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佩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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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朱先生任此間中國文學系主任。
當時我們青年學生持一種奇怪的信條，以為求學當拿一科作為太太，另外一科作為愛人。
我是把文學當作愛人的，因為我從小喜歡它；進的卻是經濟系。
入校後最初半年，雖同在一個園子裡，我沒有和朱先生識過面，也沒有想到去拜訪他。
這年冬季，一天剛忙完大考，和同學到大禮堂門前曬太陽， 慢慢的台階上一層層擠了近百的人。
有些喜歡胡鬧的，每見面前路上有人走來，大家就齊生對他喊“一二一，左右左”，此時那人的腳步即無法抵禦，不自禁合上節拍，走成練兵操的步伐，對着這人多勢衆，惟有窘得狼狽而逃。
正在這樣笑鬧着，大路上來了一位矮矮的個兒，臉色豐腴紅潤，挾了大疊書在手，踅着短而快的步子，頭也不擡的匆匆走了近來。
同學們照例向他喊起“一二一”。
最初他還不在意，仍是一本正經的走着。
但随即他就理會到了，一時急得不知所措，慌張的摘一摘呢帽子向台階上連連點着頭，滿面通紅的逃開了。
這人很年青，看去比我們大不了多少。
我還當他是高班的同學。
但是他走過之後，有些同學聳聳肩頭，頑皮的伸舌頭了。
其中一位告訴我，這就是朱自清先生。
到第二年，我受了餘冠英同學的慫恿，決定和“愛人”結婚，正式轉入中國文學系。
我到圖書館下面系辦公室去找朱先生辦手續。
他仔仔細細看我的成績單，看了很久，說：“可以，我準許你。
”于是拿起鋼筆簽了字。
他座位的前後左右書架上都是一疊疊橫擺着的書，多半是新書，很少線裝的。
他的案頭也攤着好幾本。
面前有篇正寫着的稿子，娟秀的小字，塗改得亂七八糟。
他的矮小的個兒埋在座位裡，精神很飽滿，态度極莊嚴，但面孔發紅，透着點忙亂神氣，一點不老成。
我想，大約這就是他的友人們所說的“永遠的旅人的顔色”罷。
直到我離開學校，我記得一共選了朱先生三門課。
一門是“詩選”，用《古詩源》作教本：實在沒有什麼可講解的，但很花我們時間。
我們得一首首背誦，上了班不時要默寫。
此外還得拟作，“拟曹子建名都篇”，“拟西洲曲”，還和同班合作“拟柏梁體”。
朱先生改得可仔細，一字未惬，他也不肯放過。
有一句好的，他也要打雙圈。
常常使我們拿到本子，覺得對他不起，因為我們老是不免有點鬼混。
另外兩門，一是“歌謠”，一是“新文學研究”。
給我印象較深的是“新文學研究”。
發的講義有大綱，有參考書目，厚厚的一大疊。
我們每星期得交一次讀書報告。
這種報告上若有什麼可取的意見，發還的時候，他就告訴你說：“你這段話，我摘抄了下來，請你允許我。
”他講課也真賣勁。
我現在想到朱先生講書，就看見他一手拿着講稿，一手拿着塊疊起的白手帕，一面講，一面看講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
他的神色總是不很鎮定，面上總是泛着紅。
他講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見，或是詳細的叙述一個新作家的思想與風格。
他極少說他自己的意見；偶爾說及，也是嗫嗫嚅嚅的，顯得要再三斟酌詞句，惟恐說溜了一個字。
但說不上幾句，他就好像覺得已經越出了範圍，極不妥當，趕快打住。
于是連連用他那疊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有一天同學發現他的講演裡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質問。
他就面紅耳赤，非常慌張而且不好意思。
半晌，他才鎮靜了自己，說：“這恐怕很不重要，我們沒有時間來講到，而且也很難講。
”有些同學不肯罷休，堅要他講一講。
他看讓不掉，就想了想，端莊嚴肅地說：“寫的都是些個人的情緒，大半是的。
早年的作品，又多是無愁之愁；沒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該。
就讓他自個兒愁去罷。
”就是這幾句，我所錄的大緻沒錯。
他所講的，若發現有錯誤，下次上班必嚴重的提出更正，說：“對不起，請原諒我。
…請你們翻出筆記本改一改。
”但往往他所要更正的，我們并未記下來。
因為在我們看來，那實在不關重要；舉個例說罷，他所講的作家，照例要介紹幾句籍貫和生平。
一回，講到剛出的小說作家張天翼，他介紹說：“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聽說是浙江人，住在杭州……”第二次他更正道：“請原諒我，我上次說張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錯了。
有人說他是江蘇人。
還弄不清楚，你們暫時空着罷。
”後來我到了南京，恰好認識了天翼，知道，他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蘇，他自己兩省都長住
當時我們青年學生持一種奇怪的信條，以為求學當拿一科作為太太，另外一科作為愛人。
我是把文學當作愛人的，因為我從小喜歡它；進的卻是經濟系。
入校後最初半年，雖同在一個園子裡，我沒有和朱先生識過面，也沒有想到去拜訪他。
這年冬季，一天剛忙完大考，和同學到大禮堂門前曬太陽， 慢慢的台階上一層層擠了近百的人。
有些喜歡胡鬧的，每見面前路上有人走來，大家就齊生對他喊“一二一，左右左”，此時那人的腳步即無法抵禦，不自禁合上節拍，走成練兵操的步伐，對着這人多勢衆，惟有窘得狼狽而逃。
正在這樣笑鬧着，大路上來了一位矮矮的個兒，臉色豐腴紅潤，挾了大疊書在手，踅着短而快的步子，頭也不擡的匆匆走了近來。
同學們照例向他喊起“一二一”。
最初他還不在意，仍是一本正經的走着。
但随即他就理會到了，一時急得不知所措，慌張的摘一摘呢帽子向台階上連連點着頭，滿面通紅的逃開了。
這人很年青，看去比我們大不了多少。
我還當他是高班的同學。
但是他走過之後，有些同學聳聳肩頭，頑皮的伸舌頭了。
其中一位告訴我，這就是朱自清先生。
到第二年，我受了餘冠英同學的慫恿，決定和“愛人”結婚，正式轉入中國文學系。
我到圖書館下面系辦公室去找朱先生辦手續。
他仔仔細細看我的成績單，看了很久，說：“可以，我準許你。
”于是拿起鋼筆簽了字。
他座位的前後左右書架上都是一疊疊橫擺着的書，多半是新書，很少線裝的。
他的案頭也攤着好幾本。
面前有篇正寫着的稿子，娟秀的小字，塗改得亂七八糟。
他的矮小的個兒埋在座位裡，精神很飽滿，态度極莊嚴，但面孔發紅，透着點忙亂神氣，一點不老成。
我想，大約這就是他的友人們所說的“永遠的旅人的顔色”罷。
直到我離開學校，我記得一共選了朱先生三門課。
一門是“詩選”，用《古詩源》作教本：實在沒有什麼可講解的，但很花我們時間。
我們得一首首背誦，上了班不時要默寫。
此外還得拟作，“拟曹子建名都篇”，“拟西洲曲”，還和同班合作“拟柏梁體”。
朱先生改得可仔細，一字未惬，他也不肯放過。
有一句好的，他也要打雙圈。
常常使我們拿到本子，覺得對他不起，因為我們老是不免有點鬼混。
另外兩門，一是“歌謠”，一是“新文學研究”。
給我印象較深的是“新文學研究”。
發的講義有大綱，有參考書目，厚厚的一大疊。
我們每星期得交一次讀書報告。
這種報告上若有什麼可取的意見，發還的時候，他就告訴你說：“你這段話，我摘抄了下來，請你允許我。
”他講課也真賣勁。
我現在想到朱先生講書，就看見他一手拿着講稿，一手拿着塊疊起的白手帕，一面講，一面看講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
他的神色總是不很鎮定，面上總是泛着紅。
他講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見，或是詳細的叙述一個新作家的思想與風格。
他極少說他自己的意見；偶爾說及，也是嗫嗫嚅嚅的，顯得要再三斟酌詞句，惟恐說溜了一個字。
但說不上幾句，他就好像覺得已經越出了範圍，極不妥當，趕快打住。
于是連連用他那疊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有一天同學發現他的講演裡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質問。
他就面紅耳赤，非常慌張而且不好意思。
半晌，他才鎮靜了自己，說：“這恐怕很不重要，我們沒有時間來講到，而且也很難講。
”有些同學不肯罷休，堅要他講一講。
他看讓不掉，就想了想，端莊嚴肅地說：“寫的都是些個人的情緒，大半是的。
早年的作品，又多是無愁之愁；沒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該。
就讓他自個兒愁去罷。
”就是這幾句，我所錄的大緻沒錯。
他所講的，若發現有錯誤，下次上班必嚴重的提出更正，說：“對不起，請原諒我。
…請你們翻出筆記本改一改。
”但往往他所要更正的，我們并未記下來。
因為在我們看來，那實在不關重要；舉個例說罷，他所講的作家，照例要介紹幾句籍貫和生平。
一回，講到剛出的小說作家張天翼，他介紹說：“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聽說是浙江人，住在杭州……”第二次他更正道：“請原諒我，我上次說張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錯了。
有人說他是江蘇人。
還弄不清楚，你們暫時空着罷。
”後來我到了南京，恰好認識了天翼，知道，他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蘇，他自己兩省都長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