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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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子遺言，所作《先聖大訓》錄大戴記特多。
二戴記中《哀公問》、《儒行》、《仲尼燕居》、《孔子閑居》、《王言》諸篇，皆孔子一人之言。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漢志》不入《論語》家，獨《三朝記》入《論語》家，殆以《三朝》七篇，文理古奧，與餘篇不同，或是孔子手作，或是孔子口說、弟子筆錄者爾。
關于《春秋》者，餘所著《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大旨略具，今所講者，補其未備而已。
問《春秋》起于何時？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在孔子之前。
《周官》&ldquo外史，掌四方之志&rdquo，鄭注雲：謂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
是《春秋》起于周，非始于古代也。
《左傳》：&ldquo韓宣子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lsquo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rsquo&rdquo孔疏雲：魯《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時事，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
然韓宣子雲周禮在魯者，所以美周公之德耳，非謂《易象》、《春秋》是周公所作也。
《春秋》備紀年、時、月、日，《尚書》往往有年有月有日而無時（惟&ldquo秋大獲&rdquo一句紀時，其餘不見），其紀年月日又無定例。
如《書序》：&ldquo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rdquo此所謂十有一年者，以文王受命起數，非武王之紀元也。
紀年之法，苟且如此，即為未有《春秋》編年之法之故。
今人以為古聖制禮作樂，必無不能紀年之理。
其實，非惟周公未知紀年之法，即孔子亦何嘗思及本紀、世家、列傳哉！太史公《三代世表》謂&ldquo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rdquo可見史公所見周秦以前書不少，而紀年各不同。
今觀《竹書記年》（七國時書），自黃帝以來，亦皆有年數，而與王孫滿所稱&ldquo鼎遷于商，載祀六百&rdquo違異。
此為古無紀年之作，後人據曆推之（戰國時有六家曆，《漢書·律曆志》所雲黃帝、颛顼、夏、殷、周及魯曆是也。
《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當亦此類）。
各家所推不同，故竹書所載與古語不符也。
太史公不信譜牒，故于三代但作世表，共和以後，始著《十二諸侯年表》。
《大戴禮·五帝德》稱&ldquo宰予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lsquo黃帝三百年&rsquo，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rdquo如當時有紀年之書，宰予何為發此問哉？劉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班氏以為推法密要。
然周以前不可推，以古人曆疏，往往有日無月，不能以月日推也。
《十二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餘意《春秋》之作，即在共和之後。
蓋宣王即位，補記共和國時事而有《春秋》也。
觀《十二諸侯年表》，諸侯卒與即位均書年，可見《春秋》編年之法即在此時發明者，于是厲王出奔，宣王未立，元年者，誰之元年乎？《春秋》以道名分，故書共和元年也。
《墨子·明鬼》曆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而始于杜伯射宣王事。
前乎此者，但征及《詩》、《書》而已。
可見宣王以前無《春秋》也。
宣王中興令主，不但武功昭著，即文化亦遠邁前古。
改古文為籀文，易紀事以編年，皆發明絕大者也。
至列國之有春秋，則時有早晚，決非同時并作。
《晉世家》記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當周宣王二十年，是晉于是始有春秋。
其餘各國皆在宣王之後。
魯之《春秋》，始于隐公元年，當平王四十九年，上去共和元年曆一百一十九年。
其所以始于隐公者，漢儒罕言其故。
杜元凱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隐公讓國賢君，故托始于此。
此殆未然。
列國春秋，本非同時并作，魯則隐公時始有春秋耳，非孔子有意托始于隐公也。
後人以太史公世家首太伯，列傳首夷、齊，推之《春秋》殆于魯隐，其意正同。
其實太史公或有此意，孔子則未必然。
隐公但有讓桓之言，而無其實事。
雲&ldquo使營搜裘，吾将老焉&rdquo者，不過尋常酬酢語耳，何嘗真以國讓哉！ 周之史官有辛甲、尹佚。
尹佚即史佚，其書二篇，《藝文志》入墨家。
《呂氏春秋·當染篇》雲：&ldquo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當作平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
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
&rdquo墨子之學，出于史角，由此可知史角即尹佚之後。
魯有《春秋》，殆自史角始矣。
《左傳》所載五十凡例，杜氏以為周公之舊典，蓋據傳凡例謂之禮經，而謂此禮經為周公所制也。
然時王之禮皆是禮經，豈必周公所制然後謂之禮經哉！餘意五十凡例乃宣王始作春秋之時王朝特起之例。
列國之史，其凡例由周室頒布抑列國自定，今不可知。
要之，當時之禮即可謂之禮經，不必定是周公作也。
作史不得不有凡例，太史公、班孟堅之作有無凡例不可知。
範蔚宗作《後漢書》則有之（《宋書·範晔傳》雲：&ldquo班氏任情無例，吾雜傳論，皆有精意。
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rdquo），惟今不可見。
唐修《晉書》，非一人之作，不得不立凡例以齊之一。
宋修《新唐書》，呂夏卿有《唐書直筆新例》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新唐書》本紀、志、表，皆歐陽修作；列傳則宋祁作。
二人分工，如出一手，凡例之郊也。
大抵一人之作，不願以凡例自限，《春秋》本不定出一史官之手，無例則有前後錯誤之虞，故不得不立凡例。
惟《左傳》的舉五十凡例，不知為周史所遺抑魯史自定之耳。
自來論孔子修《春秋》之故者，孟子曰：&ldquo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rdquo《公羊傳》曰：&ldquo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rdquo公羊之論較孟子為簡赅。
然《春秋》者，史也。
即在盛世，亦不可無史。
《尚書》紀事，略無年月，或頗有而多阙，僅為片斷之史料。
《春秋》始有編年之法，史法于是一變，故不可謂《春秋》之作專為撥亂反正也。
宋儒以為《春秋》貴王賤霸，此意适與《春秋》相反。
《春秋》詳述齊桓、晉文之事，尚霸之意顯然。
孟子、公羊，同然一辭。
雖孟子論人，好論人心，以五霸為假。
然假與不假，《春秋》所不論也。
貴王賤霸之說，三傳俱無，漢人偶亦及之，宋儒乃極言之耳。
三傳事迹不同，褒貶亦不同，而大旨則相近。
所謂绌周、王魯、為漢制法者，公羊固無其語，漢儒傅會以幹人主，意在求售，非《春秋》之旨也。
要之，立國不可無史，《春秋》之作，凡為述行事以存國性。
以此為說，無可非難。
今文化之國皆有史，惟不如中士詳備。
印度玄學之深，科學亦優，而其史則不可考。
又如西域三十六國，徒以《漢書》有此一傳，尚可據以知其大概，彼三十六國無史，至今不能自明其種類。
中國之大，固不至如三十六國之泯焉無聞，然使其堕入印度則易。
此史之所以可貴，而《春秋》之所以作也。
問魯之《春秋》，孔子何為修之？曰：魯之《春秋》，一國之史也。
欲以一國之春秋，包舉列國之春秋，其事不易。
當時之史，惟周之春秋最備，以列國紀載皆須上之周室（《史記·六國表》謂&ldquo秦既得志，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所剌譏也。
《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rdquo可見七國時，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ldquo可見七國時，列國之史猶藏周室）。
孔子之作《春秋》，如欲包舉列國之史，則非修周之春秋不為功。
然周之《春秋》，孔子欲修之而不可得。
魯為父母之邦，故得修魯之《春秋》耳。
然魯之《春秋》，局于一國，其于列國之事，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隐諱，不能得其實事；既魯史載筆，亦未必無誤。
如此則其紀載未必可信，不信則無從褒貶，不足傳之後世。
以故，孔子不得不觀書于周史也。
既窺百國之書，貫穿考核，然後能筆削一經爾。
嘉慶時，袁蕙纕據《左傳》從赴之言，以孔子未嘗筆削。
然此可以一言破之：魯史以魯為範圍，不得逾越範圍而竄易之，使同于王室之史。
孔子之修《春秋》，殆如今大理院判案，不問當事者事實，但據下級法庭所叙，正其判斷之合法與否而已。
傳曰：&ldquo非聖人誰能修之？&rdquo焉得謂孔子無治定舊史之事哉！乾隆時重修《明史》，一切依王鴻緒《明史稿》，略加論贊。
孔子之修《春秋》，亦猶是也。
所以必觀書于周史者，《十二諸侯年表》雲：&ldquo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rdquo。
&ldquo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
為有所剌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rdquo據此可知，孔子觀周與修《春秋》之關系淺，與作《左傳》關系深，然自孔子感麟制作，以訖文成，為時亦當一年，更逾年而孔子卒。
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授弟子，恐非期月之間所能深通。
今觀仲尼弟子所著，如《曾子》十八篇，無一言及《春秋》者。
太史公雲：&ldquo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rdquo信矣！蓋《春秋》與《詩》、《書》、《禮》、《樂》不同，《詩》、《書》、《禮》、《樂》，自古以之教人：《春秋》，官史之寶書，非他人所素習。
文成一年，微言遂絕，故以子夏之賢，曾無啟予之效。
而太史公又謂七十子鹹受傳指，人人異端，蓋之過矣。
誠令弟子人人異端，則《論語》應載其說，傳文何其阙如？嘗謂《春秋》既成，能通其傳指者甚少，亦如《太史公書》惟楊恽為祖述耳。
左丘明身為魯史，與孔子同觀周室，孔子作經，不暇更為之傳，既卒，而弟子又莫能繼其志。
于是具論其事而作傳耳。
孟子曰：&ldquo《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lsquo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rsquo&rdquo案，《說文》事從事之省聲，史所以記事，可知事即史也。
《春秋》天子之事者，猶雲《春秋》天子之史記矣。
後人解《孟子》，以為孔子匹夫而行天子為事，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此大謬也。
周史秘藏，孔子窺之，而又洩之于外，故有罪焉爾。
向來國史實錄，秘不示人。
明清兩代，作實錄成，焚其稿本，棄其灰于太液池。
以近例遠，正複相似。
豈徒國史秘密，其凡例當亦秘密，故又曰：&ldquo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rdquo義即凡例之謂。
竊取其義者，猶雲盜其凡例也。
孟子之言至明白，而後人不了其義，遂有漢儒之妄說。
夫司馬子長身為史官，作史固其所也。
班孟堅因其父業而修《漢書》，即有人告私改作國史者，而被收系獄。
《後漢書》亦私家之作，然著述于易代之後，故不以私作為罪。
《新五代史》亦私家之作，所以不為罪者，徒以宋世法律之寬耳。
若莊廷鑨私修《明史》，生前未蒙刑罪，死後乃至戮屍。
國史之不可私作也如此。
故孔子曰竊取、曰罪我矣。
孔子之修《春秋》，其意在保存史書，不修則獨藏周室，修之則傳諸其人。
秦之燔書，周室之史一炬無存，至今日而猶得聞十二諸侯之事者，獨賴孔子之修《春秋》耳。
使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傳》，則今日之視春秋猶是洪荒之世已。
（以上論孔子修《春秋》） 《公羊傳》雲：&ldquo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rdquo此語不然。
公羊在野之人，不知國史，以事實為傳聞，其實魯有國史，非傳聞也。
董仲舒、何休更以所見之世為著太平，所聞之世為見升平，所傳聞之世為起衰亂，分二百四十二年以為三世，然公羊本謂《春秋》撥亂世、反諸正，是指二百四十二年皆為亂世也。
僖公經二十八年：&ldquo天王狩于河陽。
&rdquo《左傳》稱仲尼曰：&ldquo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lsquo天王狩于河陽&rsquo。
&rdquo似傳意以此為孔子所修。
然《史記·晉世家》稱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ldquo諸侯無召王。
&lsquo王狩河陽&rsquo者，《春秋》諱之也。
&rdquo則知此乃晉史舊文，孔子據而錄之耳。
是故，杜氏以諸稱&ldquo書&rdquo、&ldquo不書&rdquo、&ldquo先書&rdquo、&ldquo故書&rdquo，&ldquo不言&rdquo、&ldquo不稱&rdquo、&ldquo書曰&rdquo之類皆是孔子新意，正未必然。
惟《趙世家》雲：&ldquo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lsquo趙鞅以晉陽叛。
&rsquo&rdquo此當為孔子特筆。
又，《左傳》具論《春秋》非聖人不能修，蓋以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為孔子特筆。
外此，則孔子特筆治定者殆無幾焉。
《春秋》本史官舊文，前後史官意見不同，故褒貶不能一緻。
例如《史》、《漢》二書，太史公所譏，往往為班孟堅所許，《春秋》之褒貶，當作如是觀矣。
宋人謂《春秋》本無褒貶（硃晦庵即如此說），則又不然。
三傳皆明褒貶，不褒貶無以為懲勸，亂臣賊子何為而懼也。
胡安國謂聖人以天自處，故王亦可貶。
此又荒謬之說也。
晉侯、齊侯、貶稱曰人，略之而已，無妨于實事。
如稱齊伯、晉伯，則名實乖違，夫豈其可？如胡氏之言，孔子可任意褒貶，則充類至盡，必至如洪秀全所為。
洪秀全自稱天王，而貶秦始皇曰秦始侯，貶漢高祖曰漢高侯，可笑孰甚焉？餘意褒貶二字，猶言詳略，天子諸侯之爵位略而不書，有貶雲乎哉？ 《春秋》三傳者，《左氏》、《公羊》、《穀梁》是也。
《史記》稱《左氏》曰春秋，稱《公》、《穀》曰傳。
清劉逢祿據是謂《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
劉歆等改左氏為傳《春秋》之書。
東漢以後，以訛傳訛，冒名《春秋左氏傳》，不知春秋固為史書之通稱，而傳之名号亦廣矣。
孟子常稱&ldquo于傳有之&rdquo，是凡經傳無不可稱傳，孔子作《易》十翼，後人稱曰彖傳、象傳、文言傳、系辭傳是也。
左氏之初稱傳與否，今莫能詳。
太史公雲：&ldquo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rdquo上謂丘明述傳，本以說經。
故桓譚《新論》（《太乎禦覽》引）雲：&ldquo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裡，相持而成。
&rdquo焉得謂是《晏子》、《呂覽》之比？蓋左氏之旨，在采集事實，以考同異、明義法，不以訓故為事，本與其餘釋經之傳不同。
《春秋》不須訓故，即《公》、《穀》亦不得訓故也。
《春秋》經十二公，何人所題（三體石經今存立公篇題）？哀公經又何人所題？是當屬左氏無疑。
《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此因《公》、《穀》合闵于莊，而《左氏》則莊、闵各卷，故《公》、《穀》十一，而《古經》十二也。
闵公曆年不久，篇卷短少，故合之于莊，乃何休則以為&ldquo三年無改于父之道&rdquo。
不以鑿乎？ 《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是經、傳别行。
杜元凱作注，始合經傳而釋之。
昔馬融作《周官傳》，就經為注。
康成注《易》以十翼合之于經，皆所以便諷籀耳。
《論衡·案書篇》雲：&ldquo《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
&rdquo而《漢志》稱孔壁所得止有《尚書》、《禮記》、《論語》、《孝經》。
《說文序》雲：&ldquo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rdquo張蒼所獻者，是否經傳合編，則不可知。
今《左氏》經文已經後師用《公》、《穀》校改，觀三體石經與今本不同可知也。
《儒林傳》稱賈誼為《左氏傳訓故》，是《左傳傳》先恭王壞壁而出，《說文序》雲張蒼獻之，是也。
唐趙匡雲：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而劉歆以為《春秋左氏傳》是邱明所為耳。
案：昔人所以緻疑于左氏者，以《左傳》稱魯悼公之谥。
魯悼之卒，後于獲麟五十年。
又稱趙襄子之谥，趙襄之卒，更在其後四年。
如左氏與孔子同時，不至如此老壽。
然考仲尼弟子，老壽者多。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稱于夏少孔子四十歲，《六國表》稱魏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時子夏一百一歲矣。
至文侯二十五年，子夏一百有八，《魏世家》猶有受經藝之文。
假令左氏之年與子夏相若，所舉谥号在魯元初年，其時不過八十餘年，未為笃老也。
又《呂·長利篇》載南宮括與魯缪公論辛寬語。
缪公之卒，上距元公之初五十餘年，南宮得見缪公，則何疑于左氏之不逮元公也。
劉向《别錄》稱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案：《呂氏春秋·當染篇》、《史記》列傳，皆稱吳起學于曾子（《檀弓》亦稱曾申為曾子）；《說苑·建本篇》稱魏武侯問元年于吳子，則起受《左氏春秋》于曾申可信（起死在魯缪公二十七年，去獲麟已百歲）。
《十二諸侯年表》雲：&ldquo铎椒為楚威王傅（威王元年去獲麟一百四十二年），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铎氏微》。
&rdquo微者，具體而微之謂，即抄撮是也。
《左傳》全文十七萬字，合經文則十九萬字，簡編之繁重如此，觀覽不易，傳布亦難矣。
《漢志》雲：&ldquo《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隐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rdquo抑亦未盡之論，恐《左氏》之不顯，正為簡編繁重之故，此铎椒所以作抄撮也。
《呂氏春秋》、《韓非子》諸書多引《左氏》之文，其所見是否《左氏》全文抑僅見铎氏抄撮，今無可征。
至《公》、《穀》所舉事實，與《左氏》有同有異。
大概《公》、《穀》本諸《铎氏》，其不同者，铎本所無耳。
《别錄》雲：铎椒授虞卿，以其時考之，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郫為平原君請封（本傳），而铎椒為楚威王傅，自楚威王元年至信陵君救邯郫之歲，曆八十三年，則卿不得親受《春秋》于椒。
《别錄》所述，當有阙奪。
又雲：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虞卿相趙，荀卿趙人，自得見之。
荀卿适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栖傳）。
荀卿廢後十八年秦并天下，時張蒼為秦禦史，主柱下方書。
蒼以漢景帝五年卒，年百有餘歲（本傳），則為禦史時已三四十矣，其得事荀卿自可信。
荀卿之卒，史無明文。
《鹽鐵論》稱李斯為相，荀卿為之不食，是荀卿亦壽考人也。
蒼獻《左傳》而傳之賈誼。
今觀賈誼《新書》征引《左氏》甚多，其傳授分明如此。
桓譚《新論》雲：《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
以《公羊》隐十一年傳稱&ldquo子沈子曰&rdquo，何休雲：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
《穀梁》定元年傳直稱沈子，則沈子當與穀梁為同輩，此公、穀後先之證也。
柏舉之役，穀梁稱蔡昭公歸乃用事乎漢，公羊則改用事乎河。
蓋公羊齊人，知有河而不知有漢，不知自楚歸蔡，無事渡河，此公羊不明地理之過也（《史通》譏《公羊》記晉靈公使勇士賊趙盾，勇士見盾食魚飧，歎以為儉，以為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馔呼為菲食，于物理全爽）。
改一字而成巨謬，斯又《公羊》後出之證也。
穀梁常引《屍子》之言，《漢志》雲：&ldquo屍子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rdquo穀梁有聞于屍佼，疑其亦得見《秦記》。
《六國表》稱《秦記》不載月日，穀梁聞屍佼之說，見《秦記》之文，故以魯史之書月日為義例所在矣。
殽之役，《穀梁》言&ldquo秦越千裡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别，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
&rdquo範甯不能解，楊士勳疏雲：&ldquo&lsquo亂人子女&rsquo，謂入滑之時縱暴亂也。
&rdquo案，《史記·扁鵲傳》雲：秦缪公夢之帝所，帝告以&ldquo晉國且大亂，其後将霸，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别&rdquo。
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與《穀梁》之言合符。
蓋穀梁得之《秦記》爾。
《史記》商君傳：&ldquo商君告趙良曰，始秦戎狄之教，父子無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别。
&rdquo此亦秦師敗于殽而歸縱淫之證也。
至《穀梁》所記，亦有可笑者，如季孫行父秃、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禦秃者，使眇者禦眇者，使跛者禦跛者，使偻者禦偻者。
此真齊東野人之語，而穀梁信之。
又如宋、衛、陳、鄭災，《穀梁》述子産之言曰：&ldquo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
&rdquo豈以裨竈一人能同日為四國災耶？ 穀梁下筆矜慎，于事實不甚明了者，常出以懷疑之詞，不敢武斷。
荀卿與申公皆傳《穀梁》，大抵《穀梁》魯學，有儒者之風，不甚重視王霸；公羊齊人，以《孟子》有&ldquo其事則齊桓、晉文&rdquo之言，故盛稱齊桓，亦或過為偏護。
何休更推演之，以為黜周、王魯、為漢制法諸說，彌離《公羊》之本義矣。
《公羊》後師有&ldquo新周故宋&rdquo之說。
《公羊》成十六年傳：成周宣榭災，&ldquo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rdquo夫豐鎬為舊都，成周為新都。
《康诰》曰：&ldquo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rdquo《召诰》曰：&ldquo乃社于新邑。
&rdquo《洛诰》曰：&ldquo王在新邑烝。
&rdquo新周猶言新邑，周不可外，故書。
義本坦易，無須曲解。
故宋本非公羊家言，《穀梁》桓公二年傳：&ldquo孔子，故宋也。
&rdquo孟僖子稱孔子聖人之後，而滅于宋。
《穀梁》亦謂孔子舊是宋人。
新周、故宋，截然二事，董、何輩合而一之，以為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義實公、穀所無，由董、何讀傳文而立。
至文家五等、質家三等之說，尤為傅會。
《左氏》言：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公羊》亦雲：《春秋》，伯、子、男，一也。
申之會，子産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魯語》，叔孫穆子言諸侯有卿無軍，伯、子、男有大夫無卿。
據《周官》：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即謂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至春秋時，則伯、子、男同等。
此時王新制爾。
若去素王改制，則子産、叔孫穆子皆在孔子修《春秋》以前，何以已有伯、子、男同班之說？仲舒未見《左氏》，不知《公羊》之語所由來，乃謂孔子改五等以為三等，為漢制法。
其實，漢代止有王、侯二等，非三等也。
公羊即不見《左氏傳》，或曾見铎氏抄撮，故其說亦有通于《左氏》者。
如&ldquo元年春，王正月&rdquo，《左氏》雲：&ldquo王周正月。
&rdquo王周猶後世之稱皇唐、皇宋。
謂此乃王周之正月，所以别于夏、殷也。
《公羊》雲：&ldquo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rdquo蓋文王始稱王、改正朔，故公羊以周正屬之，其義與左氏不異。
乃董仲舒演為通三統之說。
如董說則夏建寅、商建醜，必将以二月為商正月，三月為夏正月，不得言王二月、王三月矣。
《公羊》本無神話，凡諸近神話者，皆《公羊》後師傅會而成。
近人或謂始于董仲舒。
案，《公羊》本以口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當漢景帝時，則與仲舒同時也。
何休解诂，一依胡毋生條例。
蓋妖妄之說，胡毋生已有之，不專出董氏也。
《公羊》嫡傳，漢初未有其人（戴宏之說，全無征驗）。
《論衡·案書篇》雲：&ldquo公羊高、穀梁置、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
&rdquo夫三人并列，可知胡毋生雖說《公羊》而亦自為一家之學。
漢人傳《尚書》者，小夏侯本受之大夏侯，後别立小夏侯一家。
胡毋生之傳《公羊》，亦其比矣。
《别錄》及《藝文志》但列公、穀、鄒、夾四家，今謂應加胡毋氏為五家，庶幾淄渑有辨。
惜清儒未見及此，故其解釋《公羊》總不能如晦之見明，如符之複合也。
惟《公羊》得胡毋生而始著竹帛，使無胡毋生則《公羊》或竟中絕，然則胡毋生亦可謂《公羊》之功臣矣。
漢末鐘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廚，《公羊》為賣餅家。
自《公羊》本義為董、胡妄說所掩，而聖經等于神話，微言竟似預言，固與《推背圖》、《燒餅歌》無别矣。
今治三傳自應以《左氏》為主，《穀梁》可取者多，《公羊》頗有刻薄之語，可取者亦尚不少，如内諸夏、外夷狄之義，三傳所同，而《公羊》獨著明文。
又譏世卿之意，《左》、《穀》皆有之，而《公羊》于尹氏卒、崔氏出奔，特言世卿非禮。
故讀《公羊傳》者，宜舍短取長，知其為萬世制法，非為漢一代制法也。
二戴記中《哀公問》、《儒行》、《仲尼燕居》、《孔子閑居》、《王言》諸篇，皆孔子一人之言。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漢志》不入《論語》家，獨《三朝記》入《論語》家，殆以《三朝》七篇，文理古奧，與餘篇不同，或是孔子手作，或是孔子口說、弟子筆錄者爾。
關于《春秋》者，餘所著《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大旨略具，今所講者，補其未備而已。
問《春秋》起于何時？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在孔子之前。
《周官》&ldquo外史，掌四方之志&rdquo，鄭注雲：謂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
是《春秋》起于周，非始于古代也。
《左傳》：&ldquo韓宣子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lsquo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rsquo&rdquo孔疏雲：魯《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時事，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
然韓宣子雲周禮在魯者，所以美周公之德耳，非謂《易象》、《春秋》是周公所作也。
《春秋》備紀年、時、月、日，《尚書》往往有年有月有日而無時（惟&ldquo秋大獲&rdquo一句紀時，其餘不見），其紀年月日又無定例。
如《書序》：&ldquo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rdquo此所謂十有一年者，以文王受命起數，非武王之紀元也。
紀年之法，苟且如此，即為未有《春秋》編年之法之故。
今人以為古聖制禮作樂，必無不能紀年之理。
其實，非惟周公未知紀年之法，即孔子亦何嘗思及本紀、世家、列傳哉！太史公《三代世表》謂&ldquo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rdquo可見史公所見周秦以前書不少，而紀年各不同。
今觀《竹書記年》（七國時書），自黃帝以來，亦皆有年數，而與王孫滿所稱&ldquo鼎遷于商，載祀六百&rdquo違異。
此為古無紀年之作，後人據曆推之（戰國時有六家曆，《漢書·律曆志》所雲黃帝、颛顼、夏、殷、周及魯曆是也。
《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當亦此類）。
各家所推不同，故竹書所載與古語不符也。
太史公不信譜牒，故于三代但作世表，共和以後，始著《十二諸侯年表》。
《大戴禮·五帝德》稱&ldquo宰予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lsquo黃帝三百年&rsquo，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rdquo如當時有紀年之書，宰予何為發此問哉？劉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班氏以為推法密要。
然周以前不可推，以古人曆疏，往往有日無月，不能以月日推也。
《十二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餘意《春秋》之作，即在共和之後。
蓋宣王即位，補記共和國時事而有《春秋》也。
觀《十二諸侯年表》，諸侯卒與即位均書年，可見《春秋》編年之法即在此時發明者，于是厲王出奔，宣王未立，元年者，誰之元年乎？《春秋》以道名分，故書共和元年也。
《墨子·明鬼》曆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而始于杜伯射宣王事。
前乎此者，但征及《詩》、《書》而已。
可見宣王以前無《春秋》也。
宣王中興令主，不但武功昭著，即文化亦遠邁前古。
改古文為籀文，易紀事以編年，皆發明絕大者也。
至列國之有春秋，則時有早晚，決非同時并作。
《晉世家》記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當周宣王二十年，是晉于是始有春秋。
其餘各國皆在宣王之後。
魯之《春秋》，始于隐公元年，當平王四十九年，上去共和元年曆一百一十九年。
其所以始于隐公者，漢儒罕言其故。
杜元凱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隐公讓國賢君，故托始于此。
此殆未然。
列國春秋，本非同時并作，魯則隐公時始有春秋耳，非孔子有意托始于隐公也。
後人以太史公世家首太伯，列傳首夷、齊，推之《春秋》殆于魯隐，其意正同。
其實太史公或有此意，孔子則未必然。
隐公但有讓桓之言，而無其實事。
雲&ldquo使營搜裘，吾将老焉&rdquo者，不過尋常酬酢語耳，何嘗真以國讓哉！ 周之史官有辛甲、尹佚。
尹佚即史佚，其書二篇，《藝文志》入墨家。
《呂氏春秋·當染篇》雲：&ldquo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當作平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
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
&rdquo墨子之學，出于史角，由此可知史角即尹佚之後。
魯有《春秋》，殆自史角始矣。
《左傳》所載五十凡例，杜氏以為周公之舊典，蓋據傳凡例謂之禮經，而謂此禮經為周公所制也。
然時王之禮皆是禮經，豈必周公所制然後謂之禮經哉！餘意五十凡例乃宣王始作春秋之時王朝特起之例。
列國之史，其凡例由周室頒布抑列國自定，今不可知。
要之，當時之禮即可謂之禮經，不必定是周公作也。
作史不得不有凡例，太史公、班孟堅之作有無凡例不可知。
範蔚宗作《後漢書》則有之（《宋書·範晔傳》雲：&ldquo班氏任情無例，吾雜傳論，皆有精意。
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rdquo），惟今不可見。
唐修《晉書》，非一人之作，不得不立凡例以齊之一。
宋修《新唐書》，呂夏卿有《唐書直筆新例》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新唐書》本紀、志、表，皆歐陽修作；列傳則宋祁作。
二人分工，如出一手，凡例之郊也。
大抵一人之作，不願以凡例自限，《春秋》本不定出一史官之手，無例則有前後錯誤之虞，故不得不立凡例。
惟《左傳》的舉五十凡例，不知為周史所遺抑魯史自定之耳。
自來論孔子修《春秋》之故者，孟子曰：&ldquo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rdquo《公羊傳》曰：&ldquo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rdquo公羊之論較孟子為簡赅。
然《春秋》者，史也。
即在盛世，亦不可無史。
《尚書》紀事，略無年月，或頗有而多阙，僅為片斷之史料。
《春秋》始有編年之法，史法于是一變，故不可謂《春秋》之作專為撥亂反正也。
宋儒以為《春秋》貴王賤霸，此意适與《春秋》相反。
《春秋》詳述齊桓、晉文之事，尚霸之意顯然。
孟子、公羊，同然一辭。
雖孟子論人，好論人心，以五霸為假。
然假與不假，《春秋》所不論也。
貴王賤霸之說，三傳俱無，漢人偶亦及之，宋儒乃極言之耳。
三傳事迹不同，褒貶亦不同，而大旨則相近。
所謂绌周、王魯、為漢制法者，公羊固無其語，漢儒傅會以幹人主，意在求售，非《春秋》之旨也。
要之，立國不可無史，《春秋》之作，凡為述行事以存國性。
以此為說，無可非難。
今文化之國皆有史，惟不如中士詳備。
印度玄學之深，科學亦優，而其史則不可考。
又如西域三十六國，徒以《漢書》有此一傳，尚可據以知其大概，彼三十六國無史，至今不能自明其種類。
中國之大，固不至如三十六國之泯焉無聞，然使其堕入印度則易。
此史之所以可貴，而《春秋》之所以作也。
問魯之《春秋》，孔子何為修之？曰：魯之《春秋》，一國之史也。
欲以一國之春秋，包舉列國之春秋，其事不易。
當時之史，惟周之春秋最備，以列國紀載皆須上之周室（《史記·六國表》謂&ldquo秦既得志，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所剌譏也。
《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rdquo可見七國時，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ldquo可見七國時，列國之史猶藏周室）。
孔子之作《春秋》，如欲包舉列國之史，則非修周之春秋不為功。
然周之《春秋》，孔子欲修之而不可得。
魯為父母之邦，故得修魯之《春秋》耳。
然魯之《春秋》，局于一國，其于列國之事，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隐諱，不能得其實事；既魯史載筆，亦未必無誤。
如此則其紀載未必可信，不信則無從褒貶，不足傳之後世。
以故，孔子不得不觀書于周史也。
既窺百國之書，貫穿考核，然後能筆削一經爾。
嘉慶時，袁蕙纕據《左傳》從赴之言，以孔子未嘗筆削。
然此可以一言破之：魯史以魯為範圍，不得逾越範圍而竄易之，使同于王室之史。
孔子之修《春秋》，殆如今大理院判案，不問當事者事實，但據下級法庭所叙，正其判斷之合法與否而已。
傳曰：&ldquo非聖人誰能修之？&rdquo焉得謂孔子無治定舊史之事哉！乾隆時重修《明史》，一切依王鴻緒《明史稿》，略加論贊。
孔子之修《春秋》，亦猶是也。
所以必觀書于周史者，《十二諸侯年表》雲：&ldquo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rdquo。
&ldquo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
為有所剌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rdquo據此可知，孔子觀周與修《春秋》之關系淺，與作《左傳》關系深，然自孔子感麟制作，以訖文成，為時亦當一年，更逾年而孔子卒。
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授弟子，恐非期月之間所能深通。
今觀仲尼弟子所著，如《曾子》十八篇，無一言及《春秋》者。
太史公雲：&ldquo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rdquo信矣！蓋《春秋》與《詩》、《書》、《禮》、《樂》不同，《詩》、《書》、《禮》、《樂》，自古以之教人：《春秋》，官史之寶書，非他人所素習。
文成一年，微言遂絕，故以子夏之賢，曾無啟予之效。
而太史公又謂七十子鹹受傳指，人人異端，蓋之過矣。
誠令弟子人人異端，則《論語》應載其說，傳文何其阙如？嘗謂《春秋》既成，能通其傳指者甚少，亦如《太史公書》惟楊恽為祖述耳。
左丘明身為魯史，與孔子同觀周室，孔子作經，不暇更為之傳，既卒，而弟子又莫能繼其志。
于是具論其事而作傳耳。
孟子曰：&ldquo《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lsquo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rsquo&rdquo案，《說文》事從事之省聲，史所以記事，可知事即史也。
《春秋》天子之事者，猶雲《春秋》天子之史記矣。
後人解《孟子》，以為孔子匹夫而行天子為事，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此大謬也。
周史秘藏，孔子窺之，而又洩之于外，故有罪焉爾。
向來國史實錄，秘不示人。
明清兩代，作實錄成，焚其稿本，棄其灰于太液池。
以近例遠，正複相似。
豈徒國史秘密，其凡例當亦秘密，故又曰：&ldquo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rdquo義即凡例之謂。
竊取其義者，猶雲盜其凡例也。
孟子之言至明白，而後人不了其義，遂有漢儒之妄說。
夫司馬子長身為史官，作史固其所也。
班孟堅因其父業而修《漢書》，即有人告私改作國史者，而被收系獄。
《後漢書》亦私家之作，然著述于易代之後，故不以私作為罪。
《新五代史》亦私家之作，所以不為罪者，徒以宋世法律之寬耳。
若莊廷鑨私修《明史》，生前未蒙刑罪，死後乃至戮屍。
國史之不可私作也如此。
故孔子曰竊取、曰罪我矣。
孔子之修《春秋》，其意在保存史書，不修則獨藏周室，修之則傳諸其人。
秦之燔書，周室之史一炬無存，至今日而猶得聞十二諸侯之事者，獨賴孔子之修《春秋》耳。
使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傳》，則今日之視春秋猶是洪荒之世已。
（以上論孔子修《春秋》） 《公羊傳》雲：&ldquo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rdquo此語不然。
公羊在野之人，不知國史，以事實為傳聞，其實魯有國史，非傳聞也。
董仲舒、何休更以所見之世為著太平，所聞之世為見升平，所傳聞之世為起衰亂，分二百四十二年以為三世，然公羊本謂《春秋》撥亂世、反諸正，是指二百四十二年皆為亂世也。
僖公經二十八年：&ldquo天王狩于河陽。
&rdquo《左傳》稱仲尼曰：&ldquo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lsquo天王狩于河陽&rsquo。
&rdquo似傳意以此為孔子所修。
然《史記·晉世家》稱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ldquo諸侯無召王。
&lsquo王狩河陽&rsquo者，《春秋》諱之也。
&rdquo則知此乃晉史舊文，孔子據而錄之耳。
是故，杜氏以諸稱&ldquo書&rdquo、&ldquo不書&rdquo、&ldquo先書&rdquo、&ldquo故書&rdquo，&ldquo不言&rdquo、&ldquo不稱&rdquo、&ldquo書曰&rdquo之類皆是孔子新意，正未必然。
惟《趙世家》雲：&ldquo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lsquo趙鞅以晉陽叛。
&rsquo&rdquo此當為孔子特筆。
又，《左傳》具論《春秋》非聖人不能修，蓋以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為孔子特筆。
外此，則孔子特筆治定者殆無幾焉。
《春秋》本史官舊文，前後史官意見不同，故褒貶不能一緻。
例如《史》、《漢》二書，太史公所譏，往往為班孟堅所許，《春秋》之褒貶，當作如是觀矣。
宋人謂《春秋》本無褒貶（硃晦庵即如此說），則又不然。
三傳皆明褒貶，不褒貶無以為懲勸，亂臣賊子何為而懼也。
胡安國謂聖人以天自處，故王亦可貶。
此又荒謬之說也。
晉侯、齊侯、貶稱曰人，略之而已，無妨于實事。
如稱齊伯、晉伯，則名實乖違，夫豈其可？如胡氏之言，孔子可任意褒貶，則充類至盡，必至如洪秀全所為。
洪秀全自稱天王，而貶秦始皇曰秦始侯，貶漢高祖曰漢高侯，可笑孰甚焉？餘意褒貶二字，猶言詳略，天子諸侯之爵位略而不書，有貶雲乎哉？ 《春秋》三傳者，《左氏》、《公羊》、《穀梁》是也。
《史記》稱《左氏》曰春秋，稱《公》、《穀》曰傳。
清劉逢祿據是謂《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
劉歆等改左氏為傳《春秋》之書。
東漢以後，以訛傳訛，冒名《春秋左氏傳》，不知春秋固為史書之通稱，而傳之名号亦廣矣。
孟子常稱&ldquo于傳有之&rdquo，是凡經傳無不可稱傳，孔子作《易》十翼，後人稱曰彖傳、象傳、文言傳、系辭傳是也。
左氏之初稱傳與否，今莫能詳。
太史公雲：&ldquo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rdquo上謂丘明述傳，本以說經。
故桓譚《新論》（《太乎禦覽》引）雲：&ldquo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裡，相持而成。
&rdquo焉得謂是《晏子》、《呂覽》之比？蓋左氏之旨，在采集事實，以考同異、明義法，不以訓故為事，本與其餘釋經之傳不同。
《春秋》不須訓故，即《公》、《穀》亦不得訓故也。
《春秋》經十二公，何人所題（三體石經今存立公篇題）？哀公經又何人所題？是當屬左氏無疑。
《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此因《公》、《穀》合闵于莊，而《左氏》則莊、闵各卷，故《公》、《穀》十一，而《古經》十二也。
闵公曆年不久，篇卷短少，故合之于莊，乃何休則以為&ldquo三年無改于父之道&rdquo。
不以鑿乎？ 《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是經、傳别行。
杜元凱作注，始合經傳而釋之。
昔馬融作《周官傳》，就經為注。
康成注《易》以十翼合之于經，皆所以便諷籀耳。
《論衡·案書篇》雲：&ldquo《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
&rdquo而《漢志》稱孔壁所得止有《尚書》、《禮記》、《論語》、《孝經》。
《說文序》雲：&ldquo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rdquo張蒼所獻者，是否經傳合編，則不可知。
今《左氏》經文已經後師用《公》、《穀》校改，觀三體石經與今本不同可知也。
《儒林傳》稱賈誼為《左氏傳訓故》，是《左傳傳》先恭王壞壁而出，《說文序》雲張蒼獻之，是也。
唐趙匡雲：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而劉歆以為《春秋左氏傳》是邱明所為耳。
案：昔人所以緻疑于左氏者，以《左傳》稱魯悼公之谥。
魯悼之卒，後于獲麟五十年。
又稱趙襄子之谥，趙襄之卒，更在其後四年。
如左氏與孔子同時，不至如此老壽。
然考仲尼弟子，老壽者多。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稱于夏少孔子四十歲，《六國表》稱魏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時子夏一百一歲矣。
至文侯二十五年，子夏一百有八，《魏世家》猶有受經藝之文。
假令左氏之年與子夏相若，所舉谥号在魯元初年，其時不過八十餘年，未為笃老也。
又《呂·長利篇》載南宮括與魯缪公論辛寬語。
缪公之卒，上距元公之初五十餘年，南宮得見缪公，則何疑于左氏之不逮元公也。
劉向《别錄》稱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案：《呂氏春秋·當染篇》、《史記》列傳，皆稱吳起學于曾子（《檀弓》亦稱曾申為曾子）；《說苑·建本篇》稱魏武侯問元年于吳子，則起受《左氏春秋》于曾申可信（起死在魯缪公二十七年，去獲麟已百歲）。
《十二諸侯年表》雲：&ldquo铎椒為楚威王傅（威王元年去獲麟一百四十二年），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铎氏微》。
&rdquo微者，具體而微之謂，即抄撮是也。
《左傳》全文十七萬字，合經文則十九萬字，簡編之繁重如此，觀覽不易，傳布亦難矣。
《漢志》雲：&ldquo《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隐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rdquo抑亦未盡之論，恐《左氏》之不顯，正為簡編繁重之故，此铎椒所以作抄撮也。
《呂氏春秋》、《韓非子》諸書多引《左氏》之文，其所見是否《左氏》全文抑僅見铎氏抄撮，今無可征。
至《公》、《穀》所舉事實，與《左氏》有同有異。
大概《公》、《穀》本諸《铎氏》，其不同者，铎本所無耳。
《别錄》雲：铎椒授虞卿，以其時考之，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郫為平原君請封（本傳），而铎椒為楚威王傅，自楚威王元年至信陵君救邯郫之歲，曆八十三年，則卿不得親受《春秋》于椒。
《别錄》所述，當有阙奪。
又雲：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虞卿相趙，荀卿趙人，自得見之。
荀卿适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栖傳）。
荀卿廢後十八年秦并天下，時張蒼為秦禦史，主柱下方書。
蒼以漢景帝五年卒，年百有餘歲（本傳），則為禦史時已三四十矣，其得事荀卿自可信。
荀卿之卒，史無明文。
《鹽鐵論》稱李斯為相，荀卿為之不食，是荀卿亦壽考人也。
蒼獻《左傳》而傳之賈誼。
今觀賈誼《新書》征引《左氏》甚多，其傳授分明如此。
桓譚《新論》雲：《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
以《公羊》隐十一年傳稱&ldquo子沈子曰&rdquo，何休雲：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
《穀梁》定元年傳直稱沈子，則沈子當與穀梁為同輩，此公、穀後先之證也。
柏舉之役，穀梁稱蔡昭公歸乃用事乎漢，公羊則改用事乎河。
蓋公羊齊人，知有河而不知有漢，不知自楚歸蔡，無事渡河，此公羊不明地理之過也（《史通》譏《公羊》記晉靈公使勇士賊趙盾，勇士見盾食魚飧，歎以為儉，以為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馔呼為菲食，于物理全爽）。
改一字而成巨謬，斯又《公羊》後出之證也。
穀梁常引《屍子》之言，《漢志》雲：&ldquo屍子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rdquo穀梁有聞于屍佼，疑其亦得見《秦記》。
《六國表》稱《秦記》不載月日，穀梁聞屍佼之說，見《秦記》之文，故以魯史之書月日為義例所在矣。
殽之役，《穀梁》言&ldquo秦越千裡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别，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
&rdquo範甯不能解，楊士勳疏雲：&ldquo&lsquo亂人子女&rsquo，謂入滑之時縱暴亂也。
&rdquo案，《史記·扁鵲傳》雲：秦缪公夢之帝所，帝告以&ldquo晉國且大亂，其後将霸，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别&rdquo。
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與《穀梁》之言合符。
蓋穀梁得之《秦記》爾。
《史記》商君傳：&ldquo商君告趙良曰，始秦戎狄之教，父子無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别。
&rdquo此亦秦師敗于殽而歸縱淫之證也。
至《穀梁》所記，亦有可笑者，如季孫行父秃、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禦秃者，使眇者禦眇者，使跛者禦跛者，使偻者禦偻者。
此真齊東野人之語，而穀梁信之。
又如宋、衛、陳、鄭災，《穀梁》述子産之言曰：&ldquo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
&rdquo豈以裨竈一人能同日為四國災耶？ 穀梁下筆矜慎，于事實不甚明了者，常出以懷疑之詞，不敢武斷。
荀卿與申公皆傳《穀梁》，大抵《穀梁》魯學，有儒者之風，不甚重視王霸；公羊齊人，以《孟子》有&ldquo其事則齊桓、晉文&rdquo之言，故盛稱齊桓，亦或過為偏護。
何休更推演之，以為黜周、王魯、為漢制法諸說，彌離《公羊》之本義矣。
《公羊》後師有&ldquo新周故宋&rdquo之說。
《公羊》成十六年傳：成周宣榭災，&ldquo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rdquo夫豐鎬為舊都，成周為新都。
《康诰》曰：&ldquo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rdquo《召诰》曰：&ldquo乃社于新邑。
&rdquo《洛诰》曰：&ldquo王在新邑烝。
&rdquo新周猶言新邑，周不可外，故書。
義本坦易，無須曲解。
故宋本非公羊家言，《穀梁》桓公二年傳：&ldquo孔子，故宋也。
&rdquo孟僖子稱孔子聖人之後，而滅于宋。
《穀梁》亦謂孔子舊是宋人。
新周、故宋，截然二事，董、何輩合而一之，以為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義實公、穀所無，由董、何讀傳文而立。
至文家五等、質家三等之說，尤為傅會。
《左氏》言：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公羊》亦雲：《春秋》，伯、子、男，一也。
申之會，子産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魯語》，叔孫穆子言諸侯有卿無軍，伯、子、男有大夫無卿。
據《周官》：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即謂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至春秋時，則伯、子、男同等。
此時王新制爾。
若去素王改制，則子産、叔孫穆子皆在孔子修《春秋》以前，何以已有伯、子、男同班之說？仲舒未見《左氏》，不知《公羊》之語所由來，乃謂孔子改五等以為三等，為漢制法。
其實，漢代止有王、侯二等，非三等也。
公羊即不見《左氏傳》，或曾見铎氏抄撮，故其說亦有通于《左氏》者。
如&ldquo元年春，王正月&rdquo，《左氏》雲：&ldquo王周正月。
&rdquo王周猶後世之稱皇唐、皇宋。
謂此乃王周之正月，所以别于夏、殷也。
《公羊》雲：&ldquo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rdquo蓋文王始稱王、改正朔，故公羊以周正屬之，其義與左氏不異。
乃董仲舒演為通三統之說。
如董說則夏建寅、商建醜，必将以二月為商正月，三月為夏正月，不得言王二月、王三月矣。
《公羊》本無神話，凡諸近神話者，皆《公羊》後師傅會而成。
近人或謂始于董仲舒。
案，《公羊》本以口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當漢景帝時，則與仲舒同時也。
何休解诂，一依胡毋生條例。
蓋妖妄之說，胡毋生已有之，不專出董氏也。
《公羊》嫡傳，漢初未有其人（戴宏之說，全無征驗）。
《論衡·案書篇》雲：&ldquo公羊高、穀梁置、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
&rdquo夫三人并列，可知胡毋生雖說《公羊》而亦自為一家之學。
漢人傳《尚書》者，小夏侯本受之大夏侯，後别立小夏侯一家。
胡毋生之傳《公羊》，亦其比矣。
《别錄》及《藝文志》但列公、穀、鄒、夾四家，今謂應加胡毋氏為五家，庶幾淄渑有辨。
惜清儒未見及此，故其解釋《公羊》總不能如晦之見明，如符之複合也。
惟《公羊》得胡毋生而始著竹帛，使無胡毋生則《公羊》或竟中絕，然則胡毋生亦可謂《公羊》之功臣矣。
漢末鐘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廚，《公羊》為賣餅家。
自《公羊》本義為董、胡妄說所掩，而聖經等于神話，微言竟似預言，固與《推背圖》、《燒餅歌》無别矣。
今治三傳自應以《左氏》為主，《穀梁》可取者多，《公羊》頗有刻薄之語，可取者亦尚不少，如内諸夏、外夷狄之義，三傳所同，而《公羊》獨著明文。
又譏世卿之意，《左》、《穀》皆有之，而《公羊》于尹氏卒、崔氏出奔，特言世卿非禮。
故讀《公羊傳》者，宜舍短取長，知其為萬世制法，非為漢一代制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