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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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五四運動爆發後的一兩年。
當時國内各地的報刊大都改成了白話文，所刊載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話創作。
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體的報刊，雖然尚未絕迹，但到底不是主流了。
這些刊物影響了我，使我抛棄了讀古文、作舊詩的習慣，開始改而從事新文藝的創作。
我開始學作白話的新詩、小品文和散文，不久，還與别的兩位同學聯合，出了一本新詩集，叫《三朵花》（自印，１９２３年左右）。
現在另外兩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時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戰中病逝。
“五四”後的三四年，我還和同窗好友辦過一個刊物，起名《狂飙》。
那時我熱血沸騰地創作新詩和寫散文，在後來出版的《荔枝小品》（１９２７，北新書局）和《海濱的二月》（１９２９，北新書局）中，都收入了我在這一時期創作的一些作品。
我的學藝活動的更重要方面是對人民大衆口傳的民間文學作品加以收集整理和進行初步理論探索的工作。
我的搜集活動是從參與北京大學的歌謠學運動開始的。
自北大歌謠征集會在《北大日刊》上印行了《歌謠選》之後，全國各地報刊紛紛效仿，也大都登載了歌謠、故事之類的作品，比如廣東的《群報》、上海的《婦女月刊》和我們家鄉的《陸安日報》等。
到了１９２２年底，我就跟着這個潮流活動，在我們鄉下搜集歌謠故事，所得作品的一部分，後來發表在北大的《歌謠》周刊等刊物上。
那時的這種搜集口頭文學的工作，不像以後那種有組織的、有計劃的調查，而是個人的、自發的活動，主要是在家族親戚、同學和朋友中間搜集。
我搜集到了一些普通的流行民歌，也有客家人的山歌等。
這些材料以後在不同時期分别印成了《民間趣事》（１９２６，北新書局）、《客音情歌集》（１９２７，北新書局）等。
那一時期，我還在《歌謠》周刊上發表了《歌謠雜談》一類的文章，在對民間文學的理論探索方面，也做了些嘗試。
在早期的新民間文學運動史上，我參與《歌謠》周刊的學術活動曾引起了社會的注意。
經常有些年輕學者問我，胡适在他的《白話文學史》自序中寫過一段話：“自從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發起搜集歌謠以來，出版的歌謠至少在一萬首以上。
在這一方面，常惠、白啟明、鐘敬文、顧颉剛、董作賓……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滅”，對此話我怎麼看？胡适在五四時是否認識我？其實這段話我也是事後才知道的。
有一天，一個同鄉在街上看見我，說“你現在大名鼎鼎了，胡先生的書裡都講到你了”，他還說了别的一些你老兄如何如何之類的誇獎的話，我這才第一次從他口裡聽說此事。
後來我自己也買到了這本書，才看見了這段原文。
我始終沒和胡适見過面，也從無個人之間的來往。
他在五四時已經名氣很大，是新文學革命運動的發起人；我則還是一個學術青年，在熱心地追随着這個偉大的文化運動。
我想，胡适先生之所以能夠注意到我，是因為我那時是《歌謠》周刊“圈”裡的活躍分子，他可能是在看《歌謠》周刊時，發現了裡面的幾個重要作者，包括我，他認為值得一書，就把這幾個人寫進了他那本有名的《白話文學史》，還把我的名字寫得很靠前。
這主要表現了他的中國學者氣派，他是完全從實際材料出發來得出他的結論的。
他那時很關心歌謠，還從文學角度寫過一篇著名的研究歌謠比較理論的文章，在當時很有權威性。
董作賓撰寫研究民歌《看見她》的論文，就受了他的啟發。
他那本《白話文學史》，在那時候大家都非看不可，解放後的一段時期還很流行；那麼以他這樣的學者這樣對待當時我這樣的一個年輕人，這對我認識“五四”和後來走上研究民間文學的學術道路，肯定是有影響的。
在參加《歌謠》周刊的活動期間，我與北大學者直接
當時國内各地的報刊大都改成了白話文，所刊載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話創作。
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體的報刊，雖然尚未絕迹，但到底不是主流了。
這些刊物影響了我，使我抛棄了讀古文、作舊詩的習慣，開始改而從事新文藝的創作。
我開始學作白話的新詩、小品文和散文，不久，還與别的兩位同學聯合，出了一本新詩集，叫《三朵花》（自印，１９２３年左右）。
現在另外兩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時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戰中病逝。
“五四”後的三四年，我還和同窗好友辦過一個刊物，起名《狂飙》。
那時我熱血沸騰地創作新詩和寫散文，在後來出版的《荔枝小品》（１９２７，北新書局）和《海濱的二月》（１９２９，北新書局）中，都收入了我在這一時期創作的一些作品。
我的學藝活動的更重要方面是對人民大衆口傳的民間文學作品加以收集整理和進行初步理論探索的工作。
我的搜集活動是從參與北京大學的歌謠學運動開始的。
自北大歌謠征集會在《北大日刊》上印行了《歌謠選》之後，全國各地報刊紛紛效仿，也大都登載了歌謠、故事之類的作品，比如廣東的《群報》、上海的《婦女月刊》和我們家鄉的《陸安日報》等。
到了１９２２年底，我就跟着這個潮流活動，在我們鄉下搜集歌謠故事，所得作品的一部分，後來發表在北大的《歌謠》周刊等刊物上。
那時的這種搜集口頭文學的工作，不像以後那種有組織的、有計劃的調查，而是個人的、自發的活動，主要是在家族親戚、同學和朋友中間搜集。
我搜集到了一些普通的流行民歌，也有客家人的山歌等。
這些材料以後在不同時期分别印成了《民間趣事》（１９２６，北新書局）、《客音情歌集》（１９２７，北新書局）等。
那一時期，我還在《歌謠》周刊上發表了《歌謠雜談》一類的文章，在對民間文學的理論探索方面，也做了些嘗試。
在早期的新民間文學運動史上，我參與《歌謠》周刊的學術活動曾引起了社會的注意。
經常有些年輕學者問我，胡适在他的《白話文學史》自序中寫過一段話：“自從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發起搜集歌謠以來，出版的歌謠至少在一萬首以上。
在這一方面，常惠、白啟明、鐘敬文、顧颉剛、董作賓……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滅”，對此話我怎麼看？胡适在五四時是否認識我？其實這段話我也是事後才知道的。
有一天，一個同鄉在街上看見我，說“你現在大名鼎鼎了，胡先生的書裡都講到你了”，他還說了别的一些你老兄如何如何之類的誇獎的話，我這才第一次從他口裡聽說此事。
後來我自己也買到了這本書，才看見了這段原文。
我始終沒和胡适見過面，也從無個人之間的來往。
他在五四時已經名氣很大，是新文學革命運動的發起人；我則還是一個學術青年，在熱心地追随着這個偉大的文化運動。
我想，胡适先生之所以能夠注意到我，是因為我那時是《歌謠》周刊“圈”裡的活躍分子，他可能是在看《歌謠》周刊時，發現了裡面的幾個重要作者，包括我，他認為值得一書，就把這幾個人寫進了他那本有名的《白話文學史》，還把我的名字寫得很靠前。
這主要表現了他的中國學者氣派，他是完全從實際材料出發來得出他的結論的。
他那時很關心歌謠，還從文學角度寫過一篇著名的研究歌謠比較理論的文章，在當時很有權威性。
董作賓撰寫研究民歌《看見她》的論文，就受了他的啟發。
他那本《白話文學史》，在那時候大家都非看不可，解放後的一段時期還很流行；那麼以他這樣的學者這樣對待當時我這樣的一個年輕人，這對我認識“五四”和後來走上研究民間文學的學術道路，肯定是有影響的。
在參加《歌謠》周刊的活動期間，我與北大學者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