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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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之訓常，乃後起之義。
《韓非·内外儲》首冠經名，其意殆如後之目錄，并無常義。
今人書冊用紙，貫之以線。
古代無紙，以青絲繩貫竹簡為之。
用繩貫穿，故謂經。
經者，今所謂線裝書矣。
《儀禮·聘禮》：&ldquo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
&rdquo《禮記·中庸》雲：&ldquo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rdquo蓋字少者書于方，字多者編簡而書之。
方不貫以繩，而簡則貫以繩。
以其用繩故曰編，以其用竹故曰篇。
方，版牍也。
古者師徒講習，亦用方謄寫。
《爾雅》：&ldquo大版謂之業。
&rdquo故曰肄業、受業矣。
《管子》雲：&ldquo修業不息版。
&rdquo修業雲者，修習其版上之所書也。
竹簡繁重，非别版書寫，不易肄習。
二尺四寸之簡（《後漢書·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據劉向校古文《尚書》，每簡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知一字約占簡一寸。
二十五自乘為六百二十五。
令簡策縱橫皆二十四寸，僅得六百二十五字。
《尚書》每篇字數無幾，多者不及千餘。
《周禮》六篇，每篇少則二三千，多至五千。
《儀禮·鄉射》有六千字，《大射儀》有六千八百字。
如橫布《大射》、《鄉射》之簡于地，占地須二丈四尺，合之今尺，一丈六尺，倘師徒十餘人對面講誦，便非一室所能容。
由是可知講授時決不用原書，必也移書于版，然後便捷。
故稱肄業、受業，而不曰肄策、受策也。
帛，絹也，古時少用。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每書皆雲篇；數術、方技，則皆稱卷。
數術、方技，乃秦漢時書，古代所無。
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漢人亦有作。
所以不稱卷者，以劉向叙錄，皆用竹簡殺青繕寫，數術、方技，或不用竹簡也。
惟圖不稱篇而稱卷，蓋帛書矣（《孫子兵法》皆附圖）。
由今觀之，篇繁重而卷簡便，然古代質厚，用簡者多。
《莊子》雲：&ldquo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rdquo五車之書，如為帛書，乃可稱多；如非帛書，而為竹簡，則亦未可雲多。
秦皇衡石程書，一日須盡一石。
如為簡書，則一石之數太多，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盡（古一石當今三十斤，如為帛書，準之于今，當亦有一二百本）。
古稱奏牍，牍即方版，故一日一石不為多耳。
周代《詩》、《書》、《禮》、《樂》皆官書。
《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蔔，亦官書。
官書用二尺四寸之簡書之。
鄭康成謂六經二尺四寸，《孝經》半之，《論語》又半之是也。
《漢書》稱律曰&ldquo三尺法&rdquo，又曰&ldquo二尺四寸之律&rdquo。
律亦經類，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簡。
惟六經為周之官書，漢律乃漢之官書耳。
尋常之書，非經又非律者，《論衡》謂之短書。
此所謂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
西漢用竹簡者尚多，東漢以後即不用。
《後漢書》稱董卓移都之亂，缣帛圖書，大則帷蓋，小乃制為滕囊，可知東漢官書已非竹簡本矣。
帛書可卷可舒，較之竹簡，自然輕易，然猶不及今之用紙。
紙之起源，人皆謂始于蔡倫，然《漢書·外戚傳》已稱赫蹄，則西漢時已有紙，但不通用耳。
正惟古人之不用紙，作書不易；北地少竹，得之甚難；代以缣帛，價值又貴，故非熟讀強記不為功也。
竹簡書之以漆，劉向校書可證；方版亦然。
至于缣帛，則不可漆書，必當用墨。
《莊子》雲：宋元君将畫圖，衆史舐筆和墨。
則此所謂圖，當是缣素。
又《儀禮》銘旌用帛。
《論語》子張書紳。
紳以帛為之，皆非用帛不能書。
惟經典皆用漆書簡，學生講習，則用版以求方便耳。
以上論經之形式及質料。
《莊子·天下篇》：&ldquo《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rdquo列舉六經，而不稱之曰&ldquo經&rdquo。
然則六經之名，孰定之耶？曰：孔子耳。
孔子之前，《詩》《書》《禮》《樂》已備。
學校教授，即此四種。
孔子教人，亦曰：&ldquo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rdquo又曰：&ldquo《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可見《詩》《書》《禮》《樂》，乃周代通行之課本。
至于《春秋》，國史秘密，非可分布，《易》為蔔筮之書，事異恆常，非當務之急，故均不以教人。
自孔子贊《周易》、修《春秋》，然後《易》與《春秋》同列六經。
以是知六經之名，定于孔子也。
五禮著吉、兇、賓、軍、嘉之稱，今《儀禮》十七篇，隻有吉、兇、賓、嘉，而不及軍禮。
不但十七篇無軍禮，即《漢書》所謂五十六篇《古經》者亦無之。
《藝文志》以《司馬法》二百餘篇入《禮》類（今殘本不多），此軍禮之遺，而不在六經之内。
孔子曰：&rdquo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ldquo蓋孔子不喜言兵，故無取焉。
又古律亦官書，漢以來有《漢律》。
漢以前據《周禮》所稱，五刑有二千五百條，《呂刑》則雲三千條。
當時必著簡冊，然孔子不編入六經，至今無隻字之遺。
蓋律者，在官之人所當共知，不必以之教士。
若謂古人尚德不尚刑，語涉迂闊，無有足處。
且《周禮·地官》之屬，州長、黨正，有讀法之舉，是百姓均須知律。
孔子不以入六經者，當以刑律代有改變，不可為典要故爾。
六經今存五經，《樂經》漢時已亡。
其實，六經須作六類經書解，非六部之經書也。
禮，今存《周禮》、《儀禮》。
或謂《周禮》與《禮》不同，名曰《周官》，疑非禮類。
然《孝經》稱&ldquo安上治民莫善于禮&rdquo，《左傳》亦雲&ldquo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
&rdquo由《孝經》、《左傳》之言觀之，則《周官》之設官分職、體國經野，正是禮類。
安得謂與禮不同哉？春秋時人引《逸周書》皆稱《周書》，《藝文志》稱《逸周書》乃孔子所删百篇之餘。
因為孔子所删，故不入六經。
又《連山》、《歸藏》，漢時尚存（桓譚《新論》雲：或藏蘭台），與《周易》本為同類。
以孔子不贊，故亦不入六經。
實則《逸周書》與《書》為一類，三易同為一類，均宜稱之曰經也。
今所傳之十三經，其中《禮記》、《左傳》、《公羊》、《穀梁》均傳記也。
《論語》、《孝經》，《藝文志》以《詩》、《書》、《易》、《禮》、《春秋》同入六藝，實亦傳記耳。
《孟子》應入子部，《爾雅》乃當時釋經之書，亦不與經同。
嚴格論之，六經無十三部也。
史部本與六經同類。
《藝文志》春秋家列《戰國策》、《太史公書》。
太史公亦自言繼續《春秋》。
後人以史部太多，故别為一類。
荀勖《中經簿》始立經、史、子、集四部，區經、史為二，後世仍之。
然乙部有《皇覽》。
《皇覽》者，當時之類書也，與史部不類。
五儉仿《七略》作《七志》（《七略》本僅六種：一、六藝；二、諸子；三、詩賦；四、兵書；五、數術；六、方技），增圖譜一門，稱六藝略曰經典志，中分六藝、小學、史記、雜傳四門，有心複古，頗見卓識。
又有《漢志》不收而今亦歸入經部者，緯書是也。
緯書對經書而稱，後人雖不信，猶不得不以入經部。
獨王儉以數術略改為陰陽志，而收入緯書，以緯書與陰陽家、形法家同列，不入經典，亦王氏之卓識也。
自《隋書·經籍志》後，人皆依荀勖四部之目，以史多于經，為便宜計，不得不爾。
明知緯書非經之比，無可奈何，亦錄入經部，此皆權宜之計也。
兵書在《漢志》本與諸子分列。
《孫子兵法》入兵書，不入諸子。
《七志》亦分兵書曰軍書，而阮孝緒《七錄》（依王儉為七部，不分經、史、子、集）以子書、兵書合曰子兵，未免謬誤。
蓋當代之兵書，應秘而不宣，古代之兵書，可人人省覽。
《孫子》十三篇，空論行軍之理，與當時号令編制之法絕異，不似今參謀部之書，禁人窺覽者也。
是故當代之兵書，不得與子部并錄。
向、歆校書之時，史部書少，故可歸入《春秋》。
其後史部漸多，非别立一類不可，亦猶《漢志》别立詩賦一類，不歸入《詩經》類耳。
後人侈言複古，如章實齋《校雠通義》，獨龂龂于此，亦徒為高論而已。
顧源流不得不明，緯與經本應分類，史與經本不應分，此乃治經之樞紐，不可不知者也。
漢人治經，有古文、今文二派。
伏生時緯書未出，尚無怪誕之言。
至東漢時，則今文家多附會緯書者矣。
古文家言曆史而不信緯書，史部入經，乃古文家之主張；緯書入經，則今文家之主張也。
古文家間引緯書，則非純古文學，鄭康成一流是也。
王肅以賈、馬之學，反對康成。
賈雖不信緯書，然亦有附會處（《後漢書》可證），馬則絕不附會矣（馬書今存者少）。
至三國時人治經，則與漢人途徑相反。
東漢今文說盛行之時，說經多采緯書，謂孔子為玄聖之子，稱其述作曰為漢制法。
今觀孔林中所存漢碑，《史晨》、《乙瑛》、《韓敕》，皆錄當時奏議文告，并用緯書之說。
及黃初元年，封孔羨為宗聖侯，立碑廟堂，陳思王撰文，錄文帝诏書，其中無一語引緯書者。
非惟不引緯書，即今文家，亦所不采。
以此知東漢與魏，治經之法，截然不同。
今人皆謂漢代經學最盛，三國已衰，然魏文廓清■緯之功，豈可少哉！文帝雖好為文，似詞章家一流，所作《典論》，《隋志》歸入儒家。
緯書非儒家言，乃陰陰家言，故文帝诏書未引一語。
豈可僅以詞章家目之！ 自漢武立五經博士，至東漢有十四博士（五經本僅五博士，後分派衆多，故有十四博士）。
《易》則施、孟、梁丘、京，《書》則歐陽、大小夏侯，《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春秋》則嚴、顔（皆《公羊》家），皆今文家也。
孔安國之古文《尚書》，後世不傳。
漢末，馬、鄭之書，不立學官。
《毛詩》亦未立學官。
至三國時，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皆立學官，此魏文帝之卓見也。
漢熹平石經，隸書一字，是乃今文。
魏正始時立三體石經，則用古文。
當時古文《禮》不傳，《尚書》、《春秋》皆用古文。
《易》用費氏，以費《易》為古文也（傳費《易》者，漢末最盛，皆未入學官。
馬、鄭、荀爽、劉表、王弼皆費氏《易》）。
《周禮》則本為古文。
三國之學官，與漢末不同如此。
故曰魏文廓清之功不可少也。
清人治經，以漢學為名。
其實漢學有古文、今文之别。
信今文則非，守古文即是。
三國時漸知尊信古文。
故魏、晉兩代，說經之作，雖精到不及漢儒，論其大體，實後勝于前。
故漢學二字，不足為治經之正軌。
昔高郵王氏，稱其父熟于漢學之門徑，而不囿于漢學之籓蓠。
此但就訓诂言耳。
其實，論事迹、論義理，均當如是。
魏、晉人說經之作，豈可廢哉！以上論經典源流及古今文大概。
欲明今古文之分，須先明經典之來源。
所謂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者，《漢書·藝文志》雲：禮、樂，周衰俱壞，樂尤微眇，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
又雲：及周之衰，諸侯将逾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
是孔子時《禮》、《樂》已阙，惟《詩》、《書》被删則俱有明證。
《左傳》：韓宣子适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可見别國所傳《易象》，與魯不盡同。
孔子所贊，蓋魯之《周易》也。
《春秋》本魯國之史，當時各國皆有春秋，而皆以副本藏于王室。
故太史公謂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修《春秋》，蓋六經之來曆如此。
《禮記·禮器》雲：&ldquo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rdquo鄭康成注：經禮謂《周禮》，曲禮即《儀禮》。
《中庸》雲：&ldquo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rdquo孔穎達疏：禮儀三百即《周禮》，威儀三千即《儀禮》。
今《儀禮》十七篇，約五萬六千字，均分之，每篇得三千三百字。
漢時，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合淹中所得，凡五十六篇，較今《儀禮》三倍。
若以平均三千三百字一篇計之，則五十六篇當有十七萬字，恐孔子時經不過如此。
以字數之多，故當時儒者不能盡學，孟子所謂&ldquo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rdquo。
至于《周禮》是否經孔了論定，無明文可見。
孟子謂&ldquo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rdquo，是七國時《周禮》已不常見，故孟子論封建與《周禮》不同。
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為三百篇。
或謂孔子前本僅三百篇，孔子自信&ldquo詩三百&rdquo是也。
然《周禮》言九德、六詩之歌。
九德者，《左傳》所謂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
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謂之九歌。
六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今《詩》但存風、雅、頌，而無賦、比、興。
蓋不歌而誦謂之賦，例如後之《離騷》，篇幅冗長，宜于誦而不宜于歌，故孔子不取耳。
九德、六詩合十五種，今《詩》僅存三種，已有三百篇之多，則十五種當有一千五百篇。
風、雅、頌之逸篇為春秋時人所引者已不少，可見未删之前，太史公三千篇之就為不誣也。
孔子所以删九德之歌者，蓋水、火、金、木、土、谷，皆詠物之作，與道性情之旨不合，故删之也。
季劄觀周樂，不及賦、比興，賦本不可歌，比、興被删之故，則今不可知。
墨子言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夫可弦必可歌，舞雖有節奏，恐未必可歌，誦則不歌也。
由此可知，詩不僅三百，依墨子之言，亦有千二百矣。
要之詩不但取其意義，又必取其音節，故可存者少耳。
《書》之篇數，據揚子《法言》稱：昔之說《書》者序以百。
《藝文志》亦雲凡百篇。
百篇者，孔子所删定者也。
其後，伏生傳二十九篇（據《書序》則分為三十四篇）。
壁中得四十八篇。
由今觀之，書在孔子删定之前已有亡佚者。
楚靈王之左史，通《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今《三墳》不傳，《五典》僅存其二。
楚靈王時，孔子年已二十餘，至删書時而僅著《堯典》《舜典》二篇，蓋其餘本已佚矣。
若依百篇計之，虞、夏、商、周凡四代，如商、周各四十篇，虞、夏亦當有二十篇。
今夏書最少，《禹貢》猶不能謂為夏書。
真為夏書者，僅《甘誓》、《五子之歌》、《胤征》三篇而已。
《胤征》之後，《左傳》載魏绛述後羿、寒浞事，伍員述少康中興事，皆《尚書》所無。
魏绛在孔子前，而伍員與孔子同時，二子何以知之？必當時别有記載，而本文則已亡也。
此亦未删而已佚之證也。
至如周代封國必有命（如近代之冊命），封康叔有《康诰》，而封伯禽、封唐叔，左氏皆載其篇名，《書序》則不錄。
且魯為孔子父母之邦，無不知其封诰之理。
所以不錄者，殆以周封諸侯甚多，不得篇篇而登之，亦惟擇其要者耳。
否則，将如私家譜牒所錄诰命，人且厭觀之矣。
《康诰》事涉重要，故錄之，其餘則不錄，此删書之意也。
《逸周書》者，《藝文志》言，孔子所論百篇之餘。
今《逸周書》有目者七十一篇。
由此可知，孔子于書，删去不少。
雖自有深意，然删去之書，今仍在者，亦不妨視為經書。
今觀《逸周書》與《尚書》性質相同，價值亦略相等。
正史之外，猶存别史（《史》、《漢》無别史，《後漢書》外有袁宏《後漢記》，其中所載事實、奏議，有與《後漢書》不同者，可備參考。
《三國志》外有魚豢之《魏略》、王沈之《魏書》，不可謂隻《三國志》可信，餘即不可信也），安得皇古之書，可信如《逸周書》者，顧不重視乎？《詩》既删為三百篇，而删去之詩，如&ldquo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rdquo一章，子夏猶以問孔子，孔子亦有&ldquo啟予&rdquo之言。
由此可見，逸詩仍有價值。
逸書亦猶是矣。
蓋古書過多，或殘缺，或不足重，人之目力有限，不能盡讀，于是不得不删繁就簡。
故孔子删《詩》、《書》，使人易于持誦，删餘之書，仍自有其價值在也。
崔東壁輩，以為經書以外均不足采，不知太史公三代三紀，固以《尚書》為本，《周本紀》即采《逸周書》《克殷解》、《度邑解》，此其卓識過人，洵非其餘諸儒所能及。
六經自秦火之後，《易》為蔔筮，傳者不絕。
漢初北平侯張蒼。
獻《春秋左氏傳》，經傳俱全。
《詩》由口授，非秦火所能焚，漢初有齊、魯、毛、韓四家。
惟毛有六笙詩（自秦焚書，至漢高祖破秦子嬰，曆時七年，人人熟習之歌，自當不亡）。
禮則《儀禮》不易誦習，故高堂生僅傳十七篇（高堂生必讀熟方能傳也）。
《周禮》在孟子時已不傳，而荀子則多引之（荀子學博遠過孟子，故能引之），然全書不可見。
至漢河間獻王乃得全書，猶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補之。
《尚書》本百篇，伏生壁藏之，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又得五十八篇，孔安國傳之，謂之古文。
此秦火後六經重出之大概也。
經今古文之别有二：一、文字之不同；二、典章制度與事實之不同。
何謂文字之不同？譬如《尚書》，古文篇數多，今文篇數少，今古文所同有者，文字又各殊異，其後愈說愈歧。
此非伏生之過，由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立于學官，博士抱殘守缺，強不知以為知，故愈說而愈歧也。
《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之太史公，太史公以之參考他書，古文家不然，太史公采《逸周書》可證也）。
何謂典章制度之不同？如《周禮》本無今文，一代典章制度，于是大備。
可見七國以來傳說之語，都可不信。
如封建一事，《周禮》謂公五百裡、侯四百裡、伯三百裡、子二百裡、男百裡。
而孟子乃謂公侯皆方百裡、伯七十裡、子男五十裡，與《周禮》不合。
此當依《周禮》，不當依孟子，以孟子所稱乃傳聞之辭也。
漢初人不知《周禮》，文帝時命博士撰《王制》，即用孟子之說，以未見《周禮》故。
此典章制度之不同也。
何謂事實之不同？如《春秋左傳》為古文，《穀梁》、《公羊》為今文。
《穀梁》稱申公所傳、《公羊》稱胡毋生所傳。
二家皆師弟問答之語。
《公羊》至胡毋生始著竹帛，《穀梁》則著錄不知在何時。
今三傳不但經文有異，即事實亦不同，例亦不同。
劉歆以為左氏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不同；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
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
以故，若論事實，自當信《左氏》，不當信《公》、《穀》也。
《詩》無所謂今古文，口授至漢，書于竹帛，皆用當時習用之隸書。
《毛詩》所以稱古文者，以其所言事實與《左傳》相應，典章制度與《周禮》相應故爾。
《禮》，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為今文；孔壁所得五十六篇為古文。
古文、今文大義無殊，惟十七篇缺天子、諸侯之禮。
于是，後蒼推士禮緻于天子（五十六篇中有天子、諸侯之禮）。
後人不得不講《禮記》，即以此故。
以十七篇未備，故須《禮記》補之。
《禮記》中本有《儀禮》正篇，如《奔喪》，小戴所有；《投壺》，大小戴俱有。
大小戴皆傳自後蒼，皆知十七篇不足，故采《投壺》、《奔喪》二篇。
二家之書，所以稱《禮記》者，以其為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故謂之《禮記》。
記，百三十一篇：大小戴八十二篇，小戴四十九篇。
今大戴存三十九篇，小戴四十九篇具在，合之得八十八篇。
此八十八篇中，有并非采自百三十一篇之記者，如大戴有《孔子三朝記》七篇，《孔子三朝記》應入《論語》家（《藝文志》如此），《三朝記》之外，《孔子閑居》、《仲尼燕居》、《哀公問》等，不在《三朝記》中，則應入《家語》一類。
要之，乃《論語》家言，非《禮》家言也。
大戴采《曾子》十篇，《曾子》本儒家書。
又《中庸》、《缁衣》、《表記》、《坊記》四篇，在小戴記，皆子思作。
子思書，《藝文志》錄入儒家。
若然，《孔子三朝記》以及曾子、子思所著，錄入大小戴者，近三十篇。
加以《月令》本屬《呂氏春秋》（漢人稱為《明堂月令》），亦不在百三十一篇中。
又，《王制》一篇，漢文帝時博士所作。
則八十八篇應去三十餘篇，所餘不及百三十一篇之半，恐猶有采他書者在。
如言《禮記》不足據，則其中有百三十一篇之文在；如雲可據，則其中有後人所作在。
故《禮記》最難辨别，其中所記，是否為古代典章制度，乃成疑窦。
若但據《禮記》以求之，未為得也。
《易》未遭秦火，漢興，田何數傳至施、孟、梁丘三家。
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不脫，與古文同。
故後漢馬融、荀爽、鄭玄、劉表皆信費《易》。
《易》專言理，惟變所适，不可為典要，故不可據以說《禮》。
然漢人說《易》，往往與禮制相牽。
如《五經異義》以&ldquo時乘六龍&rdquo謂天子駕六，此大謬也。
又施、孟、梁丘之說，今無隻字之存。
施、孟與梁丘共事田生，孟喜自雲：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而梁丘曰：田生絕于雠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是當時已起争端。
今孟喜之《易》，尚存一鱗一爪。
臆造之說，未足信賴。
焦延壽自稱嘗從孟喜問《易》，傳之京房，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而孟喜之徒不肯，曰：&ldquo非也。
&rdquo然則焦氏、亦氏之《易》，都為難信。
虞氏四傳孟氏《易》，孟不可信，則虞說亦難信。
此數家外，荀氏、鄭氏傳世最多，然《漢書》謂費本無書，以《彖》、《象》、《文言》釋經，而荀氏據■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解說經意，是否為費之正傳，亦不可知。
鄭《易》較為簡單，恐亦非費氏正傳。
今學《易》者多依王弼之注，弼本費《易》，以文字論，費《易》無脫文，當為可信。
餘謂論《易》，隻可如此而已。
此外，《古論語》不可見，今所傳者，古、齊、魯雜糅。
《孝經》但存今文。
關于典章制度、事實之不同者，須依古文為準。
至尋常修身之語，今古文無大差别，則《論語》、《孝經》之類，不必問其為古文或今文也。
十四博士皆今文，三國時始信古文。
古文所以引起許多糾紛者，孔壁所得五十八篇之書，亡于漢末，西晉鄭沖僞造二十五篇，今之孔氏《尚書》，即鄭沖僞造之本。
其中馬、鄭所本有者，未加竄改；所無者，即出鄭沖僞造。
又分虞書為《堯典》、《舜典》二篇，分《臯陶谟》為《益稷》。
《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已亡，則補作三篇。
既是僞作，不足置信。
至漢人傳《易》，是否《易》之正本不可知，後則王弼一家為費氏書。
宋陳希夷輩造先天八卦、河洛諸圖，傳之邵康節，此乃荒謬之說。
東序河圖，既無人見，孔子亦歎河不出圖，則後世何由知其象也。
先天八卦，以《說卦》方位本離南坎北者改為乾南坤北，則與觀象、觀法而造八卦之說不相應，此與《尚書》僞古文同不足信（僞古文參考閻氏《古文尚書疏證》，河洛參考胡氏《易圖明辨》）。
至今日治《書》而信僞古文；言《易》而又河洛、先天，則所謂門外漢矣。
然漢人以誤傳之說（今文家）亦甚多。
清儒用功較深，亦未入說經正軌，凡以其參雜今古文故也。
近孫诒讓專講《周禮》，為純古文家。
惜此等著述，至清末方見萌芽，如群經皆如此疏釋，斯可謂入正軌矣。
經之由來及今古文之大概既明，須進而分講各經之源流。
今先講《易經》。
初造文字，取法獸蹄鳥迹；畫卦亦然。
《易·系辭》雲：&ldquo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
&rdquo今觀乾、坤二卦：乾作■，坤作■。
《抱樸子》雲：&ldquo八卦出于鷹隼之所被，六甲出于靈龜之所負。
&rdquo蓋鳥舒六翮，即成■象，但取其翮而遺其身，即成■象。
于是或分或合，錯而綜之，則成八卦。
此所以言觀鳥獸之文也。
抱樸之說，必有所受，然今無可考，施、孟、馬、鄭、荀爽皆未言之。
重卦出于何人，說者紛如。
王弼以為伏羲，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而太史公則以為文王。
伏羲之說，由于《周禮》，太蔔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三易均六十四卦，杜子春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
王弼據之，故雲重卦出于伏羲。
然伏羲作《連山》黃帝作《歸藏》，語無憑證，故鄭玄不從之也。
神農之說，由于《系辭》稱&ldquo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日中為市，交易而退，蓋取諸《噬嗑》&rdquo二語。
以神農氏已有《益》、《噬嗑》，故知重卦出于神農。
然《系辭》所謂&ldquo蓋取&rdquo，皆想象之辭，烏可據為實事？夏禹之說，從鄭玄之義蛻化而來。
鄭玄《易贊》及《易論》雲：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
孫盛取之，以為夏有《連山》，即兼山之艮，可見重卦始于夏禹。
至文王之說，則太史公因&ldquo作《易》者其有憂患乎&rdquo一語而為是言。
要之，上列諸說，雖不可确知其是非，以餘觀之，則重卦必不在夏禹之後，短中取長，則孫盛之說為可信耳。
至卦辭、爻辭之作，當是皆出文王。
《系辭》雲：&ldquo《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纣之事耶？&rdquo又雲：&ldquo作《易》者，其有憂患乎？&rdquo太史公據此，謂&ldquo西伯拘而演《周易》&rdquo。
故卦辭、爻辭并是文王被囚而作，或以為周公作爻辭，其說無據。
如據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而稱周公之德，以此知《易象》系于周公，故謂周公作爻辭。
然韓宣子并及魯之《春秋》，《春秋
《韓非·内外儲》首冠經名，其意殆如後之目錄，并無常義。
今人書冊用紙，貫之以線。
古代無紙，以青絲繩貫竹簡為之。
用繩貫穿，故謂經。
經者，今所謂線裝書矣。
《儀禮·聘禮》：&ldquo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
&rdquo《禮記·中庸》雲：&ldquo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rdquo蓋字少者書于方，字多者編簡而書之。
方不貫以繩，而簡則貫以繩。
以其用繩故曰編，以其用竹故曰篇。
方，版牍也。
古者師徒講習，亦用方謄寫。
《爾雅》：&ldquo大版謂之業。
&rdquo故曰肄業、受業矣。
《管子》雲：&ldquo修業不息版。
&rdquo修業雲者，修習其版上之所書也。
竹簡繁重，非别版書寫，不易肄習。
二尺四寸之簡（《後漢書·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據劉向校古文《尚書》，每簡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知一字約占簡一寸。
二十五自乘為六百二十五。
令簡策縱橫皆二十四寸，僅得六百二十五字。
《尚書》每篇字數無幾，多者不及千餘。
《周禮》六篇，每篇少則二三千，多至五千。
《儀禮·鄉射》有六千字，《大射儀》有六千八百字。
如橫布《大射》、《鄉射》之簡于地，占地須二丈四尺，合之今尺，一丈六尺，倘師徒十餘人對面講誦，便非一室所能容。
由是可知講授時決不用原書，必也移書于版，然後便捷。
故稱肄業、受業，而不曰肄策、受策也。
帛，絹也，古時少用。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每書皆雲篇；數術、方技，則皆稱卷。
數術、方技，乃秦漢時書，古代所無。
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漢人亦有作。
所以不稱卷者，以劉向叙錄，皆用竹簡殺青繕寫，數術、方技，或不用竹簡也。
惟圖不稱篇而稱卷，蓋帛書矣（《孫子兵法》皆附圖）。
由今觀之，篇繁重而卷簡便，然古代質厚，用簡者多。
《莊子》雲：&ldquo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rdquo五車之書，如為帛書，乃可稱多；如非帛書，而為竹簡，則亦未可雲多。
秦皇衡石程書，一日須盡一石。
如為簡書，則一石之數太多，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盡（古一石當今三十斤，如為帛書，準之于今，當亦有一二百本）。
古稱奏牍，牍即方版，故一日一石不為多耳。
周代《詩》、《書》、《禮》、《樂》皆官書。
《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蔔，亦官書。
官書用二尺四寸之簡書之。
鄭康成謂六經二尺四寸，《孝經》半之，《論語》又半之是也。
《漢書》稱律曰&ldquo三尺法&rdquo，又曰&ldquo二尺四寸之律&rdquo。
律亦經類，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簡。
惟六經為周之官書，漢律乃漢之官書耳。
尋常之書，非經又非律者，《論衡》謂之短書。
此所謂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
西漢用竹簡者尚多，東漢以後即不用。
《後漢書》稱董卓移都之亂，缣帛圖書，大則帷蓋，小乃制為滕囊，可知東漢官書已非竹簡本矣。
帛書可卷可舒，較之竹簡，自然輕易，然猶不及今之用紙。
紙之起源，人皆謂始于蔡倫，然《漢書·外戚傳》已稱赫蹄，則西漢時已有紙，但不通用耳。
正惟古人之不用紙，作書不易；北地少竹，得之甚難；代以缣帛，價值又貴，故非熟讀強記不為功也。
竹簡書之以漆，劉向校書可證；方版亦然。
至于缣帛，則不可漆書，必當用墨。
《莊子》雲：宋元君将畫圖，衆史舐筆和墨。
則此所謂圖，當是缣素。
又《儀禮》銘旌用帛。
《論語》子張書紳。
紳以帛為之，皆非用帛不能書。
惟經典皆用漆書簡，學生講習，則用版以求方便耳。
以上論經之形式及質料。
《莊子·天下篇》：&ldquo《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rdquo列舉六經，而不稱之曰&ldquo經&rdquo。
然則六經之名，孰定之耶？曰：孔子耳。
孔子之前，《詩》《書》《禮》《樂》已備。
學校教授，即此四種。
孔子教人，亦曰：&ldquo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rdquo又曰：&ldquo《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可見《詩》《書》《禮》《樂》，乃周代通行之課本。
至于《春秋》，國史秘密，非可分布，《易》為蔔筮之書，事異恆常，非當務之急，故均不以教人。
自孔子贊《周易》、修《春秋》，然後《易》與《春秋》同列六經。
以是知六經之名，定于孔子也。
五禮著吉、兇、賓、軍、嘉之稱，今《儀禮》十七篇，隻有吉、兇、賓、嘉，而不及軍禮。
不但十七篇無軍禮，即《漢書》所謂五十六篇《古經》者亦無之。
《藝文志》以《司馬法》二百餘篇入《禮》類（今殘本不多），此軍禮之遺，而不在六經之内。
孔子曰：&rdquo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ldquo蓋孔子不喜言兵，故無取焉。
又古律亦官書，漢以來有《漢律》。
漢以前據《周禮》所稱，五刑有二千五百條，《呂刑》則雲三千條。
當時必著簡冊，然孔子不編入六經，至今無隻字之遺。
蓋律者，在官之人所當共知，不必以之教士。
若謂古人尚德不尚刑，語涉迂闊，無有足處。
且《周禮·地官》之屬，州長、黨正，有讀法之舉，是百姓均須知律。
孔子不以入六經者，當以刑律代有改變，不可為典要故爾。
六經今存五經，《樂經》漢時已亡。
其實，六經須作六類經書解，非六部之經書也。
禮，今存《周禮》、《儀禮》。
或謂《周禮》與《禮》不同，名曰《周官》，疑非禮類。
然《孝經》稱&ldquo安上治民莫善于禮&rdquo，《左傳》亦雲&ldquo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
&rdquo由《孝經》、《左傳》之言觀之，則《周官》之設官分職、體國經野，正是禮類。
安得謂與禮不同哉？春秋時人引《逸周書》皆稱《周書》，《藝文志》稱《逸周書》乃孔子所删百篇之餘。
因為孔子所删，故不入六經。
又《連山》、《歸藏》，漢時尚存（桓譚《新論》雲：或藏蘭台），與《周易》本為同類。
以孔子不贊，故亦不入六經。
實則《逸周書》與《書》為一類，三易同為一類，均宜稱之曰經也。
今所傳之十三經，其中《禮記》、《左傳》、《公羊》、《穀梁》均傳記也。
《論語》、《孝經》，《藝文志》以《詩》、《書》、《易》、《禮》、《春秋》同入六藝，實亦傳記耳。
《孟子》應入子部，《爾雅》乃當時釋經之書，亦不與經同。
嚴格論之，六經無十三部也。
史部本與六經同類。
《藝文志》春秋家列《戰國策》、《太史公書》。
太史公亦自言繼續《春秋》。
後人以史部太多，故别為一類。
荀勖《中經簿》始立經、史、子、集四部，區經、史為二，後世仍之。
然乙部有《皇覽》。
《皇覽》者，當時之類書也，與史部不類。
五儉仿《七略》作《七志》（《七略》本僅六種：一、六藝；二、諸子；三、詩賦；四、兵書；五、數術；六、方技），增圖譜一門，稱六藝略曰經典志，中分六藝、小學、史記、雜傳四門，有心複古，頗見卓識。
又有《漢志》不收而今亦歸入經部者，緯書是也。
緯書對經書而稱，後人雖不信，猶不得不以入經部。
獨王儉以數術略改為陰陽志，而收入緯書，以緯書與陰陽家、形法家同列，不入經典，亦王氏之卓識也。
自《隋書·經籍志》後，人皆依荀勖四部之目，以史多于經，為便宜計，不得不爾。
明知緯書非經之比，無可奈何，亦錄入經部，此皆權宜之計也。
兵書在《漢志》本與諸子分列。
《孫子兵法》入兵書，不入諸子。
《七志》亦分兵書曰軍書，而阮孝緒《七錄》（依王儉為七部，不分經、史、子、集）以子書、兵書合曰子兵，未免謬誤。
蓋當代之兵書，應秘而不宣，古代之兵書，可人人省覽。
《孫子》十三篇，空論行軍之理，與當時号令編制之法絕異，不似今參謀部之書，禁人窺覽者也。
是故當代之兵書，不得與子部并錄。
向、歆校書之時，史部書少，故可歸入《春秋》。
其後史部漸多，非别立一類不可，亦猶《漢志》别立詩賦一類，不歸入《詩經》類耳。
後人侈言複古，如章實齋《校雠通義》，獨龂龂于此，亦徒為高論而已。
顧源流不得不明，緯與經本應分類，史與經本不應分，此乃治經之樞紐，不可不知者也。
漢人治經，有古文、今文二派。
伏生時緯書未出，尚無怪誕之言。
至東漢時，則今文家多附會緯書者矣。
古文家言曆史而不信緯書，史部入經，乃古文家之主張；緯書入經，則今文家之主張也。
古文家間引緯書，則非純古文學，鄭康成一流是也。
王肅以賈、馬之學，反對康成。
賈雖不信緯書，然亦有附會處（《後漢書》可證），馬則絕不附會矣（馬書今存者少）。
至三國時人治經，則與漢人途徑相反。
東漢今文說盛行之時，說經多采緯書，謂孔子為玄聖之子，稱其述作曰為漢制法。
今觀孔林中所存漢碑，《史晨》、《乙瑛》、《韓敕》，皆錄當時奏議文告，并用緯書之說。
及黃初元年，封孔羨為宗聖侯，立碑廟堂，陳思王撰文，錄文帝诏書，其中無一語引緯書者。
非惟不引緯書，即今文家，亦所不采。
以此知東漢與魏，治經之法，截然不同。
今人皆謂漢代經學最盛，三國已衰，然魏文廓清■緯之功，豈可少哉！文帝雖好為文，似詞章家一流，所作《典論》，《隋志》歸入儒家。
緯書非儒家言，乃陰陰家言，故文帝诏書未引一語。
豈可僅以詞章家目之！ 自漢武立五經博士，至東漢有十四博士（五經本僅五博士，後分派衆多，故有十四博士）。
《易》則施、孟、梁丘、京，《書》則歐陽、大小夏侯，《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春秋》則嚴、顔（皆《公羊》家），皆今文家也。
孔安國之古文《尚書》，後世不傳。
漢末，馬、鄭之書，不立學官。
《毛詩》亦未立學官。
至三國時，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皆立學官，此魏文帝之卓見也。
漢熹平石經，隸書一字，是乃今文。
魏正始時立三體石經，則用古文。
當時古文《禮》不傳，《尚書》、《春秋》皆用古文。
《易》用費氏，以費《易》為古文也（傳費《易》者，漢末最盛，皆未入學官。
馬、鄭、荀爽、劉表、王弼皆費氏《易》）。
《周禮》則本為古文。
三國之學官，與漢末不同如此。
故曰魏文廓清之功不可少也。
清人治經，以漢學為名。
其實漢學有古文、今文之别。
信今文則非，守古文即是。
三國時漸知尊信古文。
故魏、晉兩代，說經之作，雖精到不及漢儒，論其大體，實後勝于前。
故漢學二字，不足為治經之正軌。
昔高郵王氏，稱其父熟于漢學之門徑，而不囿于漢學之籓蓠。
此但就訓诂言耳。
其實，論事迹、論義理，均當如是。
魏、晉人說經之作，豈可廢哉！以上論經典源流及古今文大概。
欲明今古文之分，須先明經典之來源。
所謂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者，《漢書·藝文志》雲：禮、樂，周衰俱壞，樂尤微眇，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
又雲：及周之衰，諸侯将逾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
是孔子時《禮》、《樂》已阙，惟《詩》、《書》被删則俱有明證。
《左傳》：韓宣子适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可見别國所傳《易象》，與魯不盡同。
孔子所贊，蓋魯之《周易》也。
《春秋》本魯國之史，當時各國皆有春秋，而皆以副本藏于王室。
故太史公謂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修《春秋》，蓋六經之來曆如此。
《禮記·禮器》雲：&ldquo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rdquo鄭康成注：經禮謂《周禮》，曲禮即《儀禮》。
《中庸》雲：&ldquo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rdquo孔穎達疏：禮儀三百即《周禮》，威儀三千即《儀禮》。
今《儀禮》十七篇，約五萬六千字，均分之，每篇得三千三百字。
漢時，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合淹中所得，凡五十六篇，較今《儀禮》三倍。
若以平均三千三百字一篇計之，則五十六篇當有十七萬字，恐孔子時經不過如此。
以字數之多，故當時儒者不能盡學，孟子所謂&ldquo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rdquo。
至于《周禮》是否經孔了論定，無明文可見。
孟子謂&ldquo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rdquo，是七國時《周禮》已不常見，故孟子論封建與《周禮》不同。
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為三百篇。
或謂孔子前本僅三百篇，孔子自信&ldquo詩三百&rdquo是也。
然《周禮》言九德、六詩之歌。
九德者，《左傳》所謂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
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謂之九歌。
六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今《詩》但存風、雅、頌，而無賦、比、興。
蓋不歌而誦謂之賦，例如後之《離騷》，篇幅冗長，宜于誦而不宜于歌，故孔子不取耳。
九德、六詩合十五種，今《詩》僅存三種，已有三百篇之多，則十五種當有一千五百篇。
風、雅、頌之逸篇為春秋時人所引者已不少，可見未删之前，太史公三千篇之就為不誣也。
孔子所以删九德之歌者，蓋水、火、金、木、土、谷，皆詠物之作，與道性情之旨不合，故删之也。
季劄觀周樂，不及賦、比興，賦本不可歌，比、興被删之故，則今不可知。
墨子言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夫可弦必可歌，舞雖有節奏，恐未必可歌，誦則不歌也。
由此可知，詩不僅三百，依墨子之言，亦有千二百矣。
要之詩不但取其意義，又必取其音節，故可存者少耳。
《書》之篇數，據揚子《法言》稱：昔之說《書》者序以百。
《藝文志》亦雲凡百篇。
百篇者，孔子所删定者也。
其後，伏生傳二十九篇（據《書序》則分為三十四篇）。
壁中得四十八篇。
由今觀之，書在孔子删定之前已有亡佚者。
楚靈王之左史，通《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今《三墳》不傳，《五典》僅存其二。
楚靈王時，孔子年已二十餘，至删書時而僅著《堯典》《舜典》二篇，蓋其餘本已佚矣。
若依百篇計之，虞、夏、商、周凡四代，如商、周各四十篇，虞、夏亦當有二十篇。
今夏書最少，《禹貢》猶不能謂為夏書。
真為夏書者，僅《甘誓》、《五子之歌》、《胤征》三篇而已。
《胤征》之後，《左傳》載魏绛述後羿、寒浞事，伍員述少康中興事，皆《尚書》所無。
魏绛在孔子前，而伍員與孔子同時，二子何以知之？必當時别有記載，而本文則已亡也。
此亦未删而已佚之證也。
至如周代封國必有命（如近代之冊命），封康叔有《康诰》，而封伯禽、封唐叔，左氏皆載其篇名，《書序》則不錄。
且魯為孔子父母之邦，無不知其封诰之理。
所以不錄者，殆以周封諸侯甚多，不得篇篇而登之，亦惟擇其要者耳。
否則，将如私家譜牒所錄诰命，人且厭觀之矣。
《康诰》事涉重要，故錄之，其餘則不錄，此删書之意也。
《逸周書》者，《藝文志》言，孔子所論百篇之餘。
今《逸周書》有目者七十一篇。
由此可知，孔子于書，删去不少。
雖自有深意，然删去之書，今仍在者，亦不妨視為經書。
今觀《逸周書》與《尚書》性質相同，價值亦略相等。
正史之外，猶存别史（《史》、《漢》無别史，《後漢書》外有袁宏《後漢記》，其中所載事實、奏議，有與《後漢書》不同者，可備參考。
《三國志》外有魚豢之《魏略》、王沈之《魏書》，不可謂隻《三國志》可信，餘即不可信也），安得皇古之書，可信如《逸周書》者，顧不重視乎？《詩》既删為三百篇，而删去之詩，如&ldquo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rdquo一章，子夏猶以問孔子，孔子亦有&ldquo啟予&rdquo之言。
由此可見，逸詩仍有價值。
逸書亦猶是矣。
蓋古書過多，或殘缺，或不足重，人之目力有限，不能盡讀，于是不得不删繁就簡。
故孔子删《詩》、《書》，使人易于持誦，删餘之書，仍自有其價值在也。
崔東壁輩，以為經書以外均不足采，不知太史公三代三紀，固以《尚書》為本，《周本紀》即采《逸周書》《克殷解》、《度邑解》，此其卓識過人，洵非其餘諸儒所能及。
六經自秦火之後，《易》為蔔筮，傳者不絕。
漢初北平侯張蒼。
獻《春秋左氏傳》，經傳俱全。
《詩》由口授，非秦火所能焚，漢初有齊、魯、毛、韓四家。
惟毛有六笙詩（自秦焚書，至漢高祖破秦子嬰，曆時七年，人人熟習之歌，自當不亡）。
禮則《儀禮》不易誦習，故高堂生僅傳十七篇（高堂生必讀熟方能傳也）。
《周禮》在孟子時已不傳，而荀子則多引之（荀子學博遠過孟子，故能引之），然全書不可見。
至漢河間獻王乃得全書，猶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補之。
《尚書》本百篇，伏生壁藏之，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又得五十八篇，孔安國傳之，謂之古文。
此秦火後六經重出之大概也。
經今古文之别有二：一、文字之不同；二、典章制度與事實之不同。
何謂文字之不同？譬如《尚書》，古文篇數多，今文篇數少，今古文所同有者，文字又各殊異，其後愈說愈歧。
此非伏生之過，由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立于學官，博士抱殘守缺，強不知以為知，故愈說而愈歧也。
《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之太史公，太史公以之參考他書，古文家不然，太史公采《逸周書》可證也）。
何謂典章制度之不同？如《周禮》本無今文，一代典章制度，于是大備。
可見七國以來傳說之語，都可不信。
如封建一事，《周禮》謂公五百裡、侯四百裡、伯三百裡、子二百裡、男百裡。
而孟子乃謂公侯皆方百裡、伯七十裡、子男五十裡，與《周禮》不合。
此當依《周禮》，不當依孟子，以孟子所稱乃傳聞之辭也。
漢初人不知《周禮》，文帝時命博士撰《王制》，即用孟子之說，以未見《周禮》故。
此典章制度之不同也。
何謂事實之不同？如《春秋左傳》為古文，《穀梁》、《公羊》為今文。
《穀梁》稱申公所傳、《公羊》稱胡毋生所傳。
二家皆師弟問答之語。
《公羊》至胡毋生始著竹帛，《穀梁》則著錄不知在何時。
今三傳不但經文有異，即事實亦不同，例亦不同。
劉歆以為左氏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不同；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
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
以故，若論事實，自當信《左氏》，不當信《公》、《穀》也。
《詩》無所謂今古文，口授至漢，書于竹帛，皆用當時習用之隸書。
《毛詩》所以稱古文者，以其所言事實與《左傳》相應，典章制度與《周禮》相應故爾。
《禮》，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為今文；孔壁所得五十六篇為古文。
古文、今文大義無殊，惟十七篇缺天子、諸侯之禮。
于是，後蒼推士禮緻于天子（五十六篇中有天子、諸侯之禮）。
後人不得不講《禮記》，即以此故。
以十七篇未備，故須《禮記》補之。
《禮記》中本有《儀禮》正篇，如《奔喪》，小戴所有；《投壺》，大小戴俱有。
大小戴皆傳自後蒼，皆知十七篇不足，故采《投壺》、《奔喪》二篇。
二家之書，所以稱《禮記》者，以其為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故謂之《禮記》。
記，百三十一篇：大小戴八十二篇，小戴四十九篇。
今大戴存三十九篇，小戴四十九篇具在，合之得八十八篇。
此八十八篇中，有并非采自百三十一篇之記者，如大戴有《孔子三朝記》七篇，《孔子三朝記》應入《論語》家（《藝文志》如此），《三朝記》之外，《孔子閑居》、《仲尼燕居》、《哀公問》等，不在《三朝記》中，則應入《家語》一類。
要之，乃《論語》家言，非《禮》家言也。
大戴采《曾子》十篇，《曾子》本儒家書。
又《中庸》、《缁衣》、《表記》、《坊記》四篇，在小戴記，皆子思作。
子思書，《藝文志》錄入儒家。
若然，《孔子三朝記》以及曾子、子思所著，錄入大小戴者，近三十篇。
加以《月令》本屬《呂氏春秋》（漢人稱為《明堂月令》），亦不在百三十一篇中。
又，《王制》一篇，漢文帝時博士所作。
則八十八篇應去三十餘篇，所餘不及百三十一篇之半，恐猶有采他書者在。
如言《禮記》不足據，則其中有百三十一篇之文在；如雲可據，則其中有後人所作在。
故《禮記》最難辨别，其中所記，是否為古代典章制度，乃成疑窦。
若但據《禮記》以求之，未為得也。
《易》未遭秦火，漢興，田何數傳至施、孟、梁丘三家。
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不脫，與古文同。
故後漢馬融、荀爽、鄭玄、劉表皆信費《易》。
《易》專言理，惟變所适，不可為典要，故不可據以說《禮》。
然漢人說《易》，往往與禮制相牽。
如《五經異義》以&ldquo時乘六龍&rdquo謂天子駕六，此大謬也。
又施、孟、梁丘之說，今無隻字之存。
施、孟與梁丘共事田生，孟喜自雲：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而梁丘曰：田生絕于雠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是當時已起争端。
今孟喜之《易》，尚存一鱗一爪。
臆造之說，未足信賴。
焦延壽自稱嘗從孟喜問《易》，傳之京房，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而孟喜之徒不肯，曰：&ldquo非也。
&rdquo然則焦氏、亦氏之《易》，都為難信。
虞氏四傳孟氏《易》，孟不可信，則虞說亦難信。
此數家外，荀氏、鄭氏傳世最多，然《漢書》謂費本無書，以《彖》、《象》、《文言》釋經，而荀氏據■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解說經意，是否為費之正傳，亦不可知。
鄭《易》較為簡單，恐亦非費氏正傳。
今學《易》者多依王弼之注，弼本費《易》，以文字論，費《易》無脫文，當為可信。
餘謂論《易》，隻可如此而已。
此外，《古論語》不可見，今所傳者，古、齊、魯雜糅。
《孝經》但存今文。
關于典章制度、事實之不同者，須依古文為準。
至尋常修身之語，今古文無大差别，則《論語》、《孝經》之類，不必問其為古文或今文也。
十四博士皆今文，三國時始信古文。
古文所以引起許多糾紛者，孔壁所得五十八篇之書，亡于漢末，西晉鄭沖僞造二十五篇，今之孔氏《尚書》，即鄭沖僞造之本。
其中馬、鄭所本有者，未加竄改；所無者，即出鄭沖僞造。
又分虞書為《堯典》、《舜典》二篇，分《臯陶谟》為《益稷》。
《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已亡，則補作三篇。
既是僞作，不足置信。
至漢人傳《易》，是否《易》之正本不可知，後則王弼一家為費氏書。
宋陳希夷輩造先天八卦、河洛諸圖，傳之邵康節，此乃荒謬之說。
東序河圖，既無人見，孔子亦歎河不出圖，則後世何由知其象也。
先天八卦，以《說卦》方位本離南坎北者改為乾南坤北，則與觀象、觀法而造八卦之說不相應，此與《尚書》僞古文同不足信（僞古文參考閻氏《古文尚書疏證》，河洛參考胡氏《易圖明辨》）。
至今日治《書》而信僞古文；言《易》而又河洛、先天，則所謂門外漢矣。
然漢人以誤傳之說（今文家）亦甚多。
清儒用功較深，亦未入說經正軌，凡以其參雜今古文故也。
近孫诒讓專講《周禮》，為純古文家。
惜此等著述，至清末方見萌芽，如群經皆如此疏釋，斯可謂入正軌矣。
經之由來及今古文之大概既明，須進而分講各經之源流。
今先講《易經》。
初造文字，取法獸蹄鳥迹；畫卦亦然。
《易·系辭》雲：&ldquo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
&rdquo今觀乾、坤二卦：乾作■，坤作■。
《抱樸子》雲：&ldquo八卦出于鷹隼之所被，六甲出于靈龜之所負。
&rdquo蓋鳥舒六翮，即成■象，但取其翮而遺其身，即成■象。
于是或分或合，錯而綜之，則成八卦。
此所以言觀鳥獸之文也。
抱樸之說，必有所受，然今無可考，施、孟、馬、鄭、荀爽皆未言之。
重卦出于何人，說者紛如。
王弼以為伏羲，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而太史公則以為文王。
伏羲之說，由于《周禮》，太蔔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三易均六十四卦，杜子春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
王弼據之，故雲重卦出于伏羲。
然伏羲作《連山》黃帝作《歸藏》，語無憑證，故鄭玄不從之也。
神農之說，由于《系辭》稱&ldquo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日中為市，交易而退，蓋取諸《噬嗑》&rdquo二語。
以神農氏已有《益》、《噬嗑》，故知重卦出于神農。
然《系辭》所謂&ldquo蓋取&rdquo，皆想象之辭，烏可據為實事？夏禹之說，從鄭玄之義蛻化而來。
鄭玄《易贊》及《易論》雲：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
孫盛取之，以為夏有《連山》，即兼山之艮，可見重卦始于夏禹。
至文王之說，則太史公因&ldquo作《易》者其有憂患乎&rdquo一語而為是言。
要之，上列諸說，雖不可确知其是非，以餘觀之，則重卦必不在夏禹之後，短中取長，則孫盛之說為可信耳。
至卦辭、爻辭之作，當是皆出文王。
《系辭》雲：&ldquo《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纣之事耶？&rdquo又雲：&ldquo作《易》者，其有憂患乎？&rdquo太史公據此，謂&ldquo西伯拘而演《周易》&rdquo。
故卦辭、爻辭并是文王被囚而作，或以為周公作爻辭，其說無據。
如據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而稱周公之德，以此知《易象》系于周公，故謂周公作爻辭。
然韓宣子并及魯之《春秋》，《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