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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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如有征調，當先下令。
不征調而自來，不令而同時俱至，事越常理，振古希聞。
據《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論大武之言曰：&ldquo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rdquo可兇諸侯畢會，亦非易事。
焉得八百諸侯，同時自來之事耶？此殆解釋《泰誓》者張大其辭，以聳人聽聞耳。
據《牧誓》，武王伐纣，雖有友邦冢君，然誓曰：&ldquo逖矣，西土之人！&rdquo可知非西土之人，武王所不用也。
又曰庸、蜀、羌、■微、盧、彭、濮人。
庸、蜀、羌、■、微、盧、彭、濮，均在周之南部，武王但用此南部之人，而不用諸侯之師者，以庸、蜀之師本在西方，親加訓練，而東方諸侯之師，以庸、蜀之師本在西方，親加訓練，而東方諸侯之師，非其訓練者也。
所以召東方諸侯者，不過壯聲勢、揚威武而已（此條馬融疑之，餘亦以為可疑）。
又，觀兵之說，亦不可信。
豈有諸侯既會，皆曰可伐，而武王必待天命，忽然還師之理乎？是故，伏生《泰誓》不可信。
若以《泰誓故》視之，亦如《三國志注》采《魏略》、《曹瞞傳》之類，未始可不為參考之助也。
《泰誓》亦有今古文之别。
&ldquo流為烏&rdquo，鄭注：古文烏為雕。
蓋古文者河内女子所發，今文者伏生所傳也（此古文非孔壁所得）。
伏生發藏之後，張生、歐陽生傳之。
據《史記·婁敬傳》，高帝時，婁敬已引八百諸侯之語。
又，《陸賈傳》稱陸生時時前稱說《詩》、《書》，可見漢初尚有人知《尚書》者。
蓋婁敬、陸賈早歲誦習而晚失其書，故《儒林傳》雲&ldquo孝文時求為《尚書》者，天下無有&rdquo。
&ldquo無有&rdquo者，無其書耳。
然《賈誼傳》稱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
其時在文帝之前。
《詩》本諷誦在口，《尚書》則必在篇籍矣。
可知當時傳《書》者不僅伏生一人，特伏生為秦博士，故著名爾。
《尚書》在景帝以前，流傳者皆今文。
武帝初，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獻之（據《史記》、《漢書》及《說文序》所引，所得不止《尚書》一種）。
孔安國何以能通古文《尚書》？以其本治《尚書》也。
伏生傳《書》之後，未得壁經之前，《史記》稱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安國、周霸，皆申公弟子。
申公之治《尚書》于此可見。
賈誼本誦《詩》、《書》，故其孫嘉亦能治《尚書》），孔安國為博士，以書教授。
倪寬初受業于歐陽生，後又受業于安國。
所以然者，以歐陽生本與孔安國本不同耳。
倪寬之徒，為歐陽高，大小夏侯。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本之倪寬，而倪寬本之孔安國。
孔安國非本之伏生，則漢之所謂今文《尚書》者，名為伏生所傳，實非伏生所傳也。
三家《尚書》亦有孔安國說，今謂三家悉伏生，未盡當也。
今文《尚書》之名見稱于世，始于三國，而非始于漢人。
人皆據《史記·儒林傳》&ldquo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rdquo一語，謂孔安國以今文《尚書》翻譯古文。
此實不然。
《漢書》稱&ldquo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rdquo，謂以隸書讀古文耳。
孔安國所得者為五十八篇，較伏生二十九篇分為三十四篇者，實多二十四篇。
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故漢人通稱為十六篇。
孔安國既以今文字讀之，而《史記》又謂《逸周書》得十餘篇，《尚書》茲多于是。
可知孔安國非以伏生之《書》讀古文也。
蓋漢初人識古文者猶多，本不須伏生之《書》對勘也。
孔安國之《書》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恽。
自孔至王、塗凡五傳。
王、塗至王莽時，古文《尚書》立于學官。
塗傳東漢賈徽。
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漢書》稱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然太史公所傳者，不以伏生為限。
故《湯诰》一篇，《殷本紀》載之。
哀帝時劉歆欲以古文《尚書》立學官，博士不肯（博士抱殘守缺，亦如今之教授已不能講，不願人講也）。
歆移書讓之，王莽時，乃立于學官，莽敗，說雖不傳，《書》則具存。
蓋古文本為竹簡，經莽亂而散失，其存者惟傳抄本耳。
東漢杜林，于西州（天水郡，今甘肅秦州）得漆書一篇，林寶愛之，以傳衛宏、徐巡（杜林所得必為王莽亂後流傳至天水郡者。
其後，馬、鄭猶能知逸《書》篇數，鄭玄、許慎亦能引之者，蓋傳寫猶可見，而真本則已亡矣），後漢講古文者自此始（杜林非由孔安國直接傳授，早歲學于張敞之孫張竦。
林之好古文，蓋淵源于張氏）。
其後，馬融、鄭玄注《尚書》，但注伏生所有，不注伏生所無，于孔安國五十八篇不全治。
馬融受之何人不可知，惟賈逵受《書》于父徽，逵弟子許慎作《說文解字》。
是故，《說文》所稱古文《尚書》，當較馬、鄭為可信，然其中亦有異同。
今欲求安國正傳，惟《史記》耳。
《漢書》雲，遷書《堯典》五篇為古文說，然《五帝本紀》所載《堯典》與後人所說不同。
所以然者，杜林所讀與孔安國本人不甚同也。
《說文》■下稱&ldquo《尚書》曰：&lsquo■■升雲，半有半無。
&rdquo據鄭玄注稱古文《尚書》以弟為■，而《宋微子世家》引《洪範》&ldquo曰雨、曰濟、曰涕&rdquo，字作涕。
是太史公承孔安國正傳，孔安國作涕，而東漢人讀之為■，恐是承用今文，非古文也。
自清以來，治《尚書》者皆以馬、鄭為宗，段玉裁作《古文尚書撰異》，以為馬、鄭是真古文，太史公是今文。
不知太史公之治古文，《漢書》具有明文。
以馬、鄭異讀，故生異說耳。
古文家所讀，時亦謂之古文。
此義為餘所摘發。
治古文者，不可不知。
蓋古文家傳經，必依原本抄寫一通，馬融本當猶近真，鄭玄本則多改字。
古文真本，今不可見，唯有三體石經，尚見一斑。
三體石經為邯鄲淳所書，淳師度尚，尚治古文《尚書》。
邯鄲淳之本，實由度尚而來。
據衛恆《四體書勢》稱，魏世傳古文者，唯邯鄲淳一人。
何以僅得邯鄲淳一人，而鄭玄之徒無有傳者？蓋鄭玄晚年，書多腐敝，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
故傳古文者，僅一邯鄲淳也。
今觀三體石經殘石，上一字為古文，中一字為篆文，下一字為隸書。
篆書往往與上一字古文不同。
蓋篆書即古文家所讀之字矣。
例始三體石經《無逸篇》&ldquo中宗之中&rdquo，上一字為中，下一字為仲，此即古文家讀&ldquo中，仲也&rdquo。
考華山碑，亦稱宣帝為中宗。
歐陽修疑為好奇，實則漢人本讀中為仲也。
今文為歐陽、大小夏侯為三家，傳至三國而絕。
然蔡邕熹平石經猶依今文。
今欲研究今文，隻可求之《漢書》、《後漢書》及漢碑所引。
然漢碑所引，恐亦有古文在。
五、東晉古文。
今之《尚書》，乃東晉之僞古文（據《尚書正義》引《晉書》，定為鄭沖所作），以馬、鄭所有者分《堯典》為《舜典》（《舜典》，《書序》中本有），更分《臯陶谟》為《益稷》，又改作《泰誓》，此外又僞造二十五篇。
不但僞造經，且僞造傳（亦稱孔傳）。
自西晉開始僞造以後，更四十餘年，至東晉梅赜始獻之。
字體以古文作隸書，名曰隸古定。
人以其多古字，且與三體石經相近，遂信以為真孔氏之傳，于是，衆皆傳之。
甚至孔穎達作《尚書正義》，亦以馬、鄭為今文矣。
梅赜獻書之時，缺《舜典》一篇，分《堯典》&ldquo慎徽五典&rdquo以下為《舜典》之首。
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獻《舜典》，于&ldquo慎徽五典&rdquo之上加&ldquo曰若稽古，帝舜&rdquo等十二字，而梁武帝時為博士，議曰：&ldquo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緻誤。
&rdquo《舜典》首有&ldquo曰若稽古&rdquo，伏生雖錯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然其後江南皆信梅書，惟北朝猶用鄭本耳。
隋一天下，采南朝經說，乃純用東晉古文，即姚方興十二字本也。
其後又不知如何增為二十八字，今注疏本是已。
東晉古文，又有今文、古文之分，以隸古定傳授不易，故改用今文寫之，傳之者有範甯等。
唐玄宗時，衛包以古文本改為今文，用隸書寫之，唐石經即依是本，然《經典釋文》猶未改也（宋開寶初始改）。
唐宋間亦多有引古文《尚書》者，如顔師古之《匡謬正俗》，玄應之《一切經音義》，郭忠恕之《汗簡》，徐锴之《說文系傳》皆是。
宋仁宗時，宋次道得古文《尚書》，傳至南宋，薛季宣據以作訓，而段玉裁以為宋人假造，然以校《汗簡》及足利本《尚書》，均符合。
要之，真正古文，惟三體石經可據。
東晉古文則以薛季宣本、敦煌本、足利本為可據耳。
六、明清人說《尚書》者。
明正德時，梅鷟時政東晉古文之僞。
梅鷟之前，吳棫、硃熹，亦嘗疑之，以為豈有古文反較今文易讀之理？至梅鷟出，證據乃備（梅鷟不信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為東晉古文即成帝時張霸僞造之《百兩篇》，然校《漢書》原文，可知其誤。
張霸之《百兩篇》，分析衆篇，略加首尾而已。
東晉古文，非從二十九篇分出，自非張霸本也。
此梅鷟之誤）。
清康熙時，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始知鄭康成《尚書》為真本。
閻氏謂《孟子》引父母使舜完禀一段為《舜典》之文，此說當确。
惠棟《古文尚書考》，較閻氏為簡要。
其弟子江聲（艮庭）作《尚書集注音疏》，于今文、古文不加分别。
古文&ldquo欽明文思安安&rdquo，今文作&ldquo欽明文塞宴宴&rdquo，東晉古文猶作&ldquo欽明文思安安&rdquo，江氏不信東晉古文，甯改為&ldquo文塞宴宴&rdquo，于是王鳴盛（西莊）作《尚書後案》，一以鄭康成為主，所不同者，概行駁斥，雖較江為可信，亦非治經之道。
至孫星衍作《尚書今古文注疏》，古文采馬、鄭本，今文采兩《漢書》所引，雖優于王之墨守，然其所疏釋，于本文未能聯貫。
蓋孫氏學力有餘，而識見不足，故有此病。
今人以為孫書完備，此亦短中取長耳。
要之，清儒之治《尚書》者，均不足取也。
今文家以陳壽祺、喬枞父子為優。
凡漢人《書》說，皆入網羅，并不全篇下注，亦不問其上下文義合與不合。
所考今文，尚無大謬。
其後魏源（默深）作《書古微》，最為荒謬。
魏源于陳氏父子之書，恐未全見，自以為采輯今文，其實亦不盡合。
源本非經學專家，晚年始以治經為名，猶不足怪。
近皮錫瑞所著，采陳氏書甚多。
陳氏并無今古是否之論，其意在網羅散失而已。
皮氏則以為今文皆是，古文皆非。
其最荒謬者，《史記》明引《湯诰》（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太史公亦明言&ldquo年十歲，誦古文&rdquo，而皮氏以為此所謂古文，乃漢以前之書，非古文《尚書》也，此誠不知而妄作矣。
古文殘阙，三體石經存字無幾，其他引馬、鄭之言，亦已無多，然猶有馬、鄭之緒餘在。
今日治《書》，且當依薛季宣《古文訓》及日本足利本古文，删去僞孔所造二十五篇，則本文已足。
至訓釋一事，當以&ldquo古文《尚書》、讀應《爾雅》&rdquo一言為準。
以《爾雅》釋《書》，十可得其七八，斯亦可矣。
王引之《經義述聞》，解《尚書》者近百條；近孫诒讓作《尚書骈枝》，亦有六七十條：義均明确，猶有不合處。
餘有《古文尚書拾遺》，自覺較江、王、孫三家略勝。
然全書總未能通釋，此有待後賢之研讨矣。
古人有言：&ldquo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rdquo訓诂之道，雖有古今之異，然造語行文，無甚差池，古人決不至故作不可解之語。
故今日治《書》，當先求通文理。
如文理不通，而高談微言大義，失之遠矣。
不但治經如此，讀古書無不如此也。
《虞書》曰：&ldquo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rdquo先有志而後有詩。
詩者，志之所發也。
然有志亦可發為文。
詩之異于文者，以其可歌也。
所謂歌永言，即詩與文不同之處。
永者，延長其音也。
延長其音，而有高下洪纖之别，遂生宮、商、角、徵、羽之名。
律者，所以定聲音也。
既須永言，又須依永，于是不得不有韻（急語無收聲，收聲即有韻，前後句收聲相同即韻也）。
詩之有韻，即由歌永言來。
《虞書》載&ldquo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rdquo&ldquo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堕哉！&rdquo二歌。
可見堯、舜時已有詩。
《尚書大傳》有《卿雲之歌》。
漢初人語未必可信。
《樂記》雲：&ldquo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
&rdquo今所傳《南風歌》出王肅《家語》，他無所見，亦不可信。
唐、虞之詩，要以二《典》所載為可信耳。
鄭康成《詩譜序》雲：&ldquo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
&rdquo而今《尚書》載《五子之歌》，可知其為晉人僞造也。
《詩譜序》又雲：&ldquo降及商王，不風不雅。
&rdquo此謂商但有《頌》，《風》、《雅》不可見矣。
《周禮·太師》：&ldquo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rdquo賦、比、興與風、雅、頌并列，則為詩體無疑。
今《毛傳》以升高能賦為九能之一，謂之德音。
周末屈原、荀卿俱有賦。
賦既在風、雅、頌之外，比、興當亦若是。
惟孔子删詩，存風、雅、頌而去賦、比、興。
《鄭志》答張逸問，賦、比、興，吳劄觀詩已不歌。
蓋不歌而誦謂之賦。
賦不可歌，與風、雅、頌異，故季劄不得聞也（比、興不知如何）。
賦、比、興之外，又有《九德之歌》，《左傳》郤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六府三事，謂之九功。
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合之為十五種。
今《詩》僅存風、雅、頌三種。
《詩大序》：&ldquo風，風也&rdquo，&ldquo雅，正也&rdquo，&ldquo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rdquo風有諷谕之義，雅之訓正，讀若《爾雅》，然風、雅、頌之雅，恐本不訓正。
《說文》：&ldquo疋，古文以為《詩·大雅》字。
&rdquo一曰，疋即今疏字。
然則詩之稱疋。
紀事之謂，亦猶後世稱杜工部詩曰詩史。
故大雅、小雅無非紀事之詩，或謂雅即雅烏。
孔子曰：&ldquo烏盱，呼也。
&rdquo李斯《谏逐客書》：&ldquo擊翁叩缶，彈筝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
&rdquo楊恽《報孫會宗書》：&ldquo家本秦也，能為秦聲&rdquo，&ldquo仰無撫缶而呼嗚嗚。
&rdquo秦本周地，故大小雅皆以雅名（所謂烏烏秦聲者，即今之梆子腔也）。
此亦可備一說。
餘意《說文》訓疋為記，乃雅之正義，以其性質言也；雅、烏可為雅之别一義，以其聲調言也。
至正之一訓，乃後起之義。
蓋以雅為正調，故釋之曰正耳。
詩以四言為主，取其可歌，然亦有二言、三言以至九言者，惟不多見耳。
今按：&ldquo肇禋&rdquo，二言也；&ldquo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rdquo，九言也。
一言太短，不可以歌，故三百篇無一言之詩。
然梁鴻《五噫》之歌曰：&ldquo陡彼北芒兮，噫！顧覽帝說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rdquo則一言未始不可成句，或者三篇中偶然無一言之句耳，非一言之句必不可歌也。
《詩經》而後，四言漸少。
漢世五言盛行，唐則七言為多。
八言、九言，偶一為之，三言惟漢《郊祀歌》用之。
六言亦不多見。
《漢書》所錄漢之四言之作，有韋孟《谏詩》一首，《在鄒詩》一首，韋玄成《自責詩》一首、《戒子孫詩》一首，西漢之作，傳于世者，盡于此矣。
魏武帝作《短歌》，猶用四言，雖格調有異《詩經》，然猶有霸氣。
至《文選》所錄魏、晉間四言之作，語多迂腐。
自是之後，四言衰歇，五言盛行。
李白謂&ldquo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尤其靡也&rdquo，然所作《雪讒詩》譏剌楊妃，有乖敦厚之義，或故為大言以欺人耳。
又雜言一體，《詩經》所有。
漢樂府往往用之，唐人歌行亦用之。
夫抒寫性情，貴在自由，不宜過于拘束，如必句句字數相同，或不能發揮盡緻。
故雜言之作，未為不可。
今人創新體詩，以雜言為主可也，但無韻終不成詩耳。
（以上論《詩》之大概。
） 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蓋合六詩、《九德之歌》言之。
孔子删詩，僅取三百餘篇。
蓋以古詩過多，不能全讀，故删之爾，或必其餘皆不足觀也。
或謂孔子删《詩》與昭明之作《文選》有異。
餘意不然，《文選》為總集，《詩經》亦總集，性質正複相似，所謂&ldquo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rdquo，決非未正以前，《雅》入《頌》、《頌》入《雅》也。
《雅》主記事，篇幅舒長；《頌》主贊美，章節簡短。
但觀形式，已易辨别。
且其聲調又不同，何至相亂，或次序颠倒、孔子更定之耳。
《風》、《雅》有正、變（盛周為正，衰周為變），《頌》無正、變，因《風》、《雅》有美有剌，《頌》則有美無剌也。
《魯語》闵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
今《商頌》僅存五篇，其餘七篇，或孔子時而已佚矣。
據今《商頌》，有商初所作，亦有武丁時所作，而《周頌》皆成王時詩，後則無有。
《孟子》曰：&ldquo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rdquo故頌聲未息，周則成王以後無賢聖也。
或以《魯頌》為■天子之禮。
若然，孔子當屏而不錄。
孔子錄之，将何以說？案《周官·籥章》：吹■詩以逆暑迎寒，吹■雅以樂田峻，吹■頌以息老物。
同為《七月》之詩，而風、雅、頌異名者，歌詩之時，其聲調三變爾。
《■風》非天子之詩，而可稱頌，則《魯頌》稱頌孔子錄之，無可怪也。
今觀《泮水》、《閟宮》之屬，體制近雅而不近頌，若以雅為稱，則無可譏矣。
《史記·孔子世家》稱&ldquo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rdquo。
然則，今之《詩經》在孔子時無一不可歌也。
《漢書·禮樂志》雲：河間獻王獻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
是其樂譜尚在。
後則可歌者，惟《鹿鳴》、《伐檀》等十二篇耳。
近人以《鹿鳴》、《伐檀》等譜一字一聲，無抑揚高下之音，疑為唐人所作。
然一定一聲，不但《詩經》為然，宋詞亦然。
姜夔、張炎之譜可證也。
一字之譜多聲，始于元曲，古人未必如是，孔子曰：&ldquo放鄭聲。
&rdquo又曰：&ldquo惡鄭聲之亂雅樂。
&rdquo漢儒解鄭聲以為煩手踯躅之聲。
張仲景《傷寒論》雲：&ldquo實則谵語，虛則鄭聲。
鄭聲者，重語也。
&rdquo可見漢人皆讀鄭為鄭重之鄭。
鄭聲即一字而譜多聲之謂。
唐人所重十二詩之譜，一字一聲，正是雅樂，無可緻疑。
（以上論《詩》之可歌） 《詩》以口誦，至秦未焚。
漢興有齊、魯、毛、韓四家，齊、魯、韓三家無笙詩，為三百五篇，毛有笙詩為三百十一篇。
笙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四家篇數本相同也（笙詩六篇，殆如今之樂曲，有聲音節奏而無文詞）。
所不同者，《小雅·彼都人士》&ldquo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rdquo數句，三家所無，而毛獨有，此其最著者也。
其餘文字雖有異同，不如《尚書》今古文之甚。
以《詩》為口誦，故無形近之訛耳。
《魯詩》出自浮丘伯，申公傳之。
魯人所傳，故曰《魯詩》。
《齊詩》傳自轅固生，齊人所傳，故曰《齊詩》。
《韓詩》傳自韓嬰，據姓為稱，故曰《韓詩》。
齊、韓二家，當漢景帝時，在《魯詩》之後。
《毛詩》者，毛公所傳，故曰《毛詩》。
相傳毛公之學出自子夏，三國時吳徐整謂子夏援高行子，高行子援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于家，授趙小人毛公，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
而陸玑則謂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由徐整之說，則子夏五傳而至大毛公；由陸玑之說，則子夏七傳而至大毛公。
所以參差者，二家之言，互有詳略耳（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苄，今之《詩傳》乃大毛公所作，當稱《毛亨詩傳》，而世皆誤以為毛苄，今之《詩傳》乃大毛公所作，當稱《毛亨詩傳》，而世皆誤以為毛苄，不可不正也）。
《毛詩·絲衣序》引高子曰：&ldquo靈星之屍也。
&rdquo《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ldquo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rdquo《閟宮》傳引孟仲子曰：&ldquo是禖宮也。
&rdquo高子、孟仲子并見《孟子》七篇中。
或疑高子即高行子。
高行子為子夏弟子，不當與孟子同時，然趙岐注雲：高子年長，或高叟即高行子矣。
趙注又雲：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于孟子者也。
然則孟子長于《詩》、《書》，故高子、孟仲子之說皆為毛公所引。
《漢書·藝文志》謂齊、魯、韓三家，鹹非《詩》之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又雲：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據此，知向、歆父子不信三家詩說。
歆讓太常博士，欲以《毛詩》立學官，而《七略》不稱《毛詩》之優。
今觀四家之異同，其優劣可得而言，太史公言《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其言與《詩大序》&ldquo《關雎》，風之始也&rdquo語同。
《詩大序》但舉《雅》、《頌》之名，而不言《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但雲&ldquo是謂四始，《詩》之至也&rdquo者，蓋由&ldquo《關雎》，《風》之始也&rdquo一語，可以類推其餘耳。
鄭康成雲：&ldquo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rdquo餘謂毛意同史公，史公所引，多本《魯詩》，《毛詩》傳至荀子，《魯詩》亦傳自荀子，此其所以符合也。
《齊詩》與《魯》、《毛》全異，蕭望之、翼奉、匡衡同事後蒼，治《齊詩》。
翼奉有五際、六情之語，不及四始。
詩緯《泛曆樞》稱四始有水、木、火、金之語。
謂《大明》水始，《四牡》木始，《嘉魚》火始，《鴻雁》金始，其言甚不可解，恐東漢人所造，非《齊詩》本義。
匡衡上書稱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言與《毛傳》相同，并無水、木、火、金之語。
可知《泛曆樞》為後人臆說也。
衡奏議平正，奉則有怪誕之語，雖與衡同師，而别有發明矣。
如以水、木、火、金說四始，則《齊詩》竟是神話。
四始《詩》之大義，而《齊詩》之說如此，以此知齊之不逮毛、魯遠也。
然匡衡說《詩》，亦有勝于魯、韓者。
《魯詩》說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齊詩》亦謂周康王後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匡衡上書，乃謂《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此非以《關雎》為剌詩矣。
蓋《齊詩》由轅固數傳而至後蒼。
蒼本傳《禮》。
《鄉飲酒禮》：&ldquo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rdquo。
《燕禮》：&ldquo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rdquo《儀禮》，周公所定，已有《周南·關雎》，知《關雎》非康王時所作。
匡衡師事後蒼，故其說《詩》，長于魯、韓也。
齊、魯、韓三家詩序不傳，而毛序全存。
如《左傳》隐三年：&ldquo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rdquo闵二年：&ldquo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rdquo文六年：&ldquo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钅鹹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rdquo《毛序》所雲，皆與《左傳》符合，此毛之優于三家者也。
又三家詩，皆有怪誕之語，毛則無有。
即如&ldquo履帝武敏歆&rdquo，《爾雅》已有&ldquo敏，拇也&rdquo之訓，而三家說皆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迹，踐之身動如孕，而生後稷。
《毛傳》則以疾訓敏，以帝為高辛氏之帝，從于帝而見于天，将事齊敏，不信感生之說。
又如：&ldquo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rdquo，若用感生之說，必謂上帝依姜嫄之身，降之精氣，而《傳》則謂上帝依其子孫。
又如：&ldquo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rdquo，《毛傳》之前，《墨子·明鬼》已引此詩，謂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豈能在帝之左右哉！而《毛傳》則謂文王在民上，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一掃向來神怪之說。
蓋自荀子作《天論》，謂聖人不求知天，神話于是摧破。
《毛詩》為荀卿所傳，即此可征。
《大序》，相傳子夏所作，《小序》，毛公所作。
鄭康成之意，謂《小序》發端句，子夏作，其下則後人所益，或毛公作也。
今按，《序》引高子曰：&ldquo靈星之屍也。
&rdquo此語自當出子夏之後矣。
《衛宏傳》有&ldquo作詩序&rdquo語，故《釋文》或雲《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
然衛宏
不征調而自來，不令而同時俱至，事越常理，振古希聞。
據《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論大武之言曰：&ldquo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rdquo可兇諸侯畢會，亦非易事。
焉得八百諸侯，同時自來之事耶？此殆解釋《泰誓》者張大其辭，以聳人聽聞耳。
據《牧誓》，武王伐纣，雖有友邦冢君，然誓曰：&ldquo逖矣，西土之人！&rdquo可知非西土之人，武王所不用也。
又曰庸、蜀、羌、■微、盧、彭、濮人。
庸、蜀、羌、■、微、盧、彭、濮，均在周之南部，武王但用此南部之人，而不用諸侯之師者，以庸、蜀之師本在西方，親加訓練，而東方諸侯之師，以庸、蜀之師本在西方，親加訓練，而東方諸侯之師，非其訓練者也。
所以召東方諸侯者，不過壯聲勢、揚威武而已（此條馬融疑之，餘亦以為可疑）。
又，觀兵之說，亦不可信。
豈有諸侯既會，皆曰可伐，而武王必待天命，忽然還師之理乎？是故，伏生《泰誓》不可信。
若以《泰誓故》視之，亦如《三國志注》采《魏略》、《曹瞞傳》之類，未始可不為參考之助也。
《泰誓》亦有今古文之别。
&ldquo流為烏&rdquo，鄭注：古文烏為雕。
蓋古文者河内女子所發，今文者伏生所傳也（此古文非孔壁所得）。
伏生發藏之後，張生、歐陽生傳之。
據《史記·婁敬傳》，高帝時，婁敬已引八百諸侯之語。
又，《陸賈傳》稱陸生時時前稱說《詩》、《書》，可見漢初尚有人知《尚書》者。
蓋婁敬、陸賈早歲誦習而晚失其書，故《儒林傳》雲&ldquo孝文時求為《尚書》者，天下無有&rdquo。
&ldquo無有&rdquo者，無其書耳。
然《賈誼傳》稱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
其時在文帝之前。
《詩》本諷誦在口，《尚書》則必在篇籍矣。
可知當時傳《書》者不僅伏生一人，特伏生為秦博士，故著名爾。
《尚書》在景帝以前，流傳者皆今文。
武帝初，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獻之（據《史記》、《漢書》及《說文序》所引，所得不止《尚書》一種）。
孔安國何以能通古文《尚書》？以其本治《尚書》也。
伏生傳《書》之後，未得壁經之前，《史記》稱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安國、周霸，皆申公弟子。
申公之治《尚書》于此可見。
賈誼本誦《詩》、《書》，故其孫嘉亦能治《尚書》），孔安國為博士，以書教授。
倪寬初受業于歐陽生，後又受業于安國。
所以然者，以歐陽生本與孔安國本不同耳。
倪寬之徒，為歐陽高，大小夏侯。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本之倪寬，而倪寬本之孔安國。
孔安國非本之伏生，則漢之所謂今文《尚書》者，名為伏生所傳，實非伏生所傳也。
三家《尚書》亦有孔安國說，今謂三家悉伏生，未盡當也。
今文《尚書》之名見稱于世，始于三國，而非始于漢人。
人皆據《史記·儒林傳》&ldquo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rdquo一語，謂孔安國以今文《尚書》翻譯古文。
此實不然。
《漢書》稱&ldquo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rdquo，謂以隸書讀古文耳。
孔安國所得者為五十八篇，較伏生二十九篇分為三十四篇者，實多二十四篇。
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故漢人通稱為十六篇。
孔安國既以今文字讀之，而《史記》又謂《逸周書》得十餘篇，《尚書》茲多于是。
可知孔安國非以伏生之《書》讀古文也。
蓋漢初人識古文者猶多，本不須伏生之《書》對勘也。
孔安國之《書》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恽。
自孔至王、塗凡五傳。
王、塗至王莽時，古文《尚書》立于學官。
塗傳東漢賈徽。
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漢書》稱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然太史公所傳者，不以伏生為限。
故《湯诰》一篇，《殷本紀》載之。
哀帝時劉歆欲以古文《尚書》立學官，博士不肯（博士抱殘守缺，亦如今之教授已不能講，不願人講也）。
歆移書讓之，王莽時，乃立于學官，莽敗，說雖不傳，《書》則具存。
蓋古文本為竹簡，經莽亂而散失，其存者惟傳抄本耳。
東漢杜林，于西州（天水郡，今甘肅秦州）得漆書一篇，林寶愛之，以傳衛宏、徐巡（杜林所得必為王莽亂後流傳至天水郡者。
其後，馬、鄭猶能知逸《書》篇數，鄭玄、許慎亦能引之者，蓋傳寫猶可見，而真本則已亡矣），後漢講古文者自此始（杜林非由孔安國直接傳授，早歲學于張敞之孫張竦。
林之好古文，蓋淵源于張氏）。
其後，馬融、鄭玄注《尚書》，但注伏生所有，不注伏生所無，于孔安國五十八篇不全治。
馬融受之何人不可知，惟賈逵受《書》于父徽，逵弟子許慎作《說文解字》。
是故，《說文》所稱古文《尚書》，當較馬、鄭為可信，然其中亦有異同。
今欲求安國正傳，惟《史記》耳。
《漢書》雲，遷書《堯典》五篇為古文說，然《五帝本紀》所載《堯典》與後人所說不同。
所以然者，杜林所讀與孔安國本人不甚同也。
《說文》■下稱&ldquo《尚書》曰：&lsquo■■升雲，半有半無。
&rdquo據鄭玄注稱古文《尚書》以弟為■，而《宋微子世家》引《洪範》&ldquo曰雨、曰濟、曰涕&rdquo，字作涕。
是太史公承孔安國正傳，孔安國作涕，而東漢人讀之為■，恐是承用今文，非古文也。
自清以來，治《尚書》者皆以馬、鄭為宗，段玉裁作《古文尚書撰異》，以為馬、鄭是真古文，太史公是今文。
不知太史公之治古文，《漢書》具有明文。
以馬、鄭異讀，故生異說耳。
古文家所讀，時亦謂之古文。
此義為餘所摘發。
治古文者，不可不知。
蓋古文家傳經，必依原本抄寫一通，馬融本當猶近真，鄭玄本則多改字。
古文真本，今不可見，唯有三體石經，尚見一斑。
三體石經為邯鄲淳所書，淳師度尚，尚治古文《尚書》。
邯鄲淳之本，實由度尚而來。
據衛恆《四體書勢》稱，魏世傳古文者，唯邯鄲淳一人。
何以僅得邯鄲淳一人，而鄭玄之徒無有傳者？蓋鄭玄晚年，書多腐敝，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
故傳古文者，僅一邯鄲淳也。
今觀三體石經殘石，上一字為古文，中一字為篆文，下一字為隸書。
篆書往往與上一字古文不同。
蓋篆書即古文家所讀之字矣。
例始三體石經《無逸篇》&ldquo中宗之中&rdquo，上一字為中，下一字為仲，此即古文家讀&ldquo中，仲也&rdquo。
考華山碑，亦稱宣帝為中宗。
歐陽修疑為好奇，實則漢人本讀中為仲也。
今文為歐陽、大小夏侯為三家，傳至三國而絕。
然蔡邕熹平石經猶依今文。
今欲研究今文，隻可求之《漢書》、《後漢書》及漢碑所引。
然漢碑所引，恐亦有古文在。
五、東晉古文。
今之《尚書》，乃東晉之僞古文（據《尚書正義》引《晉書》，定為鄭沖所作），以馬、鄭所有者分《堯典》為《舜典》（《舜典》，《書序》中本有），更分《臯陶谟》為《益稷》，又改作《泰誓》，此外又僞造二十五篇。
不但僞造經，且僞造傳（亦稱孔傳）。
自西晉開始僞造以後，更四十餘年，至東晉梅赜始獻之。
字體以古文作隸書，名曰隸古定。
人以其多古字，且與三體石經相近，遂信以為真孔氏之傳，于是，衆皆傳之。
甚至孔穎達作《尚書正義》，亦以馬、鄭為今文矣。
梅赜獻書之時，缺《舜典》一篇，分《堯典》&ldquo慎徽五典&rdquo以下為《舜典》之首。
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獻《舜典》，于&ldquo慎徽五典&rdquo之上加&ldquo曰若稽古，帝舜&rdquo等十二字，而梁武帝時為博士，議曰：&ldquo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緻誤。
&rdquo《舜典》首有&ldquo曰若稽古&rdquo，伏生雖錯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然其後江南皆信梅書，惟北朝猶用鄭本耳。
隋一天下，采南朝經說，乃純用東晉古文，即姚方興十二字本也。
其後又不知如何增為二十八字，今注疏本是已。
東晉古文，又有今文、古文之分，以隸古定傳授不易，故改用今文寫之，傳之者有範甯等。
唐玄宗時，衛包以古文本改為今文，用隸書寫之，唐石經即依是本，然《經典釋文》猶未改也（宋開寶初始改）。
唐宋間亦多有引古文《尚書》者，如顔師古之《匡謬正俗》，玄應之《一切經音義》，郭忠恕之《汗簡》，徐锴之《說文系傳》皆是。
宋仁宗時，宋次道得古文《尚書》，傳至南宋，薛季宣據以作訓，而段玉裁以為宋人假造，然以校《汗簡》及足利本《尚書》，均符合。
要之，真正古文，惟三體石經可據。
東晉古文則以薛季宣本、敦煌本、足利本為可據耳。
六、明清人說《尚書》者。
明正德時，梅鷟時政東晉古文之僞。
梅鷟之前，吳棫、硃熹，亦嘗疑之，以為豈有古文反較今文易讀之理？至梅鷟出，證據乃備（梅鷟不信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為東晉古文即成帝時張霸僞造之《百兩篇》，然校《漢書》原文，可知其誤。
張霸之《百兩篇》，分析衆篇，略加首尾而已。
東晉古文，非從二十九篇分出，自非張霸本也。
此梅鷟之誤）。
清康熙時，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始知鄭康成《尚書》為真本。
閻氏謂《孟子》引父母使舜完禀一段為《舜典》之文，此說當确。
惠棟《古文尚書考》，較閻氏為簡要。
其弟子江聲（艮庭）作《尚書集注音疏》，于今文、古文不加分别。
古文&ldquo欽明文思安安&rdquo，今文作&ldquo欽明文塞宴宴&rdquo，東晉古文猶作&ldquo欽明文思安安&rdquo，江氏不信東晉古文，甯改為&ldquo文塞宴宴&rdquo，于是王鳴盛（西莊）作《尚書後案》，一以鄭康成為主，所不同者，概行駁斥，雖較江為可信，亦非治經之道。
至孫星衍作《尚書今古文注疏》，古文采馬、鄭本，今文采兩《漢書》所引，雖優于王之墨守，然其所疏釋，于本文未能聯貫。
蓋孫氏學力有餘，而識見不足，故有此病。
今人以為孫書完備，此亦短中取長耳。
要之，清儒之治《尚書》者，均不足取也。
今文家以陳壽祺、喬枞父子為優。
凡漢人《書》說，皆入網羅，并不全篇下注，亦不問其上下文義合與不合。
所考今文，尚無大謬。
其後魏源（默深）作《書古微》，最為荒謬。
魏源于陳氏父子之書，恐未全見，自以為采輯今文，其實亦不盡合。
源本非經學專家，晚年始以治經為名，猶不足怪。
近皮錫瑞所著，采陳氏書甚多。
陳氏并無今古是否之論，其意在網羅散失而已。
皮氏則以為今文皆是，古文皆非。
其最荒謬者，《史記》明引《湯诰》（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太史公亦明言&ldquo年十歲，誦古文&rdquo，而皮氏以為此所謂古文，乃漢以前之書，非古文《尚書》也，此誠不知而妄作矣。
古文殘阙，三體石經存字無幾，其他引馬、鄭之言，亦已無多，然猶有馬、鄭之緒餘在。
今日治《書》，且當依薛季宣《古文訓》及日本足利本古文，删去僞孔所造二十五篇，則本文已足。
至訓釋一事，當以&ldquo古文《尚書》、讀應《爾雅》&rdquo一言為準。
以《爾雅》釋《書》，十可得其七八，斯亦可矣。
王引之《經義述聞》，解《尚書》者近百條；近孫诒讓作《尚書骈枝》，亦有六七十條：義均明确，猶有不合處。
餘有《古文尚書拾遺》，自覺較江、王、孫三家略勝。
然全書總未能通釋，此有待後賢之研讨矣。
古人有言：&ldquo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rdquo訓诂之道，雖有古今之異，然造語行文，無甚差池，古人決不至故作不可解之語。
故今日治《書》，當先求通文理。
如文理不通，而高談微言大義，失之遠矣。
不但治經如此，讀古書無不如此也。
《虞書》曰：&ldquo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rdquo先有志而後有詩。
詩者，志之所發也。
然有志亦可發為文。
詩之異于文者，以其可歌也。
所謂歌永言，即詩與文不同之處。
永者，延長其音也。
延長其音，而有高下洪纖之别，遂生宮、商、角、徵、羽之名。
律者，所以定聲音也。
既須永言，又須依永，于是不得不有韻（急語無收聲，收聲即有韻，前後句收聲相同即韻也）。
詩之有韻，即由歌永言來。
《虞書》載&ldquo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rdquo&ldquo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堕哉！&rdquo二歌。
可見堯、舜時已有詩。
《尚書大傳》有《卿雲之歌》。
漢初人語未必可信。
《樂記》雲：&ldquo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
&rdquo今所傳《南風歌》出王肅《家語》，他無所見，亦不可信。
唐、虞之詩，要以二《典》所載為可信耳。
鄭康成《詩譜序》雲：&ldquo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
&rdquo而今《尚書》載《五子之歌》，可知其為晉人僞造也。
《詩譜序》又雲：&ldquo降及商王，不風不雅。
&rdquo此謂商但有《頌》，《風》、《雅》不可見矣。
《周禮·太師》：&ldquo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rdquo賦、比、興與風、雅、頌并列，則為詩體無疑。
今《毛傳》以升高能賦為九能之一，謂之德音。
周末屈原、荀卿俱有賦。
賦既在風、雅、頌之外，比、興當亦若是。
惟孔子删詩，存風、雅、頌而去賦、比、興。
《鄭志》答張逸問，賦、比、興，吳劄觀詩已不歌。
蓋不歌而誦謂之賦。
賦不可歌，與風、雅、頌異，故季劄不得聞也（比、興不知如何）。
賦、比、興之外，又有《九德之歌》，《左傳》郤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六府三事，謂之九功。
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合之為十五種。
今《詩》僅存風、雅、頌三種。
《詩大序》：&ldquo風，風也&rdquo，&ldquo雅，正也&rdquo，&ldquo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rdquo風有諷谕之義，雅之訓正，讀若《爾雅》，然風、雅、頌之雅，恐本不訓正。
《說文》：&ldquo疋，古文以為《詩·大雅》字。
&rdquo一曰，疋即今疏字。
然則詩之稱疋。
紀事之謂，亦猶後世稱杜工部詩曰詩史。
故大雅、小雅無非紀事之詩，或謂雅即雅烏。
孔子曰：&ldquo烏盱，呼也。
&rdquo李斯《谏逐客書》：&ldquo擊翁叩缶，彈筝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
&rdquo楊恽《報孫會宗書》：&ldquo家本秦也，能為秦聲&rdquo，&ldquo仰無撫缶而呼嗚嗚。
&rdquo秦本周地，故大小雅皆以雅名（所謂烏烏秦聲者，即今之梆子腔也）。
此亦可備一說。
餘意《說文》訓疋為記，乃雅之正義，以其性質言也；雅、烏可為雅之别一義，以其聲調言也。
至正之一訓，乃後起之義。
蓋以雅為正調，故釋之曰正耳。
詩以四言為主，取其可歌，然亦有二言、三言以至九言者，惟不多見耳。
今按：&ldquo肇禋&rdquo，二言也；&ldquo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rdquo，九言也。
一言太短，不可以歌，故三百篇無一言之詩。
然梁鴻《五噫》之歌曰：&ldquo陡彼北芒兮，噫！顧覽帝說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rdquo則一言未始不可成句，或者三篇中偶然無一言之句耳，非一言之句必不可歌也。
《詩經》而後，四言漸少。
漢世五言盛行，唐則七言為多。
八言、九言，偶一為之，三言惟漢《郊祀歌》用之。
六言亦不多見。
《漢書》所錄漢之四言之作，有韋孟《谏詩》一首，《在鄒詩》一首，韋玄成《自責詩》一首、《戒子孫詩》一首，西漢之作，傳于世者，盡于此矣。
魏武帝作《短歌》，猶用四言，雖格調有異《詩經》，然猶有霸氣。
至《文選》所錄魏、晉間四言之作，語多迂腐。
自是之後，四言衰歇，五言盛行。
李白謂&ldquo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尤其靡也&rdquo，然所作《雪讒詩》譏剌楊妃，有乖敦厚之義，或故為大言以欺人耳。
又雜言一體，《詩經》所有。
漢樂府往往用之，唐人歌行亦用之。
夫抒寫性情，貴在自由，不宜過于拘束，如必句句字數相同，或不能發揮盡緻。
故雜言之作，未為不可。
今人創新體詩，以雜言為主可也，但無韻終不成詩耳。
（以上論《詩》之大概。
） 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蓋合六詩、《九德之歌》言之。
孔子删詩，僅取三百餘篇。
蓋以古詩過多，不能全讀，故删之爾，或必其餘皆不足觀也。
或謂孔子删《詩》與昭明之作《文選》有異。
餘意不然，《文選》為總集，《詩經》亦總集，性質正複相似，所謂&ldquo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rdquo，決非未正以前，《雅》入《頌》、《頌》入《雅》也。
《雅》主記事，篇幅舒長；《頌》主贊美，章節簡短。
但觀形式，已易辨别。
且其聲調又不同，何至相亂，或次序颠倒、孔子更定之耳。
《風》、《雅》有正、變（盛周為正，衰周為變），《頌》無正、變，因《風》、《雅》有美有剌，《頌》則有美無剌也。
《魯語》闵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
今《商頌》僅存五篇，其餘七篇，或孔子時而已佚矣。
據今《商頌》，有商初所作，亦有武丁時所作，而《周頌》皆成王時詩，後則無有。
《孟子》曰：&ldquo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rdquo故頌聲未息，周則成王以後無賢聖也。
或以《魯頌》為■天子之禮。
若然，孔子當屏而不錄。
孔子錄之，将何以說？案《周官·籥章》：吹■詩以逆暑迎寒，吹■雅以樂田峻，吹■頌以息老物。
同為《七月》之詩，而風、雅、頌異名者，歌詩之時，其聲調三變爾。
《■風》非天子之詩，而可稱頌，則《魯頌》稱頌孔子錄之，無可怪也。
今觀《泮水》、《閟宮》之屬，體制近雅而不近頌，若以雅為稱，則無可譏矣。
《史記·孔子世家》稱&ldquo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rdquo。
然則，今之《詩經》在孔子時無一不可歌也。
《漢書·禮樂志》雲：河間獻王獻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
是其樂譜尚在。
後則可歌者，惟《鹿鳴》、《伐檀》等十二篇耳。
近人以《鹿鳴》、《伐檀》等譜一字一聲，無抑揚高下之音，疑為唐人所作。
然一定一聲，不但《詩經》為然，宋詞亦然。
姜夔、張炎之譜可證也。
一字之譜多聲，始于元曲，古人未必如是，孔子曰：&ldquo放鄭聲。
&rdquo又曰：&ldquo惡鄭聲之亂雅樂。
&rdquo漢儒解鄭聲以為煩手踯躅之聲。
張仲景《傷寒論》雲：&ldquo實則谵語，虛則鄭聲。
鄭聲者，重語也。
&rdquo可見漢人皆讀鄭為鄭重之鄭。
鄭聲即一字而譜多聲之謂。
唐人所重十二詩之譜，一字一聲，正是雅樂，無可緻疑。
（以上論《詩》之可歌） 《詩》以口誦，至秦未焚。
漢興有齊、魯、毛、韓四家，齊、魯、韓三家無笙詩，為三百五篇，毛有笙詩為三百十一篇。
笙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四家篇數本相同也（笙詩六篇，殆如今之樂曲，有聲音節奏而無文詞）。
所不同者，《小雅·彼都人士》&ldquo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rdquo數句，三家所無，而毛獨有，此其最著者也。
其餘文字雖有異同，不如《尚書》今古文之甚。
以《詩》為口誦，故無形近之訛耳。
《魯詩》出自浮丘伯，申公傳之。
魯人所傳，故曰《魯詩》。
《齊詩》傳自轅固生，齊人所傳，故曰《齊詩》。
《韓詩》傳自韓嬰，據姓為稱，故曰《韓詩》。
齊、韓二家，當漢景帝時，在《魯詩》之後。
《毛詩》者，毛公所傳，故曰《毛詩》。
相傳毛公之學出自子夏，三國時吳徐整謂子夏援高行子，高行子援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于家，授趙小人毛公，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
而陸玑則謂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由徐整之說，則子夏五傳而至大毛公；由陸玑之說，則子夏七傳而至大毛公。
所以參差者，二家之言，互有詳略耳（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苄，今之《詩傳》乃大毛公所作，當稱《毛亨詩傳》，而世皆誤以為毛苄，今之《詩傳》乃大毛公所作，當稱《毛亨詩傳》，而世皆誤以為毛苄，不可不正也）。
《毛詩·絲衣序》引高子曰：&ldquo靈星之屍也。
&rdquo《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ldquo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rdquo《閟宮》傳引孟仲子曰：&ldquo是禖宮也。
&rdquo高子、孟仲子并見《孟子》七篇中。
或疑高子即高行子。
高行子為子夏弟子，不當與孟子同時，然趙岐注雲：高子年長，或高叟即高行子矣。
趙注又雲：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于孟子者也。
然則孟子長于《詩》、《書》，故高子、孟仲子之說皆為毛公所引。
《漢書·藝文志》謂齊、魯、韓三家，鹹非《詩》之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又雲：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據此，知向、歆父子不信三家詩說。
歆讓太常博士，欲以《毛詩》立學官，而《七略》不稱《毛詩》之優。
今觀四家之異同，其優劣可得而言，太史公言《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其言與《詩大序》&ldquo《關雎》，風之始也&rdquo語同。
《詩大序》但舉《雅》、《頌》之名，而不言《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但雲&ldquo是謂四始，《詩》之至也&rdquo者，蓋由&ldquo《關雎》，《風》之始也&rdquo一語，可以類推其餘耳。
鄭康成雲：&ldquo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rdquo餘謂毛意同史公，史公所引，多本《魯詩》，《毛詩》傳至荀子，《魯詩》亦傳自荀子，此其所以符合也。
《齊詩》與《魯》、《毛》全異，蕭望之、翼奉、匡衡同事後蒼，治《齊詩》。
翼奉有五際、六情之語，不及四始。
詩緯《泛曆樞》稱四始有水、木、火、金之語。
謂《大明》水始，《四牡》木始，《嘉魚》火始，《鴻雁》金始，其言甚不可解，恐東漢人所造，非《齊詩》本義。
匡衡上書稱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言與《毛傳》相同，并無水、木、火、金之語。
可知《泛曆樞》為後人臆說也。
衡奏議平正，奉則有怪誕之語，雖與衡同師，而别有發明矣。
如以水、木、火、金說四始，則《齊詩》竟是神話。
四始《詩》之大義，而《齊詩》之說如此，以此知齊之不逮毛、魯遠也。
然匡衡說《詩》，亦有勝于魯、韓者。
《魯詩》說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齊詩》亦謂周康王後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匡衡上書，乃謂《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此非以《關雎》為剌詩矣。
蓋《齊詩》由轅固數傳而至後蒼。
蒼本傳《禮》。
《鄉飲酒禮》：&ldquo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rdquo。
《燕禮》：&ldquo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rdquo《儀禮》，周公所定，已有《周南·關雎》，知《關雎》非康王時所作。
匡衡師事後蒼，故其說《詩》，長于魯、韓也。
齊、魯、韓三家詩序不傳，而毛序全存。
如《左傳》隐三年：&ldquo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rdquo闵二年：&ldquo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rdquo文六年：&ldquo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钅鹹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rdquo《毛序》所雲，皆與《左傳》符合，此毛之優于三家者也。
又三家詩，皆有怪誕之語，毛則無有。
即如&ldquo履帝武敏歆&rdquo，《爾雅》已有&ldquo敏，拇也&rdquo之訓，而三家說皆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迹，踐之身動如孕，而生後稷。
《毛傳》則以疾訓敏，以帝為高辛氏之帝，從于帝而見于天，将事齊敏，不信感生之說。
又如：&ldquo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rdquo，若用感生之說，必謂上帝依姜嫄之身，降之精氣，而《傳》則謂上帝依其子孫。
又如：&ldquo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rdquo，《毛傳》之前，《墨子·明鬼》已引此詩，謂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豈能在帝之左右哉！而《毛傳》則謂文王在民上，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一掃向來神怪之說。
蓋自荀子作《天論》，謂聖人不求知天，神話于是摧破。
《毛詩》為荀卿所傳，即此可征。
《大序》，相傳子夏所作，《小序》，毛公所作。
鄭康成之意，謂《小序》發端句，子夏作，其下則後人所益，或毛公作也。
今按，《序》引高子曰：&ldquo靈星之屍也。
&rdquo此語自當出子夏之後矣。
《衛宏傳》有&ldquo作詩序&rdquo語，故《釋文》或雲《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
然衛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