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佩弦先生
關燈
小
中
大
腸潰瘍，不但沒有好；而且已經把人拖成了這樣。
吃過飯，他廢了午睡，同我談到兩三點鐘，叫我多多“囤積”生活經驗，将來寫些出來；又談他自己研究和寫作的計劃。
而後一路出街，同去看了幾個人，參加幾處聚會。
吃完晚飯散席不久；就大雨滂沱，我料他那天老遠的趕回家一定淋得渾身透濕。
“這個病，目前我沒辦法，隻好不要去管它。
”這是當時他輕描淡寫地說的一句話，到現在還清清楚楚留在我耳裡。
他好像對他的病滿不在乎。
但顯然的，他原先信上說的“有恒的小心”和“以後得努力”的話，這次不再提起，而且根本抛開不顧了。
我明白他那句輕松的話裡的沉重意味，當時什麼話也沒說。
還在小學時，我就在新雜志上讀過朱先生的詩文。
俞平伯、朱自清，那是當時齊名的兩位新詩人。
民國十八年我進清華，知道朱先生任此間中國文學系主任。
當時我們青年學生持一種奇怪的信條，以為求學當拿一科作為太太，另外一科作為愛人。
我是把文學當作愛人的，因為我從小喜歡它；進的卻是經濟系。
入校後最初半年，雖同在一個園子裡，我沒有和朱先生識過面，也沒有想到去拜訪他。
這年冬季，一天剛忙完大考，和同學到大禮堂門前曬太陽， 慢慢的台階上一層層擠了近百的人。
有些喜歡胡鬧的，每見面前路上有人走來，大家就齊生對他喊“一二一，左右左”，此時那人的腳步即無法抵禦，不自禁合上節拍，走成練兵操的步伐，對着這人多勢衆，惟有窘得狼狽而逃。
正在這樣笑鬧着，大路上來了一位矮矮的個兒，臉色豐腴紅潤，挾了大疊書在手，踅着短而快的步子，頭也不擡的匆匆走了近來。
同學們照例向他喊起“一二一”。
最初他還不在意，仍是一本正經的走着。
但随即他就理會到了，一時急得不知所措，慌張的摘一摘呢帽子向台階上連連點着頭，滿面通紅的逃開了。
這人很年青，看去比我們大不了多少。
我還當他是高班的同學。
但是他走過之後，有些同學聳聳肩頭，頑皮的伸舌頭了。
其中一位告訴我，這就是朱自清先生。
到第二年，我受了餘冠英同學的慫恿，決定和“愛人”結婚，正式轉入中國文學系。
我到圖書館下面系辦公室去找朱先生辦手續。
他仔仔細細看我的成績單，看了很久，說：“可以，我準許你。
”于是拿起鋼筆簽了字。
他座位的前後左右書架上都是一疊疊橫擺着的書，多半是新書，很少線裝的。
他的案頭也攤着好幾本。
面前有篇正寫着的稿子，娟秀的小字，塗改得亂七八糟。
他的矮小的個兒埋在座位裡，精神很飽滿，态度極莊嚴，但面孔發紅，透着點忙亂神氣，一點不老成。
我想，大約這就是他的友人們所說的“永遠的旅人的顔色”罷。
直到我離開學校，我記得一共選了朱先生三門課。
一門是“詩選”，用《古詩源》作教本：實在沒有什麼可講解的，但很花我們時間。
我們得一首首背誦，上了班不時要默寫。
此外還得拟作，“拟曹子建名都篇”，“拟西洲曲”，還和同班合作“拟柏梁體”。
朱先生改得可仔細，一字未惬，他也不肯放過。
有一句好的，他也要打雙圈。
常常使我們拿到本子，覺得對他不起，因為我們老是不免有點鬼混。
另外兩門，一是“歌謠”，一是“新文學研究”。
給我印象較深的是“新文學研究”。
發的講義有大綱，有參考書目，厚厚的一大疊。
我們每星期得交一次讀書報告。
這種報告上若有什麼可取的意見，發還的時候，他就告訴你說：“你這段話，我摘抄了下來，請你允許我。
吃過飯，他廢了午睡，同我談到兩三點鐘，叫我多多“囤積”生活經驗，将來寫些出來；又談他自己研究和寫作的計劃。
而後一路出街，同去看了幾個人，參加幾處聚會。
吃完晚飯散席不久；就大雨滂沱，我料他那天老遠的趕回家一定淋得渾身透濕。
“這個病，目前我沒辦法，隻好不要去管它。
”這是當時他輕描淡寫地說的一句話，到現在還清清楚楚留在我耳裡。
他好像對他的病滿不在乎。
但顯然的，他原先信上說的“有恒的小心”和“以後得努力”的話，這次不再提起，而且根本抛開不顧了。
我明白他那句輕松的話裡的沉重意味，當時什麼話也沒說。
還在小學時，我就在新雜志上讀過朱先生的詩文。
俞平伯、朱自清，那是當時齊名的兩位新詩人。
民國十八年我進清華，知道朱先生任此間中國文學系主任。
當時我們青年學生持一種奇怪的信條，以為求學當拿一科作為太太，另外一科作為愛人。
我是把文學當作愛人的，因為我從小喜歡它；進的卻是經濟系。
入校後最初半年，雖同在一個園子裡，我沒有和朱先生識過面，也沒有想到去拜訪他。
這年冬季，一天剛忙完大考，和同學到大禮堂門前曬太陽， 慢慢的台階上一層層擠了近百的人。
有些喜歡胡鬧的，每見面前路上有人走來，大家就齊生對他喊“一二一，左右左”，此時那人的腳步即無法抵禦，不自禁合上節拍，走成練兵操的步伐，對着這人多勢衆，惟有窘得狼狽而逃。
正在這樣笑鬧着，大路上來了一位矮矮的個兒，臉色豐腴紅潤，挾了大疊書在手，踅着短而快的步子，頭也不擡的匆匆走了近來。
同學們照例向他喊起“一二一”。
最初他還不在意，仍是一本正經的走着。
但随即他就理會到了，一時急得不知所措，慌張的摘一摘呢帽子向台階上連連點着頭，滿面通紅的逃開了。
這人很年青，看去比我們大不了多少。
我還當他是高班的同學。
但是他走過之後，有些同學聳聳肩頭，頑皮的伸舌頭了。
其中一位告訴我，這就是朱自清先生。
到第二年，我受了餘冠英同學的慫恿，決定和“愛人”結婚，正式轉入中國文學系。
我到圖書館下面系辦公室去找朱先生辦手續。
他仔仔細細看我的成績單，看了很久，說：“可以，我準許你。
”于是拿起鋼筆簽了字。
他座位的前後左右書架上都是一疊疊橫擺着的書，多半是新書，很少線裝的。
他的案頭也攤着好幾本。
面前有篇正寫着的稿子，娟秀的小字，塗改得亂七八糟。
他的矮小的個兒埋在座位裡，精神很飽滿，态度極莊嚴，但面孔發紅，透着點忙亂神氣，一點不老成。
我想，大約這就是他的友人們所說的“永遠的旅人的顔色”罷。
直到我離開學校，我記得一共選了朱先生三門課。
一門是“詩選”，用《古詩源》作教本：實在沒有什麼可講解的，但很花我們時間。
我們得一首首背誦，上了班不時要默寫。
此外還得拟作，“拟曹子建名都篇”，“拟西洲曲”，還和同班合作“拟柏梁體”。
朱先生改得可仔細，一字未惬，他也不肯放過。
有一句好的，他也要打雙圈。
常常使我們拿到本子，覺得對他不起，因為我們老是不免有點鬼混。
另外兩門，一是“歌謠”，一是“新文學研究”。
給我印象較深的是“新文學研究”。
發的講義有大綱，有參考書目，厚厚的一大疊。
我們每星期得交一次讀書報告。
這種報告上若有什麼可取的意見，發還的時候，他就告訴你說：“你這段話，我摘抄了下來，請你允許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