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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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蔡夫人而外，更沒有再會見過了。
追想過去，自己與蔡先生接觸的次數實在并不多，但是他在我生命中所給予的影響，卻異乎尋常的大，異乎尋常的深刻。
是怎樣來的呢？仔細分析起來，并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學問文章。
蔡先生的書我一本不曾讀過。
他講演辭和文章，也隻偶然的讀到。
對于他的學問文章我沒有資格說話。
也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功業。
他辦理北大，以緻有五四，有新文化運動；他辦理中央研究院，使中國在科學各有各種貢獻，但是這種種可以使人欽佩，卻不一定使人師法，使人崇拜。
蔡先生的所以能給予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推求起來，完全是由于他人格的偉大。
他應小事以圓，而處大事以方。
他待人極和藹，無論什麼人有所請托，如寫介紹信之類，他幾乎有求必應，并不詢問來人的資格學問經驗。
可是到了出處大節，國家大事，他卻決不絲毫含糊，而且始終如一，不因事過境遷而有遷就。
他是當代最有風骨的一個人。
我與他接觸的機會雖不多，但是先後有二三十年。
我無論在什麼時候見到他，蔡先生始終是蔡先生，猶之吳先生始終是吳先生，并不因環境的不同，時運的順逆，而舉止言語有什麼不同。
這是說來容易，卻極難做到的一件事。
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蔡吳兩先生才可以當大丈夫的名稱而無愧了。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原載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重慶《中央日報》） 【點評】 陳西滢（１８９６—１９７０），江蘇無錫人，原名陳源，字通伯，筆名西滢。
１９１２年去英國讀中學，後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１９２２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
１９２４年在胡适支持下，與徐志摩等人創辦《現代評論》周刊，任文藝部主編。
１９２７年與女作家淩叔華結婚，１９２９年到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１９４３年到倫敦中英文化協會工作，１９４６年出任國民黨政府駐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常駐代表。
１９６６年退休僑居倫敦，１９７０年因病去世。
著作書目：《西滢閑話》《西滢後話》。
《關于蔡先生的回憶》：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和蔡先生從相見到相識再到相知，蔡先生給作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質樸、親切、平易近人，待人接物和藹體貼。
從生活的細節中可以看出蔡先生是一個應小事以圓，大事以方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并且始終如一，決不含糊遷就。
蔡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心胸寬廣，又很有原則性的值得尊敬的人。
追想過去，自己與蔡先生接觸的次數實在并不多，但是他在我生命中所給予的影響，卻異乎尋常的大，異乎尋常的深刻。
是怎樣來的呢？仔細分析起來，并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學問文章。
蔡先生的書我一本不曾讀過。
他講演辭和文章，也隻偶然的讀到。
對于他的學問文章我沒有資格說話。
也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功業。
他辦理北大，以緻有五四，有新文化運動；他辦理中央研究院，使中國在科學各有各種貢獻，但是這種種可以使人欽佩，卻不一定使人師法，使人崇拜。
蔡先生的所以能給予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推求起來，完全是由于他人格的偉大。
他應小事以圓，而處大事以方。
他待人極和藹，無論什麼人有所請托，如寫介紹信之類，他幾乎有求必應，并不詢問來人的資格學問經驗。
可是到了出處大節，國家大事，他卻決不絲毫含糊，而且始終如一，不因事過境遷而有遷就。
他是當代最有風骨的一個人。
我與他接觸的機會雖不多，但是先後有二三十年。
我無論在什麼時候見到他，蔡先生始終是蔡先生，猶之吳先生始終是吳先生，并不因環境的不同，時運的順逆，而舉止言語有什麼不同。
這是說來容易，卻極難做到的一件事。
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蔡吳兩先生才可以當大丈夫的名稱而無愧了。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原載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重慶《中央日報》） 【點評】 陳西滢（１８９６—１９７０），江蘇無錫人，原名陳源，字通伯，筆名西滢。
１９１２年去英國讀中學，後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１９２２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
１９２４年在胡适支持下，與徐志摩等人創辦《現代評論》周刊，任文藝部主編。
１９２７年與女作家淩叔華結婚，１９２９年到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１９４３年到倫敦中英文化協會工作，１９４６年出任國民黨政府駐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常駐代表。
１９６６年退休僑居倫敦，１９７０年因病去世。
著作書目：《西滢閑話》《西滢後話》。
《關于蔡先生的回憶》：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和蔡先生從相見到相識再到相知，蔡先生給作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質樸、親切、平易近人，待人接物和藹體貼。
從生活的細節中可以看出蔡先生是一個應小事以圓，大事以方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并且始終如一，決不含糊遷就。
蔡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心胸寬廣，又很有原則性的值得尊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