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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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福王時史可法、唐王時何騰蛟，桂王時瞿武耜、李定國等，讀其傳者，将不知所事何人，此《明史》荒謬之處也。
徐書更不足道矣。
要之，褒貶筆削，《春秋》而後，不可繼作。
《元經》一書，真僞不可知。
《綱目》則晦庵自視亦不甚重。
尊《綱目》為聖書者，村學究之見耳。
編年之史，較正史為扼要，後有作者，隻可效法《通鑒》，不可效法《綱目》，此不易之理也。
正史編年而外，學者欲多識前言往行，則三通尚已。
《四庫提要》以《通典》、《通考》入政書類，《通志》入别史類。
不知《通志》二十略，鄭漁仲之創作；本紀、列傳，則史抄也。
《四庫》不加辨别，概歸之于别史，失其實矣。
作《通典》者杜君卿，唐德宗時人。
先是，劉知幾之子秩作《政典》三十五卷，分門诠次，大體略具。
杜氏以為未備，複博采史志，綜貫曆代典章制度，而為是書（典章制度之散在列傳者，《通典》不備取）。
杜氏之意，重在政治，故天文、五行，擯而不錄。
全書二百卷，分八門，禮占卷帙之半。
《開元禮》原書已佚，杜氏撷其精要，存三十六卷，其隆禮如此。
書成，德宗時上之（此書上溯黃、虞，下訖天寶，可謂體大思精之作）。
至宋，有宋白作《續通典》，今無可見。
馬貴與作《文獻通考》，蓋有因于宋書者。
馬氏以杜書為未備，故離析增益，而列二十四門。
實則《經籍》、《象緯》、《物異》諸考，無關政治，不過充數而已（《經籍考》尚與文化有關）。
然其書出後，繼起而無愧色者，亦不可得矣。
《通典》事實多而議論少，《通考》錄議論至多。
宋人素好議論，固其所也。
明王圻作《續通考》二百五十四卷，蓋不足上規馬氏。
清高宗時，輯宋、遼、金、元、明五朝事迹，作《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
高宗好勝好名，以《通典》終天寶之末，複敕修《續通典》一百四十四卷（自唐肅宗至德元年迄明崇祯末年）。
實則既續《通典》，何必又續《通考》？同時，更撰《皇朝通典》一百卷，此其命名已不通。
所謂通者，貫數代而為言也。
事止一代，安得謂之通乎？《通志》二十略，大半本于《通典》。
《六書》、《七音》二略，是其得意之作。
帝紀列傳，{辶多}錄原史，不合《通典》、《通考》之例。
《四庫提要》不以與杜、馬之書并列，殆為此也。
然《通志》疏漏殊甚，不僅言天文可笑，言地理亦可笑。
《地理略》全抄《通典》之文。
所以然者，南宋時兩河淪陷，鄭氏無從考征，隻得抄撮成書耳。
故硃晦庵已雲《通志》所載，而北方人所言不合。
夫記載地理，本須親自涉覽，鄭氏不知而作，纰謬固宜。
至于《六書略》與《說文》全不相涉，《七音略》則以三十六字母為主。
謂三十六字母可以貫一切之音，且矜貴其說，雲得之梵書。
今按：《華嚴》字母，與梵語無關。
《涅槃》文字品四十七字，尚與梵語相近。
三十六字母者，唐宋間人摹拟《華嚴》之作也。
然反切之學，中土所固有。
世但知起于三國孫炎，實則《經典釋文》即有漢儒反語數條。
《史記索隐》、《集解》，《漢書》顔注及《文選》李注皆載反切不少。
《玉篇》亦有反切，此皆在創制字母之前，其為先有反切後有字母無疑。
反切行世既久，歸納而生字母，此殆必然之理。
鄭氏考古太疏，妄謂江左之儒知有四聲，而不知七音，尊其學出于天竺，謬矣。
其《校雠》一略，為章實齋所推崇。
實則鄭氏校雠之學，不甚精密，其類例一依《七略》、《七志》，不欲以四部分類，亦但襲古人成注耳。
揆鄭氏初志，蓋欲作一通史，而載筆之時，不能熔鑄剪裁，以緻直抄紀傳，成為今書耳。
《續通志》無本紀、列傳，《續通典》、《續通考》大體尚佳，惟嫌重複，二者有一已足，不必重規疊矩也。
又其所載官制，名實殊不相應。
清制在未設軍機處以前，内閣沿襲明代故事，有票拟批答之權（即中外章奏，閣臣拟批簽進也）。
既設軍機處，則此權歸軍機處，而《續通典》、《續通考》仍言内閣掌票拟進呈。
又給事中自唐至明，職權甚大（宋無此官），制敕诏令，皆須經給事中之手，苟有不合，可以封還。
此前代政治之善，可以減殺皇帝之專制。
至清，嫌惡此職，以之歸入都察院。
從前台谏分列，至清而并之。
密谕由軍機處傳發，給事中不得寓目。
明代大赦歸内閣，由給事中頒發，清亦不然。
而《續通典》、《續通考》仍載給事中掌封駁之說，此皆名實不相應者也（是否賦之以封駁之權而給事中者有所不敢封駁，或抑奪其權而但存其名，均不可知。
觀密谕給事中不得寓目，可知《續通典》、《續通考》所載，實自欺欺人語矣）。
《皇朝通志》亦有《六書略》一門。
夫六書之法，限于中國文字，而此則以滿文、蒙文、回回文充之。
見篆書有倒薤、懸針、垂露諸體，亦被滿文、蒙文、回回文以倒薤、懸針、垂露之名。
又以大寫者為大篆，小寫者為小篆，稱大篆為史■作，小篆為李斯作，豈非可笑之甚耶？當時若僅續一部，或《通典》或《通考》，自唐至明，附以清制，固未嘗不可。
無如高宗之好誇大，欲多成巨帙，以掩前代所作，不知适以招疊床架屋之譏也（清帝康熙最為聰明，天算詩文，确有長處；雍正專意政治，不甚留意文學，其硃批上谕，宛然訟棍中吻；乾隆天資極鈍，而好大喜功，頗思囊括中國全部學問。
當時考據之風盛，故《樂善堂集》中亦有考據文。
又好作詩，其在蘇杭一帶石刻者，皆可笑）。
要之，清代政書，終以《大清會典》為少疵。
《通典》、《通考》皆不足觀。
是故，九通之中獨杜氏《通典》最當詳究，不僅考史有關，以言經學，亦重要之書也。
章實齋因當時戴東原輩痛诋《通志》，故作斥馬申鄭之論，謂《通志》示人以體例，本非以考證見長。
不知鄭氏所志，若果在标舉綱領，則作論文可矣，何必抄襲史傳，曾不憚煩如此。
以此知鄭氏之作，正欲以考證見長耳。
章氏所言，适得其反。
然章氏譏彈《通考》之言，固自不謬。
謂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
獨斷、考索欲其智，比次之書欲其愚。
馬貴與無獨斷之學，《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切，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為道，又有未盡。
此論也，切中《通考》之失。
然不知官修之書，分門纂集，比次自不至疏陋；馬氏以一人之力，成此巨著，一人之力有限，宜其不能盡比次之愚，又何其論考索之智耶？ 《通典》、《通考》而外，會要亦掌故要籍。
《唐會要》，元和時蘇冕所作，後楊紹複等奉诏續之，宋王溥複續成今書。
溥又撰《五代會要》三十卷，南宋徐天麟更撰《東、西漢會要》，取兩漢之事，分為若幹門，不專記典章制度。
《四庫》無可歸類，入之政書，實非純粹政也。
《東、西漢會要》，用以搜檢兩《漢書》甚便。
《五代會要》，學者不之重，然所記政典，頗足補《五代史》之阙。
五代舊史不全，新史亦有所未詳也。
如經籍镂版昉之長興（唐明宗長興三年校正九經，刻闆印賣，學者從此不必手抄），《五代會要》詳載其事。
然明宗不甚識字，《通鑒》載李紹真、孔循請自建國号，明宗問左右何謂國号。
愚陋如此，安能闡揚經術？于時馮道當國，可見九經镂版，馮道之力為多。
宋初儒者，鄙夷馮道，新史削而不書（馮之雕印九經，與張宗昌之翻刻唐石經，後先輝映）。
不有《五代會要》，後代何從知馮道之功耶？大抵會要一類，隻唐、五代二書較為重要，餘皆無用。
其附于《通典》、《通考》之次者，以體例相近故爾。
清秦蕙田作《五禮通考》，依《周禮》吉、兇、賓、軍、嘉立為五綱，凡曆代典章制度，一一收入。
此書由戴東原、錢竹汀、方觀承等參酌而成，觀象授時一門，戴氏之力居多。
全書記載詳盡，勝于《通志》。
曾滌笙嘗言：三通之外，可益此而為四通。
然其分門之法實不合。
先是，徐乾學作《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特詳兇禮。
于是秦書于兇獨略，名為五禮，實止四禮，此一失也；又古今典章制度，本非五禮所能包舉，秦書二百六十二卷，吉禮占其大半，且多祭祀一類，考古有餘，通今不足，此又一失也（《通典》、《通考》之禮，今尚有用）。
《通考》綜朝觐巡狩諸事，稱曰王禮；選舉、學校，分門别立，而秦書一皆入之嘉禮。
其中又設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諸題，以統天文、輿地，此又極可笑者也。
彼以為《周禮》朝觐屬于賓禮，後世帝王一統，賓禮止行于外籓，臣工入見，無所謂賓禮，故以朝禮入嘉禮，巡狩之禮，亦并入焉，不知其為大謬也。
夫體國經野，高官分職，《周禮》六官皆然，然吉、兇、軍、賓、嘉五禮，為春官大宗伯所掌（此封建時代之禮制，後世有不能襲者）。
《周禮》大宗伯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兇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朝觐會同），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冠、昏、賓、射、飨燕皆在嘉禮）。
以五禮為綱，其目三十有六。
周代衆建諸侯，禮則宜然。
後世易封建為郡縣，五禮之名，已不甚合。
且嘉禮以親萬民，焉得以政治制度當之？故《五禮通考》之名與其分類皆未當也。
《禮記》雲：&ldquo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rdquo鄭康成謂：&ldquo經禮者，《周禮》也；曲禮者，《儀禮》也。
&rdquo餘以為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學校制度、巡狩朝觐，皆可謂之經禮。
《左傳》所謂禮&ldquo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rdquo，《孝經》所謂&ldquo安上治民莫善于禮&rdquo是也。
經禮之外，别立曲禮一項，然後依五禮分之。
如是，始秩然不紊。
今但以五禮分配，于是輿地歸體國經野，職官歸設官分職，一切驅蛇龍而放之菹。
不識當時戴東原、錢竹汀輩何以不為糾正也。
就政治而言，《通典》一書為最重要，其言五禮亦備。
外此則《通考》亦有用。
曾氏家書命其子熟讀《通考》序，可見注重《通考》矣。
凡人于所得力，往往不肯明言，曾氏實得力于《通考》，四通之說，欺人語也。
民國以還，在官多寡學之徒。
葉德輝嘗告餘：康氏自以為是，不足與言學問；梁氏之徒，尚知謙抑，嘗問欲明典章制度，宜讀何書，則告以可讀《通考》。
餘問何以不舉《通典》？葉笑曰：尚不配讀《通典》也。
餘謂應用于政治，讀《通考》已足。
《五禮通考》之類，政治中人，未有好讀之者，讀之亦無所用。
徒以曾氏一言，遂增其聲價。
實則此書非但不及《通典》，亦不如《通考》甚遠。
至于皇朝三通，通非所通。
《五禮通考》以行政制度歸入五禮，亦不通也。
今人欲讀政書，自以《通典》、《通考》為最要，《通志》已無所用。
至讀皇朝三通，則不如讀《大清會典》。
要之，九通之中，有用而須熟讀者，隻《通典》、《通考》二書已耳。
餘于星期講習會中，曾言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
所謂無故懷疑者，矜奇炫異，拾人餘唾，以嘩衆取寵也。
若核其同異，審其是非，憭然有得于心，此正學者所見有事也。
《太史公》記六國事，兩《漢書》記王莽事，史有阙文，語鮮确證。
《唐書》記太宗阋牆之變及開國功業，雖據實錄，不無自定之嫌。
明初靖難之禍，建文帝無實錄可據。
舉此四者，可見治史者宜冥心獨往，比勘群書而明辨之也。
《史記·六國表序》言：&ldquo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譏剌也。
《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rdquo夫諸侯史記既滅，則太史公所恃以秉筆者，惟《秦記》耳。
《六國表》，凡秦與六國戰争之事悉載之，六國自相攻伐，如樂毅破齊等亦載之。
此事之可信者也。
至列傳中瑣屑之事，則不可盡信，如蘇秦合縱，秦兵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魯仲連義不帝秦，秦軍為卻五十裡是也。
又記載人物，往往奇傳非常，信陵君蔺相如輩，其行誼皆後人所難能。
徐書更不足道矣。
要之，褒貶筆削，《春秋》而後，不可繼作。
《元經》一書，真僞不可知。
《綱目》則晦庵自視亦不甚重。
尊《綱目》為聖書者，村學究之見耳。
編年之史，較正史為扼要，後有作者，隻可效法《通鑒》，不可效法《綱目》，此不易之理也。
正史編年而外，學者欲多識前言往行，則三通尚已。
《四庫提要》以《通典》、《通考》入政書類，《通志》入别史類。
不知《通志》二十略，鄭漁仲之創作；本紀、列傳，則史抄也。
《四庫》不加辨别，概歸之于别史，失其實矣。
作《通典》者杜君卿，唐德宗時人。
先是，劉知幾之子秩作《政典》三十五卷，分門诠次，大體略具。
杜氏以為未備，複博采史志，綜貫曆代典章制度，而為是書（典章制度之散在列傳者，《通典》不備取）。
杜氏之意，重在政治，故天文、五行，擯而不錄。
全書二百卷，分八門，禮占卷帙之半。
《開元禮》原書已佚，杜氏撷其精要，存三十六卷，其隆禮如此。
書成，德宗時上之（此書上溯黃、虞，下訖天寶，可謂體大思精之作）。
至宋，有宋白作《續通典》，今無可見。
馬貴與作《文獻通考》，蓋有因于宋書者。
馬氏以杜書為未備，故離析增益，而列二十四門。
實則《經籍》、《象緯》、《物異》諸考，無關政治，不過充數而已（《經籍考》尚與文化有關）。
然其書出後，繼起而無愧色者，亦不可得矣。
《通典》事實多而議論少，《通考》錄議論至多。
宋人素好議論，固其所也。
明王圻作《續通考》二百五十四卷，蓋不足上規馬氏。
清高宗時，輯宋、遼、金、元、明五朝事迹，作《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
高宗好勝好名，以《通典》終天寶之末，複敕修《續通典》一百四十四卷（自唐肅宗至德元年迄明崇祯末年）。
實則既續《通典》，何必又續《通考》？同時，更撰《皇朝通典》一百卷，此其命名已不通。
所謂通者，貫數代而為言也。
事止一代，安得謂之通乎？《通志》二十略，大半本于《通典》。
《六書》、《七音》二略，是其得意之作。
帝紀列傳，{辶多}錄原史，不合《通典》、《通考》之例。
《四庫提要》不以與杜、馬之書并列，殆為此也。
然《通志》疏漏殊甚，不僅言天文可笑，言地理亦可笑。
《地理略》全抄《通典》之文。
所以然者，南宋時兩河淪陷，鄭氏無從考征，隻得抄撮成書耳。
故硃晦庵已雲《通志》所載，而北方人所言不合。
夫記載地理，本須親自涉覽，鄭氏不知而作，纰謬固宜。
至于《六書略》與《說文》全不相涉，《七音略》則以三十六字母為主。
謂三十六字母可以貫一切之音，且矜貴其說，雲得之梵書。
今按：《華嚴》字母，與梵語無關。
《涅槃》文字品四十七字，尚與梵語相近。
三十六字母者，唐宋間人摹拟《華嚴》之作也。
然反切之學，中土所固有。
世但知起于三國孫炎，實則《經典釋文》即有漢儒反語數條。
《史記索隐》、《集解》，《漢書》顔注及《文選》李注皆載反切不少。
《玉篇》亦有反切，此皆在創制字母之前，其為先有反切後有字母無疑。
反切行世既久，歸納而生字母，此殆必然之理。
鄭氏考古太疏，妄謂江左之儒知有四聲，而不知七音，尊其學出于天竺，謬矣。
其《校雠》一略，為章實齋所推崇。
實則鄭氏校雠之學，不甚精密，其類例一依《七略》、《七志》，不欲以四部分類，亦但襲古人成注耳。
揆鄭氏初志，蓋欲作一通史，而載筆之時，不能熔鑄剪裁，以緻直抄紀傳，成為今書耳。
《續通志》無本紀、列傳，《續通典》、《續通考》大體尚佳，惟嫌重複，二者有一已足，不必重規疊矩也。
又其所載官制，名實殊不相應。
清制在未設軍機處以前，内閣沿襲明代故事，有票拟批答之權（即中外章奏，閣臣拟批簽進也）。
既設軍機處，則此權歸軍機處，而《續通典》、《續通考》仍言内閣掌票拟進呈。
又給事中自唐至明，職權甚大（宋無此官），制敕诏令，皆須經給事中之手，苟有不合，可以封還。
此前代政治之善，可以減殺皇帝之專制。
至清，嫌惡此職，以之歸入都察院。
從前台谏分列，至清而并之。
密谕由軍機處傳發，給事中不得寓目。
明代大赦歸内閣，由給事中頒發，清亦不然。
而《續通典》、《續通考》仍載給事中掌封駁之說，此皆名實不相應者也（是否賦之以封駁之權而給事中者有所不敢封駁，或抑奪其權而但存其名，均不可知。
觀密谕給事中不得寓目，可知《續通典》、《續通考》所載，實自欺欺人語矣）。
《皇朝通志》亦有《六書略》一門。
夫六書之法，限于中國文字，而此則以滿文、蒙文、回回文充之。
見篆書有倒薤、懸針、垂露諸體，亦被滿文、蒙文、回回文以倒薤、懸針、垂露之名。
又以大寫者為大篆，小寫者為小篆，稱大篆為史■作，小篆為李斯作，豈非可笑之甚耶？當時若僅續一部，或《通典》或《通考》，自唐至明，附以清制，固未嘗不可。
無如高宗之好誇大，欲多成巨帙，以掩前代所作，不知适以招疊床架屋之譏也（清帝康熙最為聰明，天算詩文，确有長處；雍正專意政治，不甚留意文學，其硃批上谕，宛然訟棍中吻；乾隆天資極鈍，而好大喜功，頗思囊括中國全部學問。
當時考據之風盛，故《樂善堂集》中亦有考據文。
又好作詩，其在蘇杭一帶石刻者，皆可笑）。
要之，清代政書，終以《大清會典》為少疵。
《通典》、《通考》皆不足觀。
是故，九通之中獨杜氏《通典》最當詳究，不僅考史有關，以言經學，亦重要之書也。
章實齋因當時戴東原輩痛诋《通志》，故作斥馬申鄭之論，謂《通志》示人以體例，本非以考證見長。
不知鄭氏所志，若果在标舉綱領，則作論文可矣，何必抄襲史傳，曾不憚煩如此。
以此知鄭氏之作，正欲以考證見長耳。
章氏所言，适得其反。
然章氏譏彈《通考》之言，固自不謬。
謂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
獨斷、考索欲其智，比次之書欲其愚。
馬貴與無獨斷之學，《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切，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為道，又有未盡。
此論也，切中《通考》之失。
然不知官修之書，分門纂集，比次自不至疏陋；馬氏以一人之力，成此巨著，一人之力有限，宜其不能盡比次之愚，又何其論考索之智耶？ 《通典》、《通考》而外，會要亦掌故要籍。
《唐會要》，元和時蘇冕所作，後楊紹複等奉诏續之，宋王溥複續成今書。
溥又撰《五代會要》三十卷，南宋徐天麟更撰《東、西漢會要》，取兩漢之事，分為若幹門，不專記典章制度。
《四庫》無可歸類，入之政書，實非純粹政也。
《東、西漢會要》，用以搜檢兩《漢書》甚便。
《五代會要》，學者不之重，然所記政典，頗足補《五代史》之阙。
五代舊史不全，新史亦有所未詳也。
如經籍镂版昉之長興（唐明宗長興三年校正九經，刻闆印賣，學者從此不必手抄），《五代會要》詳載其事。
然明宗不甚識字，《通鑒》載李紹真、孔循請自建國号，明宗問左右何謂國号。
愚陋如此，安能闡揚經術？于時馮道當國，可見九經镂版，馮道之力為多。
宋初儒者，鄙夷馮道，新史削而不書（馮之雕印九經，與張宗昌之翻刻唐石經，後先輝映）。
不有《五代會要》，後代何從知馮道之功耶？大抵會要一類，隻唐、五代二書較為重要，餘皆無用。
其附于《通典》、《通考》之次者，以體例相近故爾。
清秦蕙田作《五禮通考》，依《周禮》吉、兇、賓、軍、嘉立為五綱，凡曆代典章制度，一一收入。
此書由戴東原、錢竹汀、方觀承等參酌而成，觀象授時一門，戴氏之力居多。
全書記載詳盡，勝于《通志》。
曾滌笙嘗言：三通之外，可益此而為四通。
然其分門之法實不合。
先是，徐乾學作《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特詳兇禮。
于是秦書于兇獨略，名為五禮，實止四禮，此一失也；又古今典章制度，本非五禮所能包舉，秦書二百六十二卷，吉禮占其大半，且多祭祀一類，考古有餘，通今不足，此又一失也（《通典》、《通考》之禮，今尚有用）。
《通考》綜朝觐巡狩諸事，稱曰王禮；選舉、學校，分門别立，而秦書一皆入之嘉禮。
其中又設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諸題，以統天文、輿地，此又極可笑者也。
彼以為《周禮》朝觐屬于賓禮，後世帝王一統，賓禮止行于外籓，臣工入見，無所謂賓禮，故以朝禮入嘉禮，巡狩之禮，亦并入焉，不知其為大謬也。
夫體國經野，高官分職，《周禮》六官皆然，然吉、兇、軍、賓、嘉五禮，為春官大宗伯所掌（此封建時代之禮制，後世有不能襲者）。
《周禮》大宗伯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兇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朝觐會同），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冠、昏、賓、射、飨燕皆在嘉禮）。
以五禮為綱，其目三十有六。
周代衆建諸侯，禮則宜然。
後世易封建為郡縣，五禮之名，已不甚合。
且嘉禮以親萬民，焉得以政治制度當之？故《五禮通考》之名與其分類皆未當也。
《禮記》雲：&ldquo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rdquo鄭康成謂：&ldquo經禮者，《周禮》也；曲禮者，《儀禮》也。
&rdquo餘以為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學校制度、巡狩朝觐，皆可謂之經禮。
《左傳》所謂禮&ldquo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rdquo，《孝經》所謂&ldquo安上治民莫善于禮&rdquo是也。
經禮之外，别立曲禮一項，然後依五禮分之。
如是，始秩然不紊。
今但以五禮分配，于是輿地歸體國經野，職官歸設官分職，一切驅蛇龍而放之菹。
不識當時戴東原、錢竹汀輩何以不為糾正也。
就政治而言，《通典》一書為最重要，其言五禮亦備。
外此則《通考》亦有用。
曾氏家書命其子熟讀《通考》序，可見注重《通考》矣。
凡人于所得力，往往不肯明言，曾氏實得力于《通考》，四通之說，欺人語也。
民國以還，在官多寡學之徒。
葉德輝嘗告餘：康氏自以為是，不足與言學問；梁氏之徒，尚知謙抑，嘗問欲明典章制度，宜讀何書，則告以可讀《通考》。
餘問何以不舉《通典》？葉笑曰：尚不配讀《通典》也。
餘謂應用于政治，讀《通考》已足。
《五禮通考》之類，政治中人，未有好讀之者，讀之亦無所用。
徒以曾氏一言，遂增其聲價。
實則此書非但不及《通典》，亦不如《通考》甚遠。
至于皇朝三通，通非所通。
《五禮通考》以行政制度歸入五禮，亦不通也。
今人欲讀政書，自以《通典》、《通考》為最要，《通志》已無所用。
至讀皇朝三通，則不如讀《大清會典》。
要之，九通之中，有用而須熟讀者，隻《通典》、《通考》二書已耳。
餘于星期講習會中，曾言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
所謂無故懷疑者，矜奇炫異，拾人餘唾，以嘩衆取寵也。
若核其同異，審其是非，憭然有得于心，此正學者所見有事也。
《太史公》記六國事，兩《漢書》記王莽事，史有阙文，語鮮确證。
《唐書》記太宗阋牆之變及開國功業，雖據實錄，不無自定之嫌。
明初靖難之禍，建文帝無實錄可據。
舉此四者，可見治史者宜冥心獨往，比勘群書而明辨之也。
《史記·六國表序》言：&ldquo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譏剌也。
《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rdquo夫諸侯史記既滅，則太史公所恃以秉筆者，惟《秦記》耳。
《六國表》，凡秦與六國戰争之事悉載之，六國自相攻伐，如樂毅破齊等亦載之。
此事之可信者也。
至列傳中瑣屑之事，則不可盡信，如蘇秦合縱，秦兵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魯仲連義不帝秦，秦軍為卻五十裡是也。
又記載人物，往往奇傳非常，信陵君蔺相如輩，其行誼皆後人所難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