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佩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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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不一定是我的責任，但我總覺得乏味。
今年請求休假，一半為的擺脫系務，一半為的補讀基本書籍。
一向事忙，許多早該讀的書都還沒有細心讀過；我是四十多了，再遲怕真來不及了。
下面說到他的工作計劃： 我的興趣本在詩，現在是偏向宋詩；我是個散文的人，所以也偏愛散文化的詩。
另一方面，我的興趣又在散文的發展。
今年預定的工作，便是散文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從金甲文到群經諸子。
這個範圍也夠大的，但我隻想作兩個題目。
我還有一方面的傾向，就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問題的研究，還有語文意見的研究。
這些其實都是關聯着的。
寫作方面，我想寫一部關于語文意義的書，已定下名字，叫“語文影”。
已經發表過一些。
第一篇得罪了人，挨了許多罵。
但我用阿Ｑ的方法對付他們，一概來個不理，事情也就過去了。
還想寫一部，想叫做“世情書”。
但擔心自己經驗太狹，還不敢下手。
有人說中國現代，散文裡缺少所謂Ｆｏｒｍａｌｅｓｓａｙ；這部書就想試試這一種體裁。
但還得多讀書，廣經驗，才敢起手嘗試。
這信正是他帶着嚴重的十二指腸潰瘍的病，在我所傳聞的，為了避空襲，背着僅有的一卷被子；進城去上課，住了幾夜；又背着被子回鄉下寓處那樣的生活中寫給我的。
長有二千字；在此不必全部抄引了。
我不舍作評論，關于朱先生在文藝學術方面的成就，這裡也不能道及。
以上我隻拉雜瑣屑的把我所見的他“這個人”細略叙述了出來。
我要指明的是，他不是那等大才磅礴的人，他也不像那等人們心目中的所謂大師。
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
（見《背影序》）是的，他的為人，他的作品，在默示我們，他毫無什麼了不得之處。
你甚至會覺得他渺小，世俗。
但是他虔敬不苟，誠懇無僞。
他一點一滴地做，踏踏實實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斷地前進，不肯懈怠了一點。
也許做錯了，他會改正的；也許力量小了，他會努力的。
說他“老好”也罷，“随和”也罷，他可一直忠于自己的思想與感情，一直忠于社會與時代。
他把牢了大處—— 知識階級的文人，如果再能夠，自覺的努力發現下去，再多擴大些；再多認識些，再多表現，傳達，或暴露些，那麼，他們會漸漸的終于無形的參加了政治社會的改革的。
那時他們就确實站在平民的立場，做這個時代的人了。
（見《标準與尺度》） 下面我再摘抄民國二十三年他二十六歲時所作的長詩《毀滅》中的末段： 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白水， 隻謹慎着我雙雙的腳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腳印！ 雖然這些印迹是極微細的， 且必将磨滅的； 雖然這遲遲的行步！ 不稱那迢迢無盡的程途， 但現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早看到一個個分明的腳步， 便有十分的欣悅—— 那些遠遠遠遠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會的了。
别耽擱罷， 走！走！走！ （原載１９４８年９月《文訊》第９卷第３期） 【點評】 吳組缃（１９０８—１９９４），原名吳祖襄，字仲華，安徽泾縣人。
１９２９年秋進入清華大學經濟系，一年後轉入中文系。
１９３２年創作小說《官官的補品》，獲得成功。
１９３４年創作《一千八百擔》。
作品結集為《西柳集》、《飯餘集》。
１９３５年中斷學習，應聘擔任了馮玉祥的家庭教師及秘書。
１９３８年發起并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擔任協會理事。
抗戰時期創作長篇小說《鴨咀澇》。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間随馮玉祥訪美，此後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和中文系主任，１９５２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潛心于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的研究，任《紅樓夢》研究會會長。
《敬悼佩弦先生》：時間為緯，事件為經，朱自清先生的去世打開了作者記憶的閘門。
在昆明，作者見到了面容憔悴卻依然充滿熱情、誨人不倦的的朱先生；在清華大學作者見到的是一位可愛的卻有些“迂”的朱先生，一位勤勉認真卻又謙虛謹慎的朱先生。
朱先生是一個忠于自己的思想理念和感情的人，他生活中這些平凡的小事卻在時代的背景中投射出他人格的偉大。
雖不一定是我的責任，但我總覺得乏味。
今年請求休假，一半為的擺脫系務，一半為的補讀基本書籍。
一向事忙，許多早該讀的書都還沒有細心讀過；我是四十多了，再遲怕真來不及了。
下面說到他的工作計劃： 我的興趣本在詩，現在是偏向宋詩；我是個散文的人，所以也偏愛散文化的詩。
另一方面，我的興趣又在散文的發展。
今年預定的工作，便是散文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從金甲文到群經諸子。
這個範圍也夠大的，但我隻想作兩個題目。
我還有一方面的傾向，就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問題的研究，還有語文意見的研究。
這些其實都是關聯着的。
寫作方面，我想寫一部關于語文意義的書，已定下名字，叫“語文影”。
已經發表過一些。
第一篇得罪了人，挨了許多罵。
但我用阿Ｑ的方法對付他們，一概來個不理，事情也就過去了。
還想寫一部，想叫做“世情書”。
但擔心自己經驗太狹，還不敢下手。
有人說中國現代，散文裡缺少所謂Ｆｏｒｍａｌｅｓｓａｙ；這部書就想試試這一種體裁。
但還得多讀書，廣經驗，才敢起手嘗試。
這信正是他帶着嚴重的十二指腸潰瘍的病，在我所傳聞的，為了避空襲，背着僅有的一卷被子；進城去上課，住了幾夜；又背着被子回鄉下寓處那樣的生活中寫給我的。
長有二千字；在此不必全部抄引了。
我不舍作評論，關于朱先生在文藝學術方面的成就，這裡也不能道及。
以上我隻拉雜瑣屑的把我所見的他“這個人”細略叙述了出來。
我要指明的是，他不是那等大才磅礴的人，他也不像那等人們心目中的所謂大師。
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
（見《背影序》）是的，他的為人，他的作品，在默示我們，他毫無什麼了不得之處。
你甚至會覺得他渺小，世俗。
但是他虔敬不苟，誠懇無僞。
他一點一滴地做，踏踏實實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斷地前進，不肯懈怠了一點。
也許做錯了，他會改正的；也許力量小了，他會努力的。
說他“老好”也罷，“随和”也罷，他可一直忠于自己的思想與感情，一直忠于社會與時代。
他把牢了大處—— 知識階級的文人，如果再能夠，自覺的努力發現下去，再多擴大些；再多認識些，再多表現，傳達，或暴露些，那麼，他們會漸漸的終于無形的參加了政治社會的改革的。
那時他們就确實站在平民的立場，做這個時代的人了。
（見《标準與尺度》） 下面我再摘抄民國二十三年他二十六歲時所作的長詩《毀滅》中的末段： 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白水， 隻謹慎着我雙雙的腳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腳印！ 雖然這些印迹是極微細的， 且必将磨滅的； 雖然這遲遲的行步！ 不稱那迢迢無盡的程途， 但現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早看到一個個分明的腳步， 便有十分的欣悅—— 那些遠遠遠遠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會的了。
别耽擱罷， 走！走！走！ （原載１９４８年９月《文訊》第９卷第３期） 【點評】 吳組缃（１９０８—１９９４），原名吳祖襄，字仲華，安徽泾縣人。
１９２９年秋進入清華大學經濟系，一年後轉入中文系。
１９３２年創作小說《官官的補品》，獲得成功。
１９３４年創作《一千八百擔》。
作品結集為《西柳集》、《飯餘集》。
１９３５年中斷學習，應聘擔任了馮玉祥的家庭教師及秘書。
１９３８年發起并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擔任協會理事。
抗戰時期創作長篇小說《鴨咀澇》。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間随馮玉祥訪美，此後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和中文系主任，１９５２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潛心于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的研究，任《紅樓夢》研究會會長。
《敬悼佩弦先生》：時間為緯，事件為經，朱自清先生的去世打開了作者記憶的閘門。
在昆明，作者見到了面容憔悴卻依然充滿熱情、誨人不倦的的朱先生；在清華大學作者見到的是一位可愛的卻有些“迂”的朱先生，一位勤勉認真卻又謙虛謹慎的朱先生。
朱先生是一個忠于自己的思想理念和感情的人，他生活中這些平凡的小事卻在時代的背景中投射出他人格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