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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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康成僅百年，如《小序》果為宏作，康成不容不知。
由今思之，殆宏别為《毛詩序》，不與此同，而不傳于後。
或宏撰次詩序于每篇之首，亦通謂之作耳。
漢人專說《毛詩》者，今存《鄭箋》一種。
馬融《毛詩傳》散佚已久，今可見者，惟《生民篇》《正義》所引言帝喾事為最詳耳。
（以上論三家詩與毛之不同。
） 硃晦庵誤解&ldquo鄭聲淫&rdquo一語，以為鄭風皆淫，于是剌忽之詩，皆釋為淫奔之作。
陳止齋笑晦庵以彤管為行淫之具，城阙為偷期之所，今《集傳》中無此語，蓋晦庵自覺其非而删之矣。
凡《小序》言剌者，晦庵一概目為淫人自道之詞。
自來淫人自道之詞未嘗無有，如六朝歌謠之類，恐未可以例《國風》。
若鄭風而為淫人自道之詞，顯背無邪之旨，孔子何以取之？昔昭明編輯《文選》，于六朝狎邪之詩，擯而不錄。
《高唐》、《神女》、《洛神》之屬，别有托意，故錄之（見《菿漢閑話》）。
昭明作《陶淵明集序》，謂《閑情》一賦，白壁微瑕。
昭明尚然，何況孔子？晦庵之言，亦無知而妄作爾。
自晦庵作《集傳》，說《詩》之風大變。
清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反駁晦庵，其功不可沒（呂東萊作《讀詩記》，不以晦庵為然。
晦庵好勝，謂東萊為毛、鄭之佞臣）。
後之治《毛詩》者，桐城馬瑞辰作《毛詩傳箋通釋》，泾縣胡承珙作《毛詩後箋》，長洲陳奂作《詩毛氏傳疏》。
馬氏并重《傳》、《箋》，胡氏從《傳》而不甚從《箋》，陳氏則全依《毛傳》。
治三家詩者（《齊詩》亡于三國；《魯詩》亡于永嘉之亂；《韓詩》唐代猶存，今但存《外傳》而已。
三家至宋全亡，如三家詩不亡，晦庵作《集傳》當不至荒謬如此），王應麟後，清有陳壽祺、喬枞父子。
喬枞好為牽附，謂《儀禮》引《詩》，皆《齊詩》說；又謂《爾雅》為《魯詩》之學，恐皆未然。
要之，陳氏父子，雖識見未足，然網羅放失之功，亦不可沒。
其後，魏源作《詩古微》，全主三家。
三家無序，其說流傳又少，合之不過三十篇，謂之《古微》，其實逞臆之談耳。
今治《詩經》，不得不依《毛傳》，以其序之完全無缺也。
詩若無序，則作詩之本意已不明，更無可說。
三家詩序存者無幾，無從求其大義矣。
戴東原作《毛鄭詩考證》，東原長于訓诂之學，而信服晦庵，故考證未能全備。
東原之外，治詩者皆宗《毛傳》，陳氏父子，不過網羅放失而已。
《考經》曰：&ldquo安上治民，莫善于禮&rdquo。
《左傳》曰：&ldquo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rdquo。
今案：《儀禮》與安上治民有關。
《周禮》則經國家、定社稷之書也。
《周禮》初出曰《周官經》，劉歆始改稱《周禮》，然《七略》猶曰《周官》，《漢書、藝文志》仍之。
馬融訓釋之作，亦稱《周官傳》，至鄭康成以《周禮》名之，合《儀禮》、《小戴記》為三禮。
三禮之名，自鄭氏始，今若以《大戴禮》合之，當稱四禮。
稱三禮者，沿鄭氏注也。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稱劉歆末年，知周公緻太平之迹具在《周官》，然當時今文家不肯置信。
林碩以為黩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為戰國陰謀之書。
今觀《周禮》，知劉歆之言不謬。
惟其書非一時一人之作，蓋如曆代會典，屢有增損（《唐六典》以及明清之《會典》，皆拟《周禮》。
《六典》全依《周官》，《會典》雖稍異，然行文多模仿之迹，此亦有關文體。
不學《周禮》，則官制說不清楚。
亦如後之律書必拟漢律也）。
創始之功，首推周公，增損之筆，終于穆王耳。
今《逸周書》有《職方篇》，為穆王時作，而其文見于《周禮·夏官》，知周公以後、穆玉以前，《周禮》一書，時有修改。
穆王以後，則未見修改之迹也。
何以言之？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條；而穆王作《呂刑》稱五刑之屬三千，較《周禮》多五百條。
《呂刑》别行，以此知穆王晚年，已不改《周禮》也。
《左傳》子革曰：&ldquo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車轍馬迹焉。
&rdquo今《穆天子傳》真僞未可知。
然穆王好大喜功，觀《職方氏》一篇可知也。
《職方氏》言中國疆域，東西南北相距萬裡。
方千裡曰王畿，其外方五百裡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蠻服（又稱要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籓服。
依此推算，自王城至籓服之邊，東西南北均五千裡，為方萬裡，積一萬萬方裡。
蠻服以内為九州，以外為蕃國。
九州以内，方七千裡，積四千九百萬方裡。
非穆王之好大，何以至此。
《康诰》曰：&ldquo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
&rdquo是周公作洛時，無所謂要服。
《康王之诰》稱庶、邦、侯、甸、男、衛，亦無要服。
不特此也，漢人迷信《王制》，《王制》曰：&ldquo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裡。
&rdquo鄭注雲：&ldquo大界方三千裡，三三而九，方千裡者九也。
其一為縣内，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
&rdquo餘謂夏制不可知，殷制則不止方三千裡。
《酒诰》曰：&ldquo自成湯鹹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罔敢湎于酒。
&rdquo是周初之制與商制無甚差異，皆侯、甸、男、采、衛五等，無所謂要服也。
要服本為蠻服，不在九州之内。
穆王好大喜功，故《職方》之言如此。
《大行人》朝貢一節，與《職方氏》相應，當亦穆王所改。
若巾車掌公車之政令、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
可見周初疆域，至衛服而止，無所謂要服，此穆王所未改者也。
夷、鎮、籓三服，地域渺茫，叛服不常，安知其必為五百裡？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裡，東西七千裡，九州之大，恐無此數。
今中國本部，最北為獨石口，當北緯四十一度半；極南至于瓊州，當北緯十八度。
其中南北相去二十三度半，為裡四千九百。
周尺今不可知，若以漢尺作準，漢尺存者有慮■尺，慮■尺一尺，合清營造尺七寸四分，尺度雖古今不同，裡法則古今不異。
古之五服六千裡，以七四比之，當四千四百四十裡，與今四千七百裡不甚相遠。
穆王加要服為七千裡，以今尺計之，則為五千一百八十裡，較今長三四百裡，此由今中國本部，北至獨石口，而古者陝西北部之河套亦隸境内（今屬綏遠）。
河套之地，于漢為朔方、九原、定襄（朔方正傍黃河，周時&ldquo城比朔方&rdquo，此朔方與漢之朔方為近，非唐之朔方也），如并朔方計之，當有五千一百八十裡。
恐穆王時疆域亦未大于今日也。
《漢書·地理志》：&ldquo郡縣北至朔方，南至交趾（九真日南即今安南）。
&rdquo而雲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裡。
以今尺七四比之，有九千六百餘裡。
自朔方以至日南，亦無此數。
自此以後，言地域者，皆稱南北萬裡、東西九千裡。
其實中國本部無此數，此後世粗疏，更甚于《周禮》也。
測量之不精，自周至明，相差不遠，惟周人不甚誇大、漢以後誇大耳。
測量之法，古人未精，西晉裴秀作官圖，蓋嘗測量矣。
所以不準者，以不知北極出地之法也。
唐賈耽作《華夷圖》及關中、隴右、山南、九州等圖；至宋，略改郡縣之名，劉豫阜昌七年刻之西安，一曰《禹迹圖》，一曰《華夷圖》，今尚完好。
賈耽之作，亦由測量而來，然亦未準者－－不知北極出地之法，一也；未免誇大，二也。
北極出地之法，周人自未之知，因其不誇大，故所言裡數與今相差不遠耳。
（以上言職方與周初疆域不同，明《周禮》非周公一時之作，周公之後屢有修改。
） 管仲治齊，略變《周禮》之法，《小匡篇》及《齊語》并載桓公問為政之道，管子稱：&ldquo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績，以成其名。
&rdquo《周禮》至穆王乃定，此亦一證。
又，《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其法不甚嚴厲，其職殆如今衛生警察。
如言《周禮》之作在周公時，則萍氏顯違《酒诰》之文。
《酒诰》曰：&ldquo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rdquo不僅幾酒、謹酒而已！此亦可見《周禮》之屢有修改，蓋百餘年中，不知修改若幹次矣。
六官之制，古無異論。
清金鹗作《求古錄禮說》，言六官之制，實始于周。
《曲禮》雲：&ldquo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
&rdquo此與《周官》不同，當為殷制。
又雲：王者設官，所以代天官，故其制必法乎天。
三光以法三公，五官以法五行。
引《左傳》雲：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
明自少臯、颛顼以來皆五官。
餘謂少臯、颛顼之制，确為五官，前乎此則未可知。
至商，恐已六官矣。
《曲禮》之言，不知何據。
鄭注《禮記》，凡與《周禮》不合者，皆曰夏殷之制。
其實五官是否确為殷制，不可知也。
餘謂，與其據《曲禮》，不如據《論語》。
《論語》雲：&ldquo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
&rdquo&ldquo何必高宗？古人之皆然。
&rdquo此所謂冢宰，當如《周官》之冢宰，為六官之首。
否則，百官何以聽之？冢宰于《周禮》曰太宰。
太宰之名，不見虞、夏之書，殆起于商。
《說文》雲：&ldquo宰，罪人在屋下執事者；從宀從辛，辛，罪也。
&rdquo具食之官，見于《左傳》者曰宰夫，或曰膳宰。
《漢書》有雍太宰，為五時具食上官。
宰本罪人之稱，庖人具食，事近奴隸，故以宰為名。
然太宰、小宰，位秩俱隆，而（貝也）被宰名，當自伊尹始。
《呂覽·本味篇》稱伊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周舉天下魚肉菜果之美，而結之曰：天子成則至味具。
《史記·殷本紀》亦謂伊尹欲幹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緻于王道。
二家之說與《孟子》&ldquo伊尹以割烹要湯&rdquo符合。
據《文選》李善注引《魯連子》曰：&ldquo伊尹負鼎佩刀以幹湯，得意，故尊宰舍。
&rdquo蓋伊尹參與帷幄之謀，權勢雖尊，本職則卑。
後以其功高，而尊宰舍，故有太宰、冢宰之名耳。
又《商頌》稱伊尹為阿衡，《周書》曰保衡。
保阿，女師也。
阿，《說文》作（加），在女子曰保阿，在男子亦曰阿衡、保衡，其為媵同也。
伊尹為媵臣，故尊保阿；伊尹為庖人，故尊宰舍。
此說雖為孟子所不信，然其為實事至明。
周因殷禮，故設太宰之官。
今觀太宰所屬之官，與清之内務府不遠。
惟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為與國計有關。
自餘宮殿之官，如宮正之屬；禁掖之官，如内宰之屬；飲食之官，如膳夫之屬；衣服之官，如司裘、掌皮之屬，皆清内務府所掌也。
周官三百六十，太宰所掌六十，位秩最崇，然治官之屬，僅司會、大府為有關于國計者。
以太宰本之殷制而來，其本職不過《周禮》膳夫、内宰二官。
由飲食而兼司衣服，由禁掖而兼司宮殿。
是故，周官太宰無所不掌，而屬員仍冗官耳。
後儒不明此理，謂周公防宦官用事，故立此制。
不知宦官用事，必不在貴族執政之世、周公時貴族執政，斷無主刑餘擅權之理也（漢、唐、明三代，皆有刑餘擅權之事，六朝則無。
何則？貴族執政階級嚴明，非刑餘所得間也）。
由此論之，天官冢宰，周襲殷制，後世未必可法。
至春官宗伯主祭祀，非今之要職。
地官司徒掌地方行政，兼司教育，如今内務、教育兩部。
夏官司馬掌行軍用兵，如今軍政部。
秋官司寇掌獄訟刑法，如今之司法部。
皆立國要典，可資取法者也。
（以上論六官之職） 何以漢儒謂《周禮》為黩亂不驗之書也？以漢初經師之說，與《周禮》不同，故排棄之耳。
《馬融傳》雲：&ldquo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隐藏百年。
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複入于秘府。
五家之儒，莫得見焉。
&rdquo案：馬謂秦燒《周禮》獨悉，其言太過。
秦所最惡者為《詩》、《書》而不及《禮》。
孟子曰：&ldquo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rdquo可見《周禮》自七國時已不甚傳。
雖以孟子之賢，猶未之見。
故其言封建與《周禮》全異（孟子言：&ldquo公、侯皆方百裡，伯七十裡，子、男五十裡。
&rdquo《周禮》謂公五百裡，侯四百裡，伯三百裡，子二百裡，男百裡）。
漢初儒者未見《周禮》，而孟之說流傳已久，故深信不疑（景帝未年河間獻王始得《周禮》，《周禮》未出時，漢儒言封建者皆宗孟子，文帝時作《王制》亦采《孟子》為說）。
又以賈誼有衆建諸侯之論，故雖見《周禮》，亦不敢明說。
周之五百裡，為今三百七十裡，其封域不過江、浙之一道，川、雲之一府。
漢初王國之廣，猶不止此。
夏、商二代，封國狹小，故湯之始征，四方風靡，文王伐崇戡黎，為時亦暫。
以四鄰本非強大，故得指顧而定之也。
《逸周書·世俘解》稱武王翦商，滅國六百餘（孟子言滅國五十），若非小國寡民，安得數月之間滅國六百餘乎？周公有鑒于此，故大封宗室，取其均勢，以為籓屏。
其弊至于諸侯争霸，互相争伐，而天子不能禁。
以視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如運諸掌，本末之勢，迥乎不同。
由此可知，商代封國尚無五百裡之制也。
賈誼患諸侯王尾大不掉，故不肯明征《周禮》。
惟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雲：&ldquo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裡。
&rdquo《漢書·韓安國傳》，王恢與安國論辨，稱秦謬公都雍地，方三百裡，并與《周禮》相應。
蓋史公但論史事，王恢不知忌諱，故直舉之耳。
然孟子之言亦未無據。
周之封建，有功者，視其功之高下以為等級，無功則封地狹小。
滕、薛皆侯國。
滕，周所封；薛，夏所封。
考其地不出今薛縣一縣，猶不及孟子所言之百裡。
齊、魯、衛、燕，亦皆侯國，而封域不止四百裡（齊，太公之後；魯，周公之後；燕，召公之後。
功業最高，故封地獨大。
衛包邶、鄘、衛三國，殷畿千裡，皆為衛有）。
蓋于魯、衛為褒有德，于齊、燕為尊勤勞。
其地皆去周遠，亦所以固吾圉也。
以此知五裡裡、四百裡之制，不過折衷言之，非不可斟酌損益也。
明乎此義，則可知《周禮》非黩亂不驗之書矣。
至謂《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者，漢人信《孟子》，何休專講《公羊》，故有此言耳。
後之論者，以王莽、王安石皆依《周禮》施政而敗，故反對《周禮》。
餘謂二王緻敗之由在不知《周禮》本非事事可法，隻可師其意，而不可襲其迹。
西漢之末，家給人足，天下艾安。
莽之變法，可謂庸人擾之。
宋神宗時，國勢雖衰，民猶安樂，安石乃以變風俗、立法度為急，而其法又主于聚斂，宜其敗矣。
宇文周時關隴殘破，蘇綽為六條诏書奏施行之：曰先治心，曰敦教化，曰盡地利、曰擢賢良，曰恤獄訟，曰均賦役。
蓋亦以《周禮》為本，終能斫雕為樸，變奢從儉。
隋及唐初，胥蒙其福。
貞觀之治，基礎于此。
夫變法之道，亂世用之則治，治世用之則亂，況《周禮》不盡可為後世法乎？陳止齋、葉水心尊信《周禮》，當南宋殘破之時而行《周禮》，或有可緻治之理，然不可行之今日。
何者？今外患雖烈，猶未成南宋之局，若再變法，正恐治絲而益棼耳。
《中庸》雲：&ldquo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rdquo《禮器》雲：&ldquo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rdquo禮儀、經禮謂《周禮》也。
威儀、曲禮謂《儀禮》也。
《儀禮》篇目不至有三千，故鄭康成雲：其中事儀三千。
然《漢志》言禮自孔子時而不具，《雜記》言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
然則在孔子時，《儀禮》早有亡失。
三百三千雲者，約舉其大數雲爾。
秦燔書後，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于孔壁得《禮古經》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
以古禮僅存五十六篇，故學者無不重視《禮記》。
今五十六篇又散佚矣。
漢儒說經，為《儀禮》作注者絕少。
馬融但注《喪服》一篇，至康成乃注全經。
自漢未以逮西晉，注《喪服》者，無慮二三十家，而注全經者，僅王肅一人而已。
今人見《儀禮》僅存十七篇，以為《禮古經》五十六篇，除十七篇外，悉已散佚。
此不然也。
案：小戴記《投壺》、《奔喪》二篇，鄭《目錄》雲：實逸《曲禮》之正篇也。
又，大戴記之《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公冠》（《公冠》文簡，是否全文，未可知，後附孝昭冠辭，文亦無多）三篇，皆當為逸禮之正篇。
又鄭注《内宰》，引《天子巡守禮》；注《司巫》、《月令》，引《中霤禮》，其文雖少，亦《禮古經》之正篇，當在五十六卷之數。
依是數之，則十七篇外，今可知者又有七篇，合之得二十四篇。
《禮經》之文，平易可讀，漢儒所以不注者，或以其繁瑣太甚，或以通習者不多（西漢習禮者有魯國桓公，見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其授受不可知）。
蓋漢人治經謹慎，非有師受，不敢妄說。
康成但注十七篇者，亦以三十九篇先師未有講說故耳。
禮書序次，大小戴及《别錄》，彼此不同。
其以《士冠》、《士昏》、《士相見》為次，則三家未有違異。
鄭氏次第，悉依《别錄》。
其經文有今古文之異者，鄭于字從今者下注古文作某，從古者，下注今文作某。
所謂今古文，非立說有異，不過文字之異耳。
自漢以來，傳《喪服》者獨盛（馬融而後，三國蔣琬亦作《喪服要記》一卷）。
小戴記論《喪服》者十餘篇，大戴記亦有論喪服變除之言，見《通典》所引。
古人三年之喪，未葬，服斬衰，居倚廬，寝苫枕塊；既葬，齊衰，居垩室；小祥以後，衰裳練冠，居外寝；大祥則禫服素冠，出垩室，始居内寝（《檀弓》言祥而缟，蓋缟冠素纰也。
素即白絹。
《詩·桧風》：&ldquo素冠，刺不能三年也&rdquo）禫服三月之後，則以墨經白緯為冠，得佩紛帨之屬，寝有床，猶别内，始飲醴酒。
逾月複吉，三年之禮乃成，此即所謂喪服變除。
蓋古人居喪，兼居處飲食言之，非專系于冠服也。
漢人居喪尚合古法，故能精講《喪服》。
韓昌黎自比孟子，而言《儀禮》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複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夫《儀禮》在後代可用者誠少，然昏禮至今尚用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之名，喪禮亦尚有古人遺意，冠禮至唐已廢，鄉飲酒禮六朝至唐仍沿用之。
昌黎疏于禮，故為此言耳。
《喪服》一篇，自漢末以至六朝、講究精密，《通典》錄其論議，多至二三十卷。
其中疑難，約有數端。
出妻之子為母期，而嫁母之有服、無服，《儀禮》未有明文。
或以為應視出母，或以為嫁由自絕，與被出有異。
又為人後者，議論紛繁。
《傳》曰：&ldquo為人後者孰後？後大這宗也。
&rdquo大宗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
漢代王侯往往以無子國除，此不行古代後大宗之禮也。
否則，王侯傳國四五代，必有近支可承，何至無子國除？迨元始時，始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内侯無子而有孫、若子、同産子者，皆得以為嗣。
師古曰：&ldquo子同産子者，謂養昆弟子之為子者。
&rdquo如諸葛亮以兄子為子，皇甫谧出後其叔，此皆非後大宗，與《儀禮》之為人後者不相應。
《唐律》于此亦稱養子。
《開元禮》有為人後者，實即養子也。
後人誤以養子為即俗稱之螟蛉子，因疑《唐律》既許養子，何以又有不許養異姓男一條。
不知《唐律》所稱養子是養同宗于昭穆相當者也。
《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為齊衰不杖期，蓋持重大于宗者，降其小宗也。
然魏晉六朝人于三年之内不得嫁娶，即子女嫁娶亦所不許，曹公為子整與袁譚結婚，裴松之曰：&ldquo紹死至此不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為紹服三年，而于再期之内以行吉禮，悖矣。
&rdquo于此可見古人守禮之嚴。
至今所謂養子者，魏時或為《四孤論》曰：&ldquo遇兵饑馑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複無缌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不舉者。
&rdquo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則對于公妪育養者應有服否，三國、兩晉論議甚多，或以為宜服齊衰周，方之繼父同居者，此議斟酌盡善，可補《儀禮》之阙。
《儀禮》制于宗法時代，秦漢而後，宗法漸衰，自有可斟酌損益之處。
《開元禮》亦有與《儀禮》不同者，《儀禮》父在為母齊衰期，武後時，改為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儀禮》為祖父齊衰不杖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高祖之服則無有（或以為古人婚晚，玄孫不及見，高祖故無服，其說非是，恐高祖以上概括在曾祖之内），《開元禮》改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正服，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加服。
嫂叔本無服，蓋推而遠之也。
唐太宗以同■尚有缌麻之恩，增叔嫂小功五月義服。
古人外親之服皆缌，為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也。
為舅缌，從服也。
母之姐妹曰從母，而舅不可稱從父，故為從母小功，以名加也，此亦古人之執著。
《開元禮》改為舅及從母小功正服。
綜此四條，悉當情理。
六朝人天性獨厚，守禮最笃，其視君臣之義，不若父子之恩，講論《喪服》，多有精義。
唐人議禮定服，亦尚有法，不似後世之枉戾失中也。
服有降服、正服、義服。
斬衰無降服，衰以縷之粗細為等，斬者不緝也。
為父正服，為君義服；故為父斬衰三升，為君三升半，父子之恩固重于君臣之義也。
魏太子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ldquo君父各有笃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rdquo衆人紛纭，或父或君。
邴原在座，不與此論。
太子咨之于原，原悖然對曰：&ldquo父也！&rdquo南朝二百七十餘年，國勢雖不盛強，而維持人紀，為功特多。
《喪服》一篇，師儒無不悉心探讨，以是團體固結，雖陵夷而不至澌滅。
此所謂魯秉周禮，未可取也。
宋代理學家亦知講求古禮，至明人而漸不能矣。
今講《儀禮》，自以《喪服》為最要。
《隋書·經籍志》雲：&ldquo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至劉向校書，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
《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
戴德删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删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
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rdquo今大戴記存三十九篇，小戴記四十九篇。
《投壸》、《哀公問》兩篇，二戴所同，合得八十六篇。
大戴亡佚篇目，今不可考。
錢曉徵以為小戴實止四十六篇，今《曲禮》、《檀弓》、《雜記》俱分上下，故為四十九篇；以小戴四十六，合大戴八十五，即古記之百三十一篇也。
其說殊未谛。
《樂記》二十篇，本不在古記之數。
今《樂記》斷取十一篇為一篇，以入《禮記》。
《月令》與《明堂位》同屬《明堂陰陽記》，大戴《盛德篇》亦應屬《明堂陰陽記》。
古記百三十一篇之數，決不如錢氏所舉也。
又二戴所錄，有非禮家之言。
如大戴《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辯》、《且兵》、《少閑》七篇，采自《孔子三朝記》（唐人所引直稱《三朝記》）。
《漢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
大戴錄《曾子》《立事》以下十篇，而小戴之《中庸》、《坊記》、《表記》、《缁衣》四篇，當為子思之書。
又大戴《武王踐阼》錄自《太公陰謀》，《漢志》以太公入道家。
此皆二戴所采諸子之文，凡二十二篇。
又小戴《王制》，乃孝文帝令博士所作，大戴《公冠》後附孝昭冠辭，并非古記舊有，更去其屬于《明堂陰陽記》及《樂記》者，删其複重《投壺》、《哀公問》二篇，則二戴記中可說為古記之舊者，不及百三十一篇之半。
又如通論之篇，若《儒行》、《大學》等，是否在百三十一篇中，尚難言也。
《禮記》一書，雜糅今古文之說。
《王制》一篇為今文家言，其言封建，采用《孟子》，言養老不知所據。
惟《喪禮》、《喪服》無今古文之異，《禮記》言此綦詳。
自明以來，讀經所以應科舉，以《喪禮》、《喪服》不在程試範圍，則删節不讀。
其實讀《禮禮》以《喪禮》、《喪服》為最要。
餘如《儒行》、《大學》、《表記》、《坊記》、《缁衣》等篇，皆言尋常修已治人之道，亦無今古文之異。
凡此，皆《禮記》之可信者。
若言典章制度，則宜從古文不從今文，古文無謬誤，今文多纰漏也。
三禮鄭注之後，孔賈之疏已為盡善，清人以賈疏尚有未盡，胡培翚作《儀禮正義》，孫诒讓作《周禮正義》。
由今觀之，新疏自比賈疏更精。
《禮記》孔疏理晰而詞富，清儒無以複加，硃彬作《訓纂》，不過比于補注而已。
大戴禮自北魏盧辯作注，曆千餘年，論舛不可卒讀，戴震校之，孔廣森作《補注》，但阙佚已多耳。
說禮者皆稱三禮，而屏棄大戴不道。
其實，大戴禮亦多精義，應與小戴并舉，而稱四禮。
理學家最重小戴，以《大學》、《中庸》并在其中故。
獨楊慈湖以為大戴
由今思之，殆宏别為《毛詩序》，不與此同，而不傳于後。
或宏撰次詩序于每篇之首，亦通謂之作耳。
漢人專說《毛詩》者，今存《鄭箋》一種。
馬融《毛詩傳》散佚已久，今可見者，惟《生民篇》《正義》所引言帝喾事為最詳耳。
（以上論三家詩與毛之不同。
） 硃晦庵誤解&ldquo鄭聲淫&rdquo一語，以為鄭風皆淫，于是剌忽之詩，皆釋為淫奔之作。
陳止齋笑晦庵以彤管為行淫之具，城阙為偷期之所，今《集傳》中無此語，蓋晦庵自覺其非而删之矣。
凡《小序》言剌者，晦庵一概目為淫人自道之詞。
自來淫人自道之詞未嘗無有，如六朝歌謠之類，恐未可以例《國風》。
若鄭風而為淫人自道之詞，顯背無邪之旨，孔子何以取之？昔昭明編輯《文選》，于六朝狎邪之詩，擯而不錄。
《高唐》、《神女》、《洛神》之屬，别有托意，故錄之（見《菿漢閑話》）。
昭明作《陶淵明集序》，謂《閑情》一賦，白壁微瑕。
昭明尚然，何況孔子？晦庵之言，亦無知而妄作爾。
自晦庵作《集傳》，說《詩》之風大變。
清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反駁晦庵，其功不可沒（呂東萊作《讀詩記》，不以晦庵為然。
晦庵好勝，謂東萊為毛、鄭之佞臣）。
後之治《毛詩》者，桐城馬瑞辰作《毛詩傳箋通釋》，泾縣胡承珙作《毛詩後箋》，長洲陳奂作《詩毛氏傳疏》。
馬氏并重《傳》、《箋》，胡氏從《傳》而不甚從《箋》，陳氏則全依《毛傳》。
治三家詩者（《齊詩》亡于三國；《魯詩》亡于永嘉之亂；《韓詩》唐代猶存，今但存《外傳》而已。
三家至宋全亡，如三家詩不亡，晦庵作《集傳》當不至荒謬如此），王應麟後，清有陳壽祺、喬枞父子。
喬枞好為牽附，謂《儀禮》引《詩》，皆《齊詩》說；又謂《爾雅》為《魯詩》之學，恐皆未然。
要之，陳氏父子，雖識見未足，然網羅放失之功，亦不可沒。
其後，魏源作《詩古微》，全主三家。
三家無序，其說流傳又少，合之不過三十篇，謂之《古微》，其實逞臆之談耳。
今治《詩經》，不得不依《毛傳》，以其序之完全無缺也。
詩若無序，則作詩之本意已不明，更無可說。
三家詩序存者無幾，無從求其大義矣。
戴東原作《毛鄭詩考證》，東原長于訓诂之學，而信服晦庵，故考證未能全備。
東原之外，治詩者皆宗《毛傳》，陳氏父子，不過網羅放失而已。
《考經》曰：&ldquo安上治民，莫善于禮&rdquo。
《左傳》曰：&ldquo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rdquo。
今案：《儀禮》與安上治民有關。
《周禮》則經國家、定社稷之書也。
《周禮》初出曰《周官經》，劉歆始改稱《周禮》，然《七略》猶曰《周官》，《漢書、藝文志》仍之。
馬融訓釋之作，亦稱《周官傳》，至鄭康成以《周禮》名之，合《儀禮》、《小戴記》為三禮。
三禮之名，自鄭氏始，今若以《大戴禮》合之，當稱四禮。
稱三禮者，沿鄭氏注也。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稱劉歆末年，知周公緻太平之迹具在《周官》，然當時今文家不肯置信。
林碩以為黩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為戰國陰謀之書。
今觀《周禮》，知劉歆之言不謬。
惟其書非一時一人之作，蓋如曆代會典，屢有增損（《唐六典》以及明清之《會典》，皆拟《周禮》。
《六典》全依《周官》，《會典》雖稍異，然行文多模仿之迹，此亦有關文體。
不學《周禮》，則官制說不清楚。
亦如後之律書必拟漢律也）。
創始之功，首推周公，增損之筆，終于穆王耳。
今《逸周書》有《職方篇》，為穆王時作，而其文見于《周禮·夏官》，知周公以後、穆玉以前，《周禮》一書，時有修改。
穆王以後，則未見修改之迹也。
何以言之？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條；而穆王作《呂刑》稱五刑之屬三千，較《周禮》多五百條。
《呂刑》别行，以此知穆王晚年，已不改《周禮》也。
《左傳》子革曰：&ldquo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車轍馬迹焉。
&rdquo今《穆天子傳》真僞未可知。
然穆王好大喜功，觀《職方氏》一篇可知也。
《職方氏》言中國疆域，東西南北相距萬裡。
方千裡曰王畿，其外方五百裡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蠻服（又稱要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裡曰籓服。
依此推算，自王城至籓服之邊，東西南北均五千裡，為方萬裡，積一萬萬方裡。
蠻服以内為九州，以外為蕃國。
九州以内，方七千裡，積四千九百萬方裡。
非穆王之好大，何以至此。
《康诰》曰：&ldquo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
&rdquo是周公作洛時，無所謂要服。
《康王之诰》稱庶、邦、侯、甸、男、衛，亦無要服。
不特此也，漢人迷信《王制》，《王制》曰：&ldquo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裡。
&rdquo鄭注雲：&ldquo大界方三千裡，三三而九，方千裡者九也。
其一為縣内，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
&rdquo餘謂夏制不可知，殷制則不止方三千裡。
《酒诰》曰：&ldquo自成湯鹹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罔敢湎于酒。
&rdquo是周初之制與商制無甚差異，皆侯、甸、男、采、衛五等，無所謂要服也。
要服本為蠻服，不在九州之内。
穆王好大喜功，故《職方》之言如此。
《大行人》朝貢一節，與《職方氏》相應，當亦穆王所改。
若巾車掌公車之政令、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
可見周初疆域，至衛服而止，無所謂要服，此穆王所未改者也。
夷、鎮、籓三服，地域渺茫，叛服不常，安知其必為五百裡？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裡，東西七千裡，九州之大，恐無此數。
今中國本部，最北為獨石口，當北緯四十一度半；極南至于瓊州，當北緯十八度。
其中南北相去二十三度半，為裡四千九百。
周尺今不可知，若以漢尺作準，漢尺存者有慮■尺，慮■尺一尺，合清營造尺七寸四分，尺度雖古今不同，裡法則古今不異。
古之五服六千裡，以七四比之，當四千四百四十裡，與今四千七百裡不甚相遠。
穆王加要服為七千裡，以今尺計之，則為五千一百八十裡，較今長三四百裡，此由今中國本部，北至獨石口，而古者陝西北部之河套亦隸境内（今屬綏遠）。
河套之地，于漢為朔方、九原、定襄（朔方正傍黃河，周時&ldquo城比朔方&rdquo，此朔方與漢之朔方為近，非唐之朔方也），如并朔方計之，當有五千一百八十裡。
恐穆王時疆域亦未大于今日也。
《漢書·地理志》：&ldquo郡縣北至朔方，南至交趾（九真日南即今安南）。
&rdquo而雲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裡。
以今尺七四比之，有九千六百餘裡。
自朔方以至日南，亦無此數。
自此以後，言地域者，皆稱南北萬裡、東西九千裡。
其實中國本部無此數，此後世粗疏，更甚于《周禮》也。
測量之不精，自周至明，相差不遠，惟周人不甚誇大、漢以後誇大耳。
測量之法，古人未精，西晉裴秀作官圖，蓋嘗測量矣。
所以不準者，以不知北極出地之法也。
唐賈耽作《華夷圖》及關中、隴右、山南、九州等圖；至宋，略改郡縣之名，劉豫阜昌七年刻之西安，一曰《禹迹圖》，一曰《華夷圖》，今尚完好。
賈耽之作，亦由測量而來，然亦未準者－－不知北極出地之法，一也；未免誇大，二也。
北極出地之法，周人自未之知，因其不誇大，故所言裡數與今相差不遠耳。
（以上言職方與周初疆域不同，明《周禮》非周公一時之作，周公之後屢有修改。
） 管仲治齊，略變《周禮》之法，《小匡篇》及《齊語》并載桓公問為政之道，管子稱：&ldquo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績，以成其名。
&rdquo《周禮》至穆王乃定，此亦一證。
又，《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其法不甚嚴厲，其職殆如今衛生警察。
如言《周禮》之作在周公時，則萍氏顯違《酒诰》之文。
《酒诰》曰：&ldquo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rdquo不僅幾酒、謹酒而已！此亦可見《周禮》之屢有修改，蓋百餘年中，不知修改若幹次矣。
六官之制，古無異論。
清金鹗作《求古錄禮說》，言六官之制，實始于周。
《曲禮》雲：&ldquo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
&rdquo此與《周官》不同，當為殷制。
又雲：王者設官，所以代天官，故其制必法乎天。
三光以法三公，五官以法五行。
引《左傳》雲：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
明自少臯、颛顼以來皆五官。
餘謂少臯、颛顼之制，确為五官，前乎此則未可知。
至商，恐已六官矣。
《曲禮》之言，不知何據。
鄭注《禮記》，凡與《周禮》不合者，皆曰夏殷之制。
其實五官是否确為殷制，不可知也。
餘謂，與其據《曲禮》，不如據《論語》。
《論語》雲：&ldquo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
&rdquo&ldquo何必高宗？古人之皆然。
&rdquo此所謂冢宰，當如《周官》之冢宰，為六官之首。
否則，百官何以聽之？冢宰于《周禮》曰太宰。
太宰之名，不見虞、夏之書，殆起于商。
《說文》雲：&ldquo宰，罪人在屋下執事者；從宀從辛，辛，罪也。
&rdquo具食之官，見于《左傳》者曰宰夫，或曰膳宰。
《漢書》有雍太宰，為五時具食上官。
宰本罪人之稱，庖人具食，事近奴隸，故以宰為名。
然太宰、小宰，位秩俱隆，而（貝也）被宰名，當自伊尹始。
《呂覽·本味篇》稱伊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周舉天下魚肉菜果之美，而結之曰：天子成則至味具。
《史記·殷本紀》亦謂伊尹欲幹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緻于王道。
二家之說與《孟子》&ldquo伊尹以割烹要湯&rdquo符合。
據《文選》李善注引《魯連子》曰：&ldquo伊尹負鼎佩刀以幹湯，得意，故尊宰舍。
&rdquo蓋伊尹參與帷幄之謀，權勢雖尊，本職則卑。
後以其功高，而尊宰舍，故有太宰、冢宰之名耳。
又《商頌》稱伊尹為阿衡，《周書》曰保衡。
保阿，女師也。
阿，《說文》作（加），在女子曰保阿，在男子亦曰阿衡、保衡，其為媵同也。
伊尹為媵臣，故尊保阿；伊尹為庖人，故尊宰舍。
此說雖為孟子所不信，然其為實事至明。
周因殷禮，故設太宰之官。
今觀太宰所屬之官，與清之内務府不遠。
惟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為與國計有關。
自餘宮殿之官，如宮正之屬；禁掖之官，如内宰之屬；飲食之官，如膳夫之屬；衣服之官，如司裘、掌皮之屬，皆清内務府所掌也。
周官三百六十，太宰所掌六十，位秩最崇，然治官之屬，僅司會、大府為有關于國計者。
以太宰本之殷制而來，其本職不過《周禮》膳夫、内宰二官。
由飲食而兼司衣服，由禁掖而兼司宮殿。
是故，周官太宰無所不掌，而屬員仍冗官耳。
後儒不明此理，謂周公防宦官用事，故立此制。
不知宦官用事，必不在貴族執政之世、周公時貴族執政，斷無主刑餘擅權之理也（漢、唐、明三代，皆有刑餘擅權之事，六朝則無。
何則？貴族執政階級嚴明，非刑餘所得間也）。
由此論之，天官冢宰，周襲殷制，後世未必可法。
至春官宗伯主祭祀，非今之要職。
地官司徒掌地方行政，兼司教育，如今内務、教育兩部。
夏官司馬掌行軍用兵，如今軍政部。
秋官司寇掌獄訟刑法，如今之司法部。
皆立國要典，可資取法者也。
（以上論六官之職） 何以漢儒謂《周禮》為黩亂不驗之書也？以漢初經師之說，與《周禮》不同，故排棄之耳。
《馬融傳》雲：&ldquo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隐藏百年。
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複入于秘府。
五家之儒，莫得見焉。
&rdquo案：馬謂秦燒《周禮》獨悉，其言太過。
秦所最惡者為《詩》、《書》而不及《禮》。
孟子曰：&ldquo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rdquo可見《周禮》自七國時已不甚傳。
雖以孟子之賢，猶未之見。
故其言封建與《周禮》全異（孟子言：&ldquo公、侯皆方百裡，伯七十裡，子、男五十裡。
&rdquo《周禮》謂公五百裡，侯四百裡，伯三百裡，子二百裡，男百裡）。
漢初儒者未見《周禮》，而孟之說流傳已久，故深信不疑（景帝未年河間獻王始得《周禮》，《周禮》未出時，漢儒言封建者皆宗孟子，文帝時作《王制》亦采《孟子》為說）。
又以賈誼有衆建諸侯之論，故雖見《周禮》，亦不敢明說。
周之五百裡，為今三百七十裡，其封域不過江、浙之一道，川、雲之一府。
漢初王國之廣，猶不止此。
夏、商二代，封國狹小，故湯之始征，四方風靡，文王伐崇戡黎，為時亦暫。
以四鄰本非強大，故得指顧而定之也。
《逸周書·世俘解》稱武王翦商，滅國六百餘（孟子言滅國五十），若非小國寡民，安得數月之間滅國六百餘乎？周公有鑒于此，故大封宗室，取其均勢，以為籓屏。
其弊至于諸侯争霸，互相争伐，而天子不能禁。
以視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如運諸掌，本末之勢，迥乎不同。
由此可知，商代封國尚無五百裡之制也。
賈誼患諸侯王尾大不掉，故不肯明征《周禮》。
惟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雲：&ldquo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裡。
&rdquo《漢書·韓安國傳》，王恢與安國論辨，稱秦謬公都雍地，方三百裡，并與《周禮》相應。
蓋史公但論史事，王恢不知忌諱，故直舉之耳。
然孟子之言亦未無據。
周之封建，有功者，視其功之高下以為等級，無功則封地狹小。
滕、薛皆侯國。
滕，周所封；薛，夏所封。
考其地不出今薛縣一縣，猶不及孟子所言之百裡。
齊、魯、衛、燕，亦皆侯國，而封域不止四百裡（齊，太公之後；魯，周公之後；燕，召公之後。
功業最高，故封地獨大。
衛包邶、鄘、衛三國，殷畿千裡，皆為衛有）。
蓋于魯、衛為褒有德，于齊、燕為尊勤勞。
其地皆去周遠，亦所以固吾圉也。
以此知五裡裡、四百裡之制，不過折衷言之，非不可斟酌損益也。
明乎此義，則可知《周禮》非黩亂不驗之書矣。
至謂《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者，漢人信《孟子》，何休專講《公羊》，故有此言耳。
後之論者，以王莽、王安石皆依《周禮》施政而敗，故反對《周禮》。
餘謂二王緻敗之由在不知《周禮》本非事事可法，隻可師其意，而不可襲其迹。
西漢之末，家給人足，天下艾安。
莽之變法，可謂庸人擾之。
宋神宗時，國勢雖衰，民猶安樂，安石乃以變風俗、立法度為急，而其法又主于聚斂，宜其敗矣。
宇文周時關隴殘破，蘇綽為六條诏書奏施行之：曰先治心，曰敦教化，曰盡地利、曰擢賢良，曰恤獄訟，曰均賦役。
蓋亦以《周禮》為本，終能斫雕為樸，變奢從儉。
隋及唐初，胥蒙其福。
貞觀之治，基礎于此。
夫變法之道，亂世用之則治，治世用之則亂，況《周禮》不盡可為後世法乎？陳止齋、葉水心尊信《周禮》，當南宋殘破之時而行《周禮》，或有可緻治之理，然不可行之今日。
何者？今外患雖烈，猶未成南宋之局，若再變法，正恐治絲而益棼耳。
《中庸》雲：&ldquo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rdquo《禮器》雲：&ldquo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rdquo禮儀、經禮謂《周禮》也。
威儀、曲禮謂《儀禮》也。
《儀禮》篇目不至有三千，故鄭康成雲：其中事儀三千。
然《漢志》言禮自孔子時而不具，《雜記》言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
然則在孔子時，《儀禮》早有亡失。
三百三千雲者，約舉其大數雲爾。
秦燔書後，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于孔壁得《禮古經》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
以古禮僅存五十六篇，故學者無不重視《禮記》。
今五十六篇又散佚矣。
漢儒說經，為《儀禮》作注者絕少。
馬融但注《喪服》一篇，至康成乃注全經。
自漢未以逮西晉，注《喪服》者，無慮二三十家，而注全經者，僅王肅一人而已。
今人見《儀禮》僅存十七篇，以為《禮古經》五十六篇，除十七篇外，悉已散佚。
此不然也。
案：小戴記《投壺》、《奔喪》二篇，鄭《目錄》雲：實逸《曲禮》之正篇也。
又，大戴記之《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公冠》（《公冠》文簡，是否全文，未可知，後附孝昭冠辭，文亦無多）三篇，皆當為逸禮之正篇。
又鄭注《内宰》，引《天子巡守禮》；注《司巫》、《月令》，引《中霤禮》，其文雖少，亦《禮古經》之正篇，當在五十六卷之數。
依是數之，則十七篇外，今可知者又有七篇，合之得二十四篇。
《禮經》之文，平易可讀，漢儒所以不注者，或以其繁瑣太甚，或以通習者不多（西漢習禮者有魯國桓公，見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其授受不可知）。
蓋漢人治經謹慎，非有師受，不敢妄說。
康成但注十七篇者，亦以三十九篇先師未有講說故耳。
禮書序次，大小戴及《别錄》，彼此不同。
其以《士冠》、《士昏》、《士相見》為次，則三家未有違異。
鄭氏次第，悉依《别錄》。
其經文有今古文之異者，鄭于字從今者下注古文作某，從古者，下注今文作某。
所謂今古文，非立說有異，不過文字之異耳。
自漢以來，傳《喪服》者獨盛（馬融而後，三國蔣琬亦作《喪服要記》一卷）。
小戴記論《喪服》者十餘篇，大戴記亦有論喪服變除之言，見《通典》所引。
古人三年之喪，未葬，服斬衰，居倚廬，寝苫枕塊；既葬，齊衰，居垩室；小祥以後，衰裳練冠，居外寝；大祥則禫服素冠，出垩室，始居内寝（《檀弓》言祥而缟，蓋缟冠素纰也。
素即白絹。
《詩·桧風》：&ldquo素冠，刺不能三年也&rdquo）禫服三月之後，則以墨經白緯為冠，得佩紛帨之屬，寝有床，猶别内，始飲醴酒。
逾月複吉，三年之禮乃成，此即所謂喪服變除。
蓋古人居喪，兼居處飲食言之，非專系于冠服也。
漢人居喪尚合古法，故能精講《喪服》。
韓昌黎自比孟子，而言《儀禮》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複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夫《儀禮》在後代可用者誠少，然昏禮至今尚用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之名，喪禮亦尚有古人遺意，冠禮至唐已廢，鄉飲酒禮六朝至唐仍沿用之。
昌黎疏于禮，故為此言耳。
《喪服》一篇，自漢末以至六朝、講究精密，《通典》錄其論議，多至二三十卷。
其中疑難，約有數端。
出妻之子為母期，而嫁母之有服、無服，《儀禮》未有明文。
或以為應視出母，或以為嫁由自絕，與被出有異。
又為人後者，議論紛繁。
《傳》曰：&ldquo為人後者孰後？後大這宗也。
&rdquo大宗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
漢代王侯往往以無子國除，此不行古代後大宗之禮也。
否則，王侯傳國四五代，必有近支可承，何至無子國除？迨元始時，始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内侯無子而有孫、若子、同産子者，皆得以為嗣。
師古曰：&ldquo子同産子者，謂養昆弟子之為子者。
&rdquo如諸葛亮以兄子為子，皇甫谧出後其叔，此皆非後大宗，與《儀禮》之為人後者不相應。
《唐律》于此亦稱養子。
《開元禮》有為人後者，實即養子也。
後人誤以養子為即俗稱之螟蛉子，因疑《唐律》既許養子，何以又有不許養異姓男一條。
不知《唐律》所稱養子是養同宗于昭穆相當者也。
《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為齊衰不杖期，蓋持重大于宗者，降其小宗也。
然魏晉六朝人于三年之内不得嫁娶，即子女嫁娶亦所不許，曹公為子整與袁譚結婚，裴松之曰：&ldquo紹死至此不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為紹服三年，而于再期之内以行吉禮，悖矣。
&rdquo于此可見古人守禮之嚴。
至今所謂養子者，魏時或為《四孤論》曰：&ldquo遇兵饑馑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複無缌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不舉者。
&rdquo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則對于公妪育養者應有服否，三國、兩晉論議甚多，或以為宜服齊衰周，方之繼父同居者，此議斟酌盡善，可補《儀禮》之阙。
《儀禮》制于宗法時代，秦漢而後，宗法漸衰，自有可斟酌損益之處。
《開元禮》亦有與《儀禮》不同者，《儀禮》父在為母齊衰期，武後時，改為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儀禮》為祖父齊衰不杖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高祖之服則無有（或以為古人婚晚，玄孫不及見，高祖故無服，其說非是，恐高祖以上概括在曾祖之内），《開元禮》改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正服，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加服。
嫂叔本無服，蓋推而遠之也。
唐太宗以同■尚有缌麻之恩，增叔嫂小功五月義服。
古人外親之服皆缌，為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也。
為舅缌，從服也。
母之姐妹曰從母，而舅不可稱從父，故為從母小功，以名加也，此亦古人之執著。
《開元禮》改為舅及從母小功正服。
綜此四條，悉當情理。
六朝人天性獨厚，守禮最笃，其視君臣之義，不若父子之恩，講論《喪服》，多有精義。
唐人議禮定服，亦尚有法，不似後世之枉戾失中也。
服有降服、正服、義服。
斬衰無降服，衰以縷之粗細為等，斬者不緝也。
為父正服，為君義服；故為父斬衰三升，為君三升半，父子之恩固重于君臣之義也。
魏太子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ldquo君父各有笃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rdquo衆人紛纭，或父或君。
邴原在座，不與此論。
太子咨之于原，原悖然對曰：&ldquo父也！&rdquo南朝二百七十餘年，國勢雖不盛強，而維持人紀，為功特多。
《喪服》一篇，師儒無不悉心探讨，以是團體固結，雖陵夷而不至澌滅。
此所謂魯秉周禮，未可取也。
宋代理學家亦知講求古禮，至明人而漸不能矣。
今講《儀禮》，自以《喪服》為最要。
《隋書·經籍志》雲：&ldquo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至劉向校書，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
《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
戴德删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删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
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rdquo今大戴記存三十九篇，小戴記四十九篇。
《投壸》、《哀公問》兩篇，二戴所同，合得八十六篇。
大戴亡佚篇目，今不可考。
錢曉徵以為小戴實止四十六篇，今《曲禮》、《檀弓》、《雜記》俱分上下，故為四十九篇；以小戴四十六，合大戴八十五，即古記之百三十一篇也。
其說殊未谛。
《樂記》二十篇，本不在古記之數。
今《樂記》斷取十一篇為一篇，以入《禮記》。
《月令》與《明堂位》同屬《明堂陰陽記》，大戴《盛德篇》亦應屬《明堂陰陽記》。
古記百三十一篇之數，決不如錢氏所舉也。
又二戴所錄，有非禮家之言。
如大戴《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辯》、《且兵》、《少閑》七篇，采自《孔子三朝記》（唐人所引直稱《三朝記》）。
《漢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
大戴錄《曾子》《立事》以下十篇，而小戴之《中庸》、《坊記》、《表記》、《缁衣》四篇，當為子思之書。
又大戴《武王踐阼》錄自《太公陰謀》，《漢志》以太公入道家。
此皆二戴所采諸子之文，凡二十二篇。
又小戴《王制》，乃孝文帝令博士所作，大戴《公冠》後附孝昭冠辭，并非古記舊有，更去其屬于《明堂陰陽記》及《樂記》者，删其複重《投壺》、《哀公問》二篇，則二戴記中可說為古記之舊者，不及百三十一篇之半。
又如通論之篇，若《儒行》、《大學》等，是否在百三十一篇中，尚難言也。
《禮記》一書，雜糅今古文之說。
《王制》一篇為今文家言，其言封建，采用《孟子》，言養老不知所據。
惟《喪禮》、《喪服》無今古文之異，《禮記》言此綦詳。
自明以來，讀經所以應科舉，以《喪禮》、《喪服》不在程試範圍，則删節不讀。
其實讀《禮禮》以《喪禮》、《喪服》為最要。
餘如《儒行》、《大學》、《表記》、《坊記》、《缁衣》等篇，皆言尋常修已治人之道，亦無今古文之異。
凡此，皆《禮記》之可信者。
若言典章制度，則宜從古文不從今文，古文無謬誤，今文多纰漏也。
三禮鄭注之後，孔賈之疏已為盡善，清人以賈疏尚有未盡，胡培翚作《儀禮正義》，孫诒讓作《周禮正義》。
由今觀之，新疏自比賈疏更精。
《禮記》孔疏理晰而詞富，清儒無以複加，硃彬作《訓纂》，不過比于補注而已。
大戴禮自北魏盧辯作注，曆千餘年，論舛不可卒讀，戴震校之，孔廣森作《補注》，但阙佚已多耳。
說禮者皆稱三禮，而屏棄大戴不道。
其實，大戴禮亦多精義，應與小戴并舉，而稱四禮。
理學家最重小戴，以《大學》、《中庸》并在其中故。
獨楊慈湖以為大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