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争後的鴉片問題
關燈
小
中
大
長江沿岸碼頭私販煙毒和軍火。
1931年在藍文彬家中搜出&ldquo粗子&rdquo2萬多兩。
四川軍人開了很多銀行，除了極個别的，都做鴉片生意。
如潘文華的重慶銀行，唐式遵的建設銀行，鄧錫侯的通惠銀行，劉文輝的濟康銀行，楊森、王缵緒的大川銀行，黃慶雲的商業銀行，羅君通的益民銀行，等等，也可以說是鴉片銀行。
除了四川的軍閥外，貴州的猶國材、王家烈，湖南的魯滌平、何鍵等都大批販毒。
甘肅、甯夏的馬福祥、馬鴻逵，新疆的盛世才等，也不時将煙土東運。
長江江面經常有軍閥們的煙土船，一船煙土東下，一船槍械西上。
當時割據一方、占山為王的軍閥、兵痞，卷入販煙活動之普遍，從廣西柳州駐軍也可見一斑。
據1932年擔任柳州禁煙局長的陳雄回憶：30年代初，駐紮柳州的第七軍，從軍長廖磊到下面的師長、團長，&ldquo無不明目張膽地私運、私售、包運、包銷鴉片&rdquo。
陳雄到柳州上任後，曾專門調查過軍隊私販煙上的情況，&ldquo從各方面報來的情報中得知，廖磊、罩連芳（師長）、羅活（團長）以及好些軍官的住宅，甚至軍、師、團部裡，無一處不藏有私煙。
&rdquo 有的軍閥部隊往往不發軍饷，而代之以煙土。
軍隊開到哪裡，就把煙土帶到那裡。
如唐繼堯的滇軍進入廣西時，就帶着很多鴉片。
即便是1915年入川的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滇軍，也以煙代饷。
從1915年到1916年，随軍陸續運進四川将近500馱的煙土，每馱兩箱，每箱1000兩，共計約100萬兩。
地方軍閥販賣鴉片斂錢，掌握了中央政權的軍閥也想靠鴉片販賣生财。
1924年，以段祺瑞為首的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有的人于次年2月公然主張鴉片由臨時政府&ldquo公賣&rdquo。
據說提出的理由是：（1）中央财政困難，賴此可以籌款；（2）各省私販鴉片，政府無法禁阻，不如明定官賣，寓禁于征。
此項提案提交閣議後，遭到多數反對。
中華民國拒毒會和上海各公團所組織的拒毒協會，先後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對鴉片公賣。
當時商務印書館主辦的影響很大的《東方雜志》，刊出愈之的《鴉片問題》一文，提出：&ldquo就現在情勢而論，即使實行公賣，所得财源，各省勢必截收，中央仍無所獲，所以實際上有百害而無一利&hellip&hellip。
自日内瓦會議以後，我國禁煙有名無實，已為全世界所共知。
此後如何實行禁絕，如何禁止軍人私賣，都是有關于民族體面的大問題&hellip&hellip&rdquo 民國時期的鴉片問題的嚴重性，就在于愈之指出的&ldquo軍人私賣&rdquo，就在于各地軍閥要靠販賣鴉片攫取暴利，大發橫财，擴充勢力，就在于軍閥政府支持鴉片貿易。
民國煙禍甚于清代，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國民黨&ldquo寓禁于征&rdquo。
對鴉片&ldquo寓禁于征&rdquo，北洋軍閥時期就開始這樣做了。
&ldquo寓禁于征&rdquo是個幌子，實際就是巧立名目，廣征煙稅。
如種煙要按所種窩數征收&ldquo窩稅&rdquo，不種則要罰交&ldquo懶稅&rdquo，不管種與不種，都要上稅，等等。
從鴉片種植到煉制、運銷、零售、吸食，每個環節都有稅。
這就使鴉片的生産、貿易、消費合法化。
國民黨政府在1927年建立後不久，居然就效法北洋軍閥，實行了&ldquo寓禁于征&rdquo的禁煙政策。
這就是在中央及各地設立禁煙查緝機關，其職責不是取締一切種、販、吸煙活動，而是負責征收鴉片稅。
隻要是交納鴉片稅，種罂粟者可以自由地種；販煙土者自可公開地販；吸大煙者自可自在地吸。
據制定這個政策的人解釋，鴉片的生産、貿易和消費，與其讓它處于秘密狀态，不如讓它公開化，公開了，便于控制它，限制它，逐漸禁止它。
據1931年7月5日《申報》報道，福建省設立了禁煙查緝處，馬江船政局局長袁缙為處長。
查緝處規定了全省各市、縣的鴉片稅額，實行&ldquo招商承包&rdquo。
此決定一宣布，前來接洽承包者，絡繹不絕，大有戶限為穿之概。
其中福州、廈門兩市均規定，每月稅額10萬元。
但有些人仍認為是&ldquo絕好機會&rdquo，紛紛鸠集資金準備承包。
一時街談巷議，都說鴉片要開禁了。
&ldquo寓禁于征&rdquo的政策公諸于衆後，&ldquo舉國惶惑&rdquo，既而輿論大嘩。
據1931年7月3日《申報》載，各地拒毒團體、民衆團體及國民黨很多地方黨部都紛紛提出抗議，函電交馳，認為&ldquo寓禁于征&rdquo政策是&ldquo飲鸩止渴&rdquo，是國家之恥辱，堅決要求制止設立禁煙查緝處，對鴉片實行&ldquo完全禁絕政策&rdquo。
1931年7月5日，上海市商會通電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措詞頗為激烈：近自禁煙查緝處設立，全國輿論，均以為實系變相之開放。
蓋禁煙扼要政策，即在禁種禁運。
如果揚子江上遊産土各省果能嚴令禁種，或
1931年在藍文彬家中搜出&ldquo粗子&rdquo2萬多兩。
四川軍人開了很多銀行，除了極個别的，都做鴉片生意。
如潘文華的重慶銀行，唐式遵的建設銀行，鄧錫侯的通惠銀行，劉文輝的濟康銀行，楊森、王缵緒的大川銀行，黃慶雲的商業銀行，羅君通的益民銀行，等等，也可以說是鴉片銀行。
除了四川的軍閥外，貴州的猶國材、王家烈，湖南的魯滌平、何鍵等都大批販毒。
甘肅、甯夏的馬福祥、馬鴻逵，新疆的盛世才等，也不時将煙土東運。
長江江面經常有軍閥們的煙土船，一船煙土東下，一船槍械西上。
當時割據一方、占山為王的軍閥、兵痞，卷入販煙活動之普遍，從廣西柳州駐軍也可見一斑。
據1932年擔任柳州禁煙局長的陳雄回憶：30年代初，駐紮柳州的第七軍，從軍長廖磊到下面的師長、團長，&ldquo無不明目張膽地私運、私售、包運、包銷鴉片&rdquo。
陳雄到柳州上任後，曾專門調查過軍隊私販煙上的情況，&ldquo從各方面報來的情報中得知，廖磊、罩連芳（師長）、羅活（團長）以及好些軍官的住宅，甚至軍、師、團部裡，無一處不藏有私煙。
&rdquo 有的軍閥部隊往往不發軍饷，而代之以煙土。
軍隊開到哪裡，就把煙土帶到那裡。
如唐繼堯的滇軍進入廣西時，就帶着很多鴉片。
即便是1915年入川的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滇軍，也以煙代饷。
從1915年到1916年，随軍陸續運進四川将近500馱的煙土，每馱兩箱，每箱1000兩，共計約100萬兩。
地方軍閥販賣鴉片斂錢，掌握了中央政權的軍閥也想靠鴉片販賣生财。
1924年，以段祺瑞為首的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有的人于次年2月公然主張鴉片由臨時政府&ldquo公賣&rdquo。
據說提出的理由是：（1）中央财政困難，賴此可以籌款；（2）各省私販鴉片，政府無法禁阻，不如明定官賣，寓禁于征。
此項提案提交閣議後，遭到多數反對。
中華民國拒毒會和上海各公團所組織的拒毒協會，先後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對鴉片公賣。
當時商務印書館主辦的影響很大的《東方雜志》，刊出愈之的《鴉片問題》一文，提出：&ldquo就現在情勢而論，即使實行公賣，所得财源，各省勢必截收，中央仍無所獲，所以實際上有百害而無一利&hellip&hellip。
自日内瓦會議以後，我國禁煙有名無實，已為全世界所共知。
此後如何實行禁絕，如何禁止軍人私賣，都是有關于民族體面的大問題&hellip&hellip&rdquo 民國時期的鴉片問題的嚴重性，就在于愈之指出的&ldquo軍人私賣&rdquo，就在于各地軍閥要靠販賣鴉片攫取暴利，大發橫财，擴充勢力，就在于軍閥政府支持鴉片貿易。
民國煙禍甚于清代，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國民黨&ldquo寓禁于征&rdquo。
對鴉片&ldquo寓禁于征&rdquo，北洋軍閥時期就開始這樣做了。
&ldquo寓禁于征&rdquo是個幌子，實際就是巧立名目，廣征煙稅。
如種煙要按所種窩數征收&ldquo窩稅&rdquo，不種則要罰交&ldquo懶稅&rdquo，不管種與不種，都要上稅，等等。
從鴉片種植到煉制、運銷、零售、吸食，每個環節都有稅。
這就使鴉片的生産、貿易、消費合法化。
國民黨政府在1927年建立後不久，居然就效法北洋軍閥，實行了&ldquo寓禁于征&rdquo的禁煙政策。
這就是在中央及各地設立禁煙查緝機關，其職責不是取締一切種、販、吸煙活動，而是負責征收鴉片稅。
隻要是交納鴉片稅，種罂粟者可以自由地種；販煙土者自可公開地販；吸大煙者自可自在地吸。
據制定這個政策的人解釋，鴉片的生産、貿易和消費，與其讓它處于秘密狀态，不如讓它公開化，公開了，便于控制它，限制它，逐漸禁止它。
據1931年7月5日《申報》報道，福建省設立了禁煙查緝處，馬江船政局局長袁缙為處長。
查緝處規定了全省各市、縣的鴉片稅額，實行&ldquo招商承包&rdquo。
此決定一宣布，前來接洽承包者，絡繹不絕，大有戶限為穿之概。
其中福州、廈門兩市均規定，每月稅額10萬元。
但有些人仍認為是&ldquo絕好機會&rdquo，紛紛鸠集資金準備承包。
一時街談巷議，都說鴉片要開禁了。
&ldquo寓禁于征&rdquo的政策公諸于衆後，&ldquo舉國惶惑&rdquo，既而輿論大嘩。
據1931年7月3日《申報》載，各地拒毒團體、民衆團體及國民黨很多地方黨部都紛紛提出抗議，函電交馳，認為&ldquo寓禁于征&rdquo政策是&ldquo飲鸩止渴&rdquo，是國家之恥辱，堅決要求制止設立禁煙查緝處，對鴉片實行&ldquo完全禁絕政策&rdquo。
1931年7月5日，上海市商會通電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措詞頗為激烈：近自禁煙查緝處設立，全國輿論，均以為實系變相之開放。
蓋禁煙扼要政策，即在禁種禁運。
如果揚子江上遊産土各省果能嚴令禁種，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