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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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小學教育。
那時我也讀了一些文言小說，像有一部叫《餘之妻》，當時很有名，作者叫徐枕亞；是禮拜六派的作家。
至于白話小說，那時還見不到。
總之，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陳舊的、半新半舊的教育制度下度過的。
五四運動，像一聲驚雷，把我們從沉夢中喚醒。
她使我們這些本來不大懂得國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學生，組織起來，上街遊行、講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貨，到神廟前的戲台上表演宣傳愛國精神的活報劇……這些活動的想法和内容都是很單純的，但這一來，卻使我對國家、社會有了一種實體的感受。
過去，我在學校裡做《愛國論》，都是空的；到了這時，有了自己的實踐，就把原來抽象的東西，變成了實在的信念。
這種初步的社會實踐，還成為我後來進一步為國家、社會做工作的萌芽、基礎。
五四運動對我更大的啟導作用是在學藝方面。
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兩年，即１９１７年，新文學運動已經在知識界開始了，而五四運動的巨大力量則把它在全社會範圍内推動起來，并把它的革命影響擴大到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
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氣氛下，它這隻文學之舟，成了一艘駛向縱深的曆史海洋的“母艦”，承載了許多新學術的運送使命。
它們後來又同它脫離開來，成了其他的現代新學科。
在這些現代學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後來所終生從事的民俗學（包括民間文藝學）。
我接觸新文學運動是在１９２１年前後，即五四運動爆發後的一兩年。
當時國内各地的報刊大都改成了白話文，所刊載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話創作。
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體的報刊，雖然尚未絕迹，但到底不是主流了。
這些刊物影響了我，使我抛棄了讀古文、作舊詩的習慣，開始改而從事新文藝的創作。
我開始學作白話的新詩、小品文和散文，不久，還與别的兩位同學聯合，出了一本新詩集，叫《三朵花》（自印，１９２３年左右）。
現在另外兩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時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戰中病逝。
“五四”後的三四年，我還和同窗好友辦過一個刊物，起名《狂飙》。
那時我熱血沸騰地創作新詩和寫散文，在後來出版的《荔枝小品》（１９２７，北新書局）和《
那時我也讀了一些文言小說，像有一部叫《餘之妻》，當時很有名，作者叫徐枕亞；是禮拜六派的作家。
至于白話小說，那時還見不到。
總之，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陳舊的、半新半舊的教育制度下度過的。
五四運動，像一聲驚雷，把我們從沉夢中喚醒。
她使我們這些本來不大懂得國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學生，組織起來，上街遊行、講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貨，到神廟前的戲台上表演宣傳愛國精神的活報劇……這些活動的想法和内容都是很單純的，但這一來，卻使我對國家、社會有了一種實體的感受。
過去，我在學校裡做《愛國論》，都是空的；到了這時，有了自己的實踐，就把原來抽象的東西，變成了實在的信念。
這種初步的社會實踐，還成為我後來進一步為國家、社會做工作的萌芽、基礎。
五四運動對我更大的啟導作用是在學藝方面。
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兩年，即１９１７年，新文學運動已經在知識界開始了，而五四運動的巨大力量則把它在全社會範圍内推動起來，并把它的革命影響擴大到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
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氣氛下，它這隻文學之舟，成了一艘駛向縱深的曆史海洋的“母艦”，承載了許多新學術的運送使命。
它們後來又同它脫離開來，成了其他的現代新學科。
在這些現代學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後來所終生從事的民俗學（包括民間文藝學）。
我接觸新文學運動是在１９２１年前後，即五四運動爆發後的一兩年。
當時國内各地的報刊大都改成了白話文，所刊載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話創作。
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體的報刊，雖然尚未絕迹，但到底不是主流了。
這些刊物影響了我，使我抛棄了讀古文、作舊詩的習慣，開始改而從事新文藝的創作。
我開始學作白話的新詩、小品文和散文，不久，還與别的兩位同學聯合，出了一本新詩集，叫《三朵花》（自印，１９２３年左右）。
現在另外兩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時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戰中病逝。
“五四”後的三四年，我還和同窗好友辦過一個刊物，起名《狂飙》。
那時我熱血沸騰地創作新詩和寫散文，在後來出版的《荔枝小品》（１９２７，北新書局）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