信佛而執着佛，信聖人而執着聖人，即為法我執，推而至于信道而執着道，亦法我執也。
絕四之說，人我、法我俱盡。
&ldquo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rdquo者，亦除法我執矣。
此等自得之語，孔顔之後，無第三人能道（佛、莊不論）。
子思之學，于佛注入天趣一流。
超出人格而不能斷滅，此之謂天趣。
其書發端即曰&ldquo天命之謂性&rdquo，結尾亦曰&ldquo與天地參，上天之載，無聲無臭&rdquo。
佛法未入中土時，人皆以天為絕頂。
佛法既入，乃知天尚非其至者。
謝靈運言：成佛生天，居然有高下。
如以佛法衡量，子思乃中國之婆羅門。
婆羅門者，崇拜梵天王者也。
然猶視基督教為進。
觀基督教述馬利亞生耶稣事，可知基督教之上常，乃欲界天，與漢儒所稱感生帝無别。
（佛法所謂三界者：天色界天、色界天、欲界天。
欲界天在人之上而在色界天之下。
）而子思所稱之&ldquo無聲無臭&rdquo，相當于佛法之色界天，适與印度婆羅門相等。
子思之後有孟子。
孟子之學，高于子思。
孟子不言天，以我為最高，故曰&ldquo萬物皆備于我&rdquo。
孟子覺一切萬物、皆由我出。
如一轉而入佛法，即三界皆由心造之說，而孟子隻是數論。
數論立神我為最高，一切萬物，皆由神我流出。
孟子之語，與之相契，又曰&ldquo反身而誠，樂莫大焉&rdquo者，反觀身心，覺萬物确然皆備于我，故為可樂。
孟子雖不言天，然仍入天界。
蓋由色界而入無色界天，較之子思，高出一層耳。
夫有神我之見者，以我為最尊，易起我慢。
孟子生平誇大，說大人則藐之。
又雲&ldquo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
&rdquo其我慢如此。
何者？有神我之見在，不自覺其誇大耳。
以故孟子之學，較孔顔為不逮。
要之，子思、孟子均超出人格，而不能超出天界，其所得與婆羅門、數論相等。
然二家于修已治人之道，并不抛棄，則異于婆羅門、數論諸家。
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皆論學而及政治者也。
子思、孟子既入天趣，若不轉身，必不能到孔、顔之地，惟莊子為得顔子之意耳。
荀子語語平實，但務修已治人，不求高遠。
論至極之道，固非荀子所及。
荀子最反對言天者，《天論》雲：&ldquo聖人不求知天。
&rdquo又雲：&ldquo星墜木鳴，日月有蝕，怪星常見，牛馬相生，六畜為妖：怪之，可也；畏之，非也。
&rdquo揆荀子之意，蓋反對當時陰陽家一流（鄒衍之說及後之《洪範五行傳》一流），其意以為天與人實不相關。
《非十二子》雲：&ldquo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
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rdquo今案：孟子書不見五行語，《中庸》亦無之。
惟《表記》（《表記》、《坊記》、《中庸》、《缁衣》皆子思作》）有水尊而不親諸語。
子思五行之說，殆即指此。
（《漢書·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
今存四篇，見戴記。
餘十九篇不可見，其中或有論五行語。
）孟子有外書，今不可見，或亦有五行語。
荀子反對思、孟，即以五行之說為的。
蓋荀子專以人事為重，怪誕之語（五行之說，後鄒衍輩所專務者），非駁盡不可也。
漢儒孟、荀并尊，餘謂如但尊荀子，則《五行傳》、緯書一流不緻嚣張。
今人但知陰陽家以鄒衍為首，察荀子所雲，則陰陽家乃儒家之别流也（《洪範》陳說五行而不及相生相克，《周本紀》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據此知《洪範》乃箕子之閑話耳。
漢文帝見賈生于宣室，不問蒼生問鬼神。
今賈生之言不傳，或者史家以為無關宏旨，故阙而不書。
當時武王見箕子心情慚疚，無話可說，乃問天道。
箕子本陽狂，亦妄稱以應之。
可見《洪範》在當時并不着重，亦猶賈生宣室之對也。
漢儒附會，遂生許多怪誕之說。
如荀子之說早行，則《五行傳》不緻流衍）。
墨子時子思已生、鄒衍未出。
《墨經》有&ldquo五行無常勝，說在宜&rdquo一語。
而鄒衍之言，以五勝為主。
五勝者，五行相勝：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也。
然水火間承之以釜，火何嘗不能勝水？水大則懷山襄陵，土又何嘗能勝水？墨子已言&ldquo無行無常勝&rdquo，而孟子、鄒衍仍有五行之說，後乃流為谶緯，如荀子不斥五行，墨家必起而斥之。
要之，荀子反對思、孟，非反對思、孟根本之學，特專務人事，不及天命，即不主超出人格也。
荀子複言隆禮樂（或作儀）、殺《詩》、《書》，此其故由于孟子長于《詩》、《書》，而不長于禮。
（孟子曰：&ldquo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
&rdquo）墨子時引《詩》、《書》（引《書》多于孟子）而反對禮樂。
荀子偏矯，純與墨家相反。
此其所以隆禮樂、殺《詩》、《書》，不可不尊禮樂，其故可知）。
其所以反對子思、孟子者，子思、孟子皆有超出人格處，荀子所不道也。
若以政治規模立論，荀子較孟子為高。
荀子明施政之術，孟子僅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而已。
由孟子此說，乃與龔遂之法相似，為郡太守固有餘，治國家則不足，以其不知大體，僅有農家之術爾。
又孟子雲：&ldquo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五霸假之也。
&rdquo又謂：&ldquo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
&rdquo于五霸甚為輕蔑。
荀子則不然，謂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于五霸能知其長處。
又《議兵》雲：&ldquo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rdquo看來層次分明，不如孟子一筆抹殺。
餘謂《議兵》一篇，非孟子所能及。
至于性善、性惡之辯，以二人為學入門不同，故立論各異。
荀子隆禮樂而殺《詩》、《書》，孟子則長于《詩》、《書》。
孟子由詩入，荀子由禮入。
詩以道性情，故雲人性本善；禮以立節制，故雲人性本惡。
又，孟子鄒人，鄒魯之間，儒者所居，人習禮讓，所見無非善人，故雲性善；荀子趙人，燕趙之俗，杯酒失意，白刃相雠，人習兇暴，所見無非惡人，故雲性惡。
且孟母知胎教，教子三遷，孟子習于善，遂推之人性以為皆善；荀子幼時教育殆不如孟子，自見性惡，故推之人性以為盡惡。
孟子論性有四端：恻隐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辭讓為禮之端、是非為智之端。
然四端中獨辭讓之心為孩提之童所不具，野蠻人亦無之。
荀子隆禮，有見于辭讓之心，性所不具，故雲性惡，以此攻擊孟子，孟子當無以自解。
然荀子謂禮義辭讓，聖人所為。
聖人亦人耳，聖人之性亦本惡，試問何以能化性起僞？此荀子不能自圓其說者也。
反觀孟子既雲性善，亦何必重視教育，即政治亦何所用之。
是故二家之說俱偏，惟孔子&ldquo性相近、習相遠&rdquo之語為中道也。
揚子雲迂腐，不如孟荀甚遠，然論性謂善惡混，則有獨到處。
于此亦須采佛法解之，若純依儒家，不能判也。
佛法阿賴耶識，本無善惡。
意根執着阿賴耶為我。
乃生根本四煩惱：我見、我癡、我愛、我慢是也。
我見與我癡相長，我愛與我慢相制。
由我愛而生恻隐之心，由我慢而生好勝之心。
孟子有見于我愛，故雲性善；荀子有見于我慢，故雲性惡；揚子有見于我愛、我慢交至為用，故雲善惡混也。
孟、荀、揚三家，由情見性，此乃佛法之四煩惱。
佛家之所謂性，渾沌無形，則告子所見無善無不善者是矣。
揚子生孟、荀之後，其前尚有董仲舒。
仲舒謂人性猶谷，谷中有米，米外有糠。
是善惡之說，仲舒已見到，子雲始明言之耳。
子雲之學，不如孟、荀，唯此一點，可稱後來居上。
然則論自得之處，孟子最優，子思次之，而皆在天趣。
荀子專主人事，不務超出人格，則但有人趣。
若論政治，則荀子高于思孟。
子雲投閣，其自得者可知。
韓昌黎謂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子大醇而小疵，其實，揚不如荀遠甚。
孟疏于禮，我慢最重，亦未見其醇乎醇也，司馬溫公注《太玄》、《法言》，欲跻揚子于孟、荀之上。
夫孟、荀著書，不事摹拟，揚則摹拟太甚，絕無卓然自立之處，若無善惡混一言，烏可與孟、荀同年而語哉！溫公所雲，未免阿其所好。
至于孔、顔一路，非惟漢儒不能及，即子思、孟子亦未能步趨，蓋逖乎遠矣。
以上略論流以前之儒者。
論漢以後之儒家，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