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争後的鴉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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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來源，則吸者無從購求，不禁自絕。
輿論均謂查緝其名，而官鬻其實&hellip&hellip 上海市商會的通電進而指出：先總理中山先生說過，凡主張法律準許鴉片營業，或對販賣鴉片之惡勢力表示屈服，均為&ldquo民意之公敵&rdquo。
這無異于說，國民黨政府實行&ldquo寓禁于征&rdquo是違背了先總理遺訓，是&ldquo民意之公敵&rdquo。
國民黨政府為何冒天下之大不匙，實行&ldquo寓禁于征&rdquo呢？《申報》的一篇文章揭露了這個秘密。
該報1931年7月2日刊有《禁煙政策之收入估計》一文，内稱：外人估計禁煙政策，五省可年收一萬萬。
唯查緝機關，分設太多，公費至少須耗去半數。
又據拒毒會調查，中國近來有煙瘾者，至少在五百萬人，至山、陝、冀、察、綏、熱服代用品者，其數實超過于五百萬。
每人年納稅二十元，即有二萬萬收入，足擔中國全部軍饷之半數。
實行&ldquo寓禁于征&rdquo，每年可收入2億元煙稅，國民黨軍隊軍饷的一半就有了着落。
國民黨政府甯肯被千萬人唾罵，也不肯輕易放棄這筆巨款。
至1931年7月9日，各地拒毒團體、民衆團體及國民黨各地方黨部，對鴉片變相公賣函電抗議者，已不下數百次。
美國拒毒領袖拉蒙德女士也于7月8日緻電中華民國拒毒會，對中國禁煙政策提出意見。
其意見書中譯文載7月9日《申報》：聞中國政府，現正設立鴉片公賣機關，以管理及銷售鴉片，并從中抽稅，以裕國課，&hellip&hellip中國在帝制統治之下，尚能積極奮鬥，鏟除罂粟之種植，而當今國民政府，反不能出其同樣力量，以保障人民之生命與幸福，則豈非專制政府之不如？ 在對&ldquo寓禁于征&rdquo政策的一片反對聲中，福建省政府于7月上旬緻電國民政府内政部，請求解釋設立禁煙查緝處意義何在。
内政部官員覺得問題棘手，便推給了行政院。
行政院答道：查緝處是要取消的，對鴉片還是要繼續禁種、禁運、禁售、禁吸的。
國民政府所以忍痛割愛，答應将鴉片查緝處取消，據分析原因有三： 一是輿論譴責國民黨政府名曰禁煙，實為開放煙禁，鴉片公賣； 二是各省查緝機關招商承包，搞得&ldquo穢聲四布&rdquo、&ldquo騰笑中外&rdquo； 三是鴉片公賣以後，各級查緝機關的官員和煙販獲利最大，國民黨中央政府所得利益，遠不如估計的那麼大。
上海原估計月可收入百萬，實際不及半數。
從1936年至1940年，國民黨政府實行了所謂&ldquo六年禁絕計劃&rdquo，似乎雷厲風行地搞了一陣，也槍斃了一批煙犯。
由于國民黨軍政機關的腐敗，使&ldquo禁政&rdquo成為&ldquo弊政&rdquo，這是後文要詳細叙述的。
煙毒泛濫淪陷區 在民國時期中國鴉片市場上，在帝國主義販毒者中，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極其兇狠的競争者。
它制造和販賣紅丸，心計之毒，手段之辣，連英、法、美帝國主義也不得不折服。
随着侵華戰争的爆發和日軍的推進，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販毒活動肆無忌憚，達于極點。
據抗戰勝利後被關押的汪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組織部長、僞中央政治委員會指定委員，僞國民政府實業部長梅思平在獄中寫下的《處理禁煙之經過》的筆供，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販毒内幕是這樣的： 販賣鴉片是日本特工工作的一種手段。
1937年以前，日本在華駐軍、使領館及特務機關即指使日本等浪人制造毒品和販賣煙土，并責其深入各地，勾結中國的地痞、流氓甚至喪盡天良的官吏，探取種種情報，向軍部、使領館、特務機關彙報。
1937年以後，日本侵略軍在華占地日廣，利用煙毒刺探情報自是變本加厲，除了利用日本等浪人外，日軍尤其是憲兵還進而直接利用中國販毒痞棍，使其為日本搜集情報。
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高級官員還制訂有在華販賣鴉片的系統計劃。
這就是在其所侵占的年蒙，鼓勵大量種植鴉片。
日本販賣鴉片所得收入先解東京，由大藏省支配，大藏省截留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解救日本自侵華戰争以來面臨的日益嚴重的财政困難。
1938年，梁鴻志為首的僞政權南京維新政府成立後，在日本最高顧問原田中将的授意下，設立了所謂戒煙總局，其下設分局，準許開煙館。
戒煙總局開辦了叫做宏濟善堂的鴉片公司，由日本人裡見甫和中國人盛文頤（盛宣懷之侄，人稱盛老三）負責。
它設中央行于上海虹口，設地方行于上海、南京、蘇州、無錫、鎮江、蕪湖、杭州、松江等地。
蘇、浙、皖三省鴉片貿易由其獨家經營。
開始時，宏濟善堂販賣的鴉片由日本三井洋行自伊朗等國運來。
太平洋戰争爆發後，這個來源被切斷，改從中國東北、内蒙等地采購。
宏濟善堂1940年約銷鴉片500萬兩；1941&mdash1943年3年共銷1150萬兩。
曆年販賣鴉片所得，宏濟善堂中央行留下極少部分，其餘直接解東京。
日本政府每月從中撥政費20萬元，餘下的留作東條英機内閣的機密費。
輿論均謂查緝其名，而官鬻其實&hellip&hellip 上海市商會的通電進而指出：先總理中山先生說過，凡主張法律準許鴉片營業，或對販賣鴉片之惡勢力表示屈服，均為&ldquo民意之公敵&rdquo。
這無異于說，國民黨政府實行&ldquo寓禁于征&rdquo是違背了先總理遺訓，是&ldquo民意之公敵&rdquo。
國民黨政府為何冒天下之大不匙，實行&ldquo寓禁于征&rdquo呢？《申報》的一篇文章揭露了這個秘密。
該報1931年7月2日刊有《禁煙政策之收入估計》一文，内稱：外人估計禁煙政策，五省可年收一萬萬。
唯查緝機關，分設太多，公費至少須耗去半數。
又據拒毒會調查，中國近來有煙瘾者，至少在五百萬人，至山、陝、冀、察、綏、熱服代用品者，其數實超過于五百萬。
每人年納稅二十元，即有二萬萬收入，足擔中國全部軍饷之半數。
實行&ldquo寓禁于征&rdquo，每年可收入2億元煙稅，國民黨軍隊軍饷的一半就有了着落。
國民黨政府甯肯被千萬人唾罵，也不肯輕易放棄這筆巨款。
至1931年7月9日，各地拒毒團體、民衆團體及國民黨各地方黨部，對鴉片變相公賣函電抗議者，已不下數百次。
美國拒毒領袖拉蒙德女士也于7月8日緻電中華民國拒毒會，對中國禁煙政策提出意見。
其意見書中譯文載7月9日《申報》：聞中國政府，現正設立鴉片公賣機關，以管理及銷售鴉片，并從中抽稅，以裕國課，&hellip&hellip中國在帝制統治之下，尚能積極奮鬥，鏟除罂粟之種植，而當今國民政府，反不能出其同樣力量，以保障人民之生命與幸福，則豈非專制政府之不如？ 在對&ldquo寓禁于征&rdquo政策的一片反對聲中，福建省政府于7月上旬緻電國民政府内政部，請求解釋設立禁煙查緝處意義何在。
内政部官員覺得問題棘手，便推給了行政院。
行政院答道：查緝處是要取消的，對鴉片還是要繼續禁種、禁運、禁售、禁吸的。
國民政府所以忍痛割愛，答應将鴉片查緝處取消，據分析原因有三： 一是輿論譴責國民黨政府名曰禁煙，實為開放煙禁，鴉片公賣； 二是各省查緝機關招商承包，搞得&ldquo穢聲四布&rdquo、&ldquo騰笑中外&rdquo； 三是鴉片公賣以後，各級查緝機關的官員和煙販獲利最大，國民黨中央政府所得利益，遠不如估計的那麼大。
上海原估計月可收入百萬，實際不及半數。
從1936年至1940年，國民黨政府實行了所謂&ldquo六年禁絕計劃&rdquo，似乎雷厲風行地搞了一陣，也槍斃了一批煙犯。
由于國民黨軍政機關的腐敗，使&ldquo禁政&rdquo成為&ldquo弊政&rdquo，這是後文要詳細叙述的。
煙毒泛濫淪陷區 在民國時期中國鴉片市場上，在帝國主義販毒者中，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極其兇狠的競争者。
它制造和販賣紅丸，心計之毒，手段之辣，連英、法、美帝國主義也不得不折服。
随着侵華戰争的爆發和日軍的推進，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販毒活動肆無忌憚，達于極點。
據抗戰勝利後被關押的汪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組織部長、僞中央政治委員會指定委員，僞國民政府實業部長梅思平在獄中寫下的《處理禁煙之經過》的筆供，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販毒内幕是這樣的： 販賣鴉片是日本特工工作的一種手段。
1937年以前，日本在華駐軍、使領館及特務機關即指使日本等浪人制造毒品和販賣煙土，并責其深入各地，勾結中國的地痞、流氓甚至喪盡天良的官吏，探取種種情報，向軍部、使領館、特務機關彙報。
1937年以後，日本侵略軍在華占地日廣，利用煙毒刺探情報自是變本加厲，除了利用日本等浪人外，日軍尤其是憲兵還進而直接利用中國販毒痞棍，使其為日本搜集情報。
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高級官員還制訂有在華販賣鴉片的系統計劃。
這就是在其所侵占的年蒙，鼓勵大量種植鴉片。
日本販賣鴉片所得收入先解東京，由大藏省支配，大藏省截留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解救日本自侵華戰争以來面臨的日益嚴重的财政困難。
1938年，梁鴻志為首的僞政權南京維新政府成立後，在日本最高顧問原田中将的授意下，設立了所謂戒煙總局，其下設分局，準許開煙館。
戒煙總局開辦了叫做宏濟善堂的鴉片公司，由日本人裡見甫和中國人盛文頤（盛宣懷之侄，人稱盛老三）負責。
它設中央行于上海虹口，設地方行于上海、南京、蘇州、無錫、鎮江、蕪湖、杭州、松江等地。
蘇、浙、皖三省鴉片貿易由其獨家經營。
開始時，宏濟善堂販賣的鴉片由日本三井洋行自伊朗等國運來。
太平洋戰争爆發後，這個來源被切斷，改從中國東北、内蒙等地采購。
宏濟善堂1940年約銷鴉片500萬兩；1941&mdash1943年3年共銷1150萬兩。
曆年販賣鴉片所得，宏濟善堂中央行留下極少部分，其餘直接解東京。
日本政府每月從中撥政費20萬元，餘下的留作東條英機内閣的機密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