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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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同時回過頭來望住了蕭長林說，“老闆們的算盤真精！這也半薪，那也半薪，人家可不能隻活半個人！”
周阿梅沉下了臉卻不作聲。
“早知道姓嚴的反複無常，”阿壽恨恨地說，“當初就不給他拆機器，一個炸彈完他媽的蛋……” “不行，不行！”周阿梅突然跳起來大聲說，“這樣的條件不行！” 蕭長林也站起來，臉也紅了，高聲叫道：“阿梅，嚴老闆就巴不得我們說一聲不行！”他轉臉看定了阿壽。
“當初我們為什麼肯拚命替他搶救機器？為了他媽的幾個錢麼？還是巴望嚴老闆記得我們的好處，白送我們幾十塊錢過冬麼？” “得了得了！你是氣量大，不在乎！” “我不是氣量大，你和阿梅也不是氣量小。
我們當初都知道，替嚴仲平拆卸機器，不光是幫他保全了财産，還要督促他把機器搬到内地，開工造貨，打東洋小鬼！現在嚴老闆的機器保全下來了，是靠我們拚了命搶救出來的；幾時遷到内地去開工呢？嚴老闆早就推三挨四，面是心非。
可是我們倒又送給他一個把柄，讓他反咬一口，不是他不願意遷廠，倒是我們讨價太高，他沒法辦。
我們最初替他拚了命，現在又成全了他的鬼計，我們還擔了責任；阿梅，阿壽，這是不是我們的氣量太大了麼？” 蕭長林說這番話的時候，阿珍姐把小弟安置在屋角的一張破席子上，随手又拾取一把老虎鉗給小弟當作玩具；可是她一心卻在傾聽蕭長林的話語。
她這幾天來最耽心的，就是阿梅失業。
她希望遷廠能成事實，也無非因為在上海找工作實在沒有把握。
當下她聽了蕭長林的議論，忍不住插嘴道： “隻怕我們把條件講低了，嚴老闆還是不答應。
老闆們向來是得步進步的。
” 蕭長林還沒回答，周阿梅卻接口說： “犧牲，犧牲；隻要不是白便宜了敵人。
那天南車站一個炸彈，死的人有多少？我們總算還留得一條命。
” 蕭長林看見周阿梅終于明白過來，便又看着阿壽問道： “阿壽！你怎麼不說話？” “照别家工廠的辦法——大家贊成我也贊成。
”“當然要開會，”蕭長林說着就向外走，“不過我們先得跟大家把道理講明白。
阿梅，你是東西炸光了的，你去找人家講道理，人家會服你。
我還有事，晚上再來。
” 這時，雨也停了，周阿梅望着蕭長林那高大的背影，自言自語道：“話是不錯的，機器搬到内地去開工，這才是比什麼都重要。
”高大的背影看不見了，周阿梅的眼睛還是定定地望着。
忽然他在桌上拍了一下，站起來對阿壽說：“走！我們去找工友去！有的家夥是牛性子，得耐心來講通他。
” 阿梅和阿壽走了不久，阿珍姐背着孩子，坐在門口劈柴。
淡淡的斜陽照着路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潭，路邊略為幹燥的地方早已擺滿了地攤，——舊衣服、破爛家具、瓶瓶罐罐，什麼都有，這是戰争發生後新添加的一種行業，幹這一行的大都是難民。
阿珍姐望着這些地攤的主人，就覺得自己的生活比他們好多了。
她知道他們每人都有一段差不多相同的經曆：炮火或是炸彈把他們從家裡趕出來，于是失業，流浪在街頭，眼前唯一的生活資料就是擺在地上的這一點破舊東西。
他們中間也有進過難民收容所的。
有一個比阿珍姐大不了幾歲的女人就告訴過阿珍姐：甯可讨飯，千萬不要進難民收容所。
那是不把人當人的地方。
這女人帶着兩個孩子進去，不到半個月，四歲大的一個孩子就害了急病，三天三夜發高熱，沒有醫生來診一下，活活地看着他燒死了。
然而這樣辦理不善的收容所現在也快要斷炊，現在是隻準出，不準進。
阿珍姐歎一口氣，眼圈有點紅；她覺得自己現在雖然比他們過得好些，可是說不定哪一天也會弄到這個光景。
她收拾了柴，走進屋子，把孩子放在鋪闆上，讓他自己玩。
空出了一雙手，她就打開那袋面粉，把水漬的面粉用碗舀出來，竟有淺淺的一瓦盆；她想了想，分出一半，又走出屋去，在路那邊的地攤上找到了那個死掉孩子的女人。
她端着空碗回來，一進門，卻看見一個麻臉漢子雙手舉着小弟，哈哈笑着，故意搖擺，捉弄他。
孩子快要哭了。
“阿梅呢？”那漢子放下小弟，粗聲粗氣問着。
阿珍姐認得他是廠裡的工頭李金才，就反問道：“找他幹麼？廠裡有什麼消息罷？” 李金才怪樣地笑了笑，撲的坐在闆凳上，自己動手拿起茶壺斟了一碗，卻又不喝，望着阿珍姐說道： “什麼消息？還不是那兩個字：完了！可是阿梅呢？大雨天他到哪裡去了？” 阿珍姐聽到“完了”兩個字，心就發慌；小弟此時正挪動着不穩的腳步走到她跟
“早知道姓嚴的反複無常，”阿壽恨恨地說，“當初就不給他拆機器，一個炸彈完他媽的蛋……” “不行，不行！”周阿梅突然跳起來大聲說，“這樣的條件不行！” 蕭長林也站起來，臉也紅了，高聲叫道：“阿梅，嚴老闆就巴不得我們說一聲不行！”他轉臉看定了阿壽。
“當初我們為什麼肯拚命替他搶救機器？為了他媽的幾個錢麼？還是巴望嚴老闆記得我們的好處，白送我們幾十塊錢過冬麼？” “得了得了！你是氣量大，不在乎！” “我不是氣量大，你和阿梅也不是氣量小。
我們當初都知道，替嚴仲平拆卸機器，不光是幫他保全了财産，還要督促他把機器搬到内地，開工造貨，打東洋小鬼！現在嚴老闆的機器保全下來了，是靠我們拚了命搶救出來的；幾時遷到内地去開工呢？嚴老闆早就推三挨四，面是心非。
可是我們倒又送給他一個把柄，讓他反咬一口，不是他不願意遷廠，倒是我們讨價太高，他沒法辦。
我們最初替他拚了命，現在又成全了他的鬼計，我們還擔了責任；阿梅，阿壽，這是不是我們的氣量太大了麼？” 蕭長林說這番話的時候，阿珍姐把小弟安置在屋角的一張破席子上，随手又拾取一把老虎鉗給小弟當作玩具；可是她一心卻在傾聽蕭長林的話語。
她這幾天來最耽心的，就是阿梅失業。
她希望遷廠能成事實，也無非因為在上海找工作實在沒有把握。
當下她聽了蕭長林的議論，忍不住插嘴道： “隻怕我們把條件講低了，嚴老闆還是不答應。
老闆們向來是得步進步的。
” 蕭長林還沒回答，周阿梅卻接口說： “犧牲，犧牲；隻要不是白便宜了敵人。
那天南車站一個炸彈，死的人有多少？我們總算還留得一條命。
” 蕭長林看見周阿梅終于明白過來，便又看着阿壽問道： “阿壽！你怎麼不說話？” “照别家工廠的辦法——大家贊成我也贊成。
”“當然要開會，”蕭長林說着就向外走，“不過我們先得跟大家把道理講明白。
阿梅，你是東西炸光了的，你去找人家講道理，人家會服你。
我還有事，晚上再來。
” 這時，雨也停了，周阿梅望着蕭長林那高大的背影，自言自語道：“話是不錯的，機器搬到内地去開工，這才是比什麼都重要。
”高大的背影看不見了，周阿梅的眼睛還是定定地望着。
忽然他在桌上拍了一下，站起來對阿壽說：“走！我們去找工友去！有的家夥是牛性子，得耐心來講通他。
” 阿梅和阿壽走了不久，阿珍姐背着孩子，坐在門口劈柴。
淡淡的斜陽照着路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潭，路邊略為幹燥的地方早已擺滿了地攤，——舊衣服、破爛家具、瓶瓶罐罐，什麼都有，這是戰争發生後新添加的一種行業，幹這一行的大都是難民。
阿珍姐望着這些地攤的主人，就覺得自己的生活比他們好多了。
她知道他們每人都有一段差不多相同的經曆：炮火或是炸彈把他們從家裡趕出來，于是失業，流浪在街頭，眼前唯一的生活資料就是擺在地上的這一點破舊東西。
他們中間也有進過難民收容所的。
有一個比阿珍姐大不了幾歲的女人就告訴過阿珍姐：甯可讨飯，千萬不要進難民收容所。
那是不把人當人的地方。
這女人帶着兩個孩子進去，不到半個月，四歲大的一個孩子就害了急病，三天三夜發高熱，沒有醫生來診一下，活活地看着他燒死了。
然而這樣辦理不善的收容所現在也快要斷炊，現在是隻準出，不準進。
阿珍姐歎一口氣，眼圈有點紅；她覺得自己現在雖然比他們過得好些，可是說不定哪一天也會弄到這個光景。
她收拾了柴，走進屋子，把孩子放在鋪闆上，讓他自己玩。
空出了一雙手，她就打開那袋面粉，把水漬的面粉用碗舀出來，竟有淺淺的一瓦盆；她想了想，分出一半，又走出屋去，在路那邊的地攤上找到了那個死掉孩子的女人。
她端着空碗回來，一進門，卻看見一個麻臉漢子雙手舉着小弟，哈哈笑着，故意搖擺，捉弄他。
孩子快要哭了。
“阿梅呢？”那漢子放下小弟，粗聲粗氣問着。
阿珍姐認得他是廠裡的工頭李金才，就反問道：“找他幹麼？廠裡有什麼消息罷？” 李金才怪樣地笑了笑，撲的坐在闆凳上，自己動手拿起茶壺斟了一碗，卻又不喝，望着阿珍姐說道： “什麼消息？還不是那兩個字：完了！可是阿梅呢？大雨天他到哪裡去了？” 阿珍姐聽到“完了”兩個字，心就發慌；小弟此時正挪動着不穩的腳步走到她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