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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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則編年體也。
其後有袁宏《後漢記》，孫盛《魏氏春秋》、《晉陽秋》（不稱春秋者，避簡文宣太後諱也），習鑿齒《漢晉春秋》。
六朝人衍其緒餘者，不可悉舉。
至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鑒》而集其大成。
踵其後者，有李焘之《通鑒長編》，李心傳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陳桱之《通鑒續編》。
《長編》紀北宋一代之事，上接《通鑒》；《要錄》述高宗一朝之事，與《長編》相接。
至陳桱《通鑒續編》，體例不純，有自為筆削處，當廁諸《通鑒綱目》之間。
明薛應旗作《宋元通鑒》，清徐乾學作《通鑒後編》，畢沅作《續通鑒》，夏燮作《明通鑒》，其體例皆法《左氏傳》，而不法《春秋經》，其兼法《春秋》而意存筆削者，則文中子《元經》、硃晦庵《綱目》是已。
自明以來，作史者喜學《綱目》，清有《通鑒輯覽》亦屬《綱目》一類，而與《通鑒》體例不同。
徐鼒《小腆紀年》，亦效法《綱目》，蓋《通鑒》準則《漢紀》，雖有褒貶，無自存筆削之意，與沾沾以衮钺自喜者異也。
荀悅序《漢紀》，言立典有五志：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
今案：班固之作《漢書》，其義亦不外此。
志即所以章法式而通古今，傳即所以著功勳而表賢能。
至達道義一義，則為華夏史書所同具。
袁宏生東晉之季，好發議論（荀《紀》議論甚劣），謂荀書足為佳作，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則無有也。
以餘論之，袁書亦未為詳盡，特議論甚長耳。
蓋彥伯所據，有謝承、華峤、司馬彪。
謝、沈諸家之書，點竄抉擇，極費苦心，故其自序，言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也（荀書隻就班書舊文剪裁聯絡成書，較袁書為易）。
彥伯之議論，有自相違異處，如《三國名臣贊》稱荀彧雲：&ldquo英英文若，靈鑒洞照，始救生人，終明風概。
&rdquo而《後漢紀》則言&ldquo魏氏得以代漢者，文若之力也&rdquo。
蓋贊主褒美，史須直筆，體例各有所當耳。
《後漢紀》有可與範書比勘者，如一人之言語應對，兩書不同；章奏文字，互須直筆，體例各有所當耳。
《後漢紀》有可與範書比勘者，如一人之言語應對，兩書不同；章奏文字，互有增省（章奏有案可稽，不應彼此不同；蓋史官潤色，故生岐異也）是也。
孫、習二家之書，今不可見。
《三國志》裴松之注略有稱引。
孫于魏氏，無甚卓見，其餘晉事，則不可知。
習書以蜀漢為正統，所以然者，習氏與桓溫同時，見溫觊觎非分，故著《漢晉春秋》所正之。
然晉受魏禅，外魏則晉無所受。
而習氏則以為魏文雖受漢禅，不得免于篡逆；平蜀以後，漢真亡耳，于是晉室始興。
故以晉承漢，不認曹魏。
故名其書曰《漢晉春秋》。
于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亦用直筆書之。
晦庵《綱目》之正蜀閏魏，即導源于此也。
南北朝之史籍，如《三十國春秋》等，至今一字無存，溫公之作《通鑒》也，采摭甚廣，異同互出，不敢自擅筆削之權，因有《考異》之作。
蓋傳聞每多異辭，正史或有訛謬。
溫公既取可信者錄之，複考校同異，辨正謬誤，作《考異》以示來世，真所謂良工心苦也。
至褒貶筆削之說，溫公所不為。
例之《太史公書》，亦無自存筆削之意也。
觀史公自序答壺遂之言曰：&ldquo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而君比之《春秋》，謬矣。
&rdquo蓋《春秋》有一定之凡例，而褒貶之釋，三傳不同，故《春秋》不可妄拟。
《通鑒》之志，亦猶史公之志耳。
《通鑒》成書，較袁《紀》更難。
荀《紀》所載，不過二百年事；袁《紀》不及二百年；《通鑒》則綜貫一千三百三十二種（華峤《後漢書》，溫公恐不及見）。
此一千三百六十餘年中，事迹紛亂，整齊不易。
荀《紀》點竄班《書》，無大改異，事固易為。
袁《紀》略有異同，而當時史籍尚寡，不難考校。
自三國至隋，史家著述，為數綦衆，觀《三國志》裴注征引者已有十餘家。
裴尚僅以陳壽為主，其餘諸家，不甚依據。
溫公則兼收并畜，不遺巨細。
兩晉南北朝之事，自《晉書》外，有王隐等十餘家書，溫公多采之。
又如五胡十六國事迹，最為紛亂，而《通鑒》所叙，條理秩然。
皆可以見其書功力之深也。
南北朝史，均病誇大，而《魏書》尤甚。
《史通》反對南北朝史最烈。
其實南朝之史尚優于北朝。
南朝之史有可笑者，如沈約《晉書》闌入以牛易馬之語于祥讓之間，常以忠于前朝者為不知天命，其失僅在文章褒貶之間，不如魏收《魏書》之誣誕。
《魏書》志官氏則曰&ldquo以鳥名官，遠師少皞&rdquo，無怪《史通》之斥之也（《史通》之語曰：&ldquo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鳥官創置，豈關郯子&rdquo）。
又北人不讀《詩》、《書》，而诏令口語，多引經典，亦無怪《史通》之贊王劭《齊志》也（王劭《齊志》多錄當時鄙語，《史通》曰：&ldquo渠們、底個，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
氓俗有殊，土風有類，邵之所錄，弘益多矣&rdquo）。
《通鑒》于此，不甚别白，殆以為無關宏旨乎？《唐書》之外，周、齊二書，亦為誇大，至李延壽作《南、北史》，稍為減殺。
是故整理南、北朝史，殊非易事。
又《新唐書》采摭小說甚多，溫公則依《舊唐書》，删存去取，其難百倍于他書也。
通觀《通鑒》所采，西漢全采《史》、《漢》；東漢采範《書》十之七八；魏晉至隋，采正史者，十之六七；唐則采正史者，十不及五（溫公于《舊唐書》亦不甚滿意）；至五代則全據薛《史》。
編輯之時，漢魏屬之劉■；晉至六朝屬之劉恕；唐及五代屬之範祖禹。
三人分修，而筆墨相近，蓋溫公頗加斟酌于其間也。
大事之後，又系以&ldquo臣光曰&rdquo之論斷，較之袁書，此為簡易；較之荀書，此為透徹。
書成上表，謂精力盡于此書，信不誣矣。
書以資治為名，則無關政治之處，自非所重，是以不甚信皓之事，于嚴子陵亦僅略著筆數筆，至于文人，尤為疏略，如欲考究文化，僅讀《通鑒》，仍有所不足也。
史家載筆，直書其事，其義自見，本不必以一二字為褒貶。
書法固當規定，正統殊可不問，所謂不過假年号以記事耳。
《通鑒》視未成一統之局，與列國相等。
如以魏為正統，而記載仍與吳、蜀相同，南北朝亦然。
凡一統之君，死稱崩，否則稱殂。
《通鑒》于三國魏主死稱殂，蜀、吳二主亦稱殂；南北朝南主稱殂，北朝亦稱殂。
一統之國，大臣死稱薨，否則稱卒，與春秋列國大夫相同，此溫公之書法，所以表示一統與否者也。
其在一年中改元者，溫公以後者為準，若受禅之際，上半年屬勝代，下半年為新朝，亦以後者為準。
如漢獻帝二十五年之冬，禅于曹魏，紀漢則獻帝止于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即為黃初元年；南北朝以南朝紀年，至隋開皇九年滅陳，始立隋紀。
其在漢獻未禅位之前，魏稱王，漢稱帝；開皇九年前，以陳稱帝，隋稱主，滅陳之歲，陳稱主而隋稱帝。
溫公書法如此，其實一年兩紀，亦無不可。
溫公不欲兩紀，故以後者為準。
後人言溫公奪漢太速，實亦逼于書法，無可如何也。
《綱目》以蜀為正統，分注魏、吳二國年号于下，《通鑒》則止有大書，無分注之一法，後陳■作《通鑒續編》二十四卷（■生元末，入明為翰林編修），大書分注，全仿《綱目》，雖曰《通鑒續編》，實《綱目》之流亞也。
沈周《客座新聞》載，■著此書時，書宋太祖雲&ldquo匡胤自立而還&rdquo，未辍筆，迅雷擊案，■端坐不懾，曰：&ldquo雖擊吾手，終不易也。
&rdquo■書頗有存亡繼絕之意，如：後漢劉知遠族裔據太原稱北漢，《續編》仍存北漢年号；金哀宗之後，末帝承麟立僅一日，亦為之紀年；西遼傳國數十年，《續編》詳為分注；宋益王（日正）、衛王昺在瀛國公降元之後，播遷海島，《續編》亦皆記之，以存宋統（元修《宋史》附《恭宗本紀》後）。
清代君主對于此事，深惡痛疾，其不願福、桂、唐三王得稱正統，觀禦批《通鑒輯覽》可知。
甚至李光地《榕村語錄》雲：&ldquo凡曆代帝王，均有天質，不得随人私意，尊為正統。
蜀漢之尊為正統者，重視諸葛武侯故耳。
&rdquo乾隆時更發特谕，謂元人北去，在漢北稱汗，其裔至清初始盡，設國滅統存，則元祚不當盡于至正；武王滅纣，武庚亦将仍為正統。
此不知史為中國之史，胡元非我族類，驅出境外，甯有再系其年号之理？武庚已受周封，備位三恪，豈可與益、衛二王即位嶺海者同年而語哉！然戴名世即以《南山集》論二王應稱正統而得禍。
由今觀之，愛新覺羅氏既作此國亡統絕之論，則遼東之溥儀，自不得再有統緒之說可以藉口也。
薛應旗《宋元通鑒》無所取裁，重沓疏漏，不勝枚舉。
徐、畢二家之《續通鑒》，亦有誤學《綱目》處，如年号之大書分注是也。
宋、元二史，本文不佳，故采摭所得，不足動人。
《通鑒》于可以發議論者，著以&ldquo臣光曰&rdquo之論斷，此蓋仿《左傳》&ldquo君子曰&rdquo之例，荀、袁兩紀亦然。
畢沅《續通鑒》，不著議論。
不知既無一字之褒貶，自不得不有論斷，而畢書無之，難乎其為續矣。
至夏燮之《明通鑒》，未免有頭巾氣。
畢資畢、夏二家之書可以上繼《通鑒》者，謬也。
《綱目》本之《資治通鑒》，非晦庵親著，乃其弟子趙師淵所作。
&ldquo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之徒不能贊一詞。
&rdquo晦庵則付之弟子，而自居其名。
唐喬補阙知之有婢曰碧玉，善歌，知之為之不婚。
不婚者，不娶婦也。
《綱目》去一不字，曰：&ldquo知之為之婚。
&rdquo纰謬之處，可見一斑。
其所褒貶，頗欲與溫公立異。
三國以正統予蜀，持義固勝；而以南北朝年号并列，則昧夷夏之辨矣。
溫公推崇揚雄，既為《法言》作法，又言孟、荀不及揚雄。
雄阿附巨君，《顔氏家訓》已緻诽議，蘇子瞻鄙其為人。
然《綱目》于天鳳五年下大書&ldquo莽大夫揚雄死&rdquo六字，則有意與溫公立異。
官職卑微者，史不必書其死。
史書凡例，蠻夷君長盜賊酋帥曰死，大夫則稱卒稱薨。
故曹操、司馬懿之奸惡，其死也，亦不能不曰卒。
乃于揚雄特書曰死，此晦庵不能自圓其說者也。
惟此書出趙師淵手，故有此體例不純之事。
其後，尹起莘為之作發明，劉益友為之作書法。
恐亦彼輩逞臆之說，不免村學究之陋習耳。
作史而存《春秋》筆削之意，本非所宜。
其謬與《太玄》拟《易》相同。
王通作《元經》，大書&ldquo帝正月&rdquo，傳為笑柄。
明人作編年史，多法《綱目》。
乾隆禦批《通鑒輯覽》，亦依仿《綱目》，更不足道。
蓋以一人之私意予奪也。
其有自以為無誤而适得其反者。
如唐狄仁傑，人皆曰為良臣（中宗複位，得力于張柬之。
柬之，狄所舉也），而《輯覽》則以為狄仕于周，于同平章事上應書周字。
是非背于大公，即此可見。
其奪益王、衛王之紀年，更無論矣。
徐鼒作《小腆紀年》，專紀南明三王之事，自宜以三王紀年，而仍大書分注，以清帝紀年。
然則稱大清紀年可矣，何謂小腆哉？徐鼒生道光時，雅片戰争之後，已無文字之獄，尚有此纰謬，難乎免于劉知幾之所謂&ldquo黨護君親&rdquo矣。
筆削之書，孔子而後，世無第二人。
太史公、司馬溫公所不敢為，而後人紛紛為之，不得不歎《綱目》為始作之俑也。
《明史》文章，視《宋史》為勝，惟其書法有不如《宋史》者。
《宋史》于益、衛二王附本紀之末，一如《後漢書》之于未逾年之君著之先帝本紀之後者。
王鴻緒《明史稿》以福、唐、桂三王列入宗室諸王傳，尚可謂之特筆。
于乾隆時重修《明史》，則以之附于先王傳後。
須知本紀如經，列傳如傳，有君而不立本紀，其臣将何所附麗哉
其後有袁宏《後漢記》，孫盛《魏氏春秋》、《晉陽秋》（不稱春秋者，避簡文宣太後諱也），習鑿齒《漢晉春秋》。
六朝人衍其緒餘者，不可悉舉。
至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鑒》而集其大成。
踵其後者，有李焘之《通鑒長編》，李心傳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陳桱之《通鑒續編》。
《長編》紀北宋一代之事，上接《通鑒》；《要錄》述高宗一朝之事，與《長編》相接。
至陳桱《通鑒續編》，體例不純，有自為筆削處，當廁諸《通鑒綱目》之間。
明薛應旗作《宋元通鑒》，清徐乾學作《通鑒後編》，畢沅作《續通鑒》，夏燮作《明通鑒》，其體例皆法《左氏傳》，而不法《春秋經》，其兼法《春秋》而意存筆削者，則文中子《元經》、硃晦庵《綱目》是已。
自明以來，作史者喜學《綱目》，清有《通鑒輯覽》亦屬《綱目》一類，而與《通鑒》體例不同。
徐鼒《小腆紀年》，亦效法《綱目》，蓋《通鑒》準則《漢紀》，雖有褒貶，無自存筆削之意，與沾沾以衮钺自喜者異也。
荀悅序《漢紀》，言立典有五志：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
今案：班固之作《漢書》，其義亦不外此。
志即所以章法式而通古今，傳即所以著功勳而表賢能。
至達道義一義，則為華夏史書所同具。
袁宏生東晉之季，好發議論（荀《紀》議論甚劣），謂荀書足為佳作，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則無有也。
以餘論之，袁書亦未為詳盡，特議論甚長耳。
蓋彥伯所據，有謝承、華峤、司馬彪。
謝、沈諸家之書，點竄抉擇，極費苦心，故其自序，言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也（荀書隻就班書舊文剪裁聯絡成書，較袁書為易）。
彥伯之議論，有自相違異處，如《三國名臣贊》稱荀彧雲：&ldquo英英文若，靈鑒洞照，始救生人，終明風概。
&rdquo而《後漢紀》則言&ldquo魏氏得以代漢者，文若之力也&rdquo。
蓋贊主褒美，史須直筆，體例各有所當耳。
《後漢紀》有可與範書比勘者，如一人之言語應對，兩書不同；章奏文字，互須直筆，體例各有所當耳。
《後漢紀》有可與範書比勘者，如一人之言語應對，兩書不同；章奏文字，互有增省（章奏有案可稽，不應彼此不同；蓋史官潤色，故生岐異也）是也。
孫、習二家之書，今不可見。
《三國志》裴松之注略有稱引。
孫于魏氏，無甚卓見，其餘晉事，則不可知。
習書以蜀漢為正統，所以然者，習氏與桓溫同時，見溫觊觎非分，故著《漢晉春秋》所正之。
然晉受魏禅，外魏則晉無所受。
而習氏則以為魏文雖受漢禅，不得免于篡逆；平蜀以後，漢真亡耳，于是晉室始興。
故以晉承漢，不認曹魏。
故名其書曰《漢晉春秋》。
于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亦用直筆書之。
晦庵《綱目》之正蜀閏魏，即導源于此也。
南北朝之史籍，如《三十國春秋》等，至今一字無存，溫公之作《通鑒》也，采摭甚廣，異同互出，不敢自擅筆削之權，因有《考異》之作。
蓋傳聞每多異辭，正史或有訛謬。
溫公既取可信者錄之，複考校同異，辨正謬誤，作《考異》以示來世，真所謂良工心苦也。
至褒貶筆削之說，溫公所不為。
例之《太史公書》，亦無自存筆削之意也。
觀史公自序答壺遂之言曰：&ldquo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而君比之《春秋》，謬矣。
&rdquo蓋《春秋》有一定之凡例，而褒貶之釋，三傳不同，故《春秋》不可妄拟。
《通鑒》之志，亦猶史公之志耳。
《通鑒》成書，較袁《紀》更難。
荀《紀》所載，不過二百年事；袁《紀》不及二百年；《通鑒》則綜貫一千三百三十二種（華峤《後漢書》，溫公恐不及見）。
此一千三百六十餘年中，事迹紛亂，整齊不易。
荀《紀》點竄班《書》，無大改異，事固易為。
袁《紀》略有異同，而當時史籍尚寡，不難考校。
自三國至隋，史家著述，為數綦衆，觀《三國志》裴注征引者已有十餘家。
裴尚僅以陳壽為主，其餘諸家，不甚依據。
溫公則兼收并畜，不遺巨細。
兩晉南北朝之事，自《晉書》外，有王隐等十餘家書，溫公多采之。
又如五胡十六國事迹，最為紛亂，而《通鑒》所叙，條理秩然。
皆可以見其書功力之深也。
南北朝史，均病誇大，而《魏書》尤甚。
《史通》反對南北朝史最烈。
其實南朝之史尚優于北朝。
南朝之史有可笑者，如沈約《晉書》闌入以牛易馬之語于祥讓之間，常以忠于前朝者為不知天命，其失僅在文章褒貶之間，不如魏收《魏書》之誣誕。
《魏書》志官氏則曰&ldquo以鳥名官，遠師少皞&rdquo，無怪《史通》之斥之也（《史通》之語曰：&ldquo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鳥官創置，豈關郯子&rdquo）。
又北人不讀《詩》、《書》，而诏令口語，多引經典，亦無怪《史通》之贊王劭《齊志》也（王劭《齊志》多錄當時鄙語，《史通》曰：&ldquo渠們、底個，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
氓俗有殊，土風有類，邵之所錄，弘益多矣&rdquo）。
《通鑒》于此，不甚别白，殆以為無關宏旨乎？《唐書》之外，周、齊二書，亦為誇大，至李延壽作《南、北史》，稍為減殺。
是故整理南、北朝史，殊非易事。
又《新唐書》采摭小說甚多，溫公則依《舊唐書》，删存去取，其難百倍于他書也。
通觀《通鑒》所采，西漢全采《史》、《漢》；東漢采範《書》十之七八；魏晉至隋，采正史者，十之六七；唐則采正史者，十不及五（溫公于《舊唐書》亦不甚滿意）；至五代則全據薛《史》。
編輯之時，漢魏屬之劉■；晉至六朝屬之劉恕；唐及五代屬之範祖禹。
三人分修，而筆墨相近，蓋溫公頗加斟酌于其間也。
大事之後，又系以&ldquo臣光曰&rdquo之論斷，較之袁書，此為簡易；較之荀書，此為透徹。
書成上表，謂精力盡于此書，信不誣矣。
書以資治為名，則無關政治之處，自非所重，是以不甚信皓之事，于嚴子陵亦僅略著筆數筆，至于文人，尤為疏略，如欲考究文化，僅讀《通鑒》，仍有所不足也。
史家載筆，直書其事，其義自見，本不必以一二字為褒貶。
書法固當規定，正統殊可不問，所謂不過假年号以記事耳。
《通鑒》視未成一統之局，與列國相等。
如以魏為正統，而記載仍與吳、蜀相同，南北朝亦然。
凡一統之君，死稱崩，否則稱殂。
《通鑒》于三國魏主死稱殂，蜀、吳二主亦稱殂；南北朝南主稱殂，北朝亦稱殂。
一統之國，大臣死稱薨，否則稱卒，與春秋列國大夫相同，此溫公之書法，所以表示一統與否者也。
其在一年中改元者，溫公以後者為準，若受禅之際，上半年屬勝代，下半年為新朝，亦以後者為準。
如漢獻帝二十五年之冬，禅于曹魏，紀漢則獻帝止于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即為黃初元年；南北朝以南朝紀年，至隋開皇九年滅陳，始立隋紀。
其在漢獻未禅位之前，魏稱王，漢稱帝；開皇九年前，以陳稱帝，隋稱主，滅陳之歲，陳稱主而隋稱帝。
溫公書法如此，其實一年兩紀，亦無不可。
溫公不欲兩紀，故以後者為準。
後人言溫公奪漢太速，實亦逼于書法，無可如何也。
《綱目》以蜀為正統，分注魏、吳二國年号于下，《通鑒》則止有大書，無分注之一法，後陳■作《通鑒續編》二十四卷（■生元末，入明為翰林編修），大書分注，全仿《綱目》，雖曰《通鑒續編》，實《綱目》之流亞也。
沈周《客座新聞》載，■著此書時，書宋太祖雲&ldquo匡胤自立而還&rdquo，未辍筆，迅雷擊案，■端坐不懾，曰：&ldquo雖擊吾手，終不易也。
&rdquo■書頗有存亡繼絕之意，如：後漢劉知遠族裔據太原稱北漢，《續編》仍存北漢年号；金哀宗之後，末帝承麟立僅一日，亦為之紀年；西遼傳國數十年，《續編》詳為分注；宋益王（日正）、衛王昺在瀛國公降元之後，播遷海島，《續編》亦皆記之，以存宋統（元修《宋史》附《恭宗本紀》後）。
清代君主對于此事，深惡痛疾，其不願福、桂、唐三王得稱正統，觀禦批《通鑒輯覽》可知。
甚至李光地《榕村語錄》雲：&ldquo凡曆代帝王，均有天質，不得随人私意，尊為正統。
蜀漢之尊為正統者，重視諸葛武侯故耳。
&rdquo乾隆時更發特谕，謂元人北去，在漢北稱汗，其裔至清初始盡，設國滅統存，則元祚不當盡于至正；武王滅纣，武庚亦将仍為正統。
此不知史為中國之史，胡元非我族類，驅出境外，甯有再系其年号之理？武庚已受周封，備位三恪，豈可與益、衛二王即位嶺海者同年而語哉！然戴名世即以《南山集》論二王應稱正統而得禍。
由今觀之，愛新覺羅氏既作此國亡統絕之論，則遼東之溥儀，自不得再有統緒之說可以藉口也。
薛應旗《宋元通鑒》無所取裁，重沓疏漏，不勝枚舉。
徐、畢二家之《續通鑒》，亦有誤學《綱目》處，如年号之大書分注是也。
宋、元二史，本文不佳，故采摭所得，不足動人。
《通鑒》于可以發議論者，著以&ldquo臣光曰&rdquo之論斷，此蓋仿《左傳》&ldquo君子曰&rdquo之例，荀、袁兩紀亦然。
畢沅《續通鑒》，不著議論。
不知既無一字之褒貶，自不得不有論斷，而畢書無之，難乎其為續矣。
至夏燮之《明通鑒》，未免有頭巾氣。
畢資畢、夏二家之書可以上繼《通鑒》者，謬也。
《綱目》本之《資治通鑒》，非晦庵親著，乃其弟子趙師淵所作。
&ldquo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之徒不能贊一詞。
&rdquo晦庵則付之弟子，而自居其名。
唐喬補阙知之有婢曰碧玉，善歌，知之為之不婚。
不婚者，不娶婦也。
《綱目》去一不字，曰：&ldquo知之為之婚。
&rdquo纰謬之處，可見一斑。
其所褒貶，頗欲與溫公立異。
三國以正統予蜀，持義固勝；而以南北朝年号并列，則昧夷夏之辨矣。
溫公推崇揚雄，既為《法言》作法，又言孟、荀不及揚雄。
雄阿附巨君，《顔氏家訓》已緻诽議，蘇子瞻鄙其為人。
然《綱目》于天鳳五年下大書&ldquo莽大夫揚雄死&rdquo六字，則有意與溫公立異。
官職卑微者，史不必書其死。
史書凡例，蠻夷君長盜賊酋帥曰死，大夫則稱卒稱薨。
故曹操、司馬懿之奸惡，其死也，亦不能不曰卒。
乃于揚雄特書曰死，此晦庵不能自圓其說者也。
惟此書出趙師淵手，故有此體例不純之事。
其後，尹起莘為之作發明，劉益友為之作書法。
恐亦彼輩逞臆之說，不免村學究之陋習耳。
作史而存《春秋》筆削之意，本非所宜。
其謬與《太玄》拟《易》相同。
王通作《元經》，大書&ldquo帝正月&rdquo，傳為笑柄。
明人作編年史，多法《綱目》。
乾隆禦批《通鑒輯覽》，亦依仿《綱目》，更不足道。
蓋以一人之私意予奪也。
其有自以為無誤而适得其反者。
如唐狄仁傑，人皆曰為良臣（中宗複位，得力于張柬之。
柬之，狄所舉也），而《輯覽》則以為狄仕于周，于同平章事上應書周字。
是非背于大公，即此可見。
其奪益王、衛王之紀年，更無論矣。
徐鼒作《小腆紀年》，專紀南明三王之事，自宜以三王紀年，而仍大書分注，以清帝紀年。
然則稱大清紀年可矣，何謂小腆哉？徐鼒生道光時，雅片戰争之後，已無文字之獄，尚有此纰謬，難乎免于劉知幾之所謂&ldquo黨護君親&rdquo矣。
筆削之書，孔子而後，世無第二人。
太史公、司馬溫公所不敢為，而後人紛紛為之，不得不歎《綱目》為始作之俑也。
《明史》文章，視《宋史》為勝，惟其書法有不如《宋史》者。
《宋史》于益、衛二王附本紀之末，一如《後漢書》之于未逾年之君著之先帝本紀之後者。
王鴻緒《明史稿》以福、唐、桂三王列入宗室諸王傳，尚可謂之特筆。
于乾隆時重修《明史》，則以之附于先王傳後。
須知本紀如經，列傳如傳，有君而不立本紀，其臣将何所附麗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