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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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也。
參差（雙聲之聯語，參與不齊無關）、輾轉（雙聲而兼疊韻。
輾，《說文》作■。
■與知戀反之轉不相關），诪張（雙聲，诪或作侜，與幻義不相關），皆以雙聲為形容也。
消搖（消者消耗、搖者搖動，皆無自在義）、須臾（須，頰毛也。
臾，曳也。
皆無頃刻義），皆以疊韻為形容也。
有看似有義，實則無義者。
如搶攘，《說文》無搶，作槍；攘作■：二字合而形容亂義。
要之，聯詞或一有義，或均無義，皆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也，皆假借也。
是故不但令長可為假借之例，唐、虞、商、周，懋懋、慔慔，參差、搶攘，均可作假借之例。
由此可知假借之例有三：一引申、二符号、三重言雙聲疊韻之形容，皆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也。
烏得以同聲通用當之哉（同聲通用，治小學者亦不得不講。
惟同聲通用乃小學之用，非六書造字之旨耳）！ 引申、符号、形容，有此三者，文字可不必盡造，此文字之所以簡而其用普也。
要之，《說文》隻九千字，《倉颉篇》殆不過三千字，周秦間文化已啟，何以三千字已足？蓋雖字僅三千，其用則不僅三千。
一字包多義，斯不啻增加三四倍矣。
以故，轉注、假借，就字關聯而言；指事、象形、會意、形聲，就字個體而言。
雖一講個體，一講關聯，要皆與造字有關。
如戴氏所言，則與造字無關，烏得廁六書之列哉？餘作此說，則六書事事不可少；而于造字原則，件件皆當，似較前人為勝。
造字之始于倉颉，一見于《世本》，再見于《荀子》，三見于《韓非子》，而《說文序》推至伏羲畫卦者，蓋初文之作，不無與卦畫有關，如■即坎卦是已。
若漢人書坤作■，《經典釋文》亦然；宋人妄說坤為六斷，實則坤與川古音相近，■■相衍，義或近是。
《爾雅·釋水》：&ldquo水中可居者曰州。
&rdquo大地抟抟，水繞其旁，胥謂之州。
故鄒衍有大九州之說。
釋典有海中可居者四大洲之言。
■者■之重也。
氣字作■，與三卦近似。
天本積氣，主亦相合。
此三卦與初文皆有關系。
言造字而推至畫卦，義蓋在是。
《序》又言：&ldquo見鳥獸蹄{辶亢}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異，初造書契。
&rdquo此義漢儒未有所闡。
案《抱樸子》：八卦象鷹隼之翮。
其言當有所受。
《易·系》言：&ldquo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rdquo所謂鳥獸之文者，鷹隼之翮當居其一。
鷹翮左右各三。
象其全則為ⅰ，去其身則為ⅱ，此推至八卦之又一說也。
造字之後，經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則文以浸多，字乃漸備。
初文局于象形、指事，不給于用。
《堯典》一篇，即非初文所可寫定。
自倉颉至史籀作大篆時，曆年二千。
其間字體，必甚複雜。
史籀所以作大籀者，欲收整齊畫一之功也。
故為之厘訂結體，增益點畫，以期不緻淆亂。
今觀籀文，筆畫繁重，結體方正：本作山旁者，重之而作屾旁；本作■旁者，重之而作■旁。
較鐘鼎所作踦斜不整者，為有别矣。
此史籀之苦心也。
惜書成未盡頒行，即遇犬戎之禍。
王畿之外，未收推行之效。
故漢代發見之孔子壁中經，仍為古文。
魏初邯鄲淳亦以相傳之古文書三體石經（北宋蘇望得三體石經，刻之于洛陽，見洪氏《隸續》，民十一洛陽出土石經存二千餘字）。
至周代所遺之鐘鼎，無論屬于西周或屬于東周，亦大抵古文多而籀文少。
此因周宣初元至幽王十一年，相去僅五十餘年。
史籀成書，僅行關中，未曾推行關外故也。
秦兼天下，李斯秦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作《倉颉》等三篇。
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後世謂之小篆。
今觀《說文》所錄重文，古文有三百餘字，而籀文不及二百。
此因小篆本合籀。
文繁重，李斯略為改省。
大篆小篆，猶世言大寫小寫矣。
秦時發卒興戍，官獄繁多，程邈作隸，以趣約易。
施用日廣，于是古文幾絕。
秦隸今不可見，顧藹吉《隸辨》言秦隸之遺于今者，若秦量、秦權、秦诏版等。
文雖無多，尚可見其大意。
大概比篆書略加省改，而筆意仍為篆書。
即西漢之吉金石刻，雖為隸體，亦多用篆筆書寫，與後世之挑剔作勢者不同。
東漢時，相傳有王次仲者，造作八分，于是隸法漸變，即今日所稱之漢隸也。
今所見之漢碑，多起于東漢中葉以後。
東漢初年之《三公山碑》，尚帶篆意；《石門頌》亦然；裴岑《紀念碑》雖隸而仍兼篆筆，蓋為秦隸之遺。
桓、靈時之碑刻，多作八分，蔡邕之熹平石經亦八分也。
八分與隸書之别，在一有挑剔，一無挑剔，譬之顔、歐作楷，筆勢稍異耳。
《說文序》又言：&ldquo漢興有草書&rdquo。
衛恆言：&ldquo草書不知作者姓名。
&rdquo今案：草書之傳世者，以史遊《急就篇》為最先，而趙壹亦謂起秦之末。
但《論語》有&ldquo裨谌草創&rdquo之語；《屈原傳》亦有&ldquo屈平屬草稿未定&rdquo語。
此所謂草，是否屬稿之際，作字草率牽連，或未定之稿曰草稿，均不可知。
東周乙亥鼎文，阮元以為草篆，後人頗以為非。
餘謂凡筆畫本不相連，而忽牽連以書者，即可認為草書之起源。
如二十并作廿，四十并作卌是矣。
又古文■或作■，■從■從■，可以六書解說。
■為■之上半，應作■，而今作■，不能以六書解，或古人之所謂草乎？要之，此所謂草，與漢後從隸變者不同，必從大篆來也。
《說文序》言秦燒滅經書，古文由此絕。
絕者不通行之謂，非真絕也。
秦石刻之■字，即古文及字，又秦碑■字，亦系古文（小篆作■）。
而廿字秦碑中亦有之。
蓋秦時通行篆隸，古文易亂，不過施諸碑版，一如今世通行行楷，而篆蓋墓碑，多镂刻篆文耳。
秦漢之際，識古文者猶多。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禮記》、《春秋》、《論語》、《孝經》數十篇。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漢初傳《尚書》者有伏生二十九篇，而孔壁所得多十六篇。
夫漢景末年，去焚書時已七十年，若非時人多識古文也，何能籀讀知其多十六篇哉？可見漢初猶多識古文也。
《禮經》五十六篇，亦壁中經，中有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應；餘三十九篇，兩漢尚未亡佚。
觀鄭康成注，常引逸《禮》，康成當有所受。
知漢時識古文者多矣。
又，《論語》亦壁中經，本系古文，而《魯論》、《齊論》，均自古文出，雖文字略異，而大旨相同。
試問當時何以能識？無非景、武之間，仍有識古文者，孔安國得問之耳。
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張之獻書，當在高後、文帝時，張以之傳賈誼，賈作訓诂，以授趙人貫公。
賈由大中大夫出為太傅，在都不過一年，期時張為達官，傳授之際，蓋略诏大意而已，豈真以一十九萬字，手指口授，字字課賈生哉！則賈之素識古文可知。
又《封禅書》言：武帝有古銅器，李少君識之，謂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寝。
案之果然。
《太史公自序》：&ldquo年十歲則誦古文。
&rdquo凡此種種，均可見古文傳授，秦以後未嘗斷絕。
至漢景、武間，識古文者猶多也。
且也，《老》、《莊》、《荀子》，至今古文之别，其書簡帛者，為古文無疑（作《呂覽》時，尚無小篆）。
秦焚書時，當亦藏之屋壁。
迨發壁後，人多能讀。
不識古文，焉能為此？河間獻王得古文先秦舊書《孟子》、《老子》之屬。
《孟子》亦為古文書之，餘可知矣。
今人多以漢高、項王為不識字。
其實不讀書則有之，不識字則未然。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項梁教之兵法；沛公壯試為吏，皆非目不識丁者所能為。
張良受太公兵法于黃石公；蕭何引《逸周書》以對高祖；楚元王與申公受詩于浮丘伯；張耳、陳餘雅好儒術；賈山之祖賈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于祛，涉獵書記，凡此皆能識古文之人。
漢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窦公，年百八十，其書即《周禮·太司樂》章。
窦公目盲，其書蓋未盲時所受，定系古文。
然一獻而人能識之，可證當時識者尚多。
至東漢許君之時，識古文者漸少。
蓋漢以經術取土，經典一立學官，人人沿習時制，其書皆變古而為隸矣。
若伏生之二十九篇，當初本為古文，其後輾轉移寫，遂成隸書。
高堂生傳《禮》，最初為篆為隸，蓋不可知，《詩》則成誦于口，與焚書無關，故他書字形或有■謬，而齊、魯、毛、韓四家，并無因字體相近而緻誤者。
《易》以蔔筮獨存，民間所傳，自田何以至施、孟、梁丘，皆漸由古文而轉變為隸，《左傳》本系古文，當時學者鮮見，《公羊》初憑口受，至胡毋生始著竹帛，為隸書無疑。
大抵當時利祿之途已開，士人識隸已足，無須進研古、籀。
許君去漢武時已三百餘年，曆年既久，識古文者自漸寥落。
而一二古文大師，得壁中經後，師弟相傳，輾轉錄副以藏。
以不立不官，故在民間自相傳授，浸成專家。
此三體石經之古文所由來也。
夫認識文字，今三體石經尚有異體。
緣壁經古文，結體淩亂，有不能以六書解者，許君不願穿鑿，因即屏去不錄，如《穆天子傳》八駿之名，今亦不能盡識也。
漢時通行載籍，沿用隸書，取其便于誦習，而授受弟子，則參用古文。
《後漢書·賈逵傳》：章帝令逵自選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人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蓋簡載古文，而紙則隸寫。
至鄭康成猶然，康成《戒子書》雲：&ldquo所好群經率多腐敗，不得于視堂寫定，傳與其人。
&rdquo所謂腐敗者，古文本也。
馬、鄭《尚書》，字遵漢隸；而三體石經之古文，則邯鄲淳自有所受。
若今世所行之僞古文《尚書》，《正義》言為鄭沖所作，由魏至晉，正三體石經成立之時，鄭沖即依石經增改數篇，以傳弟子。
東晉元帝時，梅赜獻之于朝。
人見馬、鄭本皆隸書而此多古字，遽信以為真古文孔《傳》，遂開數千年聚訟之端。
今日本所謂足利本隸古定《尚書》，宋薛季宣《書古文訓》，字形槐怪，大體與石經相應。
敦煌石室所出《經典釋文》殘卷，亦與之有相應。
郭忠恕《汗簡》，征引古文七十一家，中有古《尚書》，亦與足利本及《書古文訓》相應。
蓋此二書乃東晉時之《尚書》，雖非孔壁之舊，而多存古字，亦足寶矣。
唐人不識古文，所作篆書，劣等字匠。
唐高宗時之《碧落碑》，有真古文，亦有自造之字。
北宋以還，鐘鼎漸漸發現。
宋人釋鐘鼎文者，大都如望氣而知。
清人則附會六書，強為解釋。
夫以鐘鼎為古物，以資欣賞，無所不可；若欲以鐘鼎刻镂，校訂字書，則适得其反耳。
至如今人嘩傳之龜甲文字，器無征信，語多矯誣。
皇古占蔔，蓍龜而外，不見其他。
《淮南子》雲：&ldquo牛蹄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兇于龜者，以其曆歲久矣。
&rdquo可見古人稽疑，靈龜而外，不事骨蔔。
今乃獸骨龜厭，紛然雜陳，稽之典籍，何足信賴？要知骨蔔一事，古惟夷■用之，中土無有也。
《莊子》言宋元君得大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
唐李華有《廢蔔論》，可見龜蔔之法，唐代猶存。
開元時孟诜作《食療本草》，宋蘇頌《圖經》及《日華本草》，皆言已蔔之龜，必有鑽孔，名之曰漏天機。
雖絕小之龜，亦可以鑽十孔。
鑽孔多則謂之敗龜闆也。
夫灼龜之典，載于《周禮》。
鑿孔以灼，因以觀兆。
無孔則空氣不通，不能施燋，無以觀兆。
今所得者，累然成貫，而為孔甚少，不可灼蔔。
或者方士之流，僞作欺人。
一如《河圖》、《洛書》之傅合《周易》乎？其文字約略與金文相似。
蓋造之者亦撫摹鐘鼎而異其鈎畫耳。
夫鐘鼎文字，尚有半數可認，亦如二王之草書箋貼，十有六七可識。
餘則難以盡知，不妨阙疑存信。
若彼龜甲文者，果可信耶？否耶？ 貴州有《紅崖碑》，摩崖巨刻，足壯觀瞻。
惟文字為苗為華，訖不可知。
鄒漢勳強為訓釋，真可謂器真而解之者妄。
又如古人刀布，不可識者甚多，周景王大錢，上勒■、■二文，解之者或謂寶貨，或以為燕貨。
錢文類此者多，學者隻可存而不論。
大抵鐘鼎文之可識者，十可七八，刀布則十得五六，至于龜甲，則矯誣之器、荒忽之文而已。
古昔器物，近代出土愈多，而作僞者則異其心理。
大抵輕而易舉者，為數必衆。
鐘鼎重器，鑄造非易，故僞者尚少；刀布之類，聚銅熔淬，亦非巨資不辦。
至于龜甲，則剛玉刻畫，頃刻可成。
出土日衆，亦奚怪哉！
參差（雙聲之聯語，參與不齊無關）、輾轉（雙聲而兼疊韻。
輾，《說文》作■。
■與知戀反之轉不相關），诪張（雙聲，诪或作侜，與幻義不相關），皆以雙聲為形容也。
消搖（消者消耗、搖者搖動，皆無自在義）、須臾（須，頰毛也。
臾，曳也。
皆無頃刻義），皆以疊韻為形容也。
有看似有義，實則無義者。
如搶攘，《說文》無搶，作槍；攘作■：二字合而形容亂義。
要之，聯詞或一有義，或均無義，皆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也，皆假借也。
是故不但令長可為假借之例，唐、虞、商、周，懋懋、慔慔，參差、搶攘，均可作假借之例。
由此可知假借之例有三：一引申、二符号、三重言雙聲疊韻之形容，皆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也。
烏得以同聲通用當之哉（同聲通用，治小學者亦不得不講。
惟同聲通用乃小學之用，非六書造字之旨耳）！ 引申、符号、形容，有此三者，文字可不必盡造，此文字之所以簡而其用普也。
要之，《說文》隻九千字，《倉颉篇》殆不過三千字，周秦間文化已啟，何以三千字已足？蓋雖字僅三千，其用則不僅三千。
一字包多義，斯不啻增加三四倍矣。
以故，轉注、假借，就字關聯而言；指事、象形、會意、形聲，就字個體而言。
雖一講個體，一講關聯，要皆與造字有關。
如戴氏所言，則與造字無關，烏得廁六書之列哉？餘作此說，則六書事事不可少；而于造字原則，件件皆當，似較前人為勝。
造字之始于倉颉，一見于《世本》，再見于《荀子》，三見于《韓非子》，而《說文序》推至伏羲畫卦者，蓋初文之作，不無與卦畫有關，如■即坎卦是已。
若漢人書坤作■，《經典釋文》亦然；宋人妄說坤為六斷，實則坤與川古音相近，■■相衍，義或近是。
《爾雅·釋水》：&ldquo水中可居者曰州。
&rdquo大地抟抟，水繞其旁，胥謂之州。
故鄒衍有大九州之說。
釋典有海中可居者四大洲之言。
■者■之重也。
氣字作■，與三卦近似。
天本積氣，主亦相合。
此三卦與初文皆有關系。
言造字而推至畫卦，義蓋在是。
《序》又言：&ldquo見鳥獸蹄{辶亢}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異，初造書契。
&rdquo此義漢儒未有所闡。
案《抱樸子》：八卦象鷹隼之翮。
其言當有所受。
《易·系》言：&ldquo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rdquo所謂鳥獸之文者，鷹隼之翮當居其一。
鷹翮左右各三。
象其全則為ⅰ，去其身則為ⅱ，此推至八卦之又一說也。
造字之後，經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則文以浸多，字乃漸備。
初文局于象形、指事，不給于用。
《堯典》一篇，即非初文所可寫定。
自倉颉至史籀作大篆時，曆年二千。
其間字體，必甚複雜。
史籀所以作大籀者，欲收整齊畫一之功也。
故為之厘訂結體，增益點畫，以期不緻淆亂。
今觀籀文，筆畫繁重，結體方正：本作山旁者，重之而作屾旁；本作■旁者，重之而作■旁。
較鐘鼎所作踦斜不整者，為有别矣。
此史籀之苦心也。
惜書成未盡頒行，即遇犬戎之禍。
王畿之外，未收推行之效。
故漢代發見之孔子壁中經，仍為古文。
魏初邯鄲淳亦以相傳之古文書三體石經（北宋蘇望得三體石經，刻之于洛陽，見洪氏《隸續》，民十一洛陽出土石經存二千餘字）。
至周代所遺之鐘鼎，無論屬于西周或屬于東周，亦大抵古文多而籀文少。
此因周宣初元至幽王十一年，相去僅五十餘年。
史籀成書，僅行關中，未曾推行關外故也。
秦兼天下，李斯秦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作《倉颉》等三篇。
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後世謂之小篆。
今觀《說文》所錄重文，古文有三百餘字，而籀文不及二百。
此因小篆本合籀。
文繁重，李斯略為改省。
大篆小篆，猶世言大寫小寫矣。
秦時發卒興戍，官獄繁多，程邈作隸，以趣約易。
施用日廣，于是古文幾絕。
秦隸今不可見，顧藹吉《隸辨》言秦隸之遺于今者，若秦量、秦權、秦诏版等。
文雖無多，尚可見其大意。
大概比篆書略加省改，而筆意仍為篆書。
即西漢之吉金石刻，雖為隸體，亦多用篆筆書寫，與後世之挑剔作勢者不同。
東漢時，相傳有王次仲者，造作八分，于是隸法漸變，即今日所稱之漢隸也。
今所見之漢碑，多起于東漢中葉以後。
東漢初年之《三公山碑》，尚帶篆意；《石門頌》亦然；裴岑《紀念碑》雖隸而仍兼篆筆，蓋為秦隸之遺。
桓、靈時之碑刻，多作八分，蔡邕之熹平石經亦八分也。
八分與隸書之别，在一有挑剔，一無挑剔，譬之顔、歐作楷，筆勢稍異耳。
《說文序》又言：&ldquo漢興有草書&rdquo。
衛恆言：&ldquo草書不知作者姓名。
&rdquo今案：草書之傳世者，以史遊《急就篇》為最先，而趙壹亦謂起秦之末。
但《論語》有&ldquo裨谌草創&rdquo之語；《屈原傳》亦有&ldquo屈平屬草稿未定&rdquo語。
此所謂草，是否屬稿之際，作字草率牽連，或未定之稿曰草稿，均不可知。
東周乙亥鼎文，阮元以為草篆，後人頗以為非。
餘謂凡筆畫本不相連，而忽牽連以書者，即可認為草書之起源。
如二十并作廿，四十并作卌是矣。
又古文■或作■，■從■從■，可以六書解說。
■為■之上半，應作■，而今作■，不能以六書解，或古人之所謂草乎？要之，此所謂草，與漢後從隸變者不同，必從大篆來也。
《說文序》言秦燒滅經書，古文由此絕。
絕者不通行之謂，非真絕也。
秦石刻之■字，即古文及字，又秦碑■字，亦系古文（小篆作■）。
而廿字秦碑中亦有之。
蓋秦時通行篆隸，古文易亂，不過施諸碑版，一如今世通行行楷，而篆蓋墓碑，多镂刻篆文耳。
秦漢之際，識古文者猶多。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禮記》、《春秋》、《論語》、《孝經》數十篇。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漢初傳《尚書》者有伏生二十九篇，而孔壁所得多十六篇。
夫漢景末年，去焚書時已七十年，若非時人多識古文也，何能籀讀知其多十六篇哉？可見漢初猶多識古文也。
《禮經》五十六篇，亦壁中經，中有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應；餘三十九篇，兩漢尚未亡佚。
觀鄭康成注，常引逸《禮》，康成當有所受。
知漢時識古文者多矣。
又，《論語》亦壁中經，本系古文，而《魯論》、《齊論》，均自古文出，雖文字略異，而大旨相同。
試問當時何以能識？無非景、武之間，仍有識古文者，孔安國得問之耳。
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張之獻書，當在高後、文帝時，張以之傳賈誼，賈作訓诂，以授趙人貫公。
賈由大中大夫出為太傅，在都不過一年，期時張為達官，傳授之際，蓋略诏大意而已，豈真以一十九萬字，手指口授，字字課賈生哉！則賈之素識古文可知。
又《封禅書》言：武帝有古銅器，李少君識之，謂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寝。
案之果然。
《太史公自序》：&ldquo年十歲則誦古文。
&rdquo凡此種種，均可見古文傳授，秦以後未嘗斷絕。
至漢景、武間，識古文者猶多也。
且也，《老》、《莊》、《荀子》，至今古文之别，其書簡帛者，為古文無疑（作《呂覽》時，尚無小篆）。
秦焚書時，當亦藏之屋壁。
迨發壁後，人多能讀。
不識古文，焉能為此？河間獻王得古文先秦舊書《孟子》、《老子》之屬。
《孟子》亦為古文書之，餘可知矣。
今人多以漢高、項王為不識字。
其實不讀書則有之，不識字則未然。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項梁教之兵法；沛公壯試為吏，皆非目不識丁者所能為。
張良受太公兵法于黃石公；蕭何引《逸周書》以對高祖；楚元王與申公受詩于浮丘伯；張耳、陳餘雅好儒術；賈山之祖賈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于祛，涉獵書記，凡此皆能識古文之人。
漢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窦公，年百八十，其書即《周禮·太司樂》章。
窦公目盲，其書蓋未盲時所受，定系古文。
然一獻而人能識之，可證當時識者尚多。
至東漢許君之時，識古文者漸少。
蓋漢以經術取土，經典一立學官，人人沿習時制，其書皆變古而為隸矣。
若伏生之二十九篇，當初本為古文，其後輾轉移寫，遂成隸書。
高堂生傳《禮》，最初為篆為隸，蓋不可知，《詩》則成誦于口，與焚書無關，故他書字形或有■謬，而齊、魯、毛、韓四家，并無因字體相近而緻誤者。
《易》以蔔筮獨存，民間所傳，自田何以至施、孟、梁丘，皆漸由古文而轉變為隸，《左傳》本系古文，當時學者鮮見，《公羊》初憑口受，至胡毋生始著竹帛，為隸書無疑。
大抵當時利祿之途已開，士人識隸已足，無須進研古、籀。
許君去漢武時已三百餘年，曆年既久，識古文者自漸寥落。
而一二古文大師，得壁中經後，師弟相傳，輾轉錄副以藏。
以不立不官，故在民間自相傳授，浸成專家。
此三體石經之古文所由來也。
夫認識文字，今三體石經尚有異體。
緣壁經古文，結體淩亂，有不能以六書解者，許君不願穿鑿，因即屏去不錄，如《穆天子傳》八駿之名，今亦不能盡識也。
漢時通行載籍，沿用隸書，取其便于誦習，而授受弟子，則參用古文。
《後漢書·賈逵傳》：章帝令逵自選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人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蓋簡載古文，而紙則隸寫。
至鄭康成猶然，康成《戒子書》雲：&ldquo所好群經率多腐敗，不得于視堂寫定，傳與其人。
&rdquo所謂腐敗者，古文本也。
馬、鄭《尚書》，字遵漢隸；而三體石經之古文，則邯鄲淳自有所受。
若今世所行之僞古文《尚書》，《正義》言為鄭沖所作，由魏至晉，正三體石經成立之時，鄭沖即依石經增改數篇，以傳弟子。
東晉元帝時，梅赜獻之于朝。
人見馬、鄭本皆隸書而此多古字，遽信以為真古文孔《傳》，遂開數千年聚訟之端。
今日本所謂足利本隸古定《尚書》，宋薛季宣《書古文訓》，字形槐怪，大體與石經相應。
敦煌石室所出《經典釋文》殘卷，亦與之有相應。
郭忠恕《汗簡》，征引古文七十一家，中有古《尚書》，亦與足利本及《書古文訓》相應。
蓋此二書乃東晉時之《尚書》，雖非孔壁之舊，而多存古字，亦足寶矣。
唐人不識古文，所作篆書，劣等字匠。
唐高宗時之《碧落碑》，有真古文，亦有自造之字。
北宋以還，鐘鼎漸漸發現。
宋人釋鐘鼎文者，大都如望氣而知。
清人則附會六書，強為解釋。
夫以鐘鼎為古物，以資欣賞，無所不可；若欲以鐘鼎刻镂，校訂字書，則适得其反耳。
至如今人嘩傳之龜甲文字，器無征信，語多矯誣。
皇古占蔔，蓍龜而外，不見其他。
《淮南子》雲：&ldquo牛蹄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兇于龜者，以其曆歲久矣。
&rdquo可見古人稽疑，靈龜而外，不事骨蔔。
今乃獸骨龜厭，紛然雜陳，稽之典籍，何足信賴？要知骨蔔一事，古惟夷■用之，中土無有也。
《莊子》言宋元君得大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
唐李華有《廢蔔論》，可見龜蔔之法，唐代猶存。
開元時孟诜作《食療本草》，宋蘇頌《圖經》及《日華本草》，皆言已蔔之龜，必有鑽孔，名之曰漏天機。
雖絕小之龜，亦可以鑽十孔。
鑽孔多則謂之敗龜闆也。
夫灼龜之典，載于《周禮》。
鑿孔以灼，因以觀兆。
無孔則空氣不通，不能施燋，無以觀兆。
今所得者，累然成貫，而為孔甚少，不可灼蔔。
或者方士之流，僞作欺人。
一如《河圖》、《洛書》之傅合《周易》乎？其文字約略與金文相似。
蓋造之者亦撫摹鐘鼎而異其鈎畫耳。
夫鐘鼎文字，尚有半數可認，亦如二王之草書箋貼，十有六七可識。
餘則難以盡知，不妨阙疑存信。
若彼龜甲文者，果可信耶？否耶？ 貴州有《紅崖碑》，摩崖巨刻，足壯觀瞻。
惟文字為苗為華，訖不可知。
鄒漢勳強為訓釋，真可謂器真而解之者妄。
又如古人刀布，不可識者甚多，周景王大錢，上勒■、■二文，解之者或謂寶貨，或以為燕貨。
錢文類此者多，學者隻可存而不論。
大抵鐘鼎文之可識者，十可七八，刀布則十得五六，至于龜甲，則矯誣之器、荒忽之文而已。
古昔器物，近代出土愈多，而作僞者則異其心理。
大抵輕而易舉者，為數必衆。
鐘鼎重器，鑄造非易，故僞者尚少；刀布之類，聚銅熔淬，亦非巨資不辦。
至于龜甲，則剛玉刻畫，頃刻可成。
出土日衆，亦奚怪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