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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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五四
鐘敬文
“五四”是中國的一個超級民族節日。
她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義，也有深遠的學術意義。
像這樣意義的節日在我國曆史上可能是很少的，或者說是惟一的。
五四運動發生于１９１９年。
那一年，我１７歲（按照中國舊曆虛歲的算法），是一個已經略知一些世事的青年了；在知識上，也開始有了一些積累。
我在７歲左右的時候進私塾讀書。
那時還是晚清，家鄉附近沒有現在所說的學校，大城市有了，但我們鄉下還沒有，所以隻能入這種舊式學堂。
這是一家客家人創辦的私塾，老師也是從鄰縣請來的一位講客家話的生員。
因為據說我們的祖先是從外地遷來的，祖宗是講客家話的，我父親大概是為了讓我不忘祖先的緣故，就讓我讀講客家話的私塾。
我先學了《三字經》、《論語》，後來好像又學了《幼學瓊林》之類專講骈偶對句的啟蒙書，隻教誦讀，不講意思，所以我那時對讀書并不感興趣，學習态度是被動的。
有時老師還打人，連像我這樣很老實的學生也被恫吓過，結果弄得我對讀書的事，心裡很怕。
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１９１２年，我們那個鎮子破天荒地開辦了第一所完全小學，當時叫“兩級小學”，實行初小與高小雙部學制。
它看上去挺新，實際上還是半新半舊的。
學校裡并沒有新式的教學設備，師資也還是原來的生員班底，不過是受過短期的師範培訓，比如讀了幾個月、半年的師範專科，就又取得了新的教書資格。
在功課上，開設了國文、算術、格緻、體操、圖畫等。
在作文訓練上，起初做一些簡單的題目，如《讀書論》；稍後做史論文章，較為複雜一點了，像談漢高祖治世的《劉（邦）項（羽）優劣論》等；策論沒做過。
到了高小時，老師又增加了經史典籍方面的功課，如讀《左傳》、《綱鑒發凡》等，讓學生懂得了一些知古鑒今的道理。
除此而外，雖然不是開課，但在老師和高年級的同學當中，還興起一股風氣，就是作舊詩，我也被卷了進去，并且很感興趣。
我後來一輩子寫詩兼搞詩學，算是在這時啟蒙了。
當時讀的書有《唐詩三百首》和《随園詩話》等。
這些書，在今天看，也是好書。
這對我個人來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小學教育。
那時我也讀了一些文言小說，像有一部叫《餘之妻》，當時很有名，作者叫徐枕亞；是禮拜六派的作家。
至于白話小說，那時還見不到。
總之，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陳舊的、半新半舊的教育制度下度過的。
五四運動，像一聲驚雷，把我們從沉夢中喚醒。
她使我們這些本來不大懂得國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學生，組織起來，上街遊行、講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貨，到神廟前的戲台上表演宣傳愛國精神的活報劇……這些活動的想法和内容都是很單純的，但這一來，卻使我對國家、社會有了一種實體的感受。
過去，我在學校裡做《愛國論》，都是空的；到了這時，有了自己的實踐，就把原來抽象的東西，變成了實在的信念。
這種初步的社會實踐，還成為我後來進一步為國家、社會做工作的萌芽、基礎。
五四運動對我更大的啟導作用是在學藝方面。
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兩年，即１９１７年，新文學運動已經在知識界開始了，而五四運動的巨大力量則把它在全社會範圍内推動起來，并把它的革命影響擴大到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
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氣氛下，它這隻文學之舟，成了一艘駛向縱深的曆史海洋的“母艦”，承載了許多新學術的運送使命。
它們後來又同它脫離開來，成了其他的現代新學科。
在這些現代學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後來所終生從事的民俗學（包括民間文藝學）。
我接觸新文學運動是在１９２１年前
她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義，也有深遠的學術意義。
像這樣意義的節日在我國曆史上可能是很少的，或者說是惟一的。
五四運動發生于１９１９年。
那一年，我１７歲（按照中國舊曆虛歲的算法），是一個已經略知一些世事的青年了；在知識上，也開始有了一些積累。
我在７歲左右的時候進私塾讀書。
那時還是晚清，家鄉附近沒有現在所說的學校，大城市有了，但我們鄉下還沒有，所以隻能入這種舊式學堂。
這是一家客家人創辦的私塾，老師也是從鄰縣請來的一位講客家話的生員。
因為據說我們的祖先是從外地遷來的，祖宗是講客家話的，我父親大概是為了讓我不忘祖先的緣故，就讓我讀講客家話的私塾。
我先學了《三字經》、《論語》，後來好像又學了《幼學瓊林》之類專講骈偶對句的啟蒙書，隻教誦讀，不講意思，所以我那時對讀書并不感興趣，學習态度是被動的。
有時老師還打人，連像我這樣很老實的學生也被恫吓過，結果弄得我對讀書的事，心裡很怕。
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１９１２年，我們那個鎮子破天荒地開辦了第一所完全小學，當時叫“兩級小學”，實行初小與高小雙部學制。
它看上去挺新，實際上還是半新半舊的。
學校裡并沒有新式的教學設備，師資也還是原來的生員班底，不過是受過短期的師範培訓，比如讀了幾個月、半年的師範專科，就又取得了新的教書資格。
在功課上，開設了國文、算術、格緻、體操、圖畫等。
在作文訓練上，起初做一些簡單的題目，如《讀書論》；稍後做史論文章，較為複雜一點了，像談漢高祖治世的《劉（邦）項（羽）優劣論》等；策論沒做過。
到了高小時，老師又增加了經史典籍方面的功課，如讀《左傳》、《綱鑒發凡》等，讓學生懂得了一些知古鑒今的道理。
除此而外，雖然不是開課，但在老師和高年級的同學當中，還興起一股風氣，就是作舊詩，我也被卷了進去，并且很感興趣。
我後來一輩子寫詩兼搞詩學，算是在這時啟蒙了。
當時讀的書有《唐詩三百首》和《随園詩話》等。
這些書，在今天看，也是好書。
這對我個人來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小學教育。
那時我也讀了一些文言小說，像有一部叫《餘之妻》，當時很有名，作者叫徐枕亞；是禮拜六派的作家。
至于白話小說，那時還見不到。
總之，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陳舊的、半新半舊的教育制度下度過的。
五四運動，像一聲驚雷，把我們從沉夢中喚醒。
她使我們這些本來不大懂得國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學生，組織起來，上街遊行、講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貨，到神廟前的戲台上表演宣傳愛國精神的活報劇……這些活動的想法和内容都是很單純的，但這一來，卻使我對國家、社會有了一種實體的感受。
過去，我在學校裡做《愛國論》，都是空的；到了這時，有了自己的實踐，就把原來抽象的東西，變成了實在的信念。
這種初步的社會實踐，還成為我後來進一步為國家、社會做工作的萌芽、基礎。
五四運動對我更大的啟導作用是在學藝方面。
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兩年，即１９１７年，新文學運動已經在知識界開始了，而五四運動的巨大力量則把它在全社會範圍内推動起來，并把它的革命影響擴大到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
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氣氛下，它這隻文學之舟，成了一艘駛向縱深的曆史海洋的“母艦”，承載了許多新學術的運送使命。
它們後來又同它脫離開來，成了其他的現代新學科。
在這些現代學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後來所終生從事的民俗學（包括民間文藝學）。
我接觸新文學運動是在１９２１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