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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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民俗學的學術往來，并長期保持這種學術關系的，主要是顧颉剛先生。
顧先生出身江南蘇州的世代書香之家，後來又考進北大讀書，學養深厚。
在“五四”時期，他年紀還輕，但學問造詣已經很深了，我很欽佩他。
１９２３年，他在整理清代文獻時，發現了李調元的《粵風》，就在《歌謠》周刊上寫了文章。
我看到後，知道《粵風》彙集了兩廣一帶的多民族民歌土調，那裡正是我的家鄉，于是我追随顧先生之後，也給《歌謠》周刊寫了文章。
以後，我們就通過《歌謠》周刊往來通信，談到了《粵風》，也談了其他一些民間文學作品，如對《孟姜女》傳說的看法等。
顧先生不久寫了《孟姜女故事研究》。
１９２６年夏，我到了嶺南大學，在圖書館裡找到了《粵風》，就和劉乾初一道，對它進行了翻譯整理，後來分作兩部分出版，一部分叫《俍僮情歌》（１９２８年，中山大學語育曆史學研究所印行），另一部分就是整理本《粵風》（１９２７，北京樸社）。
這項工作，一直得到了顧先生的鼓勵。
顧先生熱心提攜後學，積極地推廣學術，造就人才，他對我的影響在我一生的學術活動中都占有相當的位置。
從“五四”開始，我這種對民間文學的興趣，後來發展到了對整個民俗現象的興趣，并一直延續下來。
到了１９２７年，我到中山大學工作時，探索民俗學的興趣愈加濃厚了。
那時顧先生等一批北大教授由于躲避北京政府的黑暗統治，南下廈門，又來到廣州，到中山大學教書，這時我們才初次相遇，但因為有了前幾年在《歌謠》上通信的鋪墊，我們一見面就成了老熟人。
當年底，我參與了同顧先生等一道籌辦中大民俗學會的工作，後來又一起編輯了《民俗》周刊，出版了民俗學叢書等。
這些活動以後都延續下去了。
後來，民俗學的學術發展了，我個人又有了許多新的經曆，比如又到了杭州；到了日本留學；解放後又參與建立了民間文學和民俗學兩個方面的學會等等。
這些當然都是學問上的進一步發展，一直到現在，已經８０年了。
這個就不去細講了。
但回頭來看，中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兩個現代學科建立和發展的根源還是在“五四”時期。
假如當時沒有五四運動的這些文化上的影響，我在學藝上，就不一定走上這條路，而且不一定能堅持下來。
現在飲水思源，應該感謝“五四”對我的啟迪作用。
她是我所終生不能忘懷的學藝上的乳母，茲以聯語銘之： 一陣雷霆，驚起國民禦侮救亡意識， 八旬歲月，難忘師傅啟蒙發聩恩情。
【點評】 鐘敬文（１９０３—２００２），廣東海豐人。
筆名靜聞等。
曾留學日本。
先後在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任教。
他是中國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和倡導者。
他主編了高校文科教材《民間文學概論》，倡建成立了中國民俗學會。
幾十年來他發表了二三百篇論文，結集出版了《民間文藝》、《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鐘敬文學術論著自選集》、《民俗文化學》等專著。
此外，鐘敬文還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位知名的散文家和詩人。
著有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散記》，詩集《海濱的二月》、《未來的春》、《天風海濤室詩詞鈔》等。
《我生命中的五四》：作者從幼年的私塾教育寫起，那時的監獄讓作者産生了一種畏懼感，而新式教育則為作者的學習和生活透過了一絲光明。
五四的驚雷喚醒了一個時代，也為作者的學術指明了方向，從白話文的提倡到實踐，從民間文學研究的引入到發展，作者都是積極的參與者。
五四新文化運動不但是一場思想的革命，更是一次學術與文化的革命，他也通過自身的努力推動着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并一直将五四的精神發揚光大。
顧先生出身江南蘇州的世代書香之家，後來又考進北大讀書，學養深厚。
在“五四”時期，他年紀還輕，但學問造詣已經很深了，我很欽佩他。
１９２３年，他在整理清代文獻時，發現了李調元的《粵風》，就在《歌謠》周刊上寫了文章。
我看到後，知道《粵風》彙集了兩廣一帶的多民族民歌土調，那裡正是我的家鄉，于是我追随顧先生之後，也給《歌謠》周刊寫了文章。
以後，我們就通過《歌謠》周刊往來通信，談到了《粵風》，也談了其他一些民間文學作品，如對《孟姜女》傳說的看法等。
顧先生不久寫了《孟姜女故事研究》。
１９２６年夏，我到了嶺南大學，在圖書館裡找到了《粵風》，就和劉乾初一道，對它進行了翻譯整理，後來分作兩部分出版，一部分叫《俍僮情歌》（１９２８年，中山大學語育曆史學研究所印行），另一部分就是整理本《粵風》（１９２７，北京樸社）。
這項工作，一直得到了顧先生的鼓勵。
顧先生熱心提攜後學，積極地推廣學術，造就人才，他對我的影響在我一生的學術活動中都占有相當的位置。
從“五四”開始，我這種對民間文學的興趣，後來發展到了對整個民俗現象的興趣，并一直延續下來。
到了１９２７年，我到中山大學工作時，探索民俗學的興趣愈加濃厚了。
那時顧先生等一批北大教授由于躲避北京政府的黑暗統治，南下廈門，又來到廣州，到中山大學教書，這時我們才初次相遇，但因為有了前幾年在《歌謠》上通信的鋪墊，我們一見面就成了老熟人。
當年底，我參與了同顧先生等一道籌辦中大民俗學會的工作，後來又一起編輯了《民俗》周刊，出版了民俗學叢書等。
這些活動以後都延續下去了。
後來，民俗學的學術發展了，我個人又有了許多新的經曆，比如又到了杭州；到了日本留學；解放後又參與建立了民間文學和民俗學兩個方面的學會等等。
這些當然都是學問上的進一步發展，一直到現在，已經８０年了。
這個就不去細講了。
但回頭來看，中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兩個現代學科建立和發展的根源還是在“五四”時期。
假如當時沒有五四運動的這些文化上的影響，我在學藝上，就不一定走上這條路，而且不一定能堅持下來。
現在飲水思源，應該感謝“五四”對我的啟迪作用。
她是我所終生不能忘懷的學藝上的乳母，茲以聯語銘之： 一陣雷霆，驚起國民禦侮救亡意識， 八旬歲月，難忘師傅啟蒙發聩恩情。
【點評】 鐘敬文（１９０３—２００２），廣東海豐人。
筆名靜聞等。
曾留學日本。
先後在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任教。
他是中國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和倡導者。
他主編了高校文科教材《民間文學概論》，倡建成立了中國民俗學會。
幾十年來他發表了二三百篇論文，結集出版了《民間文藝》、《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鐘敬文學術論著自選集》、《民俗文化學》等專著。
此外，鐘敬文還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位知名的散文家和詩人。
著有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散記》，詩集《海濱的二月》、《未來的春》、《天風海濤室詩詞鈔》等。
《我生命中的五四》：作者從幼年的私塾教育寫起，那時的監獄讓作者産生了一種畏懼感，而新式教育則為作者的學習和生活透過了一絲光明。
五四的驚雷喚醒了一個時代，也為作者的學術指明了方向，從白話文的提倡到實踐，從民間文學研究的引入到發展，作者都是積極的參與者。
五四新文化運動不但是一場思想的革命，更是一次學術與文化的革命，他也通過自身的努力推動着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并一直将五四的精神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