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佩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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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還能說一口地道的湘鄉話。
我趕快寫信告訴了朱先生，朱先生回信謝謝我。
在校數年，我很少單獨去訪朱先生。
他總是那麼莊敬不苟，又愛臉紅，對我們學生也過于客氣。
比如說，他稱呼我，總是“吳先生”，總是“您”，聽着實在有點使人發窘和不安。
（直到成都那次會畫，他才叫我“組缃”）是後來餘冠英兄接了家眷來，住在北院朱先生寓處隔壁的房子裡，我常常到冠英兄家去談天打橋牌，有時頂頭碰着朱先生；我到他房裡坐過幾次。
那時朱先生新結婚。
朱先生對太太說話，也是非常客氣，滿口“請您”“請您”的，真所謂“相敬如賓”。
那所房子我們取名“四個齋”，因為朱太太名竹隐，餘太太名竹因，二竹已是四個“個”字，而朱餘兩夫婦又是四個人，他們合住着那所房子。
在這“四個齋”裡和朱先生的談話，我現在記得幾則。
一次是談茅盾先生的《子夜》。
那時《子夜》剛出版，朱先生推崇備至，說取材，思想，和氣魄，都是中國新文學劃時代的巨制。
這才是站在時代最尖端的作品，沒有辦法，我們隻有跟它走。
“寫小說，真不容易。
我一輩子都寫不成小說，不知道從那裡下筆。
也鋪展不開，也組織不起來。
不隻長篇，連短篇也是。
”這樣的話，我不止聽他說過一次。
有人提到他的《笑的曆史》和《别》。
他似乎很生氣地說：“那是什麼！”随即就臉紅起來。
另一次談及剛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創造十年》；朱先生笑着說：“他說我這裡有塊疤。
”用手摸摸他右鬓上面那塊沒長頭發的大疤。
但覺得這說得不好，于是臉又紅了。
還有一次是魯迅先生到了北平，朱先生特意進城去請他到清華來講演。
他拿着清華中國文學會的請函去的，但結果碰了釘子回來。
朱先生滿頭汗，不住用手帕抹着，說：“他不肯來。
大約他對清華印象不好，也許是抽不出時間。
他在城裡有好幾處講演，北大和師大。
”停停又說：“隻好這樣罷，你們進城去聽他講罷。
反正一樣的。
” 朱先生工作的地處就是系辦公室。
除了吃飯、上課和休息，他總在那圍着滿架圖書的座位裡“埋”着。
我到這裡找他，多是為選課的事；他勸我多選外文系的課；勸我讀第二年英文；我讀了兩年法文也是他鼓勵的。
但對别的同學，我知道他并不向此方面指引。
想是因材施教的意思，他是決不牽着同學的鼻子向一方面走的。
有一天他坐在座位上非常生氣。
是有一位同學打電話到他家裡，說有幾本要看的書找不着，叫他立刻到圖書館書庫幫他找一找。
此意固然冒昧，大概說的話更不客氣。
“這是妄人，不理他！”他很厭惡狂妄不近情理的人。
後來為編年刊，向他索稿。
到約定的時間去取，他還沒有寫完。
于是叫我坐下等一等。
我看見他埋頭寫着，很是着急；稿紙上塗了許多黑團團。
終于脫稿了；把稿子交給我，指着說：“你看看這幾句。
”我記得那幾句大意是：“諸位若因畢了業，就自以為了不得，那可不成。
”等等。
我畢業那年，家境壞了；本想找個飯碗。
照規例，要就業的到系裡登記，外間來信要人，即為斟酌介紹。
我登記之後，朱先生替我接洽好了兩三次事，但到時心裡又不甘願，回說還是不想就業。
那時我可以免考入研究院，就在學校裡再賴了一年。
可是拖着太太和女兒，靠研究院數十元津貼和一點不可指望的稿金，實在不易維持。
于是朱先生又替我接洽職業。
那是在寒假中；說河南有個大學要教員，後來打聽，又說不是。
記得一天早晨奇冷無比，我遇見朱先生冒着吹得倒人的大風到郵局裡打電報通知那學校說我不去了。
朱先生主持的清華中國文學系，定立的方針是用新的觀點研究舊時代文學，創造新時代文學。
但這也不能立刻就做得合乎理想的。
朱先生最感苦痛的是多年為系務纏住，自己沒法用功。
聽說他年年打恭作揖，要求準許他放掉系主任之職。
他說：“你看我什麼學問也沒有，什麼也拿不出來，我實在非用用功不可了。
”但我知道，除了休假，他一直到死都沒有擺脫系務。
抗戰期間，他從昆明寫給我的一封信上說： 我這些年擔任系務，越來越膩味。
去年因胃病擺脫了聯大一部分系務；但還有清華的纏着；行政不論範圍大小，都有些煩麻瑣碎，耽誤自己的工作很大。
我又是個不願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
況且清華國文系從去年下半年起，就隻剩了一個學生
我趕快寫信告訴了朱先生，朱先生回信謝謝我。
在校數年，我很少單獨去訪朱先生。
他總是那麼莊敬不苟，又愛臉紅，對我們學生也過于客氣。
比如說，他稱呼我，總是“吳先生”，總是“您”，聽着實在有點使人發窘和不安。
（直到成都那次會畫，他才叫我“組缃”）是後來餘冠英兄接了家眷來，住在北院朱先生寓處隔壁的房子裡，我常常到冠英兄家去談天打橋牌，有時頂頭碰着朱先生；我到他房裡坐過幾次。
那時朱先生新結婚。
朱先生對太太說話，也是非常客氣，滿口“請您”“請您”的，真所謂“相敬如賓”。
那所房子我們取名“四個齋”，因為朱太太名竹隐，餘太太名竹因，二竹已是四個“個”字，而朱餘兩夫婦又是四個人，他們合住着那所房子。
在這“四個齋”裡和朱先生的談話，我現在記得幾則。
一次是談茅盾先生的《子夜》。
那時《子夜》剛出版，朱先生推崇備至，說取材，思想，和氣魄，都是中國新文學劃時代的巨制。
這才是站在時代最尖端的作品，沒有辦法，我們隻有跟它走。
“寫小說，真不容易。
我一輩子都寫不成小說，不知道從那裡下筆。
也鋪展不開，也組織不起來。
不隻長篇，連短篇也是。
”這樣的話，我不止聽他說過一次。
有人提到他的《笑的曆史》和《别》。
他似乎很生氣地說：“那是什麼！”随即就臉紅起來。
另一次談及剛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創造十年》；朱先生笑着說：“他說我這裡有塊疤。
”用手摸摸他右鬓上面那塊沒長頭發的大疤。
但覺得這說得不好，于是臉又紅了。
還有一次是魯迅先生到了北平，朱先生特意進城去請他到清華來講演。
他拿着清華中國文學會的請函去的，但結果碰了釘子回來。
朱先生滿頭汗，不住用手帕抹着，說：“他不肯來。
大約他對清華印象不好，也許是抽不出時間。
他在城裡有好幾處講演，北大和師大。
”停停又說：“隻好這樣罷，你們進城去聽他講罷。
反正一樣的。
” 朱先生工作的地處就是系辦公室。
除了吃飯、上課和休息，他總在那圍着滿架圖書的座位裡“埋”着。
我到這裡找他，多是為選課的事；他勸我多選外文系的課；勸我讀第二年英文；我讀了兩年法文也是他鼓勵的。
但對别的同學，我知道他并不向此方面指引。
想是因材施教的意思，他是決不牽着同學的鼻子向一方面走的。
有一天他坐在座位上非常生氣。
是有一位同學打電話到他家裡，說有幾本要看的書找不着，叫他立刻到圖書館書庫幫他找一找。
此意固然冒昧，大概說的話更不客氣。
“這是妄人，不理他！”他很厭惡狂妄不近情理的人。
後來為編年刊，向他索稿。
到約定的時間去取，他還沒有寫完。
于是叫我坐下等一等。
我看見他埋頭寫着，很是着急；稿紙上塗了許多黑團團。
終于脫稿了；把稿子交給我，指着說：“你看看這幾句。
”我記得那幾句大意是：“諸位若因畢了業，就自以為了不得，那可不成。
”等等。
我畢業那年，家境壞了；本想找個飯碗。
照規例，要就業的到系裡登記，外間來信要人，即為斟酌介紹。
我登記之後，朱先生替我接洽好了兩三次事，但到時心裡又不甘願，回說還是不想就業。
那時我可以免考入研究院，就在學校裡再賴了一年。
可是拖着太太和女兒，靠研究院數十元津貼和一點不可指望的稿金，實在不易維持。
于是朱先生又替我接洽職業。
那是在寒假中；說河南有個大學要教員，後來打聽，又說不是。
記得一天早晨奇冷無比，我遇見朱先生冒着吹得倒人的大風到郵局裡打電報通知那學校說我不去了。
朱先生主持的清華中國文學系，定立的方針是用新的觀點研究舊時代文學，創造新時代文學。
但這也不能立刻就做得合乎理想的。
朱先生最感苦痛的是多年為系務纏住，自己沒法用功。
聽說他年年打恭作揖，要求準許他放掉系主任之職。
他說：“你看我什麼學問也沒有，什麼也拿不出來，我實在非用用功不可了。
”但我知道，除了休假，他一直到死都沒有擺脫系務。
抗戰期間，他從昆明寫給我的一封信上說： 我這些年擔任系務，越來越膩味。
去年因胃病擺脫了聯大一部分系務；但還有清華的纏着；行政不論範圍大小，都有些煩麻瑣碎，耽誤自己的工作很大。
我又是個不願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
況且清華國文系從去年下半年起，就隻剩了一個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