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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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時候，空氣突然緊張，蔡先生離京南下，此後他便有十年沒有到過北平。
大約是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過幾天。
武漢大學的同人給他一個很熱烈的歡迎。
可是那時候我正病卧在床上，不能夠行動。
倒是蔡先生走上百餘級石級，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問。
對于一個後輩，而且實在是很少見的人，看做親切的朋友，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個特點。
就是這一年的夏末——還是次年？暑假時我從南昌去北平，因平津路突然不通，乘船到南京，改由津浦路北上。
到南京後得知蔡先生正在此時北上，出席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一同相約同行。
在車上除了一位基金會的美國董事外，沒有什麼很熟識的人，所以有一天以上的朝夕相處。
這時與倫敦旅館中大不同了。
自己沒有了拘束的感覺，沒有話的時候也并不勉強的想話說。
可是這一次蔡先生談話很多，從中國的政治教育到個人瑣事。
特别是過泰安附近時，我們在窗口憑吊志摩遇難的地點，談了不少關于志摩的回憶。
蔡先生帶了幾瓶南京老萬全的香雪酒，是朱骝先送他在車上喝的。
第一天晚餐時我們兩人喝了一瓶——應該說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隻能陪二三杯。
那晚上蔡先生雖沒有醉，臉卻紅得厲害。
第二天中晚兩餐喝了一瓶。
蔡先生說這樣正好，聽說他每餐得喝一點酒，但并不多。
車快到北平時，他對我說，中央委員乘車是不用花錢的，所以這一次一個錢也沒有花。
心裡覺得有些不安，飯車的賬請我讓他開銷了罷。
他說得這樣誠懇委婉，我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
可是第二天早晨發現不僅飯費，連睡車上茶房的小費他都付過了。
車到站時，他又說他帶了一個當差，而且有人來接，行李有人招呼，我的行李也不如放在一處運去。
所以這一次與蔡先生同行，一個年輕三十多歲的我非但沒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到蔡先生待人接物的和藹體貼的風度。
蔡先生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後重遊舊地，盛受各團體、各個人朋友的歡迎招待。
常常一餐要走兩三個地方。
他到一處，一定得與每一客對飲一杯，飲完方離去，所以每晚回家時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
他對一切的興趣都很厚濃。
故宮博物院歡迎他去參觀時，他進去看了一天。
他的腳有病，走路不大方便，可是毫無倦容。
我們從遊的年輕些的人，都深為驚異。
那時候我們認為蔡先生享八九十以上的高齡，應當是不成問題的事。
那一年以後，除了某年暑假，我與叔華在上海經過到愚園路進谒一次蔡
大約是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過幾天。
武漢大學的同人給他一個很熱烈的歡迎。
可是那時候我正病卧在床上，不能夠行動。
倒是蔡先生走上百餘級石級，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問。
對于一個後輩，而且實在是很少見的人，看做親切的朋友，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個特點。
就是這一年的夏末——還是次年？暑假時我從南昌去北平，因平津路突然不通，乘船到南京，改由津浦路北上。
到南京後得知蔡先生正在此時北上，出席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一同相約同行。
在車上除了一位基金會的美國董事外，沒有什麼很熟識的人，所以有一天以上的朝夕相處。
這時與倫敦旅館中大不同了。
自己沒有了拘束的感覺，沒有話的時候也并不勉強的想話說。
可是這一次蔡先生談話很多，從中國的政治教育到個人瑣事。
特别是過泰安附近時，我們在窗口憑吊志摩遇難的地點，談了不少關于志摩的回憶。
蔡先生帶了幾瓶南京老萬全的香雪酒，是朱骝先送他在車上喝的。
第一天晚餐時我們兩人喝了一瓶——應該說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隻能陪二三杯。
那晚上蔡先生雖沒有醉，臉卻紅得厲害。
第二天中晚兩餐喝了一瓶。
蔡先生說這樣正好，聽說他每餐得喝一點酒，但并不多。
車快到北平時，他對我說，中央委員乘車是不用花錢的，所以這一次一個錢也沒有花。
心裡覺得有些不安，飯車的賬請我讓他開銷了罷。
他說得這樣誠懇委婉，我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
可是第二天早晨發現不僅飯費，連睡車上茶房的小費他都付過了。
車到站時，他又說他帶了一個當差，而且有人來接，行李有人招呼，我的行李也不如放在一處運去。
所以這一次與蔡先生同行，一個年輕三十多歲的我非但沒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到蔡先生待人接物的和藹體貼的風度。
蔡先生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後重遊舊地，盛受各團體、各個人朋友的歡迎招待。
常常一餐要走兩三個地方。
他到一處，一定得與每一客對飲一杯，飲完方離去，所以每晚回家時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
他對一切的興趣都很厚濃。
故宮博物院歡迎他去參觀時，他進去看了一天。
他的腳有病，走路不大方便，可是毫無倦容。
我們從遊的年輕些的人，都深為驚異。
那時候我們認為蔡先生享八九十以上的高齡，應當是不成問題的事。
那一年以後，除了某年暑假，我與叔華在上海經過到愚園路進谒一次蔡
