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佩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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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講課也真賣勁。
我現在想到朱先生講書，就看見他一手拿着講稿，一手拿着塊疊起的白手帕，一面講，一面看講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
他的神色總是不很鎮定，面上總是泛着紅。
他講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見，或是詳細的叙述一個新作家的思想與風格。
他極少說他自己的意見；偶爾說及，也是嗫嗫嚅嚅的，顯得要再三斟酌詞句，惟恐說溜了一個字。
但說不上幾句，他就好像覺得已經越出了範圍，極不妥當，趕快打住。
于是連連用他那疊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有一天同學發現他的講演裡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質問。
他就面紅耳赤，非常慌張而且不好意思。
半晌，他才鎮靜了自己，說：“這恐怕很不重要，我們沒有時間來講到，而且也很難講。
”有些同學不肯罷休，堅要他講一講。
他看讓不掉，就想了想，端莊嚴肅地說：“寫的都是些個人的情緒，大半是的。
早年的作品，又多是無愁之愁；沒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該。
就讓他自個兒愁去罷。
”就是這幾句，我所錄的大緻沒錯。
他所講的，若發現有錯誤，下次上班必嚴重的提出更正，說：“對不起，請原諒我。
…請你們翻出筆記本改一改。
”但往往他所要更正的，我們并未記下來。
因為在我們看來，那實在不關重要；舉個例說罷，他所講的作家，照例要介紹幾句籍貫和生平。
一回，講到剛出的小說作家張天翼，他介紹說：“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聽說是浙江人，住在杭州……”第二次他更正道：“請原諒我，我上次說張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錯了。
有人說他是江蘇人。
還弄不清楚，你們暫時空着罷。
”後來我到了南京，恰好認識了天翼，知道，他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蘇，他自己兩省都長住過，還能說一口地道的湘鄉話。
我趕快寫信告訴了朱先生，朱先生回信謝謝我。
在校數年，我很少單獨去訪朱先生。
他總是那麼莊敬不苟，又愛臉紅，對我們學生也過于客氣。
比如說，他稱呼我，總是“吳先生”，總是“您”，聽着實在有點使人發窘和不安。
（直到成都那次會畫，他才叫我“組缃”）是後來餘冠英兄接了家眷來，住在北院朱先生寓處隔壁的房子裡，我常常到冠英兄家去談天打橋牌，有時頂頭碰着朱先生；我到他房裡坐過幾次。
那時朱先生新結婚。
朱先生對太太說話，也是非常客氣，滿口“請您”“請您”的，真所謂“相敬如賓”。
那所房子我們取名“四個齋”，因為朱太太名竹隐，餘太太名竹因，二竹已是四個“個”字，而朱餘兩夫婦又是四個人，他們合住着那所房子。
在這“四個齋”裡和朱先生的談話，我現在記得幾則。
一次是談茅盾先生的《子夜》。
那時《子夜》剛出版，朱先生推崇備至，說取材，思想，和氣魄，都是中國新文學劃時代的巨制。
這才是站在時代最尖端的作品，沒有辦法，我們隻有跟它走。
“寫小說，真不容易。
我一輩子都寫不成小說，不知道從那裡下筆。
也鋪展不開，也組織不起來。
不隻長篇，連短篇也是。
”這樣的話，我不止聽他說過一次。
有人提到他的《笑的曆史》和《别》。
他似乎很生氣地說：“那是什麼！”随即就臉紅起來。
另一次談及剛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創造十年》；朱先生笑着說：“他說我這裡有塊疤。
”用手摸摸他右鬓上面那塊沒長頭發的大疤。
但覺得這說得不好，于是臉又紅了。
還有一次是魯迅先生到了北平，朱先生特意進城去請他到清華來講演。
他拿着清華中國文學會的請函去的，但結果碰了釘子回來。
朱先生滿
我現在想到朱先生講書，就看見他一手拿着講稿，一手拿着塊疊起的白手帕，一面講，一面看講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
他的神色總是不很鎮定，面上總是泛着紅。
他講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見，或是詳細的叙述一個新作家的思想與風格。
他極少說他自己的意見；偶爾說及，也是嗫嗫嚅嚅的，顯得要再三斟酌詞句，惟恐說溜了一個字。
但說不上幾句，他就好像覺得已經越出了範圍，極不妥當，趕快打住。
于是連連用他那疊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有一天同學發現他的講演裡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質問。
他就面紅耳赤，非常慌張而且不好意思。
半晌，他才鎮靜了自己，說：“這恐怕很不重要，我們沒有時間來講到，而且也很難講。
”有些同學不肯罷休，堅要他講一講。
他看讓不掉，就想了想，端莊嚴肅地說：“寫的都是些個人的情緒，大半是的。
早年的作品，又多是無愁之愁；沒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該。
就讓他自個兒愁去罷。
”就是這幾句，我所錄的大緻沒錯。
他所講的，若發現有錯誤，下次上班必嚴重的提出更正，說：“對不起，請原諒我。
…請你們翻出筆記本改一改。
”但往往他所要更正的，我們并未記下來。
因為在我們看來，那實在不關重要；舉個例說罷，他所講的作家，照例要介紹幾句籍貫和生平。
一回，講到剛出的小說作家張天翼，他介紹說：“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聽說是浙江人，住在杭州……”第二次他更正道：“請原諒我，我上次說張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錯了。
有人說他是江蘇人。
還弄不清楚，你們暫時空着罷。
”後來我到了南京，恰好認識了天翼，知道，他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蘇，他自己兩省都長住過，還能說一口地道的湘鄉話。
我趕快寫信告訴了朱先生，朱先生回信謝謝我。
在校數年，我很少單獨去訪朱先生。
他總是那麼莊敬不苟，又愛臉紅，對我們學生也過于客氣。
比如說，他稱呼我，總是“吳先生”，總是“您”，聽着實在有點使人發窘和不安。
（直到成都那次會畫，他才叫我“組缃”）是後來餘冠英兄接了家眷來，住在北院朱先生寓處隔壁的房子裡，我常常到冠英兄家去談天打橋牌，有時頂頭碰着朱先生；我到他房裡坐過幾次。
那時朱先生新結婚。
朱先生對太太說話，也是非常客氣，滿口“請您”“請您”的，真所謂“相敬如賓”。
那所房子我們取名“四個齋”，因為朱太太名竹隐，餘太太名竹因，二竹已是四個“個”字，而朱餘兩夫婦又是四個人，他們合住着那所房子。
在這“四個齋”裡和朱先生的談話，我現在記得幾則。
一次是談茅盾先生的《子夜》。
那時《子夜》剛出版，朱先生推崇備至，說取材，思想，和氣魄，都是中國新文學劃時代的巨制。
這才是站在時代最尖端的作品，沒有辦法，我們隻有跟它走。
“寫小說，真不容易。
我一輩子都寫不成小說，不知道從那裡下筆。
也鋪展不開，也組織不起來。
不隻長篇，連短篇也是。
”這樣的話，我不止聽他說過一次。
有人提到他的《笑的曆史》和《别》。
他似乎很生氣地說：“那是什麼！”随即就臉紅起來。
另一次談及剛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創造十年》；朱先生笑着說：“他說我這裡有塊疤。
”用手摸摸他右鬓上面那塊沒長頭發的大疤。
但覺得這說得不好，于是臉又紅了。
還有一次是魯迅先生到了北平，朱先生特意進城去請他到清華來講演。
他拿着清華中國文學會的請函去的，但結果碰了釘子回來。
朱先生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