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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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
我們如何配嘲笑維多利亞時代呢！ 所以我完全贊同張熙若先生說的“這種忠誠勇敢的人格在任何政治下都是有無上價值的，都應該大量的培養的”。
因為這種人格是社會進步的最大動力。
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于面包，愛真理過于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我們現在看見蘇俄的壓迫個人自由思想，但我們應該想想，當日在西伯利亞冰天雪地裡受監禁拘囚的十萬革命志士，是不是新俄國的先鋒？我們到莫斯科去看了那個很感動人的“革命博物館”，尤其是其中展覽列甯一生革命曆史的部分，我們不能不深信：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張熙若先生很大膽的把五四運動和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相提并論，并且很大膽的說這兩個運動走的方向是相同的。
這種議論在今日必定要受不少的批評，因為有許多人決不肯承認這個看法。
平心說來，張先生的看法也不能說是完全正确。
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至少有兩點是和民國六七八年的新運動不同的：一是蘇俄輸入的黨紀律，一是那幾年的極端的民族主義。
蘇俄輸入的鐵紀律含有絕大的“不容忍”（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ｏｎ）的态度，不容許異己的思想，這種态度是和我們在五四前後提倡的自由主義很相反的。
民國十六年的國共分離，在曆史上看來，可以說是國民黨對于這種不容異己的專制态度的反抗。
可惜清黨以來，六七年中，這種“不容忍”的态度養成的專制習慣還存在不少人的身上。
剛推翻了布爾什維克的不容異己，又學會了法西斯蒂的不容異己，這是很不幸的事。
“五四”運動雖然是一個很純粹的愛國運動，但當時的文藝思想運動卻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
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張是顯然帶有“世界觀”的色彩的。
（《言行錄》１９７頁）《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嚴厲的批評指斥中國舊文化。
其實孫中山先生也是抱着大同主義的，他是信仰“天下為公”的理想的。
但中山先生晚年屢次說起鮑洛庭同志勸他特别注重民族主義的策略。
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國民革命的大勝利，不能不說是民族主義的旗幟的大成功。
可是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
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
我們如何配嘲笑維多利亞時代呢！ 所以我完全贊同張熙若先生說的“這種忠誠勇敢的人格在任何政治下都是有無上價值的，都應該大量的培養的”。
因為這種人格是社會進步的最大動力。
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于面包，愛真理過于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我們現在看見蘇俄的壓迫個人自由思想，但我們應該想想，當日在西伯利亞冰天雪地裡受監禁拘囚的十萬革命志士，是不是新俄國的先鋒？我們到莫斯科去看了那個很感動人的“革命博物館”，尤其是其中展覽列甯一生革命曆史的部分，我們不能不深信：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張熙若先生很大膽的把五四運動和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相提并論，并且很大膽的說這兩個運動走的方向是相同的。
這種議論在今日必定要受不少的批評，因為有許多人決不肯承認這個看法。
平心說來，張先生的看法也不能說是完全正确。
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運動至少有兩點是和民國六七八年的新運動不同的：一是蘇俄輸入的黨紀律，一是那幾年的極端的民族主義。
蘇俄輸入的鐵紀律含有絕大的“不容忍”（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ｏｎ）的态度，不容許異己的思想，這種态度是和我們在五四前後提倡的自由主義很相反的。
民國十六年的國共分離，在曆史上看來，可以說是國民黨對于這種不容異己的專制态度的反抗。
可惜清黨以來，六七年中，這種“不容忍”的态度養成的專制習慣還存在不少人的身上。
剛推翻了布爾什維克的不容異己，又學會了法西斯蒂的不容異己，這是很不幸的事。
“五四”運動雖然是一個很純粹的愛國運動，但當時的文藝思想運動卻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
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張是顯然帶有“世界觀”的色彩的。
（《言行錄》１９７頁）《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嚴厲的批評指斥中國舊文化。
其實孫中山先生也是抱着大同主義的，他是信仰“天下為公”的理想的。
但中山先生晚年屢次說起鮑洛庭同志勸他特别注重民族主義的策略。
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國民革命的大勝利，不能不說是民族主義的旗幟的大成功。
可是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