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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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了裡面的幾個重要作者，包括我，他認為值得一書，就把這幾個人寫進了他那本有名的《白話文學史》，還把我的名字寫得很靠前。
這主要表現了他的中國學者氣派，他是完全從實際材料出發來得出他的結論的。
他那時很關心歌謠，還從文學角度寫過一篇著名的研究歌謠比較理論的文章，在當時很有權威性。
董作賓撰寫研究民歌《看見她》的論文，就受了他的啟發。
他那本《白話文學史》，在那時候大家都非看不可，解放後的一段時期還很流行；那麼以他這樣的學者這樣對待當時我這樣的一個年輕人，這對我認識“五四”和後來走上研究民間文學的學術道路，肯定是有影響的。
在參加《歌謠》周刊的活動期間，我與北大學者直接發生民俗學的學術往來，并長期保持這種學術關系的，主要是顧颉剛先生。
顧先生出身江南蘇州的世代書香之家，後來又考進北大讀書，學養深厚。
在“五四”時期，他年紀還輕，但學問造詣已經很深了，我很欽佩他。
１９２３年，他在整理清代文獻時，發現了李調元的《粵風》，就在《歌謠》周刊上寫了文章。
我看到後，知道《粵風》彙集了兩廣一帶的多民族民歌土調，那裡正是我的家鄉，于是我追随顧先生之後，也給《歌謠》周刊寫了文章。
以後，我們就通過《歌謠》周刊往來通信，談到了《粵風》，也談了其他一些民間文學作品，如對《孟姜女》傳說的看法等。
顧先生不久寫了《孟姜女故事研究》。
１９２６年夏，我到了嶺南大學，在圖書館裡找到了《粵風》，就和劉乾初一道，對它進行了翻譯整理，後來分作兩部分出版，一部分叫《俍僮情歌》（１９２８年，中山大學語育曆史學研究所印行），另一部分就是整理本《粵風》（１９２７，北京樸社）。
這項工作，一直得到了顧先生的鼓勵。
顧先生熱心提攜後學，積極地推廣學術，造就人才，他對我的影響在我一生的學術活動中都占有相當的位置。
從“五四”開始，我這種對民間文學的興趣，後來發展到了對整個民俗現象的興趣，并一直延續下來。
到了１９２７年，我到中山大學工作時，探索民俗學的興趣愈加濃厚了。
那時顧先生等一批北大教授由于躲避北京政府的黑暗統治，南下廈門，又來到廣州，到中山大學教書，這
這主要表現了他的中國學者氣派，他是完全從實際材料出發來得出他的結論的。
他那時很關心歌謠，還從文學角度寫過一篇著名的研究歌謠比較理論的文章，在當時很有權威性。
董作賓撰寫研究民歌《看見她》的論文，就受了他的啟發。
他那本《白話文學史》，在那時候大家都非看不可，解放後的一段時期還很流行；那麼以他這樣的學者這樣對待當時我這樣的一個年輕人，這對我認識“五四”和後來走上研究民間文學的學術道路，肯定是有影響的。
在參加《歌謠》周刊的活動期間，我與北大學者直接發生民俗學的學術往來，并長期保持這種學術關系的，主要是顧颉剛先生。
顧先生出身江南蘇州的世代書香之家，後來又考進北大讀書，學養深厚。
在“五四”時期，他年紀還輕，但學問造詣已經很深了，我很欽佩他。
１９２３年，他在整理清代文獻時，發現了李調元的《粵風》，就在《歌謠》周刊上寫了文章。
我看到後，知道《粵風》彙集了兩廣一帶的多民族民歌土調，那裡正是我的家鄉，于是我追随顧先生之後，也給《歌謠》周刊寫了文章。
以後，我們就通過《歌謠》周刊往來通信，談到了《粵風》，也談了其他一些民間文學作品，如對《孟姜女》傳說的看法等。
顧先生不久寫了《孟姜女故事研究》。
１９２６年夏，我到了嶺南大學，在圖書館裡找到了《粵風》，就和劉乾初一道，對它進行了翻譯整理，後來分作兩部分出版，一部分叫《俍僮情歌》（１９２８年，中山大學語育曆史學研究所印行），另一部分就是整理本《粵風》（１９２７，北京樸社）。
這項工作，一直得到了顧先生的鼓勵。
顧先生熱心提攜後學，積極地推廣學術，造就人才，他對我的影響在我一生的學術活動中都占有相當的位置。
從“五四”開始，我這種對民間文學的興趣，後來發展到了對整個民俗現象的興趣，并一直延續下來。
到了１９２７年，我到中山大學工作時，探索民俗學的興趣愈加濃厚了。
那時顧先生等一批北大教授由于躲避北京政府的黑暗統治，南下廈門，又來到廣州，到中山大學教書，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